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登庐山
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这首诗最早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毛主席诗词》。
【注 释】
〔庐山〕在江西省北部，屹立在长江和鄱阳湖之间。
〔一山飞峙〕意谓庐山像在平地上飞跃起来耸立着。
〔跃上葱茏四百旋〕葱茏，草木青翠茂盛，这里指山顶。庐山登山公路，建成于1953年，全长35公里，盘旋近400转。
〔冷眼向洋看世界〕以冷静甚至轻蔑的眼光，面对着外洋，观察世界形势。
〔九派〕见《菩萨蛮·黄鹤楼》注。《十三经注疏》本《尚书·禹贡》“九江”注：“江于此州界分为九道。”明李攀龙《怀明卿》：“豫章（今南昌）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作者1959年12月29日在一封信上说：“九派，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河。究竟哪九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
〔黄鹤〕这里状浮云的形态。
〔三吴〕古代指江苏省南部、浙江省北部的某些地区，具体说法不一。这里泛指长江下游。作者在1959年12月29日同一封信上说：“三吴，古称苏州为东吴，常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
〔陶令〕指陶潜（365—427），一名渊明，字元亮，东晋诗人。他曾经做过彭泽县令，故称陶令。据《南史·陶潜传》记载，他曾经登过庐山。他是浔阳柴桑人，辞官后归耕之地，离庐山也不远。
〔桃花源里可耕田〕桃花源，是陶潜的理想境界，他曾作《桃花源记》，文中说秦时有些人逃到一个偏僻宁静的“桃花源”地方避乱，从此与世隔绝，过着和平的、没有剥削的劳动生活。本句提出反问，答案是明确的。诗人认为，通过人民公社运动对小农经济的进一步改造，中国农村出现了新的“桃花源”，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
【考 辨】
这首诗作者留存的手迹，现在所见有四件。从有关史料和这些手迹看，同《七律·到韶山》一样，在正式发表前作者几经修改。一、诗前原有一小序，云：“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看后建议删去，毛泽东采纳了他的建议。二、“跃上葱茏四百旋”曾作“跃上葱茏四百盘”、“跃上青葱四百旋”、“欲上逶迤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原作“冷眼向洋观世界，热肤挥汗洒江天”，又作“冷眼望洋看世界”和“热风飞雨洒南天”，是臧克家写信建议作者改动的。三、据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书记载，1959年庐山会议之初，他从周小舟处抄得的《七律·登庐山》原件末句为：“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
翻译
庐山凌空挺拔屹立长江岸边，在一路青翠中我驱车盘旋登临。以冷漠的目光朝向大海展望世界，暖风吹来了雨滴又洒向江面。云飘江河之上黄鹤当空高翔，波涛直下江东腾起袅袅烟雾。昔日的陶潜也不知去到哪儿了，桃花源里是否可以躬耕劳动？
赏析
诗作首联从动态入手。“飞峙”句写山，“跃上”句写人，庐山突兀凌空的雄姿，登山者豪迈振奋的神情，俱活现于这“飞”、“跃”二字之中。颌联承接“跃上葱茏”展开，登高望远，似乎世界的风云变幻，尽收眼底。“冷”是指冷静、冷淡面对反华势力的叫嚣，（当时国内外的敌人曾经预言共产党将无力应付六亿张嘴的吃饭问题，因为蒋介石有美援也未能做到，何况被封锁的新中国？）“热”一语双关，既是对自然现象的描述，同时也喻指当时轰轰烈烈的“大跃进”。颈联借想象的翅膀，驰骋于长江上下，西望武汉，九派之上，彩云当空，黄鹤高翔；东眺三吴，波涛滚滚，烟雾缭绕。尾联以幽默的设问来否定没有阶级斗争的桃花源存在，要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耕田只能是幻想。
庐山为文人荟萃之地，登临歌咏之诗层出不穷，其中佳作迭出，令后人望而却步，岂敢再发吟哦，一试身手。
但一代大诗家毛泽东就要以他的生活、经验、才识、豪气登临高歌一曲《登庐山》。而那时诗人刚写完《七律·韶山》不过几天，但心驰神荡，风物转换，诗情一路跟紧，又起一个高潮。
此诗起句中的一个“飞”字，用得简直俊逸壮阔、从容横飘，“一山飞峙大江边”诗句凌空突拔宛若山势挺立，诗意与山意浑然莫辨，双美合而为一齐漾读者心间。诗人一起笔就与过往诗人不同，一来就以独有的大气魄烘托庐山凌空欲飞的英姿。
接着从正面写出脱颖而出，另写进山登临的路线，那路线盘旋环绕，荡气回肠，一路上青翠迎接、相伴、引领朝上；清风送爽的夏日，苍茫幽深的佳景倍添登临之趣。
