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赶考”路上的无声护卫

1949年3月23日，迎着初春的阳光，中共中央离开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出发时，毛泽东同志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希望考出好成绩”。3月25日，中共中央进驻西郊香山。确保党中央绝对安全，是“赶考”前后的头等大事，下面，让我们走进75年前那些鲜为人知的隐蔽战线故事。

西柏坡《赶考》雕塑

打前站，选址香山扫隐患

1949年3月初，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依照会议制定的发展方针，中共中央决定从西柏坡迁驻北平。

毛泽东同志在香山时的居住地——双清别墅

当时的北平刚刚解放1个多月，国民党潜伏敌特、内奸还未全部清除，绑架、暗杀、打冷枪等事件时有发生，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风险。同时，国民党仍然占据空中优势，随时有派飞机轰炸的可能。中共中央驻地的选址和安全成为第一位且最重要的问题。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带领工作组提前抵达北平，经过缜密侦察，建议将香山作为中共中央迁往北平后的临时驻地。随后，工作组对以香山为重点的北平西郊地区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摸底，广泛发动群众严防敌特破坏活动，并消除了枪支、地雷等危险物品隐患，为党中央进驻扫清了障碍。

练精兵，保卫北平布暗哨

为了确保安全，中央情报部在西柏坡组建了一支便衣保卫队，其中许多成员长期在敌占区从事隐蔽斗争。此外，还专门举办训练班，对保卫队同志进行政治和业务培训。

1949年3月上旬，经过严格培训的便衣队到达北平，他们未及休整就迅速开展工作，深入以香山为重点的保卫区域，查看地形，熟悉环境，查阅敌伪档案，甄别和控制重点敌嫌对象，并以各种职业为掩护，暗中保卫重点路线和重点目标，确保党中央进城后驻地和行程的绝对安全。

部分便衣保卫队成员在“进京赶考”必经的颐和园合影

严警戒，分兵把口护坦途

1949年3月21日，中央情报部在香山召开联席会议，对党中央进驻前安全保卫工作进行分工，在西郊地区各重点要害部位分别部署了力量。其中清华园车站是保卫工作的重中之重，李克农亲自检查安保工作。

清华园车站旧址

3月23日上午，党中央乘汽车离开西柏坡正式“进京赶考”，途经灵寿、行唐、曲阳，当晚住唐县淑闾村。中央情报部事先对淑闾村及其周边开展了详细调查，切实将各种安全隐患清除干净。24日下午抵达涿县后，李克农出于安全考虑，建议党中央次日改乘火车前往北平清华园车站。25日清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顺利抵达清华园车站，当天又参加了西苑机场阅兵、会见民主人士等重大活动。当晚，党中央进驻香山，隐蔽战线胜利完成各项预警保卫任务。又是一个春天，“赶考”仍在路上。随党中央一同“进京赶考”的隐蔽战线，仍将始终坚定护卫新时代“赶考”之路。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路线图

07

绝境下的秘密营救

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党的亲密战友。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想尽一切方法，动用各种力量，保护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免受反动势力迫害。1942年初，近8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人在我党隐蔽战线的周密谋划下成功化险为夷。这场空前绝后、惊心动魄的“香港秘密大营救”也被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

香港大营救路线示意图

全城搜捕，命悬一线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和宣言，抨击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遭到国民党顽固派迫害，被迫撤往香港，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日军封锁交通、张贴布告，在全香港大肆搜捕这些进步人士，限令他们前往“大日本行政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被困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处境十分危险。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捕，大批进步人士四处逃难，藏进了香港的深街陋巷。

秘密部署，水陆并进

危难之际，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给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同志迭发急电，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把这些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转移出来。接到指令后，隐蔽战线立即行动，制定撤退方案、打通交通线、设立秘密联络站、筹集经费和食物，并逐一联络上这些进步人士。经研究决定，趁日军在香港立足未稳、尚未完全掌握情况之际，分水陆两路将进步人士转移出港。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在广州与文化界知名人士合影（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后排左起：潘汉年、汪馥泉、郁风、叶文津、司徒慧敏）

