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周恩来秘书赵炜回忆：“1975年6月1日总理住院……开始时，总理还能批阅文件，看参考、报纸等。后来，由于病情的发展，逐渐改由邓大姐念文件，卫士和护士念报纸。大小消息都要念给他听，一点也不能马虎。”

这是说周恩来病中坚持看、“听”报纸，至于原因，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周恩来卫士、邓颖超警卫秘书高振普回忆说：“在他1976年1月8日去世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被病魔缠身，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但只要醒过来，就要报纸看。他当时生命已经垂危，为什么还那样坚持要报纸？我们把这个情况向邓大姐报告，于是大姐约张树迎和我，还有赵炜、张佐良作了分析……至今我们并没有找出合理的答案，这成了永远的悬念。”

周恩来的秘书和卫士们一直“没有找出合理的答案”，其实应该从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去考察和理解，这样或许符合历史的情节，也符合当时周恩来的具体心境。

周总理邓颖超夫妇及其侄女等

林彪事件对周恩来的震动

1971年的林彪事件，不仅给全党和全国带来了强烈的震动，也给周恩来带来了强烈的震动。这其中之一，就是林彪“晚节不保”的问题。1972年7月14日，周恩来会见来华参观和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访问团。同日陪同出席的竺可桢在日记中这样记载：

“总理问任峻瑞（任之恭的女儿）最近出了两个大修正主义者是谁，任即答是林彪。总理还起来与任握手，并说明了林彪与苏联勾结存心卖国，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逃往蒙古，半途飞机失事摔死，苏联还拍了照片。总理说这是第一次公开宣布林彪叛国的罪恶。”

当时大家谈到了林彪，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周总理说到了去年9月12日并没有人赶他，可是他待不住了，坐了飞机往北跑，结果被摔死了。毛主席说：‘列宁空中一看说，你是一个叛徒，我们不要。’”

“毛主席说：‘列宁空中一看说，你是一个叛徒，我们不要。’”这是迄今未见有人引用过的毛泽东的一句话，其意思是说林彪是“叛徒”，也就是“晚节不保”了。这对周恩来刺激颇深。1971年9月17日，周恩来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稿报送毛泽东审查，其中就有“我们党是从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的内容。

1972年5月至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共312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在这次会议所开列的文件中，有毛泽东于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一封信。当时是以此信表明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有问题。毛泽东曾明言他的一生干了两件大事，即赶走蒋介石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后者曾为党内许多人所反对或不解，毛泽东说：“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毛泽东此时公布这封私信，意思是说林彪的问题是林彪的问题，“文革”的问题和林彪的问题不一样。

当时，周恩来也只能据此进行说明和诠释。他说：“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那个信可写得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当然了，当时不是说林彪这个人了，也可能想着利用右派来搞。那封信指的林彪那些极左的话，这个极左，是形左实右，落在林彪身上，是个右派。主席说七八年后，结果六年就出现这个事了。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

林彪是“叛徒”，“晚节不保”，这对周恩来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感受。不过，他又以为毛泽东的信可以说明林彪的问题是“极左”，这又与毛泽东的初衷不相吻合了，而周恩来晚年的不幸即由此而肇端。

“风起于青蘋之末”

晚年，周恩来心中一直装有一件事，这件事一直让他感到不安。

1972年6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在谈到王明“左”、右倾错误问题时，他作了自我解剖和批评。23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又在批林整风汇报会结束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为此，中共中央还发出文件予以说明，并附上若干原始材料传达至高级干部。毛泽东当时还说：“这样做的用意是，让党内高级干部了解事情真相，不允许任何人今后在这个问题上诬陷周恩来。”可是奇怪的是，会后并没有下发周恩来的报告，相反，江青在华东组和中南组会上的讲话却作为会议文件下发了。

