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8月24日），中韩两国迎来建交30周年纪念日。两国以惊人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实现了堪称外交史上的奇迹；同时，在供应链稳定、安全保障等议题也仍存在分歧。

韩国成均馆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李熙玉是韩国学界公认的“中国通”之一，在中韩两国的学术界活跃至今。

在疫情前，李熙玉每年访问中国的次数多达数十次，而由于疫情的原因，两年没有去过中国的他，更是向记者笑称，“在一周就有一次大变化的中国，两年没去都不敢自称中国专家了。”

这位老教授曾在2013年的“刘强事件”中，站出来为中国的热血青年出庭作证。

2013年，中国公民刘强因对日本的历史罪行感到愤怒，火烧靖国神社，并前往韩国，向日本驻韩使馆投掷燃烧瓶。在审判过程中，李熙玉教授作为专家，在庭审现场向法庭讲述了东亚历史的特殊性、日本歪曲历史对于中韩关系的不利影响，为中国热血青年出庭作证。最终韩国法院没有适用与日本的罪犯引渡条约，刘强也顺利回到中国。

进入“而立之年”的中韩两国未来何处去？两国该如何追求“求同存异”，迈向更加成熟、稳定且符合两国民众根本利益的国际关系？近日，东方卫视、看看新闻Knews记者权小星与身处首尔的李熙玉教授进行视频采访。

以下为采访实录↓↓↓

记者：尹锡悦总统上任之后，中韩外长先后面对面见面两次，一次是G20，一次是几天前在青岛，您是如何看待这两次外长会晤的？

李熙玉：由于韩国新政府出马上任，韩方在两次会晤主要介绍了韩国新的外交政策，并讨论了如何对中韩关系今后的发展提质升级。

这两次会晤与其说是为了得出成果、达成一致，不如说是在双方关心的部分相互坦诚交流。例如，在韩中两国外交部门发布的会议稿件中，都强调了互相尊重。韩国主要强调双方对等的互相尊重关系；而中国则主要强调了尊重中国核心利益。韩中在强调相互尊重的方面实现了共识，不过在强调相互关注的部分时还是存在一些微妙的立场差异。

我认为，今后韩中两国应该通过高层会谈减少这种差异，形成一种合力。

8月9日 中韩外长在青岛会谈

记者：今年是中韩建交三十周年，您作为持续研究中国的学者，如何评价过去三十年来两国的交流成果？

李熙玉：韩中建交在1992年完成，形成了非常模范的两国关系。在这期间两国因为国家利益的差异产生一些矛盾，但总而言之，中韩两国交往和其他同时间建交的其他两国关系相比，都存在着爆发式的发展特点。

我举一个例子，中韩在建交之后仅是首脑会谈就举行了46次，高层往来十分频繁；而在经济关系上，韩中两国的贸易额也十分巨大，虽然统计口径不太相同，韩国方面的统计数据为3000亿美元，中国方面的数据则为3600亿美元，但无论是哪一个数据，都是很令人意外的。

目前，由于新冠疫情，韩中交流变得有些困难。但是在疫情暴发之前，中韩人员往来超过了一千万人次，这是韩中两国关系发展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场面。

韩中关系的三十年间，让朝鲜半岛的和平和安稳得到了保证，通过相互间的经济利益以及扩大人际交流，提高了共识。韩中两国领导人经常说，两国是无法搬家的邻居，在地缘学、经济学以及地域文化方面关系紧密，今后也会一直持续这样的关系。

从学者的角度来看，建交之后，去中国当地考察变得可能。例如我在疫情之前，我一年要访问中国数十次。只有通过现场调查，多走走、多看看，才能了解真实而鲜活的中国，拥有了解真正中国的机会。

记者：中韩30年来获得最大成果的，并可以称得上“压舱石”的部分，就是经贸往来。但近几年，中韩之间的商业竞争逐渐激烈，“芯片四方联盟”对于全球供应链产生巨大挑战，不确定性不断增加，未来中韩两国的经贸交流与供应链关系将产生什么变化？

李熙玉：经贸关系的发展是让中韩关系稳定的重要支柱。其实韩国经济的成长和中国关系很大，近期韩国银行统计调查就显示，中国经济的下跌对韩国经济造成了直接的影响。

韩中经贸供应链在过去有很强的互补性，随着现在中国经济和技术增速很快，强化了韩中两国在经济关系上的竞争，所以和过去呈现了不同的经贸关系。

最典型的例子是，过去韩国对华出口产品品类多样，涵盖各个行业，但目前主要局限在半导体、动力电池、显示面板等个别高尖端产品，正是由于中国能够自己生产并占据优势的产品越来越多。

近年来美国强调所谓的“经济安全”，特别是不断强调和亚洲同盟国家和共享价值观的国家，进行封闭式的供应链合作。最近的“印太战略”、“芯片四方联盟”都和美国的亚洲战略有很大关系，这些都可以被看作是韩中关系的挑战因素。

