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侨视为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的恐怖政策
南京大屠杀在世界上耸人听闻，各国纷纷对日本提出指责。陆军中央部对此虽感到十分狼狈，但只于翌年二月把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和第十军参谋长桥本欣五郎为首的约八十名参谋军官召回国内，对他们提出警告，就此了事。
陆军中央部对在南京出现的恐怖状态，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长时间来一直放任不管，而对上层领导几乎未作出像样的处罚。因此，当时在外侨中有一种强烈的意见，认为从南京事件等所见到的日本兵的残暴行为，是日本军最高当局所采取的恐怖政策的反映。《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编著者田伯烈提出的见解具有代表性，他的意见在该书结尾时是这样论述的：
日本军在中国所犯种种暴行，难道只是士兵们在胜利的中之越轨行动的结果吗？还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军当局所来取的有计划的恐怖政策？也许有读者产生这样的疑问。事实告诉我们，结论是后者。军队的暴行更发生在占领城市后不久，尤其是在这种占领使疲惫不堪的军队的军事行动将要结束之后，即使没有分辨的余地，也是能够了解其情况的。
可是以南京为例——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日本军的暴行在占领市区后持续了三个月时间，直到笔者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离开中国时尚未停止。
因此，笔者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或是相当一部分的日本兵处身于无人管束的状态之下，或是日本军当局企图以恐怖威慑中国人，以此迫使中国人投降（前引书2，第一00至一0一页）。
不言而喻，陆军中央部企图对中国民众采取恐怖政策，可以说是疑心生暗鬼。然而当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祖国的繁荣而发动战争时，我认为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一事实：他们只是丧失了人性。因为他们要牺牲“大东亚共荣圈”之一员，中国的民众——即使这是他们自己空喊和倡导的，而毫无痛苦之感。
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发生在马尼拉的暴行事件，也是在陆军中央部的命令下进行的，他们的见解是：“基于审讯俘虏、个人见闻和没收文件所得的确凿证据，说明了如下令人吃惊时事实，那就是对马尼拉市的掠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许多令人发抖的事件，并不是在该市处于困兽犹斗的日本守备部队失去理性而发作的行动，而是日本军统帅部在事先冷静地一手制订计划所产生的结果。把马尼拉全市置于死地的那项致命的命令，直接发自东京”（盟军总司令部谍报科编：《马尼拉的悲剧》JapaneseatrocitiesinManila）。
军纪败坏的直接原因
松井大将对南京占领军的军纪败坏情况及其处置问题这样说：“我认为原因在于：一、到上海以来，艰苦的作战使我官兵的同仇敌忾心理更加强烈；二、由于追击战之激烈而迅速，我军的给养和其他补给不够充分”（《南京大屠杀事件与松井石根日记》，载《日本周刊》，第三九八号）。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日本大使馆在南京举行的茶话会上，新任南京地区西部警备司令官天谷少将就士兵们军纪败坏的原因，向各国外交代表提出了与松井大将类似的看法。第二天，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致电（检证一九0六）本国国务院，传达了天谷少将说明的要点，内容如下；
少将认为，对日本军在南京所犯的暴行问题感到十分遗憾，各国收到的报告特别强调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所以发生掠夺和暴行，是由于长期以来的紧张战斗和遇到中队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迅速进军造成了粮食供应不足，军队的疲惫导致了训练不够（《远速》，五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六二页）。
在日本军内出现目无军纪状态的一般原因，诚然，可以列举松井大将和天谷少将所说的那几点。我认为还必须指出与此有关的问题，那就是作战毫无正义，或各部队长为最先攻入南京而急于抢头功，强制部下的官兵进行艰苦的战斗，使士兵的心理状态发生错乱。