至于那个所谓“伍豪启事”的历史事件，其情由原本不是问题，可是此时却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按照某些人的思维逻辑，所谓晚节不保者，无论以民主革命时期“六次路线斗争”为例，抑或是以林彪事件之后大讲特讲的所谓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为例，可谓都不乏其人。其例子有陈独秀（“叛徒”“托派）、李立三、瞿秋白（特别是他，因为临死前的一篇《多余的话》，已被判定为“叛徒”）、王明（“叛徒”）、罗章龙、张国焘（名符其实的叛徒），以及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叛徒”）、林彪（叛徒）等。显然，有人之所以居心叵测地搅混原本不成问题的“伍豪启事”事件来兴风作浪，并非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而是别有用心。

对此，周恩来不是没有察觉。所谓“风起于青 之末”，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共和国最高层领袖之间在治国方略等问题上出现长期分歧和矛盾积累的一个结果，其中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因素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还包括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些看似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其微妙之处却足以让人为之深思。

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撰写的《评李秀成自述》。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把太平天国运动中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叛徒”，随即在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戚本禹也受到了广泛的批评。然而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写了16个大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

1964年，戚本禹又发表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一文，其中明确地提出了“叛徒”问题。

此后到了1965年六七月间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又说：瞿秋白也是“晚节不终”。此前他还说过：“以后宣传烈士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多宣传方志敏。”而瞿的阶级出身与周恩来相似，周恩来在“文革”初的讲话中也只得强调：“出身好表现不好，是忘本；家庭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两个不好。”“主要看你的表现，晚节。”“在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像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

现在人们已知道，所谓叛徒问题实质上是“文革”发动的一个步骤。当时，毛泽东已对曾经有过被捕经历的刘少奇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不信任，而毛泽东又一向极其鄙夷和仇视革命队伍中的叛徒，视革命气节为革命者政治道德的底线。

1967年3月，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一个批示，其中明确提出了所谓“叛徒”问题。随即康生又在一次谈话中表扬红卫兵在运动中“挖出了许多叛徒和变节分子，作了许多贡献”。在他的煽动下，以“揪叛徒”闻名全国的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总部”下发了《对各“抓叛徒”战斗队的命令》。中共中央也相应作出了《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江青等人妄图利用伪造的“伍豪启事”陷害周恩来

不久，所谓“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炮制出炉。继李秀成、瞿秋白被批判后，戚本禹又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这篇文章无异于宣布“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被正式和公开地批判，而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也因此被人诟病，并成为他的一项“罪状”。对此，毛泽东是这样认识的：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谈话时说：“邓小平要批，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又据李先念回忆：“据我所知，毛主席一开始并不想打倒刘少奇，但是听了许多人揭发批判后，毛主席才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其中有个重要证据，就是薄一波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并被“永远开除出党”。

在党内有着长期领导经历的周恩来，特别是他曾经出生入死地活动在白区，有着极其丰富的对敌斗争的阅历，此时也不免受到一些人的戳戳点点。于是就在“文革”初期“揪叛徒”风潮出现了“大发现”之后，即继“六十一人案”及瞿秋白“叛徒”案、刘少奇“大叛徒”案等之后，先是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后来又有北大历史系的学生，从图书馆的报库以及档案馆中查检出了当年的一纸《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这些人对中共的历史只是一知半解，只是出于赤诚的“革命”动机和警惕性而“发现”和“检举”的，但是在某些人（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知情者）看来，却可以作为“晚节”问题向周恩来示威、攻讦，如江青当时可谓如获至宝。

1967年夏初，天津南开大学的学生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1932年2月上海《申报》刊登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并获知“伍豪”即是当时周恩来的化名。5月12日，他们将报纸的抄件送达江青。江青收到材料后，未作任何调查，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于18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天津学生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学生还“要求同我面谈”。

19日，周恩来致信江青，他说：“《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243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同日，周恩来即查阅了上海的旧报纸，并为此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内称：“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伪造启事”，而“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随即，周恩来还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成《大事记》，一并送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据手迹，毛泽东在“存”字旁边重重地画了两道醒目的杠。

