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日那天，松井司令官到达南京后，举行了日本军的入城式。第二天，在进行祭奠时，松井对军纪之败坏表示愤慨，并声泪俱下地训斥了官兵。可是，在南京发生的令人悲痛的状况却毫无改善。安全区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写的一封长信（致其在上海的妻子，参照《远速》，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八十八页）同样收在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马吉牧师对当时情况是这样叙述的：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五。掠夺、屠杀和奸淫的情况不断发生，有增无减。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大致算来也有一千个妇女被奸污。一个可怜的女人竟被强奸了三十七次。另一个妇女，她那五个月的婴孩被日本兵活活闷死。那是因为这个兽兵在强奸时，为了不许婴孩发出哭声来。如果妇女进行反抗，就会遭到刺刀杀害。一会儿时间，医院里挤满了日本军的残暴和野蛮行为的牺牲者。鲍勃-威尔逊（BobWilson，金陵大学附属鼓楼医院医生。——洞富雄注）是我们这里唯一的外科医生，他忙得不可开交，只得干到深夜（中略）。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六。早餐时，住在安全区内与我们仅一墙之隔而一起用膳的里格斯（在金陵大学任职。——洞富雄注）报告说，住在他家里的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是青年会某秘书的表妹）被强奸。当时，他正在这里吃午饭。据威尔逊说，有个五岁的男孩被送到医院里来，他被刺刀戳了五刀，一刀戳穿了腹部。有个男子，身上被刺刀戳伤了十八处；有个妇女，脸部有十七处被截伤，腿部也给戳了好几刀。下午，有四、五百个妇女惊恐万状地拥到我们这里来，在露天过了一夜。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日。今天一整天日本军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士兵们放火，有几起发生了严重的火灾，看样子以后仍会发生。许多地方美国旗均被扯了下来（中略）。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一。野蛮行为和暴力行为接连不断地发生。整个城市被日本军有组织地放火焚毁了。下午五时，史迈思（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洞富雄注）和我乘车外出。在市区内 最繁华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看到火焰冲天。我们的车子在燃烧后的场地上驶过，飞散的火星像雨一样从头上落下来。向南行，我们可以看见士兵们进入店内放火；再向南行，我们看见士兵们正在把掠夺来的东西装上军用卡车。接着我们来到青年会，那里也已经起火，显然已经烧了一、两个小时。火势尚未波及周围的房屋。我不忍心见此情景，就匆匆走过。那天晚上，我从窗口望出去，数了一下，发现有十四处火舌向上飞腾，波及范围甚广（前引书2，第三十四至三十六页）。

  马吉牧师（？）还在同一封信中就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情况这样说：昨天和前天晚上，七个士兵来到圣经师资训练学校，强奸了妇女。我们的邻居有个十二岁的女孩和十三岁的小姑娘，被三个士兵强奸了。我们正想去救，但为时已晚。被日本兵用刺刀戳伤的人仍然很多。据威尔逊报告，日本军占领南京后，在送医院（属南京红十字委员会管理的鼓楼医院。 ——洞富雄注）求治的二百四十名患者中，有四分之三是由于日本军的暴 行所致。

  这里再介绍一个情况。那还是一位外侨所作的调查报告。他当时留在南京，并较长时间地亲眼看到了南京的活地狱。那份报告就是《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他调查的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至翌年一月十三日这段时间发生在南京的一些事件，它已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文件（四0三九）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在《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中是这样说的：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晚一些时候，报告者在市区首次看到了日本军。起初，日本军很遵守纪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行动也较谨慎。国际委员会立即与日本军取得联络，为使安全区问题取得他们的承认而再次进行了努力。日本军拒绝承认安全区，这是事实。但现己深入“波兹达马”广场（据查南京无此广场，疑为当时德国人的代用词——译者）的日本军队尚持中立态度（中略）。

  至十二月十四日，日本军完全改变了态度。他们不准委员会再为在外交部医院里的中国伤员进行治疗，并不准他们进入医院。

  十二月十四日，日本军由于紧急进入南京城，在物资上未获得充分供应。他们在市内解散，采取了对于正规军完全是无法形容的行动。

  日本军从难民那里夺去了所有可以夺取的东西，诸如储备的粮食、毛巾、衣服、钟表等等所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反抗自不消说了，如果在交出物品时磨磨蹭蹭，那就立即会挨刺刀。许多人只因语言不懂，就成了这样的牺牲品……一个日本兵要四个小工为他搬运抢来的东西，这种情况不是绝无仅有的。

  十四日，日本军的这种有组织的盗窃和掠夺行为继续在进行，直到今天，人们仍受到某集团的威胁。他们找借口出去勒索。在中队撤退期间，日本军闯入了有些食品商店，并发生几起火灾，但大部分市区街道，在占颔时几乎未受损害。

  在日本军的统治下，市区街道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连日来，天天都有新的纵火事件出现。现在，街道只剩下了太平路、中山东路、国府路（今长江路——译者）、龙江路。市南全部地区以及夫子庙全遭掠夺、烧毁。打个百分比来说，被烧毁的街道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日本军发现了许多丢弃的军装，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论据：有许多中国兵留在避难区。

  他们虽然几次三番彻底搜查了避难所，但实际上没有花力气去搜查士兵。相反，他们先是信手带走青年，后来又借口什么理由将引起他们注意的人全部带走。在市区内，中国人没有对日本军开过一枪，而日本军至少 枪杀了五千名中国人。为了省去掩埋尸体的工夫，日本军大抵都把尸体丢入江河中、在被枪杀的人中，有市政府工作人员和从事水电工作的无辜工人（中略）。

  其他关于悲剧的话题，牵涉到对许多少女和妇女进行虐待和施加暴行。

  他们连幼小的孩子也不放过，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中略）。

  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一月一日临时自治政府成立，并正式发表声明。在古老的太鼓塔上挂起了五色旗，同时苏联大使馆（旁注原文如此.——译者）被火烧，自治政府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勉强成立的，直到今天它还毫无统治能力。中国人完全缺乏自信心，日本人有一方同意给予援助，而另一方则予以拒绝。有教养的中国人依然表示沉默。红十字会申明，自治政府只为发展中日某种共同事业而进行合作（《远速》，五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六九至一七0页）

  这一普通报告所记述的关于日本军对南京市民进行屠杀、强奸、放火、掠夺等所犯下的罪行，与埃德加-斯诺所写的不同，那是留在南京的外侨亲眼目睹和直接听到的事实，它记述了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一个月内的情况，是秘密记录。我认为，记述的内容虽不那么详细，但总可以说是有关南京事件的重要资料。而且据推测，笔者德国人正是上述引文中所提到的设置“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JohnH.D.Rabe，西门子洋行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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