接着“冷眼向洋看世界”，诗人直抒胸臆及现实处境，在高山之巅冷漠而不动声色地看着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所形成的反华包围圈。这一切都吓不倒诗人，都予以“横眉冷对”，因为诗人之一生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确太多了，但从未被压垮过。就像早年，诗人在《西江月·井冈山》中所写的那样：“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如今，诗人同样以这样早已化入血液中的井冈山精神再次激励自己，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再度改天换地。
为此，紧接的一行：“热风吹雨洒江天”，诗人又把目光从国际（“向洋”）拉回了国内（“江天”）。这里的“热风”虽是实写夏日之风，但可引申为热情之风，热烈之风，再往前就可引申为那时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大干快上，力争上游，加紧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巨大情怀。这股巨大的“热风”已从这里，从诗人屹立的庐山之巅洒向祖国万里江天。诗人的巨大热情也在感召着祖国，感召着亿万人民同心协力创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而这个世界又是通过“多、快、好、省”的“热风”旋起来的，在空中若骄阳朗照神州大地。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这两句工仗、典丽，“横、浮、下、起”连环动感，虚实相间，形成立体画面。而且诗人也对这二句比较满意，他在1959年9月7日给胡乔木的信中谈到对这两句的看法，认为这两句较好一些。同时还谈到写诗之难，“经历者如鱼饮水，冰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而且这两句也是从诗人一贯谙熟的地理方位之手法布局，然后将诗情充沛其上下左右，任其奔腾流转。诗人在此西望武汉上空，江河之上，黄鹤浮空欲飞；接着又东眺江东（及古时三吴地区），但见长江顺势而下，一泻千里，在三吴上空，烟霞蒸腾、热情壮美。这二句同样是写祖国江山热火朝天的形势。
最后两行使诗歌出现了深刻的寓意。诗人在这里妙用了陶渊明所着《桃花源记》这篇千古传颂的美文。通过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沉淀，“桃花源”已附添了许多象征意义，但它最主要的象征意义是指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这种子虚乌有的社会只有告慰心灵，而在人世间却永远无法见到。
毛主席在这里表面虽是用陶渊明之典说出一句问句，桃花源里到底可不可以耕耘劳作？但实际上是为广大读者留下一个深思的空间。
毛主席是不赞成躲入所谓怡然自乐的桃花园躬耕劳作的。但诗人毛泽东并没有直接否定这一点，而是以一句设问句收了尾，留下诗之余响令读者沉思。读者自会明白诗人的本意。
时代巨人的襟怀 历史潮流的赞歌——读《七律·登庐山》
郭永文
庐山屹立在江滨湖畔，山势险峻，景色秀丽，博得了“奇秀甲天下”的美誉。自古以来，许多诗人登临庐山，每每触景生情，赋诗歌咏。1959年6月底，毛泽东登上庐山。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的余暇时间，他举目远望，心中涌起诗情和豪气，吟成了《七律·登庐山》这首诗。
反复读这首诗，令人感到，这不是一般的登山吟咏诗作，而是东方巨人领唱的创建人类理想社会的雄壮进行曲和声威激越的时代导航歌。
全诗虽然只有八句，却具有罕见的艺术概括力和审美内涵。那高瞻远瞩、大气磅礴的主体精神气质美，那融自然、时代和历史形貌为一体的全方位形象境界美，都在不断产生着巨大的哲理启示效应和形象感悟效应。
（一）形象境界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价值——毛泽东创作《七律·登庐山》的思想背景。
1961年8月在庐山
诗是言志抒情的。一首诗必须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和感情价值，并且通过艺术形象境界体现出这些价值，才会有感染力和感召力。毛泽东登庐山，对这里一派壮阔气象的宏观观照，引发了对人民功业的宏观观照。浮想联翩中，平时对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以及国际斗争方略大计的运筹，对祖国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全局通观、哲理思考，都和眼前所见所感的景象交融起来，生成新的审美意象和激情，纳入艺术构思活动。