1967年底，又有一个北京的大学生发现了这则《启事》，出于“高度的政治觉悟”，写信报告毛泽东。毛泽东阅后于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这个批示比上述那个指示要明确多了，不过，这一批示只传达到了很小的范围。这对于非常重视自己晚节的周恩来来说，仍然是一块沉重的心病。

林彪事件后，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按照当时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这个会议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原拟要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存档，然而会后这件事却又被搁置了下来。很明显，当时如果能将周恩来的这份报告列入档案，那么，白纸黑字，势必可以预防和制止别有用心的人去继续利用这个历史旧案去诽谤、中伤周恩来。但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周恩来的这个希望落空了。

事实上，所谓“伍豪启事”事件的再起波澜，是对应于林彪事件后的国内形势的。当时，作为全国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批林”，无形中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意见：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主张批判极左思潮，并在各条战线纠正“文革”的错误；以江青一伙所代表的靠极左路线起家的“文革”新贵们则主张批判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右实质”，继续维护“文革”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此后，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审阅并同意的中联部和外交部的《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提出了异议，并随即提出了“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批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即“批林”究竟是“批左”还是“批右”等问题。

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信中反映了上述争执，而王若水自己则同意周恩来关于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此时，毛泽东敏感地注意到党内外日益增长的怀疑和否定“文革”的思潮倾向，他的忧虑日益加重。鉴于王若水的来信已将周恩来和江青等人的矛盾公开化，他也不得不表明态度。12月17日，毛泽东召见了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在谈话中，他不容置疑地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呢”，“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于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主持批判极左思潮和试图纠“左”的努力付诸东流。随即，又一场政治运动——“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了。

毛泽东强调要抓“路线方向”，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实质上就是反对有人对“文革”提出质疑，更不用说是反对了。江青等人则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把矛头公然指向周恩来，而此时的周恩来可谓身心疲惫，受尽煎熬。

此时，由于“伍豪启事”事件的一次又一次被人提起，沉疴在身的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最后时刻的来临，要保持晚节。

最后的斗争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1974年初，周恩来因劳累过度，病情加重。是年3月11日到15日，周恩来在305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后确诊为癌症复发。此后，不时进行治疗，并吸氧。

6月1日，周恩来住进了305医院。此后，其活动都主要在医院内进行。

8月上旬，周恩来尿血增加，病情反复，经诊断为癌症转移，后经与医疗组商定及中央政治局同意，实施局部切除手术。8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病情及治疗方案，说“自信尚能经受这次治疗”。翌日，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做第二次大手术，术后病情趋于平稳。养病时，他得知毛泽东在武汉被确诊患白内障，还托人将其一副花镜送毛泽东试戴。在最后的日子里，周恩来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记录。

飞赴长沙，围绕四届人大的召开，毅然与 “四人帮”展开角逐和斗争

1974年10月，周恩来手术后会客次数增多，谈话时间也较长，批阅文件也增多了。为此，医疗组向政治局负责其医疗工作的4人，即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写报告，建议减少送阅文件、会客次数，缩短谈话时间。11月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表示如在12月召开人大，自己“定能吃得消”，“即使照膀胱镜下烧不成，我还受得起再开刀，务请主席放心”。对此，毛泽东批示：“同意。”

围绕四届人大的组阁，“四人帮”有所图谋。12月23日，周恩来不计身体状况，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的情况，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周恩来此行之前已被发现便中有潜血，需立即进行检查治疗，但他对医生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叶剑英只好再三叮嘱随同前往的医护人员：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并嘱咐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返回。周恩来在长沙与毛泽东多次长谈，时间最长的是26日的那一次。26日午夜时分，毛泽东处打来电话，请周恩来过去谈工作。这天夜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促膝长谈，直到次日凌晨，长达4个小时。

1975年2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带病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确定了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12位副总理的分工，其中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会上，周恩来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忍辱负重，郑重告别