在“华中方面军”内部，上海派遣军也由于上海事变以后的连续激战而感到疲惫不堪。加之，需要补充人员，补给弹药和器材，因而当中队想从上海突围时，方面军的参谋认为不能进行紧急追击，于是曾考虑停止向苏州、嘉兴一线进击。可是，当中队开始总崩溃而退却时，日本军就放弃原来的方针，立即转向南京追击。方面军的作战计划是要在过年后，正月中旬开始进攻南京城，预定足足需要一个月时间，而实际上快一个半月，成功地占领了南京。由此看来，不难想象，士兵们所强行展开的追击战和进攻南京的战斗是多么残酷！
激烈的战斗行为丧失人性
除了上述直接外因，似乎还有种种更带有根本性的原因导致军纪败坏。
首先，这次战争系不宣而战，帅出无名。这是一个很大原因，它无疑导致了官兵的军纪败坏，使他们犹如一支进行掠夺的军队。
其次，是激烈的战斗行为使之丧失人性，这不仅限于日本的军队。前面提到的石川达三所写《活着的士兵》这部小说，就以这样的战场为背景：为打开上海战线处于胶着状态的局面，作为增援兵力的一翼，从华北调来了第十六师团所属的一支小部队，在扬子江下游的白茆港敌前登陆，然后一鼓作气几经激战，终于攻占紫金山，以至于进入南京城。石川所入伍的部队，是跟着攻打南京的特种部队，自然未与士兵们一起经受过艰难困苦。然而，他在这部小说里，如实地描写了在反覆进行的激烈战斗中，官兵们中间有人意识到了这种毫无反省的残酷性。
史沫特莱（AgnesSinedley）女士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中，举了一个士兵——出身于东京都大森地区——的例子，说此人在反覆进行的战斗行为中逐渐养成了残忍性。她说：“这个新四军的机关里，摆满了各种战利品，也有许多军旗，其中有两面当作窗帘使用。在战利品中，还有两个邮包，里面分别装满了待寄往日本的信件、来自日本的信件、堆积如山的日本兵所记下的日记等等。我请我的秘书和林世福协助把其中一则日记泽成英文。那是一份署名为中村伍长的长篇记录，对人如何逐渐变为畜生这一过程有较深的研究。……他们抓来了五个住在一起的居民，经过严刑拷打后，全都把他们杀了。应征入伍的日本新兵们，看到了这些情景感到十分恐惧。中村伍长对这些新兵的情况叙述如下：‘新兵总是这样的，但这些家伙不久也会这样干的。’”
好像曾在第十军某部队入伍、参加过南京攻陷战的佐藤信助（笔名）说：“战争改变了人，成了只考虑自己利害得失的人。在血腥的战场上的日日夜夜中，所谓自制心或教养一下子全部丧失殆尽。谁都变得眼神可怕，开始出言粗暴，行动疯狂。以若无其事的表情屠杀中国人民的一个中队长说自己是神主之子。现在，他也许以崇敬的神情在神社的正殿供上了祝词。在缺乏教养的一伙人们中间，怕在战败后追究他们为战犯，多少也有人化名后逃了回来。”（《纳粹党恬不知耻的野蛮行为》，载《潮》，一九七一年七月号）
我想再举一个例子，虽然罗唆一些。山田支队曾沿着杨子江南岸向南京进击，该支队的一个辎重兵看到了一个年轻军医也有野蛮行为。该士兵说，他在不断进行手术过程中逐渐养成了残忍性，竟然能泰然自若地进行人体实验，最后色情狂地、若无其事地剖开中国妇女的腹部，割碎了她内部的******组织。他说道；“五个月前，有个扮成男孩模样的女孩，由于受到迫击炮的袭击，伤口痛得厉害，眼看她就要成为一个残废的女人，可是军医还半开玩笑地把她的身体剖了开来，而我也完全成了同犯。我虽然在中途离场，但那并不是因为我对军医们表示厌恶、痛恨和抗议，而只是由于看不惯，感到毛骨悚然。我拼命用泥土覆盖女尸——她被扔在院子里的一个洞内，习以为常的我也不知不觉地害怕起来，想起了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那时的情景。我再也不想回到老婆和孩子那里去了。”（藤原审尔编：《众所周知》，第二十二至二十三页）
日本军在马尼拉犯下的暴行，是在山下奉文大将的司令部撤退后，为了破坏美军登陆时的各种设施，留在那里的海军部队主要在被美军攻破的最后几天内犯下的（前引《马尼拉的悲剧》，第一九一至三一九页）。南京事件与此相反，它发生在日本军取得巨大战果后不久。无论如何，那是官兵们在反常心理状态下所干的事件，使人深深感到战争的恐怖性。
诚然，也许战争离不开残酷行为。如果是第三者，也可以冷静地持这种观点。在当事人看来，如果是被侵略的一方，或可以这样进行辩解。“然而，发动战争的人不能抵赖说：战争离不开残酷行为”（森水哲郎：《日中问题的基点》，载《潮》，一九七一年七月号）。日本军事上、政治上的大大小小的领导人应该对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负责，他们决不能作这样的辩解。
关于日本军队道德败坏的问题，还有必要把它与军国主义教育、军队教育联系起来进行考虑。这里，就这个问题进行叙述。
郭沫若、林语堂、斯诺控告日本人