由于这首诗是作者崇高而伟大的思想品格的高度概括抒发，主题重大，立意高深，因而评价它的思想感情价值就必然要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基本原则，涉及毛泽东的革命理想和实践风格。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尽管需要通过实践不断提高科学化程度，但由于它的基本原理中有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概括，因而能够不断地指导人们促进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毛泽东在数十年革命生涯里，始终不渝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付诸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不断地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英勇奋斗。到他登临庐山赋诗时，他已经领导中国人民从原来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迈入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新天地。
无须讳言，在创业进程中既有胜利也有失误。毛泽东怀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强烈紧迫感，以高速发展的战略思想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决计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坚信，只要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就能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种高速发展战略，以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优越性为依据，是正确的。但是，如何才能适度高速，尤其是在中国这样落后、复杂的经济状况下如何适度高速，却是个高难度课题，谁也不可能一次性解决，需要长期艰苦探索。毛泽东由于没有经验、对中国经济建设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尚缺乏认识等原因，把“大跃进”当成了适度高速，急于求成。结果，导致严重挫折。尽管如此，有一个观念仍需要特别强调，这就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为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作出的一切艰难探索，都属于开辟时代前进方向的最伟大的社会发展实践范畴，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中很难回避的过程。
还有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新中国一建立，经济建设便开始高速发展。不到10年时间，原先那种满目疮痍的旧貌，便换上了欣欣向荣的新颜，大大超过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毛泽东在此基础上乘胜前进，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与日俱增。这是基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自信，是基于卓有成效的群众性实践的自豪。在前进过程中遇到困难，出现偏差，他总是在解决已经发现的问题的同时，昭示光明前途，鼓舞奋斗士气。他深知，今天的建设事业，是经过数十年血与火的搏斗才换来的伟大的共产主义奠基工程，因而他对此深情似海，百倍珍惜，全力以赴推进。这种热切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兴致勃勃创业的革命情怀，决定了他把中国人民开创社会主义大业的气象视为最崇高的审美对象，迸发出了炽热的审美创作激情。在庐山，他这种炽热的审美创作激情，又一次涌动喷发，谱写出了一曲中国人民一往无前的社会主义创业歌。显然，他在这首诗中所言之志，所抒之情，是有极高价值的。
