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纪登奎后来在1988年自述中说：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
纪登奎所说的是指省军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成了“走资派”，“河南二七公社”受到镇压，军区支持的“河南造总”、“十大总部”喊出了“打倒刘、文、纪”的口号，文敏生称病住院，纪登奎被“省委造总”软禁起来，多次批斗，扭住胳膊架飞机。纪登奎还说：
“1967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应该是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笔者注）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
毛泽东之所以称纪登奎是老朋友，据纪登奎说：
“五十年代初，那时我不到30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纪登奎还记述了毛泽东这次接见他时的情况，毛泽东问：
“你说批判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纪登奎说：
“大有好处。”
毛泽东问：
“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
纪登奎说：
“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弯着腰，还可以锻炼身体呢。”
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还学着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后来，毛泽东在许多场合讲话时，都拿纪登奎作为例子说：
“纪登奎也遭受过批斗，但是他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文化大革命，所以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为什么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不能像纪登奎同志那样呢？”
纪登奎在回忆中还说：
“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7月14日中午，王力陪同谢富治、余立金到了武汉，住在“百花二号”。陪同人员中还有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北师大“井冈山”的谭厚兰以及段聚平、胡慧娟、武介之等红卫兵。
谢富治要王力等人陪他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没想到在武汉航空测绘学院门口就被群众认了出来。测绘学院的群众组织立刻用高音喇叭广播并贴出了欢迎标语。王力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
“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猜测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来了，倒可以掩护毛主席。”
7月14日晚9点零8分，南巡专列停靠在武昌车站内。毛泽东下了车，看到迎面墙上的几条大标语：“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他摇摇头，对杨成武说：
“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
毛泽东一行乘车到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杨成武立即去见住在“百花一号”的周恩来，向周恩来报告了一路上的情况。周恩来听得很认真，连毛泽东讲话时的动作神色也都一一询问了一遍。他听完杨成武的汇报，说：
“谢富治、王力，还有余立金也到了武汉。今天中午从重庆飞过来的。”
杨成武一怔，说：
“他们怎么过来了？碰头会上并没有让他们来？余立金我知道，我是叫他负责天上的安全。”
周恩来说：
“谢富治是我飞武汉前打电话叫来的，负责主席安全。他是湖北人，武汉驻军都是他的老部下，好做工作。王力在重庆听说后，给我来个电话，也要来武汉。”
“他来干什么？”
“武汉造反派听文革小组的话，他来了可以帮助做造反派的工作，比我们说话管用。”
“他要是煽风点火呢？”
“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以‘中央代表团’名义来武汉做工作。你干你自己的事，就按你的任务当好联络员，搞好安全，准备好船，检查码头，试试水情，还有机场、道路，保证主席的游泳和安全。”
“我听总理的。”
杨成武回到“梅岭一号”住处，立即召来余立金和李作鹏，告诫他们说：
“注意，你们一个空军政委，一个海军政委，我叫你们来武汉，是让你们保证主席安全。一个保证天上，一个保证水上，谁那里出纰漏，我找谁算账。”
从7月15日开始，周恩来、谢富治、张春桥、郑维山、余立金、王力，每天上午到“梅岭一号”，向毛泽东汇报华北、中南、西南的问题。下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及驻武汉部队师级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听取汇报。
关于武汉地区和湖北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还须从1967年1月中旬讲起，那时候，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100多人到了武汉，首先支持“百万雄师”，对“工人总部”进行了批判。他们说：
“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要彻底砸烂工人总部。”
不久，武汉的“工人总部”联合“钢二司”、“913”、“后字248部队红色造反野战军”、“《长江日报》毛泽东路线战斗兵团”以及在武汉的“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汉联络站”、“西安军电（临）驻汉联络站”、“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汉联络站”等群众组织在2月8日发表了一个“28”声明，进行反击，指责“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混蛋退居幕后，操纵一些所谓‘造反’组织，以‘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实”。
这时候，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谭厚兰等人首先找到了陈再道，对陈再道说：
“我们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工总’的声明把斗争的大方向指向了武汉军区和广大的解放军，指向广大的干部，他们的大方向错了。‘28’声明是大毒草。不但我们这样看，《红旗》杂志的革命左派林杰同志也是这样看的。”
陈再道问道：
“是不是那个和关锋一起写《<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是两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林杰？”
谭厚兰说：
“是的。林杰看到那个声明后，在接待武汉新华工在京的代表时就明确地说：‘28’声明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与红旗社论相违背的。”
