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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把话头转入正题,他说:
“所以,斗批散还是个办法。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要办,但要改变办法,学文的要写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革命斗争的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学为好。我说砸烂公检法,听说‘天派’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3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3万人只留下百把十人,其余进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可你们一定要打倒。于是匆匆忙忙抓人,人大‘三红’总部不出面,只让个小战斗队提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追查责任,他说‘只是一个战斗队,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他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桂林。赵桂林我不认识,但怎么是反革命呢?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了。聂元梓,侯汉青你们还没有提他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说:
“侯汉青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主席说:
“我们这些人受到一些诬蔑不要紧,牛辉林纲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的。要把时间减少,挑工农子弟。鞍钢一个审讯侦缉的案子,有群众参加办,他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有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打人。现在由群众来审,又不打人。用侦缉得来的材料不确切,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这些人又不认识几个人,就根据几个侦缉能行吗?我们说,学习群众……我说一不要杀,二不判重刑,判他两年、三年算了。军队里过去关禁闭,现在还有没有了?‘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玉成说:
“禁闭早取消了,逃兵不抓了。”
毛主席说:
“人家还想逃,你抓回来干啥呢?斗、批、走,要走就算了。为什么人家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家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捉,不关禁闭,逃兵比过去反而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捉了人要做俘虏,要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关禁闭了。你们发明了个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乡,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今天怎么样?以为要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这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4个人,打伤针织总厂50个。”
林彪说:
“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说:
“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主席说:
“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呀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办法。”
周恩来说:
“在1966年下半年,你们去工厂串联,工人欢迎你们,没有打你们嘛。”
毛主席说:
“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么,是中央派出的嘛!不是说工人是领导阶级吗?我们不是说过工人阶级专政嘛!专你们学校极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现在还在搞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422’,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辽宁的‘831’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一套。”
我说:
“有的我也不知道。”
姚文元反问我:
“你们侯玉山不是做了报告吗?”
林彪笑着说:
“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恩来说:
“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主席说:
“又说是中央开‘十二中全会’,中央闹得乱七八糟,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恩来说:
“北航要开什么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开了没有?”
我说:
“我听到有这样的建议,一吓,没敢开。”
周恩来说:
“不要开了,你是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主席说:
“我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啊!我历来不搞录音,今天录了。不然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放,搞得许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一定要中央直接表态。我对你们的事,除了运动一开始,管了一下,以后因为太忙,也就管不上了。北京有谢富治来管嘛。过去召集你们开会,我也不到的,林彪同志也不到的,当了官僚了。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说:
“昨天我开车子,我说去看看大字报吧。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反对武斗。”
毛主席说:
“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
林彪说:
“你们把自己孤立到工农兵之外。”
毛主席说:
“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的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说:
“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
毛主席说:
“布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要实行围剿。”
林彪说:
“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
“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的。”
林彪说:
“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主席说:
“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帮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我说:
“蒯大富是骑虎难下,下不来,他有难处。”
康生说:
“情况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毛主席说:
“如果他骑虎难下,我们就要把老虎打死。”
周恩来说:
“国防科委系统,你怎么召集会议?”
姚文元说:
“你们把广西‘422’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康生说:
“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我说:
“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中央可以调查,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当时我生病,在北京体育学院休息。学校里打来电话,说从广东来两个省革委会常委,一个是工人邱学科,一个是中山大学的武传斌,他们是来找黄永胜总参谋长的,他们说黄永胜支持他们。他们说与黄永胜、温玉成很熟,来见黄永胜、温玉成。”
江青笑着对黄永胜、温玉成说:
“呵,原来还是你们两个的关系呢。”
我接着说:
“学校里打电话要我接待广东省这两个革委会常委。我说自己没有体力接待。北航的同学说,现在外面说‘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国防科委学代会来了很多外省造反派头头和革委会负责人,可你不但没有热情接待,甚至连见都不见,人家说你老大作风,骄傲自满,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在体育学院接待了邱学科、武传斌。送行之时,他们提出要开一个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不比外地,在北京不能随便开会,在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很复杂。武传斌说,他和‘天派’、‘地派’关系都很好。最后,我只同意在‘天派’、‘地派’都参加的情况下,找几个可靠的外省造反派头头、革委会负责人聊聊天,只摆情况,不谈办法,蒯大富,王大宾都参加才行。后来我住了医院,开会的那天,学校的同学打电话说,大家感到不对头,地质学院只参加了筹备会,后来就不参加了,蒯大富来听了一会儿就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们纷纷打电话给我反映情况。我说,那你们赶紧写报告,把这件事报告中央。谁知道报告还没有写好,中央批评已经下来了,说是黑会。”
毛主席说:
“你们把韩爱晶讲得太多了,他才22岁嘛!”
