林彪在通过《十六条》的这一天，接见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夭折，就会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

8月9日，毛泽东接到了戚本禹转送的李达在7月19日写给他的求救信。

原来在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7月18日，有好心人劝李达去找毛泽东，李达想了想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的。”这时已经遭受长达两个月折磨的李达，胃部大出血，糖尿病发作，全身骨瘦如柴，其家属提出自己出钱治疗，但上面却不同意。过了一个晚上，身心倍受摧残的李达便决定向毛泽东求救。7月19日，他用写交待材料的稿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顿首7月19日。”他把信装进牛皮纸信封内密封好，恳求学校“文革”工作队派人送到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梅园1号的住处，可20天后这封信才辗转送到了北京。

毛泽东看完李达的求救信，当即批示道：

“陶铸同志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

此时的李达，再次遭到了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批斗”、“示众”、“审讯”、“辱骂”、“罚跪”，批斗会结束后的8月13日，李达突然摔倒在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血压降到90/50毫米，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卫生科的医生提出要送他到医院治疗，却遭到监管人员的拒绝。一直拖到8月22日，李达才被送进医院，安排在最普通的病房里，危急时刻迫害他的人竟惨无人道地命令停止为他用药。临终前的李达还在说：“等运动结束后，我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状！”8月24日，李达含冤走完了他的人生，终年76岁。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被他指定的李达等学术权威和一些老师、教授。王任重在‘大跃进’的时候，搞‘浮夸风’是出了名的。李达反对王任重的那些做法。当时王任重还提出，要‘学习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的口号，也受到了李达的批评。所以王任重和李达结怨很深。文革开始后，王任重就把李达说成是武汉的吴晗，发动学生起来斗他。”“我见到李达这封求救信后即呈送给主席，李达在信上求主席救他一命。毛主席见信即作了批示。”“我记得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就当着王任重的面说对李达可以批评，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要保护。而王任重接到主席批示后，并未对李达采取任何保护措施，致李达被斗病重，不及时救治，而被迫害死亡。”

再说8月10日，毛泽东来到中央文革接待站，接见了前来庆贺中共中央颁布《十六条》的人民群众。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后来，接待站门口的人越来越多，过路的行人一看到是毛主席，都涌了过来。连门前路过的公交车也停下来不走了，车上的人都探出头来要看毛主席，警卫战士怕出事情，就赶紧簇拥着主席离开了。主席在离开前跟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天的报纸和广播就发布了这个消息。这次主席来中央文革群众来访接待站接见群众，对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文革运动起了非常重大的推动作用。我的记忆中，这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亲身到中央的人民来访接待站会见群众（在红军和延安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来访群众是很普通的事）。相反，而现在倒经常发生把群众从人民来访接待站抓走的事情。毛主席说的，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党和国家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现在已经被许多领导人遗忘了。”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

会议补选了6名政治局委员，他们是：陶铸 陈伯达 康生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他们是：毛泽东 林彪 周恩来 陶铸 陈伯达 邓小平 康生 刘少奇 朱德 李富春 陈云

其中新增加的常委是：陶铸 陈伯达 康生 李富春

会议还正式撤销了“彭、罗、陆、杨”的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职务，选举陶铸为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为书记处书记；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此时，刘少奇虽然仍是政治局常委，但在常委中名次排列上，由原来的第2位降到了第8位。林彪因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由第6位上升到第2位。陶铸也排到了第4位。

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前，正在大连养病，他曾经给毛泽东打电报请假。毛泽东在会议中途又通知林彪，要他来京参加会议。林彪便在8月6日到会了。这次会议是林彪最开心、最满意的一次会议，他私下对人说：

“这下我由小六变成老二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从此以后，对外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而其他的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基本上不再提及他们的这个职务了。