在具有国家性质的行动中丧失了人性，这是违反道德的现象，其责任也许不仅在于一个军部。与军部相结合，仅在表面上建立近代国家的明治时期的政治家也必须承担部分责任，毫无批判地予以配合的教育家和其他知识分子阶层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关于这一点，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已故的郭沫若所表明的见解。那就是他关于在近代化日本成长的背后培植了日本国家、日本人的残酷性这一引人注目的解释。这就是他为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译本所写的序。现将他于“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夜”所作的序，全文介绍如下：
人类的正义在未能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前，民族与民族或国家与国家之间，为利害冲突而诉诸战争，原是难免的事。然而，这战事，至少要求其为堂皇的决赛，要求其破坏的惨祸仅限于战斗的成员与战斗的设备，于此等人员与设备之外不能任意波及。这是文明民族间所有的义务。然而，把一切世界公约蹂躏尽了的日本军部，根本上便说不到这一步。自从“九一八”以后，他们始终是以海盗的姿态出现，擅自造成酸祸的口实，因而继之以不宣而战的大规模的侵略。毒气毒品，横施滥用，对于不设防城市与无抵抗的老弱平民，任意施行轰炸，这已经是惨无人道，为世界各国所一致谴责的行为，而残酷的暴行还要继续到每一次作战过程告了一个段落之后。大规模的屠杀、奸淫、虏掠、破坏等等的惨剧，在每一个被占领了的城市中都要表演出来，而且要继续到一月、二月、三月之久，不使成为灭绝人烟的废墟不止。说到屠杀与奸淫的手段之酷烈，尤其有令人发指者。
已经解除了武装的士兵，被诳骗了去集体地加以扫射或焚烧。十一、二岁的女孩，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妪，均难免于淫欲者的魔手。有的在奸淫之后还要继之以残杀，继之以死后的不可名状的侮辱。这罪孽，在人类史上，实在是留下了不能洗刷的污迹的。
本来日本民族离开原始的区域并不甚远。在我隋朝时代，日本的俗习还不冠不履，甚且是无盘无俎，以手进食的。隋朝以来输入了我国的文明始逐渐开化，然而这德泽仅及于沐猴而冠者的上层，并未能浸润于一般的民众。直至明治初年，日本的一般平民才开始有了姓氏，这原始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本来还是半开化的民族，侥幸地又受着了欧西文明的恩惠，而统制者不能运用理智的力量以事统御，故成为文明利器的逆用，犯出了人类空前的罪行。这罪行要斥之为野蛮，事实上单纯素朴的野蛮人并没有这样的酷烈，这样的残忍。这儿，充分地表现出于人类社会的危机。文明而无理智的统御，文明的利器而遭了逆用，这所招致的结果无疑地是人类的毁灭。人是有自杀本能的动物，人类不也在开始自杀了吗？
我们中华民族十二万分地不幸是有了这样的一位“芳邻”，而遭受着空前的浩劫。我们无数的同胞，无数的文化业绩，都在这浩劫中毁灭了，并且还在继续毁灭着。我们是成为了文明逆用者的牺牲。然而这牺牲，在我们不过是首当其冲而已。我们的牺牲，对于全世界全人类，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由我们的牺牲警悟了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便知道了文明的逆用是怎样危险的行为。由我们的牺牲控御了文明逆用者的越野蛮人——日本的狂暴军部，使他们的兽行不至于像洪水一样立即泛滥于全世界。我们的牺牲不仅在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文化筑着血肉的长城，同时，也在为全世界的人类，全世界的文化筑着血肉的长城，我们是这样相信，这样坚决地相信着。
《孟却斯德导报》（ManchesterGuardian，今译《曼彻斯特卫报》——译者）的驻华记者田伯烈氏所编纂的这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正是我们所筑着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的写照了。这样公平的客观的写照在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深赖明达的编者与本书中对于编者提供出宝贵资料的国际的友人们，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替我们做出了。这儿不仅横溢着人类的同情，这儿更高涨着正义的呼声。编者在高呼着：“中国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态，对于全世界的人士，不管是集体安全主义者或孤立主义者，都有切肤的关系……除非人类准备长期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除非人类甘愿冒绝大的危险，使中国目前所遭遇的无可名状的恐怖苦难再演于将来，那末，全世界人士对于英勇抗战的中国，就不应该袖手旁观，漠不关心呵。”是的，但我们相信，人类是决不“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全世界人士对于我们也并不会“袖手旁观，漠不关心”的，本书的编者和无数友邦人士正是无上的证明，本书的出世备受了全世界热烈的欢迎，也正明白地表示着，我们的友人是布满于全世界的。
