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田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中国骨科手术导航机器人领域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2024年，田伟院士因涉嫌贪腐被带走调查，成为中国医疗反腐领域“标志性的案件”。

院士，是国家所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如果一位院士被金钱名利所诱惑，偏离学术的轨道，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影响的是整个群体的声誉，破坏的是院士群体的形象。

自院士制度确立以来共有6名院士被撤销这一荣誉称号，他们分别是曹耀峰、王安、李宁、孟伟、周国泰和岳国君，除名原因包括贪污、受贿、学术造假等。

图 |院士称号，撤销！

乱象

很早之前，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就在各自的章程条例里，白纸黑字地标明了“院士退出机制”的有关内容：

当院士的个人行为违反科学道德或品行不端，严重影响院士群体和工程院声誉时，应劝其放弃院士称号。当院士的个人行为涉及触犯国家法律，危害国家利益时，或涉及丧失科学道德，背离了院士标准时，应撤销其院士称号。

事实上，让院士称号回归荣誉性、学术性已经呼吁了十几年，足见中国院士制度积弊已久。

2013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申请退休，却被当时的所在单位以“你怎么能退休呢，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还要靠你说话呢”委婉拒绝。沈国舫院士苦笑：“他们不肯放，即使我到80岁了。”

有人戏称：“院士是一尊菩萨，菩萨哪有退休一说？”

图 |沈国舫院士

由于当下科研的高度利益化，以及科研资源分配的“赢者通吃”模式，院士已不再是个人荣誉，更是相关院校和机构的“公共资源”。

院士是否还能开展科研工作变得不再重要，只要院士还在位，便意味着能多拿项目、多拿科研经费。

院士带来利益，根本无法用一个具体的数字来衡量。在院士评选、科技经费分配、重大课题项目立项等方面，他们往往拥有极大的话语权。加之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视，科技界的权力有向院士集中的趋势。

庞大的“隐形权力”，巨大的利益寻租空间，且缺乏有效的规则约束，院士正逐渐演化成集多方、多种利益于一体的“庞然大物”。

个别地方和单位以拥有院士多寡来标榜“科研政绩”，为挖院士，既奖励票子又赠送房子。就连与学术无关的开业典礼、商业评奖、企业年会、媒体综艺，都以请到院士为荣。

利益诱惑之下，有些院士，利用“院士”头衔过度参与商业活动，不合理站台、撑门面等现象时有发生；有的院士在两个单位或多个单位受聘取酬，饱受社会诟病的“跑院士”现象屡禁不止；有些项目的经费申请，院士头衔已然成了一张绿色的“通行证”……

图 |院士，背离初衷。

动真格

于2005年退休的秦伯益院士，是我国两院院士中获准退休的第一人。

他曾撰写文章《我眼中的院士退休和退出》，犀利地指出：“以为院士能干一辈子是一种错觉。过去的教育要我们活一天干一天，老当益壮。但我认为那是人才紧缺时的观念。现在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你老人家活到老干到老，年轻人干什么？”

图 | 秦伯益院士

我们已进入了各种头衔、名份、奖项、称号云天雾罩的时代，是不是人才，不看论文奖项，只看他头上的“帽子”是否够分量。

一边是院士项目拿到手软，一边是青年人才的难出头，科研圈里的“马太效应”越演越烈。

如何扭转资源有限且过度集中在“大帽子”身上？自“破五唯”提出之际，就成为改革的焦点。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对院士工作站的设立作出规定：每名未退休院士受聘的院士工作站不超过1个、退休院士不超过3个，院士在每个工作站全职工作时间每年不少于3个月。

同时，《意见》还提到，“兼职要与本人研究专业相关，杜绝无实质性工作内容的各种兼职和挂名。”

图 | 2019年，中办、国办联合发文，对院士工作站的设立作出规定

这一规定提出之时，院士工作站正在泛滥成灾。

2018年，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已经接近5000家，而当时的两院院士人数还不足1700人。这意味着平均1位院士就有3家院士工作站。

媒体曾曝光过一个极端案例，某位院士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建立了89家院士工作站，甚至有过一天要赶场两家院士工作站揭牌仪式的荒诞经历。

政策倒逼之下，各省相继撤销院士工作站。

河南省撤销了267家省院士工作站；广东省撤销了278家，占整个省份院士工作站数量的90%。

图 |2022年，河南省撤销267家省院士工作站

院士，只是一个荣誉称号，肯定的是院士本人在学术上的造诣，是对过去工作成绩的认可。

捆绑了太多的利益和权力，院士早已偏离了学术性、荣誉性的本质。

“质本洁来还洁去”，现在，是到改革的时候了。

来源：青塔

本文初摘录于：2024-03-23，最后校对或编辑于：2024-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