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应林彪的要求，同意由江青当着叶群的面，烧毁了7月8日写给江青的那一封信。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全会期间，叶群来找江青说，我们那位（指林彪）对主席给你的那封信总感到不放心，怕将来被人利用来攻击他。于是，江青就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的原件交给叶群，就放在他们那里好了。可叶群还是不放心。她说，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的。江青再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一起把主席写的那封信的原件，拿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园里烧掉。我拿着信和大孙一起跑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园里，找了个空的花盆，把信放在里面，由大孙点火把信烧了。在烧的时候，我心里直觉得可惜，这是多么珍贵的文物啊。江青和叶群就站在窗前看着我们烧。我记忆中，后来根据总理手抄件公布的信的内容，和原信内容是一致的。有人说公布时对手抄件作了修改，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此时在政治局常委排名上，还有一个人引起了人们的议论，他就是邓小平。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在这次中央常委的排名中，他从原来的第7位竟上升到了第6位。这一来好多人都有意见了，怎么他和刘少奇一样是犯错误，结果却不降反升了呢？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员和谢富治等中央委员对邓小平都有议论。我记得还是陶铸把大家的意见去跟主席反映的。主席就让林彪主持了一个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专门批评邓小平。同时也是帮助挽救他，缓和一些中央领导同他的矛盾。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担任记录。不料，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对邓小平批得很厉害。特别是张云逸、谢富治，他们都和邓小平共过事，对邓小平是知根知底的。张云逸说，你这个人从参加革命开始就不坚定，当革命遇上困难的时候你就逃跑。而且对他是怎么逃跑的，张云逸都说得清清楚楚。他说，左、右江起义受挫，你就跑到越南去了，然后再从那里去了上海。这件事情一直是邓小平的一块心病。邓小平说，他是去向中央作汇报的。张云逸就说，汇报，你打个电报或者派个人去就好了。部队都要垮了，你这党代表再一跑，军心不就乱啦。谢富治担任政委的陈（赓）、谢（富治）大军是2野的主力。所以谢富治知道邓小平的事情更多，他揭发出来的事情简直是挖邓小平的老底。他说，哪一仗，你不听刘帅的话，瞎指挥，结果打了败仗；哪一仗，你擅自作主，结果弄得损兵折将，你就做你的政委，你为什么老要去干预刘帅的军事指挥。你每次的干预都搞得我们非常被动。所以邓小平对张云逸和谢富治都是恨得要命的，他后来一定要把谢富治的骨灰从八宝山扔出去，睚眦必报啊！”

再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闭幕式上，通过了全会的公报。公报重申并完全同意毛泽东自1963年迄今4年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和方针。公报强调说，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毛泽东在闭幕式上发表了总结性讲话，他说：

“关于党的‘九大’，恐怕要准备一下。什么时候开，要讨论。党的八届一次会议到现在已有10年了，现在需要开党的‘九大’。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时候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他的常委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执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定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是不是党外有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就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正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议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接着，林彪也发表了讲话，他说：

“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宏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面，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以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第一次向邓小平表明了心迹，他说：

“我觉得，他顽强不屈、足智多谋而又残酷无情。他已把所有的大权握在手心，使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们都像傀儡一样亦步亦趋。我们只能退却，隐蔽下来，等待东山再起。”

王光美插话说：

“就是这样。只要他不再搞他的突然袭击，我们的选择就不会告吹。”

邓小平显得比较轻松，他说：

“怕什么？大不了混战一场，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最后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

就在这8月间，邵华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

邵华从小酷爱文学，1954年她创作的诗歌《黄继光》、散文《节日的夜晚》等作品，发表在《少年文艺》上。此后，邵华在工作之余，相继发表了为姐姐刘思齐的父亲刘谦初撰写《刘谦初传》和为自己的父亲撰写的《陈振亚传》。邵华依然喜欢写抒情散文，她和毛岸青合写的《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曾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

8月15日，毛泽东在陈伯达、康生关于李雪峰不再兼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请示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林、周、陶、刘、邓、雪峰同志阅，请林主持开会谈一下。雪峰市委书记兼职，暂时似可名义上不动，实际工作交与吴德主持，需要华北局支持时去支持一下，似较好，请酌。

毛泽东 1966年8月15日

接着，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要刘少奇把1943年6月28日由刘少奇起草给续范亭的讨论人性、是非、善恶的那封信稿，找出来送给他看。

本传在第四卷中已经详细说过，毛泽东曾在刘少奇的信稿上作了66个批语，批评了刘少奇关于人性问题的一系列历史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二元论的错误观点。

这一天，刘少奇遵嘱将这一信件送给了毛泽东。

8月16日，陈伯达在接见外地来京群众、学生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两个“伟大”，他说：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已经作了决定，这是我们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

陈伯达讲完话，领头高呼：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8月16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并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一套绿军装。这是他自建国以来第一次提出要穿军装。

8月17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传达到了县团一级。

8月18日，为了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精心安排，50万红卫兵和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规模宏大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安排有1500名红卫兵代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

毛泽东身穿草绿色的军装，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地来到天安门广场，第1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此前，“毛主席特意提出让中央警卫局给他准备一套军装。总理知道之后马上说，那我们这些陪同毛主席参加接见的领导人也都要穿上军装，我们是毛主席的‘老红卫兵’嘛。林彪马上给解放军总后勤部下达了命令，给所有登上天安门的中央领导都发了一套军装。”

