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军所属第六师团（？）的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说，他应太平洋战争研究会的要求进行采访，看到在该师团的司令部里有一份传达命令的文件，内容是：“不容许的暴虐，为粉碎****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太平洋战争文献；最前线情况异常》2《对杀戮现场作证的随军摄影记者》，载《朝日艺能》，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四日号。在森山康平编的《证词记录：三光作战》〔第四十六页〕中，这条内容被删）。这一命令事实上也许出自平松鹰史所著《乡土部队奋斗史》一书。根据该书记述，在向昆山进军中的第六师团的司令部接到命令说：“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当时，该师团的高级副官平冈力中佐说了一句：“会有这种愚蠢的命令？”他跳了起来，因而这一命令就“不了了之”。这一命令是从什么地方下达的呢？据平冈中佐说：“柳川兵团自然不会发出如此愚蠢的命令。虽然未能确认命令来自何方，但恐怕是军司令部在上海苦战期间所发出的发疯的命令”（第四0六页）。第六师团属第十军领导，它于十一月五日在杭州湾登陆，在松江西南独断专行，并企图紧急向昆山进击，为此于十二日划归上海派遣军领导，十五日占领昆山后不久，又重归第十军领导（《熊本兵团史》支那事变编，第九十五页）。如平冈中佐所说的那样，第六师团司令部所接到的关于一概都杀的命令，也许是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发出的。正如后面要介绍的，在上海派遣军司令部里，说不定会有平冈中佐所推测的那些事实，因为那里也有像长勇中佐那样的参谋，他性格反常，本知是真是假，他夸口说曾以自己独自的命令屠杀了三十万名俘虏。但如前所述，第十军司令官柳川中将在杭州湾登陆时发表演说，说是“山川草木都是敌人”，因此不得不认为，存在问题的命令也是在登陆当初从第十军司令部发出来的。无论如何，说“未能确认”命令来自何方，则令人可笑。
找认为，上海派遣军或第十军，或双方都发出了如此残酷的命令，那是千真万确的。但下达命令，是否取得军司令官的同意，这一点似乎还是个问题。进攻南京的军队，其指挥系统混乱，岂止松井总司令官发出的要下级严格执行的命令得不到贯彻，据说在他指挥下的两军团的司令官对其幕僚和所属师团长发出的关于严格执行的命令也是不起作用的，当时情况不正是这样吗？据河边虎四郎少将在他写的回忆录里说，柳川平助中将同松井石根大将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不好。这里，可能是在统帅问题上有些意见分歧。据说，当时上海派遣军参谋西原曾对河边少将（当时为大佐）说过：“师团司令部里的人对军司令部有意见是不行的。过去毫无怨言、默默地表示服从的第九师团现在逐渐发起牢骚来了，那便是军司令部软弱无力的证据。”（《河边虎四郎少将回忆对答录》，现代史资料12《日中战争》4，第四三五至四三六页）
这样，在不敢落后的军官们中间，的确，任性的下克上的风气到处泛滥，因而关于大量处决俘虏问题，也应该认为是在这种风气下所出现的各级指挥系统的独断专行。
进攻新加坡的猛将山下[5]大将在会见敌将领泼西勃尔时，他的那种傲慢不逊的劝降态度在前往进行采访的摄影师和记者面前暴露无遗。三十五年前，据说进攻旅顺的乃木大将在水师营会见欧将斯特塞尔时，拒绝国内外记者参加和摄影，经记者再三请求，终于同意在“会见结束后，让斯特塞尔将军及其下属佩着剑，以朋友的身份排在一起，拍摄一张照片”。
可是，对属下参谋们的态度，连这位山下大将也在他的日记中表示不满地说：“他们大多是不够细心的参谋。总之，近来的参谋大多专业不精，缺乏礼节，实为遗憾。”（佐佐木二郎：《战斗与士气》，载《传统与现代》，一九六九年九月号）——
在幕府山附近，会津若松的第六十五联队捕获的一万五千名左右俘虏被屠杀，肯定是根据军司令部的命令执行的。山田旅团长在当时发生事件时所写记录中说，师团长命令我们“处决俘虏”（参照本书第三一七页），师团长可能也是请示军司令部后发出命令的。然而，虽说是军司令部的命令，但在这种场合，说不定或系一部分参谋之独断专行。实际上，当时身为上海派遣军的情报主任参谋长勇中佐曾夸口说，后来，我对谁都擅自下令，一举屠杀了三十万俘虏。对此，已在第3节（第六十六至七十页）中作了叙述，如在那里所说的那样，说是屠杀三十万俘虏是极其夸大其词的，即使枪杀部分俘虏的命令来自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也不能认为那是长勇中佐一个人的独断专行。