新中国自诞生以来，一直遭受到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华势力的侵扰、挑衅和攻击，始终面临着颠覆威胁。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以凛然不可侵犯的大无畏气概和胆略，接连打破封锁、禁运，斩断侵略魔爪，挫败控制和干涉图谋，回击种种诽谤叫嚣，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这一切，使惨遭列强蹂躏宰割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华民族终于无敌于天下，越来越扬眉吐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这种高度爱国热忱，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敢于抗争挑战的战斗品格，正是中华民族得以新生和振兴的一种浩然正气，坚不可摧的强大精神威势。这种正气和威势，经常激起毛泽东的诗兴，形成一次次创作冲动。当他登上庐山远眺，心神驰骋间，这种正气和威势又一次勃发奔突，激扬诗兴，化为“冷眼向洋看世界”等诗句。这里又一次宣示了作者把外洋世界的反华反共分子看作纸老虎的挑战气概和韧性战斗精神。毛泽东在诗中言此志，抒此情，同样是有极高价值的。
毛泽东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他毕生在理论和实践上贯彻到底的科学历史观。他的情感和人民群众息息相通，始终充当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当他看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无穷智慧和力量在同地球作战中爆发了出来，按照高速发展战略创造崭新历史的时候，感到无比欢欣鼓舞。尽情讴歌人民群众高涨的社会主义热情，成了他解放后诗词创作的重大主题，也是他的诗词的感情基调。1958年，他在《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二中欢唱“六亿神州尽舜尧”。1959年6月，又在《七律·到韶山》中赞美“遍地英雄下夕烟”。吟罢这首诗没几天，他登上庐山，再次以火热的革命激情高唱“热风吹雨洒江天”，以象征性形象礼赞中国人民在改造世界的伟大斗争中焕发出的无穷力量。他所言此志，所抒此情，弘扬了他一贯倡导的歌颂人民的文艺主旋律，表达了他对人民的炽热的爱，将历史唯物主义诗情化，因而有着极高的价值。
《七律·登庐山》表达了中华民族最先进、最伟大的思想感情。这种全新的思想感情，不是如散文那样直说出来的，而是通过形象思维，化为有实感、有诗意的形象境界，间接、含蓄地体现出来的。读者面对诗的形象境界进行审美想像，会在潜移默化中领悟主题，产生共鸣，受到感召震撼。因此，欣赏这首诗，需要领略诗人创造形象境界的高超手法。
（二）进行大幅度的主体审美重构，创造超常态的形象境界，增强形象境界的言志抒情功能。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他说的是作为审美主体的诗人欣赏景物，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景物主体化，即向景物的自然美中融入人格美。读者欣赏这种被人格化了的景物形象，等于是在欣赏人格美。在诗歌创作中，所谓“着我之色彩”，就是人们常说的融情于景、借景传情、睹物兴情、寄情山水、志在山水等将景物主体化手法。用这种手法描写景物，一般来说，除了描写幻想中的景物外，基本上都是依据景物的原貌如实地、有选择地进行描写，摄取天然本色美，塑造情景交融的常态形象境界。毛泽东观庐山，不同于一般的融情于景，叫庐山“着我之色彩”，而是对庐山进行大幅度的主体审美重构，创造出了“一山飞峙大江边”这样一种超常态的庐山美。这样一座诗中庐山，虽然还具备庐山原有的自然形态特征，但是，已经不再是原地不动的无生命的常态庐山的翻版了。它成了生命化、人格化，充满腾飞的气概抱负和运动活力潜能的超常态艺术形象了。它在那浪涛奔腾的大江边拔地而起，巍然雄踞，拉开了即将腾空飞升的架势。天然景观美升华为新颖奇特的超常态艺术景观美，姿态和气魄都蕴涵了浓厚的主体个性色彩，焕发出了鲜明的人格美风采。
毛泽东一生中同山打交道多，山既是他的重要的实践环境，又是他的重要的审美对象。他在诗词创作中，经常在山的自然神韵的基础上，对山进行大幅度的审美重构，再造意象，塑造超常态的艺术形象，形成了一种有强烈艺术个性的审美风格。这种超常态的艺术形象，主体化程度高，言志抒情效应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十六字令三首》）“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忆秦娥·娄山关》）“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七律·长征》）“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念奴娇·昆仑》）“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沁园春·雪》）高高低低的群山，时而成了倒海翻江卷起的狂涛巨浪，时而成了激战中飞速奔腾的万马群。大山峻峭，一会儿是一把向着青天迅猛刺去的利剑，一下子把青天给刺破了，而剑锋却没有碰断一点儿；一会儿更是大显神通，正当天要塌下来的千钧一发之际，多亏它把天支撑起来，成为顶天立地的巨柱。苍翠的群山层层叠叠，连绵起伏，俨然是一片波浪翻滚的大海。跨越数省区的五岭山脉，成了水面上泛起的微波细浪；高峻雄伟的乌蒙山成了移动着的小泥球。昆仑山一会儿横挺着巨大身躯凌空站立，昂首世外，傲视人间，一会儿又成了三百万起飞狂舞的白龙，搅动得天气极为严寒。披雪蜿蜒起伏的山脉，成为一条条舞动着的银白色长蛇；高原上一座座丘陵，恰似体如白蜡的象群在奔跑。山脉和丘陵都想和老天爷比个高低。