走水路，要躲避日军巡逻艇的海上巡逻、沿途盘查，以及猖獗的海盗。隐蔽战线同志在刘少文的带领下，用重金租用渔民船只，收集渔民、难民服装以化装掩护，精心选择转移中转站、登陆点、秘密接待站等，并提前进行了严密的演练，确保万无一失。邹韬奋、胡绳、茅盾夫妇等走的就是这条路。走陆路，要穿越海拔900多米的大雾山，沿路有日伪军的岗哨和封锁线，还会遭遇土匪的侵扰。对此，隐蔽战线提前打通各道关节，尤其是做通伪、匪的工作，争取放行。同时组织熟悉港情的香港本地人来领路，并发动熟悉秘密小路的老人、小孩当交通员，出色完成了带领任务。范长江、夏衍等几十人走的就是这条路。

虎口脱险，创造奇迹

部分文化名人在大营救胜利后的合影

1942年元旦，营救工作正式开始。隐蔽战线水陆齐发，分批穿越，历时11个月，帮助800多名进步人士安全撤出香港。除此之外，还营救出一批国民党驻港人员和外国友人，并接应了2000多名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及时保护了一大批当时的精英人士。

对于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夏衍曾评价道“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茅盾先生称它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香港大营救”足迹跨越十余个省市，行程上万里，全程无一人遇险牺牲，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斗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08

他被“红色特工”包围了！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率领20余万部队接受我党改编。北平的和平解放，使千年古城免遭战火涂炭，创造了“北平模式”，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在此进程中，我党隐蔽战线通过多种渠道对傅作义开展政治争取，特别是深入敌营、潜伏于傅身边的“红色特工”们，为促成傅作义坚守民族大义，选择和平道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阎又文：影响傅作义润物无声

阎又文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傅作义部工作，官至华北“剿总”办公室少将副主任，担任傅作义私人秘书。凭借恪尽职守和出众才华，阎又文深得傅作义信任，是傅眼中“唯一通晓心意的人”。

北平被解放军团团包围后，傅作义内心矛盾重重，难下决心。阎又文以秘书的身份，将报纸上我党关于革命和时局的文章读给傅作义听，讲解我党“立功赎罪”的相关政策，对傅作义晓以大义：“打起仗来北平古城肯定受到严重破坏，我们自己会粉身碎骨，还要受国人的唾骂。”“我们不是蒋家嫡系，把整个华北都丢了，如果到他那里，他会饶过我们吗？”傅作义思想逐渐松动，接受阎的建议，还任命他为谈判代表团成员，直接参与和谈。

1949年2月，阎又文（右一）随傅作义（右三）去西柏坡，受到周恩来（左三）接见

冀朝鼎：断绝傅作义对美幻想

冀朝鼎是国民政府知名的“经济专家”和“美国通”，傅作义的山西同乡，时任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深受傅的倚重。他的另一重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周恩来亲自派遣的中央情报部情报员。

傅作义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进退失据，自知西退归绥、南退江南均不可行，但对美援仍有奢望，妄图“依靠美援，争取时间，以待局势演变”。冀朝鼎在党中央的指挥下，每次参加傅作义司令部核心会议时，均向傅及其手下高级将领强调：美援不会到来，第三次世界大战更不可能打响，以此断绝了他们的对美幻想。

解放后的冀朝鼎（左二）

刘后同：引导傅作义看清时局

刘后同和傅作义是同乡、师生，时任华北“剿总”总参议，傅作义视其为密友、智囊，是“与傅作义真正说得上话的人”。1948年在党组织动员下，参与对傅作义的争取工作。

1948年10月，刘后同接受中共地下党邀请，专程从天津赶到北平，住在华北“剿总”，直接对傅作义进行政治说服。刘后同积极敦促傅作义起义，在北平的85天中，与傅作义面谈34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时间达到10个小时。关键时刻的攻心卓有成效，从帮助傅作义明晓形势，到卸下心理包袱，从下定和谈决心，到拿出和谈诚意，刘后同促成双方3次和谈，直接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进程。