总之，处决幕府山的俘虏问题等等，除特殊情况外，我不认为军司令部会发出一个不留地杀害所有俘虏和散兵这种一般命令的。屠杀俘虏也好，处决散兵也好，那可能主要是师团长及其部下联队长，在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失去正常判断能力的情况下，独断专行地进行的。但后来得到了军司令部的默认，继续逮捕散兵。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中将的部下助川联队长曾同铃木明谈起：“师团长说不要有俘虏。”（《“南京大屠杀”之无稽之谈》，第二四九页）凡此种种，可能是师团长之独断专行的结果。
松井大将挥泪提出警告也被当作耳边风
松井大将在南京事件中被追究责任，当他接到关于死刑的判决后不久，巢鸭拘留所的教诲师、东京大学教授花山信胜曾见过大将一面，听他这样说：
南京事件，可耻之极。在南京入城后，举行慰灵祭时，我提出也要一起祭祀死去的中国人，可是参谋长以下部属怎么也不理解，说是会影响日本军的士气。【以师团长为首都是那么认为的。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以大尉身份参战，那时的师团长无疑要比现在的师团长好多了。】在日俄战争期间，别说对中国人，就是对俄国人，日军在俘虏处置问题以及其他方面都处理得很好，而这次却做不到这一点。自然，那可能是因为政府当局没有这样考虑，【在武士道或人道这些方面，今日与当时全然不同了。】在举行慰灵祭后不久，我把大家召集拢来，以军司令官的身份板着脸发起火来。当时朝香宫也在场，柳川中将也是个方面军司令官，我说，【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皇威，一下子由于那些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可是，此后大家却都笑了起来。尤为甚者，某师团长甚至说“那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仅我个人落到这样的结局，虽一个人，但能给当时军人们以更多、更深刻的反省，就此意义而言，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想，好歹已是这样了，就让我这样死去吧！（《和平的发现》，第二二六页。【】内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这可能是他对军纪败坏的情况所发出的一种悲叹。由于师团长缺乏人道主义而发出独断专行的命令，日本军集体屠杀了俘虏和散兵，并由此导致每个士兵犯下暴行，师团长们对此却毫不在意。松井大将就师团长们的责任问题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讯问调查记录（检证一0一0四）中说：“朝香宫是在南京入城前来到部队的，鉴于他在本部队的时间较短，我认为责任不在朝香宫。我想说，当事人的责任在于师团长”（《远速》，四十四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七十七页）。然而，他所说的责任问题，也许是就当时所处的地位而言。
松井大将曾说，要对战死的中国人一起进行慰灵祭，但说是会关系到日本军的土气，遭到了参谋长们的反对，结果未能这样做。然而，前华中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供词（辩证一三四五）中说：原想在进行慰灵祭时祭扫战死的中国人，后因祭文和其他准备工作来不及，因而决定推迟时间（《远速》，二一四号，载前引书1，第二0五页）。这种供词等于零，事实怎么会歪曲到这种地步！
住在山梨县市都留郡的释神仙和尚，曾以预备役少将（一说少尉——译者）身份应征入伍，但他在村公所的官员面前，当众撕掉了应征入伍的命令，因而竟在宪兵队的拘留所里被整整监禁了一年时间，备受严刑拷打，结果当了从军僧，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前往中国，三天后很快就逃往重庆。和尚说：“提醒我的是，即使错了，也应把敌兵当作佛像来对待。”这似乎是从军僧在离开日本前的观点（森山康平编：《证词记录：三光作战》，第五十八页），他是在占领南京后一年半左右时间说这些话的。从占领南京以后，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和态度一般都是这样。顺便介绍一下，据说和尚还说过：“要说有什么像样的军纪，是在迫近南京以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