现在本书的译文又呈现在我们自己的眼前来了。我们对着这片血肉长城的写照，我们相信，凡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必然会感受着无限的悲愤而愈加勉力。我们要为死难及受害的同胞们致哀，要向同情于我们的国际友 人们致敬，而同时要倍加觉悟着自己的责任，要把保卫祖国、保卫人类、保卫文化的使命，彻底地完成。我们相信，我们正是在执行着“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的。抗战快满一周年，敌人已经在作最后的挣扎了。我们始终相信者，人类的正义终必有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一日。
要理解郭沫若的文章，必须考虑他在执笔时对逮捕他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流露的强烈的敌意和厌恶感。但这且不说，我认为郭沫若是中国最著名的日本通，也是优秀的学者和作家，应该虚心听取他对近代化日本文明所作的批评性的解释。
明治的领导人以和魂洋才为座右铭。所谓和魂，实际上以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为基调，他们甚至企图以此来改变本来就是异质性的民族精神。这里出现了沟通统治者与民众的“国民思想”。
可以说，是明治文化给这种封建的和魂戴上洋才即以物质文明为主的欧美文明的假面具。由于是前近代与近代的结合，所以未能充分协调，自然就产生畸形的东西，由此就有了很大的可能性，产生出郭沫若所说的那种比野蛮人更残酷的文明野蛮人的回家。
郭沫若所作的那篇序，未见收录在他的《抗日战争回忆录》里，也没有收录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十一卷中的《羽书集》（五十九篇）里。我觉得不可思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最近出版了上海图书馆编纂的《郭沫若著译书目》，从该书目看来，一九四一年香港出版的《羽书集》（七十四篇）和一九四五年重庆出版的《羽书集》（五十八篇）都未收录这篇序文，由此可以想见，并不只是在战后出版的《沫若文集》里没有收进这篇序文。另外，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广东出版的《文艺与宣传》和丁三编的《抗战中的郭沫若》（战时小丛刊，出版时间不明）第四编《最近言论》等，也未收录这篇序文。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出版后不久，正当武汉陷落之际，因而它失去了在国内广为流传的机会，连郭沫若自己手头也没有这本书，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未能把这篇序文收录在他的那本《羽书集》里。
现在，在中国已很少能见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在上述书目中“会集和选集”（包括部分郭沫若的著译）这个栏目里未编入这个书目，由此也可以估计到这一点。
在郭沫若的文集里，未收录他的那篇序文问题，还有下列看法，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的。
一种看法认为是别人随便利用郭沫若的名义。然而，难道有这样的人吗？他利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名义，为在其身边汉口发行的那本书作序？
另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一篇憎恨日本人的文章，感彩较强烈，因而郭沫若作为日本通，他不想把这篇序文当作自己的东西留下来。这似乎也有可能。
另外，郭沫若还写过论文，题为《日寇的残酷心理之解剖》（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它也没有被收录在上述《文艺与宣传》、《抗战中的郭沫若》和《羽书集》中。
介绍了郭沫若的评语以后，接着想听听中国作家林语堂的意见。他也就日本军的残酷性，向日本人提出了控告。一九四一年他用英文写的小说—一《暴风雨中的树叶》，篇幅更长了一点，亦试引几段如下：
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人类在今天才看到：士兵们轻蔑地一笑，把婴儿抛到空中，然后让他巧妙地落在锋利的刺刀尖上，称它为体育运动。
