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络舆情和危机公关、文丨燕志华博士

新年过后刚上班，各种网络热点就层出不穷。除了湖南“解放思想”大讨论吸引关注，美国推出的Sora又引发了国内一波焦虑。此外，无论是“秦朗巴黎丢作业”事件，还是上海女教师的不伦事件，都引发了网络热烈关注。

其中吸引人的一个现象，就是出现不少假冒的账号来蹭流量，这使得事件变得更为扑朔迷离，这种现象值得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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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能存在一个超大人口的“创新诅咒”现象。

那就是人口规模超大，整个国家就是一大片绿油油的韭菜田，企业和各种机构不需要创新，只要设法激发流量、收割韭菜，就能获益很大。既然生产流量就能获利，干嘛还要费神费力地区搞什么创新？所以就缺少创新和搞科研的足够动力，做好流量生意就行了。

根据CNNIC去年的最新统计，中国14亿人口，网民已经接近11亿了，如此规模的网民，哪怕吸引其中一部分的点击，也是个惊人的流量规模。

在网络社会之前，人们做企业，还需要线下辛苦地出差、调研、问卷，但是现在百姓上网了，只要能吸引人来点击，就能坐地收钱了。

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中国社会很难像美国那样持续创新，引领高科技的发展，这就是超大规模的人口导致的“创新诅咒”。当然，这是一种设想和假说，但是从现实看，中国有无数的企业和机构都在开足马力生产流量，甚至有人说，中国无论大小企业，经营模式总结起来都不过是“割韭菜”。

所以当下人们看到的中美的分工是，美国生产和引领高科技，中国负责技术落地，并找到割韭菜的模式，比如，在美国推出ChatGPT和Sora之后，中国第一时间就出现了很多赚钱模式，比如假冒ChatGPT的网站、AI卖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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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说当下正是“流量社会”，就在于各行各业都以流量当做头等大事，整个社会都浸泡在流量的世界里。

媒体部门认为流量就是用户群、就是触达率，只要流量有了，就代表了深入人心了，就代表宣传成功了，就代表媒介融合有了成果。但是这个观念多年来遭遇了一个难解的悖论，那就是引爆流量的更多是一些离奇的、暴力的、娱乐的、灰色人性的东西，而正能量、主旋律的内容总是吸引很少的点击量。那些需要学习和提升的东西，被认为要改造大脑、反人性的东西，网民往往并不喜欢。比如，这两天贵州山火严重，但是更多媒体和平台在关注上海“女教师事件”这种糅合了情色和娱乐的热点，山火很少有人关注。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流量是这样的性质，我们追求流量到底为了什么？

企业和机构认为流量就是真金白银，就是创业最好的回报。以前人们认为流量是一种“社交币”，有了流量代表了社交频度，但是现在看来，流量就是一种非常直接的“流量币”，网民每一次点击就是一次购买和交易行为，甚至每次点击带来的收益都是可以量化的，这就使得流量和现金一样，不需要转化就是收益了。为此只要能产生流量，打擦边球、迎合人性中的灰色需求、击破底线、利用算法制造虚假短视频谣言等等层出不穷，社会道德遭遇严重挑战。甚至可以说，社会正在为适应流量时代的需求，在急速抛弃旧道德，但是新道德尚未建立，只破未立，社会就显得浮躁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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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量世界里，有一个流量的“按钮”和开关，那就是形形色色的网红。在短视频时代，网红其实是个世界性的现象，看看Tik Tok里面，各国都产生了大量的网红。网红是今天社会里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

当人们上了网之后，就变成了一个个电子，网红影响了无数电子的动向，无数电子流动，就形成了流量。因此网红成了网络社会的一种组织机制和动员形式。我们在屏幕外看到了网红的表演吸引了大量的围观，其实在网络世界里，就是一个电子聚集现象。所以透过网红能够看清很多流量的真相。

网红的产生机制，主要在第一次流量爆发之后，就会收获大量的粉丝，然后就会有稳定的曝光率和流量。从2023年的网红现象看，无论是唱“挖呀挖”而爆红的黄老师，还是早中晚“三栖网红教练”闻神，无不是一夜爆红，然后开始走红的。因此，争取通过某个短视频或者直播突然爆发，引爆流量，成为无数直播者的追求。