1975年5月3日，周恩来带病赴中南海出席由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三要三不要”，同时又提出历史上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他还指着周恩来说：“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7日，周恩来前往北京医院看望谭震林、汪东兴，并接见了原身边的医务人员。谈话中，在提及自己的病情时，他说：“我估计还有半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作个交代”。

5月15日，就此前召开的毛泽东非常重视的政治局会议及发表的重要讲话的讨论和传达迟缓，周恩来写报告给毛泽东，表示“责任完全在我”。随即，“反经验主义”的歪风开始猖獗。

6月9日，周恩来抱病到八宝山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他对贺龙的子女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随即，全场一片啜泣声。这也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悼念活动。

6月15日，周恩来从西花厅返回医院，从此告别了西花厅。在离别之际，他站在等候的汽车旁，伫立良久。

给毛泽东的最后一封信

1975年6月，周恩来在贺龙逝世6周年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上致悼词

1975年6月16日，周恩来又向毛泽东写信汇报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情况。信中写道：“我第三次开刀后，这八十天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膀胱出血仍未断……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手术后情况，当由他们报告。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这应该是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最后一封信了。同时，周恩来又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一张便条，其中写道：“玉凤同志，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是夜，周恩来又做了手术。

频繁的手术和最后的政治表白

1975年9月下旬，周恩来在与医生的谈话中判断自己的病情已无法治疗，在医院已失去意义，希望回到西花厅，因为“这里还有好多病人，你们应当去照护他们”。

9月20日，处于病危状态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次接受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显然，他非常清楚这次手术的结果是很难预测的。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在1972年6月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用很长的时间仔细看了一遍，然后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即“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这是周恩来所作的最后的一次签字。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又竭力大声地说了一句长久埋藏在心里的话：“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十分明白这句话含意的邓颖超随即要求汪东兴将此报告给毛泽东。然而也就在这次手术中，医生发现周恩来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全身了。术后，周恩来病情迅速恶化，其免疫力也严重下降，不得不取消了所有接待和日常几分钟的散步活动。10月24日，周恩来再次接受了手术治疗。

据有关人士的回忆，在病痛最厉害时，周恩来曾与守候在身边的邓颖超一块低声吟唱《国际歌》。在病危和弥留之际，周恩来还曾向邓颖超表示，他心里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另据工作人员回忆：当时叶剑英曾召唤工作人员，并严肃地吩咐他们：“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于中央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当时，叶剑英由于身负重责，不可能天天守在周恩来身边，只好让工作人员轮流值班守候，以保证每时每刻都有一个人守在周恩来身边，并随时准备用笔记录。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说什么，在最后的几天中，他闭紧双唇，直到停止呼吸。

最后的手术和留言

1976年1月5日凌晨，医生为周恩来进行了最后一次治疗手术。7日，由于病情持续恶化，周恩来的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当时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这天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了守在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据称，这是周恩来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

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上述文字来源：党史博览，文，散木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该刊要求：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等。侵权必究。

难忘的400余天

——忆周恩来总理在三〇五医院

（来源：《百年潮》2017年02期）张宝昌口述，王雪整理

张国昌，1936年生于抗州。1955年在共青团杭州市委工作，1956年调到北京中南海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在中南海长达27年的工作经历中，先是在中央警卫局服务任招待员、办事员，后到总特灶任伙食组组长（管理员），专门负责中央首长的伙究、食品供应、宴请接待等工作。后任政治指导员、教导员，直到1983年转业。1996年退休。

周总理在三〇五医院住院治病期间，对自己生与死的问题看得非常清楚，他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改造到老。”他还说，我和邓颖超早已约定，死后不保留骨灰。后来事实证明，周总理的这个决定，在中央一级是第一个实行的，他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活得清白，死得“干净”。

周总理住院期间，我负责招待工作,包括招待外宾、中央领导等来访人员和候诊医生在休息室休息、开会、喝茶、吃饭等活动。目睹了不同人对总理的不同态度，感受到周总理即使身患重病也为他人着想、心系天下的胸怀。