此后，武汉三镇到处出现了《中央文革成员、〈红旗〉杂志社林杰同志谈二八声明》的大字报。2月18日，陈再道等人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严正声明》，即《218声明》，矛头直指“28”声明。3月17日，陈再道命令8201部队先后逮捕了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沈复礼、王屏、李洪荣、李承弘等工总领导人。3月21日，陈再道等人又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即《三二一通告》，宣布解散“工总”及其所属组织，并公布其10大罪行。据徐海亮编著的《东湖风云录》中称：“全省300多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传说6000多人被逮捕、拘留”。4月6日，《十条命令》下达后，武汉的形势立刻出现了大反复，“钢二司”、“工总”等造反派组织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三月逆流”，把陈再道称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把矛头对准了武汉军区。6月4日，陈再道等人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即《六四公告》，承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个别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的已经予以纠正”，“在处理‘工人总部’过程中被错误的批判斗争的革命群众，我们诚恳地向他们道歉”。但《公告》同时宣布，“工人总部不能恢复！”“对‘工人总部’中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采取专政措施，是必要的”。
后来陈再道在谈话中回忆了这一个时期的情形，他说：“徐向前跟我说：‘毛主席如果只是依靠那些秀才们，一定要亡党亡国。江青他们怎么能掌握领导权呢？’我说：‘不是还有林彪同志吗？’徐向前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要让他主持中央的工作，他坚持不了多久，他没有周总理的精力。其他的人就难说了。你别看现在有的人嘴巴上说得天花乱坠，心里究竟想的什么，你能知道？有的人就是千方百计培植个人的势力，搞个人的山头。我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后，毛主席见了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你可以大胆地干，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担任这个职务！这句话我回去想了很久。’徐帅讲了以后，我们也讨论了，这可是大事呀，都在为中国的命运担心，这就发生了比较大规模的镇压工总那一派的事件。我们以军区名义发出《二一八公告》，不能说没有受谭厚兰的影响。现在就看得更清楚了，就是林杰这些人派来的。当时我们想，都是北京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你支持这个，我支持那个，我们军区到底该支持哪一个组织呢？实在是叫人伤脑筋的事情。支持谁都可能出现问题。但是相比之下，工总反对解放军，打击一大片，我们根据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指示，取缔了这个组织，抓了他们的几个头头，这就惹下了麻烦。”
再说7月17日早晨，周恩来在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吃过早饭，对两天来一直忙于在长江上看水的杨成武说：
“今天你也参加汇报会，去听听。”
周恩来、杨成武从“百花一号”驱车来到“梅岭一号”，杨成武对毛泽东说：
“主席呀，你暂时还不能游泳，现在游会惊动整个武汉。是不是晚几天？”
毛泽东将贴在湿漉漉的皮肤上的衬衣，用指头拎起来，轻轻抖动，不无抱怨地说：
“一百万人游泳，才动了这个念头。又出了什么事？”
杨成武说：
“我跟汪东兴、郑维山准备码头和船，沿江看了看，还是安全问题。”
毛泽东一听就生气了，整天听到的都是安全问题，说红卫兵到处拦车扒车，可他一路上一个也没遇上，就说：
“一路都听你们说，连个鬼也没有扒车！”
杨成武说：
“主席，连我都一下子就被认出来了，如果是你去，更一目了然，全武汉的人都会往江边拥。”
毛泽东松开拎着衬衣的手，问：
“要推后几天？”
“或许要一个星期。”
“那好吧，只好如此了。”
周恩来赞许地看了杨成武一眼，走到毛泽东身边坐下。谢富治、张春桥、郑维山、余立金、王力也陆续来了，准备向毛泽东汇报武汉的情况。毛泽东吸着烟，望着谢富治问：
“你们在昆明给冲了会场？你还讲了话？”
谢富治说：
“我和王力同志都讲了。”
“李成芳站得住站不住？”毛泽东非常关心部队和部队干部，他在听了回答后，又询问西南各省的军管情况，问省会和主要城市有没有相当于京津沪卫戍区的独立师，问张国华等人有没有下过工厂车间。他还说：“着重做军队工作，给他们开脱。”
杨成武插话说：
“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毛泽东说：
“好，对他们造反派讲，四川问题，主要是李井泉、廖志高、黄新庭、郭林祥的事。其次是甘渭汉、韦杰。李文清还支了一下左，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
有人插话说：
“群众抢枪是个大问题，到处揪赵永夫式的人物。”
毛泽东说：
“不要那么紧张。让人家骂骂有什么要紧。什么赵永夫，什么谭式人物（意思是谭震林式的人物——笔者注），什么匪首，都不能恼火。”
他以拿着烟的手，指着郑维山说：
“郑维山，你们也要准备挨骂。骂一下有什么要紧。有枪支弹药也不要那么紧张。重庆有一万发子弹，打一会儿就光了。打了那么多年仗，怕什么。”
谢富治根据这两天在武汉摸底的情况，汇报说：
“我们上街看大字报，做调查研究。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三钢’即钢工总、钢二司、钢‘913’，‘三新’即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笔者注）好，是造反派；‘百万雄师’坏，是保皇派。军区解散‘工总’，抓了人家的头头和那么多群众，不得人心。”
他还说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毛泽东说：
“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要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湖北省副省长——笔者注）都不要打倒。”
谢富治说，湖北省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毛泽东说：
“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要解决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
谢富治请示毛泽东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毛泽东说：
“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规。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三新，二司，你压吗？越压越成钢。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不报告，就是有问题么。整工人革命派，是有意识搞的。”“工人总部要平反，抓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
毛泽东最后说：
“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13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