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文革搞了一年了，明年的春天结束文革。接着我们开‘九大’。‘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人家要打倒，那就打倒一下子吧。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
话说1967年7月9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催促下，向建工学院的“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交出了一份检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负责人看了刘少奇的检查，认为“刘贼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认罪是假，反扑是真，竟在检查中公然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毛主席的参谋部——中央文革，真乃是狗胆包天，罪该万死！”
此前，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新‘八一’战斗团”、“‘八一’战斗团”、“前锋红卫兵”等组织联合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聚集在中南海新华门、大西门、西北门3个大门外高呼口号。7月4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向刘少奇传达了中央要他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师生写一份检查的意见。
此时“新‘八一’战斗团”的负责人是范兴慧、陈朝安、任润玺、蔡海康、孙再权、杜崇凯；“‘八一’战斗团”的负责人是贾健、董临平（她在1970年“清查516集团运动”中被审查，８月４日上吊自杀）、张玉晋、林仲明、郭芳瑞、王成华；“前锋红卫兵”的负责人是艾青玉。这些组织中的许多人都是高干子弟。其中“‘八一’战斗团”的贾健还是保皇派“一司”副总指挥，他曾被周恩来派去上海处理过北京红卫兵事宜，任“南下兵团”的“作战部长”，从南方撤回时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和表扬。方迪在一篇歌颂“一司”的文章《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始末》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司’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客观上成了周总理的灭火队，哪里有过激行为，周总理就首先想到派‘一司’去，‘一司’也绝对服从，从未讨价还价。”
7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解决河南问题的（1967）216号文件。文件中明确表示：
1、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2、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3、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调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
7月13日上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7月5日的批示，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指示中明确要求全国各地要坚决制止塑像风。
7月13日午后，毛泽东要去参加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碰头会，卫士们替他换衣，沉浸在思考中的毛泽东伸胳膊蹬腿，任凭卫士们“摆布”。他吩咐秘书说：
“给杨成武挂个电话，下午的碰头会他要参加。”
下午3点，毛泽东来到人民大会堂。会议室里，林彪、周恩来、杨成武、萧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及汪东兴都到齐了。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扫视了一眼在座者，说：
“文化大革命运动，1年开张，2年看眉目，定下基础，3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7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我和张春桥到武汉、长沙去看看。去武汉游水，那里的水好。”
他转对汪东兴说：
“通知郑维山今天同车到保定、石家庄，谈河北问题。”
周恩来说：
“主席，长沙、武汉都比较乱，我们已经商定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解决问题，不一定非去不可。”
毛泽东说：
“我不怕乱，我去。”
林彪说：
“北京现在事情很多，主席如果一走，只能由总理主持工作，有些事情不好定决心哪。”
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考虑到安全问题，也不主张毛泽东去南巡。毛泽东吸着烟不说话。周恩来又说：
“主席想游泳，地方很多嘛。北京有的是好水，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官厅水库都可以游，这些水都不错。”
毛泽东一摆手，说：
“我哪里都不去，天下的水只有武汉好。非子龙不可行也，让杨成武陪我去。就这样定了。”
周恩来见毛泽东执意要去，就对杨成武说：
“成武同志，你的任务有两个，一个任务，作为主席和我的联络员，传达主席的指示。凡是有我向主席的报告，由你转报主席。第二项任务，保证主席安全。过去你是挂先锋印的，这次任务也不轻。无论陆地、空中、海上、江上，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
杨成武说：
“请总理放心。”
毛泽东朝着少言寡语的杨成武说：
“风流不在谈锋胜。长征过草地，我讲过还得靠成武，只靠宣言不行。”
他又转对大家说：
“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3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乱是好事。从华北开始，山西还在乱？要给69军和陈永贵打个招呼，刘格平他要闹就让他闹，我毫无办法，让红卫兵去搞，靠群众。我们治不了，我们不去整他，让红卫兵去治。”
7月13日晚，周恩来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说，要他第二天赶到武汉，执行紧急任务。他没有说也不可能在电话里说是去“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一类的话。谢富治请示说，要王力、余立金和随行的红卫兵和他一起去。周恩来同意了。谢富治立即把周恩来的决定告诉了王力，王力说：