手术前的谈话

1974年5月，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通知我们服务科到三〇五医院去做周总理入院的准备工作。我奉命带着十余名干部、战士、职工进驻四区（三〇五医院主楼代号)，负责现场招待服务工作。6月1日，周总理住进三〇五医院，周总理在邓大姐等人陪同下乘电梯来到半地下室的简易餐厅，医生、警卫和其他工作人员正在吃饭，周总理向大家招了招手，并深情地说：“你们先吃饭，我讲几句话。这次我因病住院，你们都来为我服务，谢谢大家，很快我就要治疗（动手术）了，如果手术成功，身体好了，我就陪大家吃一顿饭，如果手术不成功，那么这一次就当是和大家告别了。”此时，大家都站着，听着，眼泪一下涌出来，谁也无心再吃饭了。在场的30多人悲喜交加：周总理拖着病重的身体，很快就要做手术了，还专门下来看望我们，感谢我们，我们的总理是何等的尊重他人。后来大家纷纷表示，这顿饭将铭记终生。饭后我们服务科的几位同志开了座谈会，主要是讨论如何将工作做好。我说：我们要陪周总理到底，尽一切可能和努力，使他老人家治疗得好，休息得好……

当晚，周总理即将做手术，四区各部门工作都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晚上9点，邓小平、叶剑英、张春桥、王洪文、汪东兴先后来到医院，在医院的会客厅值班守护。邓大姐和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把手术间门口走廊的地毯卷起来横靠在墙边，我们坐在上面等候。当时除了中央首长，谁也不说话，气氛很凝重。直到后半夜两点多，医生出来向常委报告，说比较顺利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此时，远在外地的毛主席也惦念着周总理，他专门让人打电话询问医治进展情况，并指示：不要告诉总理本人（为了让周总理减轻负担），也不要告诉邓颖超。六亿人民的总理牵动六亿人民的心，从中央到地方，都盼望着总理早日康复。

由于医务人员的努力和周总理的密切配合，接下来的疗效比较好，比如，总理能看不超过半小时的电影，说话也多了，有时还能离开医院到北海公园走走。我们陪着周总理去，备上水壶和毛巾。周总理有时在北海长廊遥望远处，自言自语地怀念着他的老朋友——老舍先生。

有一次，一位美籍学者来访，周总理决定在北海公园仿膳接见，并用西瓜和去皮的鲜荔枝招待。后来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巴基斯坦的热烈反响，以为周总理能在北海而不是医院接见外宾，说明病已痊愈，甚至准备发贺信给我们。当时我们在医院听到这一消息都笑了，周总理也笑了。

会见外宾

周总理住院期间，只要条件允许，就接见外宾或找人谈话。在众多外宾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的基辛格博士、朝鲜金日成主席和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波尔布特。

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好朋友。在中美关系由冷变热的历史进程中，基辛格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他对周总理十分钦佩。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11月，基辛格带着个性活泼的夫人还有孩子来到中国看望周总理。他们的关系超过一般的客人，特别亲近，像家人一样。他们的谈话时间比较长，谈话结束后，周总理与基辛格一家合影留念，照相时基辛格夫人紧紧挨着周总理。报纸发表后，周总理看到报上的照片笑了，说：“嗨！挨得太近了。”

1975年4月，金日成来看望周总理。周总理刚做完手术不久，嘴上的泡还没消，说话比较费力。即使这种身体状况，周总理依然坚持会见老朋友金日成。原来周总理准备在医院里请金日成吃饭，搞一桌小型宴会，吃家常饭，我们服务科也做了准备。可是这时总理刚做完手术，虽说好一点，但也是硬撑着的，脚肿了皮鞋穿不进去，只能穿布鞋，但也走不动路了。当时讲的事情比较多，时间很长，这样一来，最后宴请就取消了。金日成特别想与周总理多待些时间，但医生说总理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金日成只好不舍地离去。这次手术后，周总理病情有点变重。

