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一个有关宗教哲学的讲座中提出,宗教的对象“是且仅是神”,佛教也不例外。
黑格尔将佛教的核心概念“无”简单地与神对等起来,“无与虚是最终、最高的存在。唯有无具备真正的独立性;其余一切实在、一切特殊存在均不具备。一切从无中产生,又回到无。无是“一”,是一切的开端和终结。……初看上去,人将神理解为无,必是最大的怪异之处;但仔细思量便知,这一规定意味着:神全然不是规定性的存在,而是无规定的存在。他不是任何一种赋予神的规定性,神是一切特殊存在的否定。”
佛教在黑格尔看来是一种否定神学。“无”将神的否定性表达出来,让神拜托了任何肯定性的规定。在对“无”做了这一又争议的界定后,黑格尔表达了他的不安。
“神,即便被理解为无,理解为本质。但仍然是作为一个直接的人而为人所知”,即佛祖是“一个有各种感官需求的人,被视为永远创造、维系、生成这个世界的神”。这一点在我们看来最令人反感,愤怒和难以置信。
绝对者在“人直接的有限性中”被人格化了,黑格尔认为这里存在矛盾,“受到尊敬的是一个人。这个人作为神,采用了个体的形象,借此享受人的顶礼膜拜”。佛祖是个体中的实体,意味着“权力、统治、世界与自然万物的创造与维系”。
黑格尔在阐释佛教时,采用存在论神学的概念,如实体,这些概念都不适用于佛教。佛教可以是任何东西,却唯独不是实体。它既非“在自身中存在”,又非“驻留、固着于自身”,而是自空的。它并非逃避规定,以便退回到它无限的内在中。
佛教的无不能被界定为“依据理性的关系,统治世界,让一切生成、变化”的“实体的权力”。不如说,无指空无一物。无的表现方式不是做主人,其中不能生出统治和权力。佛祖不表象任何存在,也未在一个孤立的个体中体现无限的实体。
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黑格尔将佛教的无与一种表象关系和因果关系相混淆。他的思考着眼于实体与主体,而难以把握佛教的无。
《碧岩录》中记载一则公案。
僧问洞山:“如何是佛?”
山曰:“麻三斤。”
“我对你们讲佛,你们便以为佛有确定的形体特征,有熠熠生辉的神圣光环。我若是讲佛是瓦砾,是鹅卵石,你们便会露出诧异的表情。”
黑格尔或许会认为禅宗是一种倒退,因为较之禅宗这一幻想的宗教,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胜在它的神不再漫无边际地幻化,神从“混沌无序”中“回归”到“神自身和本质上的一”。
对黑格尔来说,佛教是一门“存在于自身的宗教”,神凝聚于自身内部,“与他者的联系”于是被切断了。相反,幻想的宗教则缺乏这种凝聚,一不在其自身,而是化于万物。
但在佛教中,神不再分散于不计其数的万物中:“与之前的阶段相比,从幻化出万般形象过渡到封闭、当下、确定的阶段。”这个凝聚于自身的神在“个体的聚集”中显现,一个被称为佛,实则是人的个体形象来显现。
对黑格尔来说,人在沉浸于冥思中寻求的是“在自身内存在的静谧”。人切断所有“与他者的联系”,从而“向自身中”走去。因此,冥想是“与自身的相处”,是“回到自身”。黑格尔甚至将之称为汲取自身。
人借此达到一种“与自身同在”的内在性,纯粹,绝对,并彻底摆脱了他者。人沉浸在抽象思维自身,一个对世界创造与维系有所助益的有效的实体性。由此,“人的神圣性”就在于“人在寂灭、静默中与神,意即与无、与绝对者合一”。
人在涅槃状态下“不再受重力、疾病与年岁的摆布”,他“本身可以被看作神,他成了佛”。人在涅槃中抵达无限与不朽,即实现了无尽的自由。黑格尔如此描述,“人思考着、在自由的状态里与自身同在,这里就蕴含着有关不朽的想法。如此一来,人就全然获得独立地位,他者无法搅扰他的自由。他只与自身有关,他者不能对其施加影响。这种与自身、与我的等同,这一与自身同在的存在者,真正的无限者,在这个立足点上是不朽的,也不再受制于任何变化。它本身就是不变者、仅在自身内部存在和运动者。”
作为自由的无限,就存在于纯粹的内在性中,不卷入任何外在和他性。在沉潜于纯粹的思考时,人全然与自身同在,只与自身相关,只触及自身。没有任何外物搅扰他那只关乎自身的冥想。
黑格尔所理解的佛教以“我”的纯粹的内在性为标志。而佛教的无恰恰是内在性的对立面。
黑格尔认为,神在一切较为高级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中,不仅是实体,而且是主体。正如人设想自身一样,人应该将神设想为一个主体、一个人格。佛教的无在黑格尔看来缺少主体性和人格特性,如同印度的神一样不是“唯一的他”,而是“唯一的它”。这个神不是“他”,不是“主人”,还不具备“排他的主体性”,不像犹太教的神具有限定的能力。
人以佛的形象来弥补这一主体性的缺失。于是,绝对者借由一个属于经验世界的、有限的个体而获得人格,受人敬奉。但是,一个有限的人被看作神,难道不令人反感、愤怒和难以置信吗?
人们对绝对者的想象与一个有限的、个体的形象之间充满悖论。而这一悖论来自黑格尔对佛教的误解。他将基督教这种被认为完美的宗教投射到佛教上,使佛教看上去有了缺陷。对基督教来说,人格形象具有建构意义。黑格尔因此忽视了佛教与其他宗教最显著的差别。
禅师临济杀佛的要求在黑格尔看来恐怕完全不可理喻,“逢佛杀佛……始得解脱,不与物脱,透脱自在。”
佛教没有“排他性的主体性”或“自觉的意志”,并非需要消除的缺陷,而是佛教特殊的优势。意志或主体性的缺席恰恰带来了佛教思想的平和。权力范畴同样不适用于佛教的无,因为无否认一切实体性和主体性,否认敞开自我的权力,也不是“有作为、有成效的权力”,它不促成任何事物。无避免了暴力,没有任何人是权力的代表。
佛教的基础是空的中心,不排斥但也不被任何权力的载体占据。佛教中没有对神的呼请。它既不熟悉神的内在性,也不熟悉人的内在性。在神所具有的人的形象中,人看见了他自身,在神之中对自身感受到愉悦。而佛教没有这种自恋结构。
禅师杀佛或许是要击打神。禅宗以最激进的方式使得佛教转向内在,“广袤无垠,无一神圣。”
佛是瓦砾,是卵石,是麻三斤。这是完全转向内在的精神姿态。禅宗以平常心表达出来。禅宗的无或空并不指向神圣的彼处。
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云门师曰:“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贵图天下太平。”
禅宗的中心无处不在。存在者去除了自我的内在性,无垠地敞开自我。大千世界绽放于一朵梅花。
禅宗的无不给人提供任何可以把握的东西,也不提供任何坚实的基础以安全和信心,世界没有基础,神圣与世俗消失得无影无踪。
让无基础之物变成一个特殊的支点和驻留,寓居于无中,将普遍的怀疑变成是。禅宗并不走向超验,也不走向避世。
“变生于无为中,突现一条新路,或不过是一条旧路,而后皓月悬于古寺,清风飒飒。”路汇入远古,引向深深的内在,引向“男女老少,锅碗瓢盆,猫与勺”。
来源:不可能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