展望未来的韩中关系，中国始终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近期调查显示，中国即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奢侈品市场，韩国高净值产业的最大出口国不仅依旧是中国，而且比重还在不断上升，因此韩中需要多方面的合作来支持供应链的稳定。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是碳中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这对于韩国企业依旧是巨大的机遇。

除了环保，在生物医药产业等未来商业上，我相信韩中也将打开新的合作之路，完善原本的合作，促使在经济方面进行善意竞争，以及互惠合作。这种合作最终会产生协同效果，也希望韩中两国以合作强化未来产业的共同基础。

尹锡悦

记者：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在上任百日之际，举行了记者会，提到外交方面，韩国将继续重视韩美同盟，重建韩美同盟关系、并积极谋求与日本建立新时代的韩日关系。但尹锡悦政府似乎在处理中韩关系一事上表现得尤为慎重。韩国媒体提到，此前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后访问韩国，尹锡悦似乎刻意避开见面，有媒体猜测是对于韩美和中韩关系之间微妙的考量。您认为尹锡悦政府的外交基调，未来将会如何影响中韩关系？

李熙玉：对于尹锡悦的外交政策，我只能站在学者立场上去理解。现政府和上届政府最大的差别是，本届政府外交的大目标是成为“全球中枢国家”，而此前一直强调的是“中坚国外交”。

“全球中枢国家外交”，意味着要实现带有发达国家性质及责任的外交，但尹政府的核心是强化韩美同盟，强调以韩美同盟价值的为基础的合作，这个战略势必将影响韩中关系。

但我还是认为，韩美与韩中关系很难到零和博弈的程度。即便韩国偏向同盟国美国， 但还是很难完全保障韩国的国家利益，所以韩国在强调韩美同盟的同时，也需要促进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而保持中韩关系的稳定，这也是尹锡悦政府最为重要的课题。

关于最近美国众议长佩洛西国窜访台湾后来到韩国，为何尹锡悦没有会见她，这些猜测来自于媒体，我也没有渠道可以确认。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虽然韩国的外交和美国价值观更加一致，但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对华政策希望达到的效果，与韩国的对华政策、国家利益点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在处理台湾问题上，韩国要比美国更加慎重，毕竟韩国的外交目标应该是如何有效增加韩国的国家利益，而非美国的国家利益。

记者：关于美国对于所谓“经济安全”的重视，现在在美国内部和韩国民间部分人士中，有一种论调认为，中韩蜜月期已过，要减少和中国的交流甚至脱钩的，您认为中韩真的有可能脱钩吗？

李熙玉：现在韩国内部的确有“脱中国”、“韩中贸易脱钩论”出现。出现这种呼声的原因之一，是韩中两国的相互认知正以非常负面的方向在发展。

不过，我最近也写了很多专题，我认为“脱中国”既不可能、也不正确。例如，韩中的经贸往来就很难脱钩，因为两国相互依存度很高，是难以分离的紧密关系。

另外，韩国在地缘学方面，与中国的地理非常临近，对于物流成本方面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去年韩国和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为23.9%，这一数据比韩日、韩美的贸易规模加起来还大。

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突然要改变的话非常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所谓的“脱钩”，也只能是存在于理论上，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世界最大的市场中国就在我们旁边，让韩国企业放弃这个市场去其他地方将是很难的选择，无论是对于韩国经济，还是中国经济，都是如此。当然，扩大贸易对象本身，增加贸易对象国是任何外向型经济体都会推进的政策，但是设置与中国脱钩的议题，既不可能，也不正确。

记者：现在谈及中韩两国的关系时，还有一个常说的就是“萨德”问题，这应该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尹锡悦在竞选时提到，不仅要将现有的“萨德”基地“正常化”，甚至还要追加布置。在您看来，如果真的实施这些政策，会给中韩关系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李熙玉：韩国总统的选举受舆论的影响很大。尹锡悦当时说的内容，和具体推行政策上存在一定的偏差。比如从目前国际局势来看，追加设置“萨德”，从现实上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韩国政府也不太可能将此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来推进。

一直到现在，韩中两国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管理着“萨德”议题，不让它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绊脚石。韩国一直强调的是，“萨德”的设置是出于保护国家主权目的，而中国认为“萨德”体系极大危害了中国的安全。

所以韩中两国之间就“萨德”问题确实累积了不少立场差异，而现政府的说法让这个立场差异显得更为明显。

从现实角度来说，追加设置“萨德”，无论是在军事或是外交上来说都是很难的，投入具体措施限制很大，所以现在驻韩美军“临时布置”的“萨德”系统，也许会在韩美双方达成一致后再正常投入。

无论如何，现在韩中需要深度对话。韩中两国有外长和防长对话的“2+2机制”，两国应该妥善运用“2+2”对话机制，对“萨德”等影响两国关系的敏感问题进行深度且坦诚的交流。

记者：您作为教授，所在的高校有许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您应该有很多接触中韩两国青年的机会。但近年来两国青年的反感情绪比较突出，原因何在？您认为两国需要做怎样的努力?