刘后同亲书《北平古城和平纪略》，记录在北平85天对傅开展工作历程，原件存平津战役纪念馆

傅冬菊：帮助傅作义穿针引线

傅冬菊是傅作义的女儿，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天津《大公报》记者。1948年，傅冬菊接受党组织委派，从天津回到北平，在傅作义身边工作，促动傅作义早下起义决心。

傅冬菊到北平后，守护在傅作义身边，多次向父亲介绍我党政治主张，还不时将我党相关政策书籍放在傅的办公桌上。一段时间后，傅作义询问女儿的真实身份，傅冬菊表示自己是“毛泽东派来的”，并趁机向父亲转告我党希望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意愿。傅作义在深思熟虑后接受和谈建议，他直接委托傅冬菊用秘密电台联系毛泽东，表达和谈意愿。在最终的和谈中，傅冬菊发挥了穿针引线、释疑解惑、促下决心的重要作用。

傅冬菊

09

79年前的抗战胜利，谁作出隐秘而伟大的特殊贡献

79年前的9月3日，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既有公开战场的血肉搏杀，也有隐蔽战线的特殊战斗。在看不见的战场上，无数隐蔽战线的革命先烈，深入虎穴龙潭，获取重要情报配合公开战场。他们在虎狼环伺的敌营，为国家和人民忍辱负重、抛洒热血、舍生取义，写下了壮怀激烈的奉献之歌。

情报配合击毙日军“名将之花”

1939年，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寇对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了大规模军事进攻和残酷的“扫荡”。1939年10月，我涞源情报站通过打入日军情报部门的冀诚同志，获取了日军向北岳区进行冬季大“扫荡”的准确计划。

冀诚

据此情报，11月初，八路军晋察冀部队在河北省涞源县雁宿崖、黄土岭成功地连续进行两次伏击围歼战，共歼敌1500余人。所谓日本“名将之花”、日本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中将阿部规秀被我炮火击中毙命。党中央、中央军委给晋察冀军区发来贺电，冀诚等在这次战役中提供重要情报的情报员也受到组织表彰。

一封来自苏共中央的感谢电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闪电”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几个月后，正在莫斯科保卫战极端艰难的时刻，苏共中央给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共中央发来一封绝密电报，表示“极感谢”。为进攻苏联，希特勒制定了“巴巴罗萨计划”，决定在1941年6月22日全面进攻苏联。不料，这个绝密的消息，被中国共产党情报人员阎宝航及时获取，一封提前预警“希特勒决定于6月20日左右一星期内开始攻苏”的情报报到正在重庆南方局的周恩来案头。

阎宝航

周恩来综合潘汉年“苏德战争一触即发”等情报，于6月16日电告延安党中央德军发动战争的确切时间，党中央迅即电告斯大林。后来，苏共中央专门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称，这一情报使苏联红军提早24小时进入战备。1995年11月1日，俄罗斯授予阎宝航“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奖章，感谢他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重要贡献。

一份事关太平洋局势的关键情报

苏德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关键时期。此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南进开辟太平洋战场”，还是“北上进攻苏联配合德国”战略方向上的争执。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败，对世界人民和中国革命事业影响巨大，党中央多次以“万万火急”通电各情报系统，要求搜集日军战略动向。中央情报部直属潘汉年情报系统，指挥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情报小组，于1941年下半年，提前获取了日军即将南进的战略情报，并完整获取了日军南下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具体部署。

这些重要情报有力服务党中央正确掌握战场形势、主动应对时局变化，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打入日伪政权的秘密力量

为获取日伪政权的内幕情报，党的隐蔽战线在日伪政权内部成功布建了一批秘密力量。关露是上世纪30年代与丁玲、张爱玲等人齐名的著名才女作家，在上海“孤岛”从事抗战文艺时，以“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呐喊震动国内。1939年冬，她受组织派遣，打入到汪伪特工总部“76号”，配合潘汉年策反特务头子李士群，搜集日伪情报。