同样，《七律·登庐山》中的庐山，以自己形神俱动，跃跃欲试，即将起飞上天的庞然大物姿态，加入到了诗人通过大幅度的审美重构所塑造出的山的艺术形象系列之中。
毛泽东诗笔下这种大小和形态变化多端、翻覆腾跃不已的山的艺术形象系列，呈现出一种鲜明的生命活力美和运动变化美。这种美来自诗人对生活的审美感受，正是诗人飞动激扬的内心世界和感情波涛的形象化表现，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丝毫没有虚幻、荒诞痕迹。这种山的生命活力美和运动变化美，突出地表明了毛泽东富有个性的审美观。毛泽东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来观察世界、改造世界和进行审美创造活动的。唯物辩证法观点认为，宇宙万物全都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找不到一种事物是静止不变的。人们根据这一规律，因势利导，能动地从事改造世界的实践，就可以促进世界发展。这种“天地惟动”、“万变不穷”的哲理根基，加上丰富的能动实践体验，便形成了毛泽东特有的审美个性。他总是以旋乾转坤般的主体能动实践意识，追求主体的奋斗精神美和能动实践活动美。他用这种审美观观照并借用自然景物，当然就不会单纯寻求自然美，而是多用大幅度的主体审美重构法，创造生命活力美和运动变化美，用以表达主体人格美。
用这样的审美观塑造的庐山形象，艺术表现力是持一当百，超拔无比的。当读者对诗审美，领悟到原先无生命的、静态的庐山一下子活了，要飞起来时，一定会产生由山到人的联想，获得别开生面的审美感受：这样的庐山，不正是诗人那种旺盛的革命活力、冲天的豪情壮志、强大的意志能量的象征表现吗？不正是诗人人格美的艺术折射和形象映衬吗？诗人这样对山审美、再造美，和古代一些诗人追求山的幽静淡远自然美，寄托消极避世、虚静无为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诗人写自己登庐山，用了“跃上葱茏四百旋”一句。这也是通过大幅度的审美重构而创造的超常态的形象境界。诗人坐汽车上庐山顶，要沿着35公里的盘山公路行驶近四百圈。车开得再快，也不可能像旋风似的飞旋过35公里长的400圈盘山公路，转瞬之间便跃上海拔1000多米的山顶。而诗人却说是“跃上葱茏四百旋”，形态和车速都是超常态的了。读者面对这样的登山形象境界进行审美判断，很容易对其中蕴含的象征意义心领神会：这不正是诗人在改造世界的事业中表现出的那种争分夺秒，不断进取的奋迅精神和昂扬向上，不畏险阻，勇于攀登一个又一个理想新高峰的先导英姿的艺术再现吗？
诗的头两句合起来，山和人的气势精神互相交融，相得益彰，构成一幅巨人跃上欲飞的崇山高峰的奇伟形象境界，言有尽而意无穷。登山，自古以来被人们看作是向理想目标奋进的通向象征形象。这两句诗写的毛泽东登山的形象境界，不同于一般的对个人追求理想目标的象征。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代表，群体共性与他的个性融为一体。他登庐山的形象境界，也是中国人民向理想目标登攀的象征。中国人民在他领导下，短短几年便创造了人间奇迹，不正是跃上了一个理想新高峰吗？
诗的开头两句树立的形象和带起的气氛，为进一步展现诗的壮阔恢弘境界定了基调，作了铺垫，打开了气势非凡的局面。
（三）通过直观加想像，突破视力局限，将视野内景象和视野外景象相结合，创造宏大壮阔的景象境界，更为有效地言志抒情。
《七律·登庐山》的后六句，不完全是写作者的直观景象，而是作者既观看可见景象又从可见景象出发想像不可见景象，然后将两种景象结合起来构思，创造出了超视野的艺术大景观。作者当时登高远望，视野无疑是非常开阔的，能够望见鄱阳湖、长江以及远近不少峰峦等景物。尽管如此，可见景物仍满足不了作者言志抒情的需要。驰骋的神思，使他突破了视力局限，着意按照诗兴逻辑因景联想，索物托情。于是，将所见景物的意象与动情兴感中涉及的视野外景物的意象调度到一起，创造超视野的全方位艺术大景观：朝西远眺，眼底云海茫茫。云海中并列铺排开的长条云，横卧在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河水域之上。长条云上的点点云团，仿佛是浮在云海里的一只只黄鹤。朝东远望，长江向下游的江浙一带奔流，浩淼的江水状若白烟。诗人笔下的大景观还有远至天边的风雨，大洋以外的世界，甚至跨跃超越时空，出现今人和古人交际的奇幻情景。
生活在1000多年前的陶令，曾登过庐山，故乡和任职地都在庐山脚下。毛泽东在庐山观景时，既对眼底的自然景观有所感触，也对这一带包括陶令故地胜迹在内的人文景观有所感触。当他将自己对现实的审美体验与对历史的审美体验交汇起来的时候，古今对比效应使他不由得寻呼起陶令来，进一步扩展了超视野的形象境界。