江青说:
“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人来上访,你们接待他们,把他们藏起来。你们作了很多工作,我们当时也有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到,现在再搞这个就不行了。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各省革命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谭厚兰,‘97’是谁去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说:
“是毛主席,中央文革。”
谢富治说:
“那时江青同志知道了,是江青同志给你稳住了。”
江青说:
“对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大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3个月不见阳光,亏你做得出,我听了都流泪了。他几百个人,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还有蒯大富最听韩爱晶的话,我们的话不听,你们想推翻谭厚兰。开头是韩爱晶不对,去颠覆人家。”
我说:我有错。毛主席说:
“相当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主义就不会消失,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这是对我们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说:
“据说兵团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讲话呢?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你最好把他们放了,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想绞死我,不管怎么样是年青人嘛。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绝对的,什么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
聂元梓说:
“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姚文元说:
“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主席说:
“油炸,主要在小房里说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说:
“牛辉林不好。”
江青说:
“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为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我说‘414’,你们不是必胜吗?‘414’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老,可他是个群众组织啊,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主席说:
“‘414’几千人,你搞又搞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坏人自己会被端出来。”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她说:
“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儿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平天下哪!我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主席说:
“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嘛?为什么要‘杀猴’呢?你们列举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报。”
江青说:
“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主席问:
“前年,那是什么人啊,反对林彪同志?”
周恩来、叶群说:是伊林、涤西。毛主席说:
“此外,北京外语学院‘616’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许多人被抓了,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
“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主席说:
“你不要袒护我,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富治说:
“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主席说:
“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他们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我看彭小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姚文元说:
“他的父母很坏,跟伍修权搞在一起。”
毛主席问:
“彭小蒙父母是干什么的?”
姚文元答:
“红十字会秘书长。”
聂元梓说:
“牛辉林很坏,他父母与彭小蒙父母有关系。”
江青说:
“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说:
“‘井冈山’,下山一千多人,正在办学习班。”
毛主席说:
“你那下山的人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过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
江青问:
“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说:
“没有搞他,他和彭佩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儿。”
毛主席说:
“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
聂元梓说:
“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问:
“侯汉青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梓说:
“是研究生,他父亲在1963年搞投机倒把。”
江青说:
“最坏的,不是他们,是几个组织联起来的,里边有坏人,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说:
“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主席说:
“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井’、‘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你们今天,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414’,两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情蒯司令,我不很清楚‘天派’和‘地派’的事,有那么多的学校。简言之,我们和‘五大将’打交道很多,我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么5个,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你们的。你们在工作中也要面对很多问题,我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们也没有。大多数学校没有搞武斗,只有其中一小部分人搞武斗,一打就不可开交。现在59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影响了工人、解放军和内部团结,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参加武斗呢?为什么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我一边听,一边记录,钢笔水写空了。我低声问进来换茶水的女服务员:
“请问有没有墨水?”
女服务员说:没有。随后递来几只铅笔,我开始用铅笔记录。后来,每过一会儿,女服务员就递来一把削好的铅笔,换走我写秃的铅笔,直到谈话结束。
欲知毛泽东接下来和“5大将”谈些什么?请接着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谈话中说:“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么,是中央派出的嘛!不是说工人是领导阶级吗?我们不是说过工人阶级专政嘛!专你们学校极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现在还在搞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422’,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辽宁的‘831’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一套。”毛公所说的这一系列现象,足可以证明那些个学生头头的脑瓜子是够膨胀的了!这不正说明“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的论断是正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