关露

此外，在汪伪政权中，中情部派遣汪锦元打入汪精卫身边，担任其私人秘书；派遣李时雨打入陈公博身边，担任伪立法委员、军法处长，成为陈公博的“心腹干将”；派遣徐楚光打入敌内，担任伪军委会情报局秘书。他们巧妙占据了汪伪政权核心要害部位，获取了大量内幕情报。在东北，中情部拉出一批伪满洲国高官子弟，建立了名为“东北青年抗日救亡总会”的情报组织，成员有伪满州国总理张景惠的儿子张梦实、侄子张绍维，溥仪的侄子宪东等人。“东青救”为我党掌握伪满洲国军政动态、配合东北解放、打击国民党特务和伪满残留反动势力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了党中央高度评价。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艰难的抗战迎来了最终的胜利。

守护这片土地的，不只有已经刻印在隐蔽战线历史上的他们。79年后的今天，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你与我，皆可成为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0

《双十协定》背后的无声较量！

79年前的10月10日，一场历时43天的谈判落幕，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举世瞩目、影响深远。鲜为人知的是，在谈判开始之前，看不见的暗战早已拉开序幕。

《双十协定》的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无声较量？

《双十协定》

揭穿蒋介石“假和平”阴谋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准备发动内战。为了给备战争取时间，蒋介石于1945年8月中下旬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显得“情真意切，急不可待”。我党情报员通过无线电侦听截获的国民党情报显示：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可能应邀赴渝，计划借此大肆抹黑，把未来打内战的责任推给共产党。同时，我党打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身边的情报员，隐蔽战线“后三杰”之一的熊向晖，获取了蒋介石密电指示胡宗南准备攻打延安的重要情报。党中央据此判断，国民党和谈是假，准备内战是真，于是决定顺应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揭穿蒋介石搞“假和平、真内战”和嫁祸于人的歹毒用心。

毛泽东偕周恩来等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8月28日，毛泽东率我党代表团抵达重庆。各界人士争相欢迎，表示对中共的敬佩、对和平民主的期待。而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连代表团都没有组成，也没有谈判方案，没有“台词”的假戏唱不下去，已先输一着。

“二龙一虎”保卫毛泽东安全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为争取光明的国家前途亲赴重庆，向国内外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真诚谋求和平的愿望。如何确保毛泽东人身安全，成为头等大事。为此，周恩来专门安排“二龙一虎”——陈龙、颜太龙、龙飞虎三位经验丰富的保卫干部来担负这一重任。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得来的情报，全面梳理了国民党重庆特务机关的情况，针对警卫工作中将会遇到的每一个问题、细节和国民党特务可能采取的暗杀、制造车祸等手段，制定了周密的防范预案。中共地下党发动每个基层党支部党员、进步群众，动员国民党左派、民主党派、社会进步人士，参与到保卫工作中。华蓥山、大巴山的游击队也随时做好紧急行动的准备。在周密的部署下，毛泽东置身重庆虎穴，却胜似闲庭信步。

潜伏敌内助力“边打边谈”

谈判期间，国民党为了迫使我在谈判桌上屈服，加速向前线调运兵力，并下令向我军发动进攻。8月中旬，阎锡山派军突然侵占太行解放区上党地区。按照党中央指示，我军于9月10日发起上党战役，向入侵之敌发起总攻。

战前，打入阎锡山“机甲队”的情报员王天庆及时获取了敌人的军事部署、行军路线等重要情报。根据这些情报，我军采取“口袋阵”，一举歼敌3.5万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有力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同蒋介石的谈判。重庆谈判后不久，本就毫无诚意的蒋介石在完成内战准备后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对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尽管如此，这场谈判还是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支持，赢得政治上的主动权，让背信弃义的国民党陷入被动。

在这场具有深远意义的谈判中，隐蔽战线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力以赴完成各项情报保卫任务，以谈判桌外的一场场胜利有力配合了谈判桌上的大获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