为此，各种直播者就开始蹭热点，出现了假冒的“女教师”、“秦朗巴黎丢作业”假冒账号、福建神像巡游队伍中有人装扮成“赵世子”严重冒犯地方民俗等。很多人会困惑他们为什么做出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其实就是追求一种引爆效应，然后吸引大量粉丝关注，然后才有各种运营和收割粉丝韭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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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发现，绝大多数网红都是来自体制外的出身。他们只要有才艺，有勇气和表演欲，就有可能通过某个短视频一夜爆红，然后获得财富，然后改变命运。大学文凭在这场能够改变命运的时代游戏中，首次被弱化到几乎无关紧要的地步。

反观体制内的人们，也是首次在这种改变命运的时代游戏中处于围观和边缘状态。他们不能抛弃通过高考、考编等无数选拔赛才终于获得的精英阶层身份和地位，来通过各种“土味”表演吸引粉丝获得曝光率，然后再在短时间获得名利。

就是说，网红反倒成了体制外的普通人改变命运的专属的机遇。因为体制内的人们主动放弃了这个机遇，他们不愿意放下身段和面子参与到这场流量游戏中来，他们只愿意付费围观。在体制内的人们看来，网红依然是一种尚难定性、并不高级高尚的物种。

但是网红对于中小学生、年轻人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力。有调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的理想就是长大了做网红。很难从道德伦理和价值观的角度来评判这种影响究竟是好是坏，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网红模式是在读大学之外，在中国出现的一种崭新的成功模式，它客观上稀释了“万人过独木桥”的高考拥挤状态，降低了大学文凭的含金量，使得人的多样性有了被看到、被尊重的可能性。就是说，人生成功不再依靠考大学，而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这本身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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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和网红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

从道德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两者都是制度的组成部分，它需要人们遵从某种约束机制。但是网红常常是体制外的，他们追求流量的时候就有巨大的冲动和动力，罔顾和突破道德和意识形态，因此对于传统社会来说，是有挑战性的。

更重要的是，由于流量的绝大多数构成，是来自中低收入群体的点击，就是说，如果内容不能吸引中低收入群体的点击，那就很难出现流量的爆发。但是中低收入群体在当下，由于对于资本、对于分配、对于社会公平，出现不少社会不满情绪，他们就特别需要那些批评性的、反腐败的、舆论监督性的、情绪性的、发泄性的内容，这必然倒逼网红生产这种内容，双方形成热烈互动，但是对于体制和社会治理来说，则是挑战和风险重重。

此外，网红现象对于社会价值观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影响到年轻人的就业选择、职业选择和拼搏的赛道。那些真正的社会中流砥柱，如劳动模范、道德模范、科学家、专家学者反倒不被关注，人们在网络上几乎看不到这些人的身影，慢慢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这如何鼓励年轻人以科研和实业为志向？

看起来，流量对于商业是有益的，但是作为泡沫，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比高科技差得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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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让媒体处于人格分裂的状态。

一方面，他们常常批评流量对于社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需要流量，常常为了流量而抛弃很多宝贵的东西。比如，媒体的社会职责包括满足群众需求，和提升群众的审美水平。结果，现在无不在将满足群众变成迎合网民，其中不少是迎合人性中灰色的、等而下之的需求，至于提升审美水平，则早就被媒体自己抛弃了。因为网民和流量不喜欢提升这种反人性的东西。

而很多主流媒体还受到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的不少约束，这意味着他们在发声的时候，是“带着镣铐跳舞”，很多真话和实话不好说，只能说圆滑的话和正确的废话。即便是批评网红和流量负面现象的时候，也常常不能大张旗鼓地批评，因为很容易在批评一些社会现象的时候，冒犯一些敏感的东西。比如，昨天某主流媒体发表的《秦朗的作业没丢，是新闻的灵魂丢了》，晚上朋友圈很多在转发，但是突然这篇文章就“丢”了，谁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本文初摘录于：2024-02-23，最后校对或编辑于：2024-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