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曾给失足妇女上门看病，一名村医冯某某被判协助组织卖淫罪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近日，这一陈案判决被律师发布网络后，引发争论。

冯某某案一审判决实际已经发生10多年。在今年3月，因一次法律从业者的业务交流中，有人提及冯某某案，迅速引发法律、医疗从业者的热议，不断有人在网络平台讨论此案，认为此案在法理上有探讨价值。

潇湘晨报（报料微信：xxcbbaoliao）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证实，该案于2012年4月18日作出一审刑事判决，后有被告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2012年12月19日二审判决。

法学专家解读安徽医生给失足妇女看病获刑案：不管是否明知都不是犯罪

判决书显示，杭州中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冯某某为了牟利，明知被告人郑某平等人在湖州街何家村开设休闲店，控制女性卖淫及她们出去看病不便于老板控制情况，仍然听从组织卖淫者的吩咐与安排，多次无证上门为这些失足妇女看病、打针，为组织卖淫活动起到辅助的作用。最终，法院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冯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5000元。

在该案被告人上诉后，浙江高院经综合评判认为，被告人冯某某接受指示上门为受控制的失足妇女看病，为他人顺利组织卖淫提供了协助，其行为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浙江高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据南方周末的报道，冯某某在该案此次被关注后回忆，他是安徽六安人，10多年前在当地一个村诊所当村医，像当时很多类似村医一样，他们自身和场所都没有执业证照。2008年前后的一天，一个浙江籍的休闲店老板李某华突然找来称店里有服务员生病了，让他去看看。

后来，李某华及其开休闲店的亲友多次找到冯某某上门给“女服务员”看病。时间久了，冯某某也猜到这个表面按摩洗脚的店子，应该从事的“不正当行业”，但他没有想过去举报或者报警。一方面，他觉得作为医生给病人看病，不需要过问病人是什么身份；另一方面，他自己还是个开“黑诊所”的，身份的合法性也有问题。2011年5月底，冯某某被杭州警方抓捕。

今年3月，南京刑辩律师付士峰在微博上称有关冯某某的判决是“一起非常典型的错案，定性分析错误，（冯某某）不管是否牟利都属于本质上无社会危害性的中立的帮助行为”。

也有律师撰稿指出：“陆某只是因为懂得医疗知识，临时被邀请去治疗，不是该组织的成员……其目的就是去治病，履行医生的职责，因此，不能作为共同犯罪对待……如果这种行为评价为犯罪，那给嫌疑人和被告人体检、治疗的医生，是不是也都构成犯罪了？是不是涉嫌犯罪的人，生病都没有治疗的权利了？

据媒体报道，该案被告人的代理人称，当时庭审过程中是最后一个被告人，庭审的时候，律师给其做无罪辩护。“律师说如果医生的行为有罪，按照这个逻辑，那么那条街上所有给失足妇女供盒饭的餐饮店都有罪，为什么不一样抓起来审判呢？”这名代理人称。

不过，也有网民表示，女性在长期受胁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可能采取自伤自残的方式意图逃脱，组织卖淫者出于维护生产工具而非人道主义的考虑安排治疗，又担心暴露，才没有去正规医疗机构。医生上门诊疗的行为，客观上削弱了女性自救的可能性，为组织者继续控制女性起到了某种帮助作用。

对此，湘潭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黄明儒表示，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早将协助组织卖淫行为从组织卖淫的共犯行为中剥离出来，单独规定了协助组织卖淫罪，使原组织卖淫罪中的帮助行为实行行为化，使原组织卖淫罪中的帮助犯正犯化，而不再是一般共同犯罪。

刑法规定，协助组织卖淫罪，是指协助他人组织妇女包括男性卖淫，即为他人实施组织卖淫的犯罪活动提供方便、创造条件、排除障碍的行为。

黄明儒认为，协助组织卖淫正犯化的另一方面，是不能够把帮助行为过于泛化，不能将协助行为泛化到所有的加工行为。是否构成帮助行为，应该看这个行为本身对组织卖淫有没有直接的加工行为，而不是一个日常加工行为。

黄明儒认为，村医上门给失足妇女看病，不管他明不明知，都不应该视为犯罪。医生看病是一个正常的职业行为，任何犯罪嫌疑人都有正常的求医权。如果冯某某明知对方在对方从事不正当职业，他有报告的义务，但没有报告并不意味着犯罪。除非法律明确规定，明知不报告就构成犯罪，没有这种规定的话要构成帮助犯罪就必须是“事前共谋”。