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波尔布特执政期间，在国内实行一条极左路线，无视民族统一、民族团结，镇压党外爱国力量，造成不利于共产党领导的恐怖现象。柬埔寨形势严峻，在此背景下，毛主席让周总理在医院会见波尔布特，做他的工作。1975年6月，已经重病的周总理苦口婆心地向波尔布特讲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强调要全国各民族大团结，要搞统一战线，争取尽量多的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他们建设国家，希望波尔布特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周总理榜样的力量已超越国界，由此可见一斑。

不愿添麻烦，讲原则

1975年7月，周总理卫士长张树迎找了我们服务科里的一位领导、三〇五医院警卫处康海群和我三人开会，传达周总理的指示：根据目前健康稍好的情况，适当减少身边工作人员。不减员，周总理自己不安心。此前，周总理已经提过几次，说人不要太多，医生护士都少一点，保持基本治疗即可。但由于大家为赶快治好周总理的病，没执行这一提议。后来周总理明确强调，要减少工作人员。我们在与一位医生聊天中了解到，其实总理这时有些感觉到自己的病很难好，会拖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坚决提出来减员。

减员后，我们向周总理和邓大姐汇报。他们觉得这样好，都挺满意。一次,邓大姐找我谈话，说我们的标准减下来以后大家有什么反应？我说大家都满意，没反映，因为周总理想的都是国家和人民，所以大家都很配合，都没有意见。邓大姐说，既然大家没意见都满意，你跟大家讲，周总理很感谢大家，希望大家互相之间好好配合，好好工作。周总理提出跟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周总理想得很周到，他把刚好来医院接见外宾的李先念、乔冠华、唐闻生、王海容都叫来一起合影，因为周总理尽可能地让我们工作人员不仅跟他，也能和其他领导合个影。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我们服务科的。合影后，周总理对我们说，要保持晚节，不保持晚节就要在照片上打XX。

一次，周总理手术后无法躺下休息，只好坐着。中央一位同志让北郊木材厂做了一把半躺式椅子，周总理几次提出要自己付钱，并专门找该同志谈此事，要该同志说服工厂收下周总理付的款。该同志未办，说不好向工厂交代。于是后来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由服务科买下这把椅子，算是公家财产。周总理平时服用的高级营养药也都是自己付的款。到去世时，周总理已没有余款。

邓大姐在周总理住院期间，每天下午到医院看总理，陪总理在医院走廊里散步、聊天，有时跟工作人员聊聊天，一直陪到晚上8点多，然后回家。周总理如果能够走路的话，总要从西边卧室走到东边大厅接邓大姐，她离开时，周总理又去送她，可见二人的深厚感情，十分感人。如果总理病重一点，要做手术，邓大姐就不回去，在医院陪着。有一次，手术前周总理躺在手术推车上，上面输着液，从病房推出来，推到手术间门口时，总理叫推车停下来，他同邓小平等人谈话，交代一些事情，谈话时间稍微长了些，大概过了一刻钟，邓大姐有些着急，就过去对周总理说，要动手术了，不要谈了。周总理说，现在我们是常委们在谈话，请你走开。后来又谈了一会儿，邓小平说，都知道了，您赶紧进去吧！然后政治局委员们回到值班室，我们在走廊里守候。从中可以看出总理十分讲原则。

关心医生和工作人员

周总理对大家的细心周到体现在方方面面。有时邓大姐陪周总理在走廊散步，周总理问邓大姐，医生吃得怎么样，工作人员吃得怎么样。邓大姐说：医生比工作人员伙食标准高一点。但是他们每天需另拿五毛钱，自己都得交粮票，都是小盘菜一荤一素。周总理常常想着工作人员，对邓大姐说：天热啊，也是够他们辛苦的。当时招待费用是有限的，人又那么多，邓大姐一看，把我叫去说：天热，去买点西瓜，钱从我这里拿，拿着发票到我这里来报销，我的工资就够买了。夏天有好几次都是邓大姐掏钱买的西瓜。邓大姐既想到总理，又想到工作人员，又考虑到国家的规定，按制度办事。