今天又把俘虏——他们被蒙住眼睛而站在壕沟旁边——当作练习拚刺刀即有组织地训练杀人的标靶。有两个士兵（事实上是两个少尉。——洞富雄注）追踪着从苏州败退到南京的中国兵，他们互相打赌，看谁先砍杀一百个人。两人的杀人记录每天引起了他们的同伙的热切关注。通过高尚的武士的规范，大概可以向其封建社会的国民说明他们的行为。但是，这种说明对其他各国的民众是行不通的。这种事情对正常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甚至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里也不可能有。在非洲未开化的人们中间也不可能有。在人类与大猩猩——在未开垦的原始森林中跳来跳去——之间的亲缘关系的交往中也不可能有。从大猩猩本身来说，也是这样。大猩猩只是为了自己的雌猩猩而进行搏斗和厮杀。甚至在文明的最初阶段，在人类学上也没有那种为喜欢杀人而杀人的记录。
不，那种恐怖行为是人的行为，是一个种族的人对另一个种族的人所采取的行为。大猩猩不会把囚禁的大猩猩集中起来，把它们关在草席棚里，并浇上汽油，点起了儿而且笑个不停。大猩猩虽在白天肆无忌惮地进行交配，但不会去看别的雄猩猩进行交配而从中取乐，也不会等在隐蔽的地方轮到自己去交配。而且它也不会在完事后用刺刀戳入雌猩猩的******内。大猩猩的喜悦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在进行强奸和污辱之际，强迫它的同伙站在一旁。
这些事件，本来不应通过创作来反映。因为那很可能被认为是得了精神分裂症的、想象力丰富的作家所设计的。不，这些事件只能应由中国战争和日本帝队的相当可靠的考证史才能反映出来。它只有成为历史性记录和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才可信。创作是不可信的。我们对这些事件只能谈这一些，因为我们不是搞历史的，而是搞创作的。可是，我们对一种现象发生了兴趣，而这种现象，深深地隐藏在日本人的人种心理学研究和以全人类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中难以理解的诸领域内……这些事实清楚地反映了他们患有性暴露症。然而，具有武士传统的日本帝队在世界人民面前竟不知羞耻地一起脱下裤子，进行自渎行为，同时让自已只想在南京这个遥远的亚洲城市暴露自己，那如何来说明这一事实才好呢？如何说明日本帝队才好呢？——如何说明其精神，如何说明其意识形态，如何说明其战术的粗暴性，而又如何说明消化不良的西欧军国主义与同样消化不良的中国儒教——在中世纪的结构上不彻底地移植于日本自身的封建神道——相结合呢？日本的军官们对此是怎么考虑的？日本的士兵们对他们自己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日本的军官们要继续这样干？他们能够制止这样干吗？或者他们愚蠢地想起恐怖战术，甚至奖励或强制士兵这样干？
如果这样，问题也许非常复杂了。所谓缺乏强制性的纪律，不能确切地说明那种轻率的、不合情理的、而且是一概掠夺、缺德和兽性行为。
林语堂对日本军的暴虐，在理解上，悲愤之余可能也多少有些夸大。然而，该小说的日译者竹内好对此说：“我一面翻译这部小说，一面由于手不时发抖而握不住笔。真是残酷到了极点。当然，即使有些夸大或歪曲，但当我想到中国民众所经受的悲惨遭遇，就没有勇气提出意见去纠正它。我在翻译这部小说时，实在觉得难受，很想转移一下视线，但终于抑制了这种心情。”（日译本，第三二六页）
在日华战争开始后就在中国充分看到日本军的所作所为的埃德加-斯诺，也就日本军的野蛮性问题叙述如下：
任何人种，在战争时往往很容易出现野蛮性。但即使承认这一点，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也不会有人像日本军队那样将人格堕落的形象深刻、彻底而有组织地暴露出来，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为亚洲而战》）。
还有，如前所述，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马尼拉的暴行事件是在陆军中央部的命令下发牛的，但对胆敢犯下这种暴行的日本人的心理状态，指出如下：
虽说有上级命令，但能够干下这种令人可怕的罪恶行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他们出生在日本国内各县、各城市，而且是在那里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双亲和教师们现在仍生活在日本。他们的兄弟姊妹现在仍同我们在一起。换句话说，他们同我们每天在街上看到的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
这是值得惊叹的事实，是研究日本人心理的人们所要经常感到苦恼的课题（永芳隆：《长崎之钟》，附录，第一九五页）。
这些发言都严厉拒绝这样的观点，即以战争中的普遍残酷性抹去日本军在南京和马尼拉的暴行。
集体犯罪果真是日本人的原罪吗？