截止目前，杭州中院和浙江高院尚未对此案作出回应。而冯某某本人对于此案则表示，因为牢也坐了，事情也过去很多年了，他已经不想再提起这个事。现在唯一担心是他的案底以后可能会影响孩子。

帮“卖淫女”看病被判协助组织卖淫罪，冤不冤？ | 新京报快评

据《南方周末》报道，近期，一次法律从业者的业务交流，使得一起十多年前的旧案进入公众视野：帮“卖淫女”看病的村医陆涛，以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他究竟是被冤枉的，还是罪有应得？

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陆涛为了牟利，明知包括李某华在内若干被告人在杭州湖州街何家村开设休闲店，控制女性卖淫等情况，仍然听从组织卖淫者的吩咐和安排，多次无证上门为这些“卖淫女”看病、打针，为组织卖淫活动起到辅助的作用。法院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指控，而对律师关于陆涛不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由于未看到全案证据材料，对于判决是否有问题，不敢妄下结论。但从报道内容看，判决确实值得商榷。

据报道，陆涛给“女服务员”看病时间长达两三年时间。其间，对于“女服务员”的身份，他虽不能确信，但有过怀疑，“大概就是性工作者”。如果他的警惕性高一些，及时向警方举报，他不仅可以避免日后的牢狱之灾，也将成为勇于同犯罪作斗争的公民典范。从履行公民道德责任的角度，他做得确有缺失。

但是，履行公民道德责任有缺失，和他在法律上构成犯罪，是两回事。

检察机关指控其构成犯罪的逻辑是，陆涛明知这些女性是受控制卖淫，无法自主就医，其上门诊疗，为组织卖淫者继续控制女性卖淫起到了帮助作用。法院判决也认为，陆涛为“卖淫女”看病、打针，客观上为组织卖淫活动起到辅助的作用。

检察机关指控的逻辑，其实是建立在一种假设基础上，即如果陆涛不上门为“卖淫女”看病，她们就会有自主就医，进而逃离魔爪的机会。

但从现实看，没有医生给上门看病，组织卖淫者除了“发善心”，让她们自行看病，还可能做的另一个选择是，即便不看病，也不能让她们逃出去。这样看，检察机关“为组织卖淫者继续控制女性卖淫起到了帮助作用”，更像是一种推断，而非事实。

陆涛为“卖淫女”看病、打针，“卖淫女”身体得以康复，可以让卖淫活动尽快恢复并持续，从这个角度，法院所说“客观上为组织卖淫活动起到辅助的作用”是对的。但对一个人定罪，仅有“客观上”是不够的，而需要主客观相统一。

具体到协助组织卖淫罪，在客观方面，行为人要有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行为。而在主观方面，则要求具有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是在进行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犯罪活动，而为组织他人卖淫犯罪提供帮助，创造条件，并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

比如，如果陆涛与组织卖淫者共谋，为其提供组织卖淫方面的协助，享有一定比例分成，或者他本身就是团伙的一员，负责给“卖淫女”看病。那么，定他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在法律上就没有任何问题。

但在本案中，陆涛的身份是一名被请来给病人看病的医生。医生的职责决定了，他不能拒绝他人的施救要求，哪怕病人的身份不是那么“光彩”。

尽管他对于病人的身份有过怀疑，尽管他未及时就此向警方报告在道德上有可究之处，但因此认为他在主观上有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故意，依据并不充分。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本文的立论基础，是新闻报道而非案件材料，结论可能因此失准。不过，既然有关本案的质疑声较为强烈，其中不乏法律专业人士的质疑，那么，办案机关及时启动复查，并根据复查情况作出后续举动，就是必要的。

光辉岁月疑问：

反过来想，如果去给“卖淫女”看病“客观上为组织卖淫活动起到辅助的作用”，那如果人家来请而不去给她们看病，是不是违反了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如果因此而让“卖淫女”把病传染给服务对象，会不会造成性病传播？是不是属于危害社会？

大医精诚节选：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其虻虫、水蛭之属，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不在此例。只如鸡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处，不得已隐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为大哲亦所不及也。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

来源：新京报、撰稿/李曙明（法律工作者）、潇湘晨报记者 曹伟、网友光辉岁月等

本文初摘录于：2024-03-30，最后校对或编辑于：2024-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