李熙玉：确实，有很多中国学生正在听我的课，我所在的高校有3000多名中国学生正在留学。在大学校园内，两国青年公开讨论、相互交流的氛围非常不错，我的学生中也有韩国男生和中国女生结婚、中国男生和韩国女生结婚的情况，为此我还经常作为证婚人出席婚礼。所以说在大学校园内，其实两国的情绪冲突并不严重。

但是，在网络世界上，大家都是匿名，所以网络上厌恶嫌中的情绪有扩散的趋势。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 面对面对话几乎处于断绝阶段，线上负面认识的扩散的确会让人忧虑。

现在最让人遗憾的，是韩国青年群体的反华情绪远大于上一代，这让人感到忧虑，可能会对将来中韩关系产生巨大的负担。

回顾走过的路，我们建交三十年来，韩中两国不少民众之间，都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即便是我个人，比起负面记忆，对于中国的美好记忆不仅更多，而且更容易长久铭记。只是，能够传播更好记忆的空间有所萎缩，因此为了压制负面现象，不要把重点放在负面现象本身，而是要让好的记忆扩散、得到传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良好的氛围压制负面情绪。所以韩中两国才需要公共外交、青年交流和人文交流，这过程中包括高校在内的每一方，都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李熙玉

记者：我们刚才提到尹锡悦政府在中韩关系的外交政策上，和前任政府确实有所不同，您觉得新政权的上任，会如何影响中韩关系？

李熙玉：尹锡悦政府的对外政策似乎处于调整阶段，至少在对外政策方面，并没有直接按照选举前的发言来推进，而是在决定了“韩美同盟”这个大前提后，不断进行修正。

例如，在“8·15光复节”的总统贺词上，尹锡悦对于朝鲜去核化的立场，和过去就有所不同。尹锡悦在竞选期间初次发言的时候，对于朝鲜去核化的立场非常强硬，并提到朝鲜只有实现完全且不可逆的去核化，才会对朝鲜进行人道主义等援助。

但是光复节贺词中却提到，如果朝鲜在无核化协商中显示出诚意，就会阶段性地对朝鲜进行人道主义的支援，同时会包含金融等多方面支援，制裁问题也会在与美方协商的前提下有限解除。可以说，新任政府正在使用和竞选初期语调不太一致的对外政策。

对于韩中关系也是一样，从韩国自身利益出发，韩美关系和韩中关系必须走向积极而非零和博弈，这个选择是历史的必然，时间会证明这一切。韩国虽然表示要升级韩美同盟，但如何加强韩中的战略合作关系，也是韩国的课题之一。韩国不能二选一，在中美两国之间摸索共存之路，才是韩国外交的必经之路。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进，尹锡悦政府需要明确设计韩国的国家利益，并得出同时发展韩中与韩美关系的结论。

记者：今年是中韩建交三十周年，中国有“而立之年”的说法，未来三十年，两国关系将面临何种机遇与挑战？面临挑战时两国要如何解决分歧？

李熙玉：孔子所说的“三十而立”，指的是三十岁左右能够站在自主立场上稍加成熟地解决问题，其实如果排除外部因素，中韩关系不存在很大的变数，两国间产业竞争也很正常，两者关系是无法避免经济竞争的，这也符合常理，因此两国不能恐惧经济产业上的竞争，我不认为有竞争就意味着分歧和挑战。

严谨来说，目前围绕在韩中自身的历史和领土话题，都具有局限性，过去虽然也出现过分歧，但并没有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大局。可以说，韩中两国之间的挑战主要是第三者的变数，外界变量十分重要。包括韩美同盟、韩美日合作、朝核问题与中美战略竞争等外部要素，才会对韩中关系产生影响。但我们也要看清，未来两国仍存在机遇。例如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保健问题与医疗问题很难依靠某个国家自己的能力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导致韩国和中国两国均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洪水灾害，两次灾害是在两国国内发生的，均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这种超越国境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虽然也会受到新挑战的影响，但也会成为韩中之间的合作机遇。

反观世界局势，过去一直在强调全球化，现如今回归到“半全球化”阶段，但相信今后还是会回到全球化。在这过程中，地球的环境危机、地缘政治的矛盾，这些问题需要每一个国家携手解决。

比如说，为了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国际合作，还有在医疗公卫层面合作，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在未来产业进行合作。寻找这些多样的合作因素，并加以发展，韩中两国的关系应该面向未来，再次起航。

本文初摘录于：2022-08-25，最后校对或编辑于：2022-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