周总理身体好些时，希望医生、工作人员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和他一起看电影，凡是中央领导们看的电影让工作人员也看，包括有几部在社会上不公开放映的影片。为了分散一下周总理的注意力，在他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们服务科放映组专门挑比较轻松的影片，比如《闪闪的红星》。看过后，周总理同医生说：“你看那个时候那么苦的条件，我们都过来了，有多少人牺牲，有多少人在哪儿都不知道。我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现在看来，人要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改造到老，所以你们在座的健康的人更要学习，更要自我革命。”

周总理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大家，在思想上也是这样。有些内部电影他不忌讳，也要我们看。记得当时最触动我的一部电影是《人与自然》。这是一部德国电影，讲述动物是怎么进化、人是怎么衍化的。当时这部片子是绝密的，我们从未看过这类影片。周总理说：在座的都是大人了，另外在这些问题上面思想不要太古旧、太封建、太保守，这是一个自然现象，你要去认识它，正确对待它，人健康无非是两个，一个是生理健康，一个是心理健康。姚文元等当时也看了这部电影，看后说:是谁让我看这个电影的？能看这个电影吗？我不能看，你们也不能看。

1976年1月7日晚，周总理处于弥留之际，微睁双眼，辨认出眼前的吴阶平、方圻等医生，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就是周总理，即使病重仍不忘关心他人。

老战友关心周总理

邓小平每次来医院值班，都提前来，有时甚至提前一两个小时。来后向周总理汇报，听周总理的指示。周总理不止一次说：“你这段时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干得不错，比我干得还好。”邓小平什么事情都跟周总理讲，包括他工作顺不顺利，我们有时听到一两句。周总理与邓小平每次谈话都很顺利。邓小平从来不给医院工作人员增添麻烦，他带头不在医院吃饭，让周总理好好休息。只要周总理精神好，没有别的安排，邓小平就来看望他,每次聊完周总理精神都特别好。

周总理住院前，我们做准备工作时，叶帅亲自来医院检查，深入厨房。厨房里比较暗，条件一般，冰库很矮，他就钻到冰库里检查，看有没有肉，有没有鸡，有没有蔬菜。出来后看到水池里没有鱼，他急了，说怎么没有鱼啊？我说还没准备买呢，早买容易坏。他当即让身边的警卫员开车把他家中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鱼全部拿来。然后叶帅才放心了，并嘱咐我说，一定要让医生和工作人员吃，记住。他告诉大家此项工作十分重要，总理的健康联系到全党全国人民的心，希望大家做好，互相配合，圆满完成任务。

叶帅几乎天天打电话来询问周总理的病情、起居、饮食等情况。周总理的手术一般都在晚上做，有时到后半夜一两点，叶帅都陪着。他总坐在扶手椅上，动也不动，话也不说，只是等着手术后医生来向他报告。他有时困了坐在椅子上打盹，我们给他拿热毛巾擦脸，拿个靠背给他靠一会儿，当我们提出让他去房间躺会儿休息，他不要，就坐那儿坚持等候。

李先念每次来，只要周总理身体精神好一点，他就陪总理多聊一点，有时聊聊家常话，让周总理宽心，就像家人一样。一发现总理情况不太好，他就很着急，总去向医生打听，询问下一步怎么办，怎么安排。他们之间感情很亲切，我们工作人员都看在眼里。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与叶帅们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姚文元很少来医院，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来得多一些，手术值班时，他们或闭目养神或吃糖果点心。江青一来就要我们给她准备一个房间，说是见了周总理以后要休息，要洗漱，对医生、工作人员从不搭理。张春桥实在有必要说时才跟周总理说一点话，平时基本不说话，在那一坐，等着周总理说话。他们三人每次来都板着面孔，十分冷淡。而王洪文一来便打听其他人来医院的消息，问小平来了没有，什么时候来的。