说到视野，必然要涉及视者的立足点。常言说，“站得高，看得远。”毛泽东登上庐山顶，不是一般情况下的站得高，看得远。他在诗中对自己的立足点是有寄寓的。实际上，诗人是把自己站在庐山顶看成了站在地球之巅，看成了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因此，他纵目远眺时的着眼点，就不会局限于目光能及的范围，而是就地拓展超越，着眼于全国和全世界，着眼于历史和未来。诗人这样观物审美，真可谓进入视通万里，目接八荒，神察千古的状态境界了。
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诗人，他那举世无双的阅历体验、博大的襟怀、雄伟的气魄、昂扬的激情和浪漫主义气质，决定了他能够经常获得超越常态常理的高瞻远瞩灵感。他的独创性的审美视角，加上高超的艺术才能，便使他能够塑造出多幅情景融合、涵盖世界、纵贯历史、调度时空的超视野全方位艺术大景观。这种充分体现诗人的时代意识、全球意识、历史意识和艺术魅力的宏大壮阔全景形象，堪称冠绝千古、独放异彩的诗歌形象类型，为诗歌世界的艺术美增添了难得的风采。
《七律·登庐山》中的超视野大景观形象境界，不是单纯的景观艺术，其中隐寓着作者的思想感情，是作者思想感情的形象化表现。这种主客体贯通为一的情景交融形象境界，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堪称本诗言志抒情的最佳角色。它更集中、更鲜明地再现了祖国山川的雄奇壮丽风貌，从而更充分地表达了诗人热爱祖国大地的炽烈感情。同时，它又以寄情寓理形象境界的象征功能，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作者洪波巨涛般激荡的政治情怀。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两句展现的超视野画面，形象地概括了当时的国际斗争态势和我国的对策，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头一句扫描海外世界，表明当时国外反华反共势力不是一两家，而是多家。他们搞起了反华反共大合唱，日渐嚣张猖狂。但是，毛泽东却丝毫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而是嗤之以鼻，认定他们的反华反共行径只不过是螳臂当车而已。因此，毛泽东显得十分冷静，他傲然独立于时代风云的制高点上，居高临下，镇定从容，投以冷眼，极端蔑视海外世界的反华反共群丑。第二句所展现的盛夏天地，是一派风助雨势，雨洒大江，江涛更加高涨的景象。由于是超视野的景象，所以风雨江浪的声势显得更为浩大。这幅景象，寓意深广。这是作者怀着极度喜悦的心情，托物寄意，借景抒怀。表明中国人民面对国外反华反共势力的鼓噪，在投以冷眼表示蔑视的同时，用实际行动针锋相对作出了回答：亿万人民挥汗如雨，以更为高涨的社会主义劳动热情改天换地，促进祖国繁荣富强。中国人民这种以压力为动力，奋发图强的风貌气概，激起了诗人情不自禁的讴歌。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两句展示的超视野的大江奔流的形象境界，是诗人的广阔胸襟、磅礴气概、激昂感情与浩荡辽远的大江奔流景象对应遇合的艺术杰作。作者寓情于景，寓理于境，达到了最完美的程度。读者面对这种形象境界遐思神往，会很自然地领悟其中的隐喻内涵：这正是神州大地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声浪的象征显现，诗化反映。诗人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气魄引导的这一时代洪流，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正以万里长江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奋进。
超视野的形象境界，产生了超常的抒情言志效应。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这一超视野的今人寻呼古人的形象境界，将全诗的意境拓展到了宏阔悠远的历史空间，融古于今，深化了主题，具有更强的艺术概括力。
毛泽东怀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博古通今，对陶渊明十分熟悉。他在庐山吟诗，心潮在现实和历史间回旋，自然想到了陶渊明，想到了陶渊明那著名的世外桃源社会理想模式。
毛泽东最清楚，历代苦难深重的劳动人民，一直在不断追求美好生活新目标。许多对待人民的态度好、在历史上有进步作用的文人，像陶渊明等，也曾有过让劳动人民摆脱苦难，安居乐业的愿望。陶渊明甚至在《桃花源记》一文中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幻想出了一个叫做桃花源的理想社会模式图景。那里没有战乱和穷困，老百姓家家安居乐业，过着恬静、舒心的日子。