新华社通讯方面在现场及时地报道了大会的盛况，播音员激情地广播道：

“今天清晨5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

尔后，毛泽东在工作人员护卫下，离开人群，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代表宋彬彬（副总理宋任穷之女。后来加入美国国籍，任英资北京科比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科比亚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在天安门城楼上将一个鲜红的红卫兵袖章献给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让她将红卫兵袖章戴在自己的左臂上，欣然默认了“红司令”这个红卫兵总司令的称号。他亲切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宋彬彬。”

毛泽东微笑着将手一挥，说：

“要武嘛！”

宋彬彬自此改名为宋要武。毛泽东在江青陪同下，又同在城楼上的彭小蒙（又名萧梦，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彭炎之女，北大附中红卫兵领袖，“三论造反精神”主笔，“西纠”、“联动”成员）进行了简短的谈话，内容如下：

毛泽东：陆平现在干什么？

彭小蒙：陆平在北大扫地。

毛泽东：陆平只能扫地，就像我一样，我到了你们学校也只能扫扫地，别的干不来。我是你们的勤务员。张承先也是个坏人，把你们‘红旗’拆散了。你们要把‘红旗’拉起来。你们发展了多少人呢？

彭小蒙：有发展了。

毛泽东：这就对头了。

彭小蒙：主席身体好不好？

毛泽东：我身体很好。我在长江里游泳，有个青年同志肝痛了，我就上来了，要不然可以游三、四个小时。

彭小蒙：下一步怎么办？

毛泽东：你们一斗二批三改，按《十六条》办事。会不会游泳？

彭小蒙：才学会，游得不好，很乱。只会游十几米。

毛泽东：那不叫游泳，那叫闲庭信步。（他作了一个闲庭信步的样子）你要能这样，就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了。你们老怕别人批评。马克思主义就是压出来的。经风雨，发展兴旺起来。

江青：不能让她老出风头，要让她谦虚。

毛泽东：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要让人家干革命嘛！

大会就要开始了，林彪穿着军装，也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和毛泽东站在一起。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了大会。他宣布说：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

林彪接着讲话，他说：

“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群众心连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改造人民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好好地听我们统帅毛主席的话，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顺利发展，一定能取得伟大的胜利。”

林彪还说：

“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周恩来也在大会上讲话说：

“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

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代表也先后发了言。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50万人的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整整6个多小时内，他一直坚持在场。他高兴地对林彪说：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毛泽东看见了茅以升，就走上前去，与茅以升亲切握手交谈。他又走到程潜面前，拉着程潜的手说：

“我想了几年，才想出这个办法。”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把程潜送到解放军301医院保护起来。程潜在301医院住了3个月后，向毛泽东提出要回家住，毛泽东表示同意，指示有关部门保护好程潜的安全。没想到，这一次会见，竟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关于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戚本禹回忆录》说：“那天接见，从清晨一直进行到了晚上。毛主席长时间地站立在城楼上，还要不时地向下面的人群挥手、喊话，非常劳累。不要说主席那时已经是73岁的高龄了，就是像我这样当时才30多岁的年轻人都觉得很累了。主席站得时间久了，感到脚痛了，我们就都劝他去城楼里面去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可是没休息多久，傅崇碧就跑过来，说前面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队伍过去了，可后面没有见到毛主席的就不肯走了，队伍中间空出了一大段。而每当这种时候，总理总是向下面大声地喊话，要停在那里的队伍赶快朝前走。但是不管他怎么喊，下面的红卫兵就是不走，他们不停地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直到主席出来向他们招手，队伍才向前走。这些情景在当年的电影纪录片里都能看到的。”

这天晚上，毛泽东回到中南海后依然十分兴奋，他对护士长吴旭君说：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

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通讯，标题是：《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报道中说参加接见百万群众的中央领导人有：

“毛主席 林彪 周恩来 陶铸 陈伯达 邓小平 康生 刘少奇 朱德 李富春 陈云 董必武 陈毅 贺龙 李先念 谭震林 徐向前 叶剑英 薄一波 李雪峰 谢富治 刘宁一 萧华 杨成武 江青……”

这就把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常委调整后刘少奇被排在第8位的重要信息，首次公布于全中国人民面前。