周总理的遗愿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那天，我是工作人员中第一个接到电话的，当时病房值班人员打电话说，总理不行了，你们马上准备，一会儿其他首长就要来了。我马上把警卫人员动员起来，不一会儿中央领导来了，最早到的是邓小平，叶帅等人相继到了，紧接着江青等人也来了，当时政治局委员中唯一缺的是海军司令苏振华。周总理那时已经停止呼吸但还在抢救，政治局委员们在外屋等苏振华，大概等了十几分钟，苏振华到后邓小平让他去里屋看看总理，他一看到周总理伤心地大哭起来，说不出话了，说半句话就噎住了，站都站不住，紧挨着总理床边一动不动。好长时间过后，外面的工作人员进来跟我说，宝昌，你赶紧把他搀扶出去吧，政治局委员们都等他开会呢！然后我对苏振华说，首长您还是出去吧，小平同志他们都在外面等您。会议指示停止抢救，成立治丧委员会，确定了追悼会的日程安排等事情。散会后，邓小平等人又进屋看看总理，邓小平声音颤抖，叶剑英哭红了眼睛，拉着邓大姐的手久久不放。李先念、陈永贵、苏振华等已走不动路了。好多人眼睛都哭肿了，而江青等人马上转身就离开了。大概中午12点，周总理的遗体抬上车准备送往北京医院，邓大姐把盖在总理身上的白布撩开说，让我再看看恩来，然后在他的头上亲了一下，就算告别了。

1976年1月15日，在开追悼会前一小时，邓大姐在人民大会堂传达周总理遗嘱，她说：周总理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作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改造到老。他同帝国主义斗、同国内阶级敌人斗，同疾病斗。坚贞不屈，直至临终。早在十年前，总理和我就谈到关于后事的处理问题。总理和我互相保证，死后不保留骨灰。从土葬到火葬是一次变革，但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更是一次变革，移风易俗，是一场革命，要改变人们的习惯是不容易的。当时，我们虽然商量好了，但总理是心中有数的人，他说：你（指邓颖超）若死在我前头，比较好办。如果我死你前头，就难说了。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同意总理的生前要求，不保留骨灰，实现了总理的遗愿，对于我是极大的安慰……总理告诉我，死后不提任何要求。听从中央安排，服从中央指挥。在治疗问题上，你也好，其他亲戚也好，没有权利提意见。死后的葬礼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邓大姐接着说：“解放后，淮南的同志修了总理的房子。总理知道后，不高兴。提出房子让大家住或公家用，不能搞什么纪念馆。同时，修房子的钱，由总理自己出。关于处理祖坟的事，曾一再谈过，要求当地同志把祖坟深埋，土地交给生产队。为此专门叫侄子回去处理此事，后来按总理的意见办了，他才高兴。”此外，邓大姐按照总理生前的遗言，对他的后代提了几点要求。总的精神是不搞特殊化，因为是总理的亲戚、后代，现在趁总理逝世之际，向组织提要求，达到自己的利益是不许可的，也是违背总理的意愿的。

开完追悼会后，邓大姐回到三〇五医院，她特别强调：“中央和主席是重视总理病情的；医务人员是尽了最大努力的；实现了总理的遗愿，不保留骨灰，这是我最大的安慰；亲属没有任何权利猜疑、责怪中央和医务人员；希望中西医互相合作，在战胜癌症方面做出成果，并相信最终将战胜癌症。”邓大姐说：“追悼会开过了，总理的后事都处理得差不多了，就等着撒骨灰了。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再见一次面，跟你们照个相，也谢谢你们，同时我把总理最喜欢的一张标准相送给你们一人一张，我准备了相框，你们要是想总理时可以挂起来看一看。”

周总理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考虑周到、全面、细致，他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影响至今，为后继领导人树立了榜样。这是老一代革命家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