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作田启一和高桥三郎的看法，它反映在载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号《展望》杂志上题为《我们内心的战争犯罪者》那篇文章里。这篇稿子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在太平洋战争末期，驻屯在冲绳石垣岛上的日本海军警备队曾屠杀三名美军飞行员。作者在详细介绍这一事件经过后，并就日本人的集体犯罪问题断定如下：“我们日本人，作为单个的人，决不愚蠢，也不残酷。但如果一旦卷入了某种集团，我们就会像狂人一样行动。同集团采取一致行动，有时成为我们的长处，然而由此也会产生难以救药的愚蠢。……集体犯罪是日本人的原罪。据我们推测，日本人对集体犯罪根本没有免疫力。”（作田启一：《重新考虑可耻的文化》，第一0六至一0七页）
即使纳粹德国惨无人道的犯罪行为不值一谈，但它也有程度上的差别，无论什么地方的军队，都有集体犯罪行为。要是说原罪，自然，那也可以说是人类的原罪。不过，关于日本军队在后期的道德性问题，有必要从社会学的、历史的、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进行综合分析。当时中野好夫已在论坛时事评述中指出了这一点（《每日新闻》，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号文化栏）。中野好夫说：“笔者们怀疑这也许是日本人的原罪。也许是这样的。不过，我总觉得，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日本人的原罪，就像社会上人们经常议论渎职的议员那样，斩首、刺杀等行为已成为军队的一种习惯，而战争末期的日本军队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对此，笔者们也承认石垣岛事件是“日本军队制度上的结构与一时的群众心理相互补充和强化而出现的惨状”。对于日本军队的末期症状，似乎尤其需要作“军队社会病理学”的诊断。
诚然，日本的现代军队——中野称之为“末期的日本军队”，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残酷的程度，后来越来越厉害了。
作田提到的是，在冲绳发生的日本军对美国兵所采取的暴行事件，冲绳，日本军在中国大陆所犯下的暴行在那里投下了阴影，以至于日本军在冲绳决战时集体自杀。据说当时该岛有几个守备队长要求岛民集体自杀。
但从庆良间群岛的渡嘉敷岛事件看来，事实真相是命令岛民玉碎的与其说是驻屯部队毋宁说是岛上的警察和村长要岛民自发地集结到玉碎场。对此，有个岛民作证说：“村长是在中国参加野战后回来的。安里警察是本岛（冲绳本岛）的中城村人，也是在中国参加野战后回来的。日本军在中国施加了暴行，如果一旦失败，情况将会怎么样？那是一清二楚的啊！”对
此，谷川健一说：“在支那事变时，安里警察和古波藏村长都是现役军从而且是同一时期的。他们亲眼看到日本军抓走了中国居民，杀死男的，奸污女的。从日本军对中国居民的犯罪行为看来，他们对美军也采取了同样的举动，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冲绳的日本兵》，载《展望》，一九七一年八月号）
渐趋堕落的日本现代军队
在明治维新的变革中诞生的日本现代军队，似乎从某个时候起就已渐趋堕落。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俊六大将接替松井石根大将担任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他说：
“说起来已是过去的事情了，在日俄战争中也没有听说发生过掠夺和暴行之类的事件，而在这次战争中却发生了若干暴行事件。……我这样认为，这难道不是日本的道德观念的基础比日俄战争的时候差了吗？”（《南京屠杀确有其事吗？》，载《丸》，一0六号：《大陆军战史》）-
大将认为，日本兵对待战场上的民众和散兵，其态度，在日俄战争与日华战争相比时有天壤之别。对此，在“华中方面军”担区副参谋长职务的武藤章中将（当时为大佐）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检事审问书中说：日本军队胆敢施加暴行，那是从一九一五年出兵西伯利亚时开始的，在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时，“这种暴行在日本陆军中没有先例”（《远速》，一五九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一七三页）。
可以这样理解；-和武藤两人所说的日本军队之道德败坏，一般是从日俄战争以后开始的，其显著表现是在出兵西伯利亚时。这一事实，自然同日俄战争以后出现日本军国主义的结构直接相关，两人的发言是引人注目的证词。
这种道德败坏，不只限于士兵。似乎在师团长以下的全体军官中也都能看到这种情况。松井石根大将在同花山信胜谈话时，对师团长一级道德败坏问题激烈地指出。“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以大尉身份参战，那时的师团长无疑要比现在的师团长好多了。”（参照本书第二二七至二二八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