“我在西南的任务还没完成呀，为什么改变计划？”
谢富治说：
“不清楚。我们马上赶去执行任务就是了，不要再多问了。”
王力马上给北京的关锋打电话，询问原因。关锋说：
“任务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
7月14日凌晨3点，警卫毛泽东的一中队80多名卫士，登上了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在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了北京。
毛泽东一行出发后不久，周恩来也乘飞机出发了。他是为毛泽东到武汉打前站的。
毛泽东在凌晨出行途中，在同随行的一位摄影记者谈话时，了解到他的妻子在新华社工作，俩人参加了互相对立的群众组织。随着斗争的升级，他俩的感情进一步恶化，先是不在一个锅里吃饭，后来不在一个床上睡觉，斗争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毛泽东笑着说：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你们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啊！你们也要搞革命的大联合哟！”
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到与毛泽东一门之隔的杨成武的车厢内，对杨成武说：
“总长，请郑司令员到主席那里谈话。”
杨成武马上叫人去请郑维山，他端着茶杯先来到毛泽东车厢内，见毛泽东正在沉思，就不声不响地坐在毛泽东的一侧。另一侧的不远处坐着汪东兴。
“报告主席！”
郑维山在门口立正敬礼。毛泽东“噢”了一声，示意他进来在身边坐下，郑维山就坐在靠近毛泽东的沙发上。毛泽东弹了弹手中的烟灰，问郑维山说：
“你这个司令跟陈伯达一起转了转？”
郑维山答道：
“转了几个地方。”
“谈谈吧，是不是天下大乱？”
郑维山就把他和陈伯达了解到的河北的各派矛盾，向毛泽东一一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太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了，阎达开就好办了嘛。”
天快亮了，毛泽东才躺下休息了一会儿。
7月14日早晨，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打电话告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
“周总理已经到了武汉，要见你。”
陈再道听说周恩来已经到了武汉，自己竟然事先连一点消息也没有得到，顿时火了，张口便骂：
“娘卖匹的吴法宪！也不给老子打个招呼！”
这陈再道骂吴法宪，是因为中央要员出行的飞机，都是由空军司令吴法宪安排的。火是火，骂是骂，周恩来还得见。陈再道急忙招呼政委钟汉华，二人驱车匆匆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周恩来和海军政委李作鹏正在用早餐，见陈再道和钟汉华来了，就招呼他们一起用餐。二人也不推辞，坐下便吃。
陈再道汇报说，现在武汉的局面相当混乱，“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两大派群众组织处于尖锐对立状态，武斗事件频频发生。周恩来指示说，请你们立即亲自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发出通知，要求武汉地区两大派武斗的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各自回本单位去，不许武斗。周恩来又问道：
“东湖那边怎么样？”
陈再道说：
“东湖宾馆乱得很，服务员都分了两派，把房子搞得不像样子了。”
周恩来说：
“那就把它打扫出来。”
陈再道说：
“打扫？都造反了，都瘫痪了。不是说这样才好吗？”
周恩来说：
“我去看看，你们吃过饭也去一下。”
周恩来到了东湖宾馆，把服务员们召集到一起，他说：
“你们说，人一辈子跟谁拌嘴多？我看还是两口子，因为是一家人么。可是如果来了客人，两口子又会一起迎客，共同维护这个家。你们吵得厉害，说是两派，我看首先因为是一家人。不是冤家不聚头，一家人就不要再说两家话。不论哪一派，大家都赶快行动，把房间打扫出来。”
陈再道见这些琐事也要由周恩来做，不好意思地对周恩来说：
“机关瘫痪，我们事先又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吴法宪他娘……”
周恩来以手势制止陈再道，低声说：
“我是给主席打前站的，也想借机了解一下武汉的情况。你们要尽快促进两派大联合，稳定武汉局势，要为主席横渡长江创造好条件。要利用主席在武汉的机会把问题解决好。”
陈再道说：
“我就是顾虑文革小组那边……”
周恩来再次截住他的话头，说：
“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
再说毛泽东的专列进入河南，毛泽东再次召见郑维山，说：
“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要采取教育的方针，不能不教而诛，当然也不是教而诛。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专列驶上黄河大铁桥，毛泽东看看郑维山，问道：
“河南有个‘二七公社’，知道吧？”
毛泽东所说的“二七公社”，是在1967年2月7日由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豫农红总、郑大附中红旗、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州印染厂“八一”、第二砂轮厂造联、新乡“818”、洛阳“816”、南阳“二七公社分社”等全省74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的左派群众组织。毛泽东又把目光转向窗外，说：
“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它本身没有阶级利益的根本矛盾，根本冲突，为什么要分成两派？我想不能，这是人为的。一个是走资派操纵，继续搞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浑水摸鱼。一个是少数坏人，即地富反坏、特务、反革命分子，钻进了革命群众组织里进行操纵破坏。再一个情况是群众组织内部小资产阶级的思潮，怀疑一切、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思潮的影响。”
专列进入郑州市区，毛泽东指着窗外的标语说：
“你看，有‘二七公社’！”
毛泽东在专列上会见了河南省党政军负责人刘建勋等人，听了他们的汇报，说道：
“‘二七公社’就是好！”
毛泽东又吩咐杨成武说：
“你记。”
毛泽东看杨成武做好了记录的准备，就接着说：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护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