然而，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和进步文人的理想一直空悬着，无法落实。只有在今天，劳动人民主宰了自己的命运，才可能以“热风吹雨洒江天”之势，创造自己幸福的生活。今天劳动人民开创的新天地，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前无古人的壮举，大大超过了陶渊明等文人追求的社会理想模式，是他们当时根本无法想像到的。
毛泽东在庐山这样抚今思昔，很自然地要对同庐山有密切关系的陶令产生怀念、告慰心意。这种对现实的审美体验与对历史的审美体验交汇，形成了强劲的诗情环流，将陶令给激活了。作者随即和陶令交际，想把陶令找来，请他看看如今神州大地翻天覆地的新变化。可是，不知陶令这会儿去哪儿了，猜想他可能是寻找桃花源去了，那儿能耕田吗？毛泽东在寻呼中这样发问，流露出了对陶令的几分关切和叹惋之情。
毛泽东所猜想的陶令的去向，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因为古人陶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只能追求自己当时才可能有的社会理想，他只能幻想着能到桃花源这样的世外乐土去耕田。惟有今朝当家做主了的中国人民，才能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当作自己的理想目标，并为实现这样的崇高目标努力奋斗。
超视野的今人寻呼古人的形象境界，能启发读者发挥浪漫主义的审美想像，以深沉的历史感借古衬今，观古颂今，深刻认识社会主义中国这一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四）着力塑造出了言志抒情主体的巨人艺术形象。
毛泽东的全部诗词，既是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壮丽史诗，又是言志抒情主体的传奇传记。读者通读毛泽东诗词，通过一系列直接、间接的艺术形象信息，会感悟到一位言志抒情的主人公呼之欲出，活灵活现。这是一位时代巨人的艺术形象。他除了具备伟大政治家、理论家和军事统帅的特征气度外，还具备领袖诗人的个性风采。特别是他那天宇大地心驰神游的浪漫主义想像力，古今中外纵笔囊括的明慧通彻艺术才气，实在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七律·登庐山》中，这一巨人的艺术形象尤为高大。表现巨人，离不开表现巨人所处的典型环境，即巨人的用武之地。读者从这首诗中感知到的环境，不是狭小的个人生活空间，而是50年代末的社会主义中国全局及国际斗争这一大环境的艺术投影。在这样的典型环境里，诗人跃上欲飞的庐山顶，实际上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站到了地球之巅，站到了斗争风云中的指挥台，站到了历史的最高峰。他以这样的高姿态俯瞰扫描的是全中国以至整个世界，是人类全部文明史。这种登高俯瞰的艺术形象，正是以扭转乾坤、解放全人类为目的的历史巨人伟大胸襟气魄的艺术写照。这种胸襟气魄，是无产阶级的“大我”和诗人个体的“小我”高度和谐统一的精神境界，群体美与个性美的完美结合。由于诗人以特殊身份置身于典型环境中的特殊位置，所以心中才会涌起不同凡响的豪壮诗兴灵感。顷刻间，他的目光将世纪风云聚焦，他的语言为时代潮流导向，他的心灵感应着历史前进的脉搏。读者回味全诗，仿佛看到了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的威严英姿，感受到他那气吞山河、包举宇内、吐纳千古的胸襟气度，听到他发出的震撼历史长河的声音。
言志抒情主体的巨人形象鲜明生动，大大提高了诗的思想感情境界，增强了诗的形象感、个性感，突出了全诗崇高壮美的艺术风貌。
《七律·登庐山》的总体风貌气势，呈现出一种雄奇宏阔的壮美特色。这种感染力很强的美的形态，是由诗的思想感情内涵，特别是诗人的个性气质和审美风格所决定的。造成壮美效果的艺术因素，除了抒情主人公的巨人形象外，主要是壮美的景观形象境界。作者创造这种形象境界时，主要着眼点不是摄取自然美，而是注重捕捉心灵对外界环境有特殊感应后生成的审美意象。这样，在形象思维中便出现随兴变实景、纳视野外之景，超时空调度组合幻景等构思情状。这种构思情状，对客观景物的主观重构再造性强，容易使景观形象既有很强的寄情、寓意、象征、比喻等功能，又有雄奇宏阔的壮美特色。
这样创造壮美景观形象境界，并不是随意将外界景观变形、扩展，不遵守时空逻辑，而是在主体对外界景观真切审美的基础上，在捕捉心灵感应中升华出来的生动意象。这也是从现实出发，又高于现实的美的再造。
《七律·登庐山》的艺术天地间，那时代洪流的呼啸，中华奋进的强音，那崇高激情的奔泻，哲理光辉的闪耀，将与日月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