报道中还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

这一天，各大报纸都在显著的位置上报道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发表了从陈伯达和林彪讲话中归纳出来的口号：“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自8月19日起，红卫兵首先在北京继而在全国搞起了“破四旧”运动。他们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号召群众起来砸烂封、资、修的东西。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否定文革的人们，总是把红卫兵与1966年8月的‘破四旧’，所谓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联系在一起，与其中的随意抄家、乱打人、打死人和破坏文物等不文明、非人道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其实这里的情况很复杂。在1966年的8月，当红卫兵运动起来之后，由北京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带头，很快就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破四旧’的行动。本来‘破四旧’是《十六条》中提出一个号召。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当然是支持的，所以在红卫兵小将上街进行‘破四旧’的活动时，我们都讲了话，给以支持。《人民日报》还发了社论，赞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但是，后来在某些权势人物的唆使下，把‘破四旧’行动演变成了一场乱抄家、乱打人、打死人、乱没收私人财产、随意驱逐‘地、富、反、坏、右、资’所谓‘黑六类’家庭，和出身成份不好的人离开北京等等的非法行动。这些行动绝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叫人去做的。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所有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在会上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如谓不信，可以翻查所有的文革会议记录。据文革小组当时的调查了解，在背后支持这个‘乱打人’、‘乱抄家’和驱离‘黑六类’人员等行动的是叶剑英领导的‘首都工作组’控制的。王任重在里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们并没有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提出过，更不要说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了。毛主席更是不知道。就在红卫兵上街进行‘破四旧’的1966年8月，‘首都工作组’以加强首都安全的名义，实施了一项把一些居住在北京城里的‘地、富、反、坏’以及历史上有重大问题的人驱赶出北京的计划。而他们用来出面执行这项计划的主要是一些‘高干子弟’的中学生带头。他们不久即组织成立了所谓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即‘西纠’）等组织。我记得在一次毛主席参加的中央会议上，叶剑英还向主席汇报了把一批人驱赶出北京的事。当时主席对这种做法是有疑问的，主席认为只要这些人没有现行的破坏活动，那就应该就地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监督，而不是把他们简单地赶走。主席说，你把他们都赶到农村去，那叫农村怎么办啊？由于主席的表态，总理就中止了这个计划的实施。后来，叶剑英曾经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了这件事，他说，解放那么多年，一些人整天躲在‘深宅大院’里骂共产党，骂毛主席。谁都不敢动他们。现在‘红卫兵’小将一来，就把这些社会的垃圾都扫除了。他把这事称为是‘不朽的功绩’。”“在‘破四旧’行动中搞‘乱打人’、‘乱抄家’，甚至打死人的，主要是那些背后受到了指示和支持的主要由‘高干子弟’、‘革干子弟’、‘军干子弟’组织的所谓的‘老红卫兵’，当然也有一些跟他们跑的学生，他们并不是高干子弟，甚至出身并不怎么好的，为了要表现积极，加入了打人行列里去的也有。但他们毕竟是少数。”

在这个时期，康生有一个小故事，在此权作一个小插曲。

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8月间开展了破四旧运动以后，一度曾有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物和古董都被作为四旧来破坏。康生得到消息后，他一面和一些红卫兵打招呼，要他们注意保护文物，一面又亲自到销毁市场去，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他说：

“这些东西如果不保护好，就会毁于一旦。我现在把它们先保存起来，将来国家要的时候，我全部送还。”

就这样，康生收存了许多的无价之宝。他何以如此热心地收藏文物呢？读者可能有所不知，康生不但是著名的政治家，而且还是现代不可多得的一位书法家、画家、鉴赏家和篆刻家。在书法方面，康生是真、草、隶、篆4体皆能，尤善章草，自成“康体”，堪称大家。著名文物鉴赏家、前清翰林院编修陈叔通认为，当代中国有4大书法家，即：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据说陈叔通家中曾藏有康生手书的真、草、隶、篆4条屏。明冯梦龙编纂的《醒世恒言》，据考证明朝天启丁卯年刻本世间只有4部，其中两部在日本，一部在大连图书馆，康生不知用何种办法搞到一部，并亲自校订。该书共缺佚70余处3670字，全由康生仿宋体木刻字补之，并用“康体”写了详细的说明并附于书中。几千个小楷字从头至尾无一懈怠，确实功力不凡。更为称奇的是，康生还能双手写梅花篆字，他经常左右开弓，或竟用左手，故常以“康生左手”落款。对于自己的书法水准，康生是相当自负的，据说他曾经放言：“郭沫若那字，也叫书法？我夹根木棍也比他写得强！”有人评论说，康生“此言虽属狂语，但平心而论，与康生的字相比，郭沫若的书法确实显得俗媚了些”。不仅如此，康生还精鉴赏，通篆刻，擅绘画，他常用“鲁赤水”的笔名落款于画中，这3个字与齐白石的名字字字相对，似有与其争锋之意。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康生是个公认的文物鉴定大家。在文革的时候，也低价收购了很多文物，他的目的是要保护这些文物。在他去世前，他把这些文物全部捐赠给了国家，一件也没有留给自己家里人。”

欲知毛泽东后来多次接见红卫兵的盛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这就是他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初衷！如果不是发生了“一0六”政变，文革中造就的几千万接班人能不能实现老人家的愿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