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一律不得经商

军队经商之事遭到了时任国防部部长张爱萍的极力反对。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他力陈军队经商之弊：

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

然而支持军队经商的呼声超过了反对，军队经商的政策最终得以实施。

1987年后，张爱萍退休，迟浩田刚进入中央军委。张爱萍邀请迟浩田到家中做客，期间他举出岳飞词《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一句论道，“宋朝皇帝为了弥补军费的不足，推行军队经商之略，结果是武功荒疏，军纪涣散，面对一个西夏小国，也是屡战屡败。金兵入侵时，中央政权失控，徽宗、钦宗二帝被俘。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耻’。”

张爱萍谈及“饮鸩止渴”，震动触及到迟浩田。张爱萍去世后，迟浩田著文《为人顶天立地，豪气逐风云》亦追忆此事。

根据多年的情况反映，经商对部队危害很大。

搞经商分散了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的精力，相当数量的干部和部队不务正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军队履行职能的能力和战斗力；

搞经商与地方争利，与民争利，影响军政军民关系，搅乱国家经济秩序；

搞经商容易滋生腐败，腐蚀干部，败坏部队风气。军方的商业利益快速膨胀，已经发展为巨大的网络。涉及联系松散的数千家企业公司，从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到航空公司、医药公司、股票经纪等。

在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年代，政府向企业放权，中央向地方让利，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曾大幅下降，邓小平下决心裁减军队员额，削减军费，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过一波军队经商热。张震回忆：“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军队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贯彻要‘忍耐’的方针，军费有所减少，各项经费的缺口较大，不足部分需要军队自筹解决。这种形势下，以盈利挣钱、弥补经费不足为目的的经营性生产逐步发展起来。1988年前后，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提出，要给军队一个政策，叫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从此，部队便办工厂、建矿山、搞公司，搞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更为高涨，干了一些按社会分工不该由军队干的事。”

对于军队经商的决策，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明确反对。1985年3月14日，张爱萍在给国防科工委党委的一封信中说：“有些人要去搞企业、公司经商，就让他们离开军队或政府去搞好了！这种官商或军商，实不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干的，只有军阀国民党可以。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尤其是国防科工委机关，不去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而热衷于赚钱，实在可悲！不要把自己的人格也变成商品！我自己长期以来，有一句警告自己的话：‘勿逐名利自蒙耻’，不知以为然否？请恕直言！其目的，不外望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发扬国防科技战线的优良传统而已。”

有人说到国防科工委还在经商，张爱萍说：“什么公司、公司的，就是借公肥私。什么中心！我看就是以钱为中心！”有人说：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张爱萍说：“是谁说的这个话，就让谁去卖茶叶蛋好了！”

张爱萍还说：“军队经商的目的是为了以军养军，我不否定这些同志的出发点。但要害不在这里。不是个养不养得起军队的问题，而是用这种方式养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是人民可以信赖的军队吗？是在外敌入侵时能够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军队吗？”“军队一旦向钱看了，军队的光荣就完全玷污了，解放军就再也不是人民军队了，党也不称其为共产党了。这根本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个立场问题。”

1987年，张爱萍从军委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还对新任总参谋长迟浩田说，军队经商，历史上有过惨痛教训。清朝的八旗军原来英勇善战、所向无敌，但后来无论是面对英法联军，还是在甲午之战中面对日军，或是面对八国联军，他们都打了败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八旗军入关之后，不少将领参与经商，贪图享受，军队不练骑射，不务正业。民国时期的新旧军阀，也大多参与经商，每临战事，首先考虑的是保护一己私利，打败仗也就成为必然。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历史教训。军队的职能是打仗，搞经商必然涣散人心，瓦解斗志，导致与民争利，影响军民关系。我们决不能干这种自毁长城的事。

三大总部带头，各军种设立了联合航空公司、海洋航运公司。各大军区紧紧跟上，纷纷组建经贸集团，各集团军也不甘落后，大张旗鼓进入商界。省军区、军分区也干得热火朝天，沿海、沿边地区更是全力以赴。整个解放军都已浸泡在商海之中了。在很多城市里，通信兵经营传呼服务的广告，军办旅店、餐馆、酒吧、卡拉OK，随处可见。军队也迅速进入了资本运作的领域，房地产业、证券业和期货业。军队不仅参与正常的商业活动，还参与一些非法牟利活动。

当时冒出了许多挂军用机动车牌的汽车。车牌一转手就能换来成捆的钞票，对部队而言，除去申请需要时间外，无需成本。走私汽车、香烟、燃油，倒卖军火、煤炭、批文，擅用部队装备，出租银行账号，搞国防费搬家，甚至经营色情场所，五花八门的乱象，不一而足。随着军队下海的深入，军办企业的产权关系也越发复杂了。不同部队单位合股的企业、军事单位与非军事单位合股的企业，军队单位与港资、台资和外资合股的企业。一旦合股，便有了利益上的一致，军队成为唯利是图的商业性组织，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什么钱都敢赚，什么事都敢办。工商、税务、海关、森林等执法部门面对来自军队的违法违规活动也无可奈何。

军队经商，侵蚀了军队的肌体，损害了军队的形象，恶化了军政、军民关系，同时破坏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秩序。如果说，在计划经济年代，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补充自身供应的不足，为政府减负，从整体上并不损害当时的经济秩序。中国转入市场取向的改革以后，不同的市场主体之间在多大程度上平等竞争，便至关重要。军队、武警，都是国家机器中的强势力量，如果也成为经营主体，介入市场竞争，必然导致市场秩序的严重紊乱，击穿社会公正的底线。

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后，在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和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迟浩田的建议下，开始采取了逐步收缩、分步整顿的办法。1991年，军委规定师及师以下作战部队不准经营企业。1993年9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准经商并颁发《关于整顿改革生产经营的决定》，要求“从党和国家的全局利益出发，从军队的长远建设出发，下决心对生产经营进行整顿改革，理顺关系，兴利除弊，保证军队生产经营健康发展”。

迟浩田和张万年

到1995年1月，军以下作战部队的企业，大军区级和副大军区级单位司、政、后勤等机关所办的企业，三总部二级部所办的企业，按规定实行集中统管。各部队外派从事劳务的兵员、装备已全部撤回。各类机械施工队、运输队已整顿压缩，并由大单位统管。全军原有企业15327个，从业人员86万多人。通过整改，企业减少6238个，占总数的40.7%；人员减少6万多人。

1995年，中央军委决定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特区的军队生产经营活动有重点的进行了清理整顿。1996年初，军委决定进一步清理整顿全军的生产经营，剥离地方挂靠企业清理控制跨区经营。1998年3月，军委又决定非作战部队也不搞生产经营。1998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大陆范围内集中开展打击走私活动。在这当中发现军队、武警部队一些单位和个人也有参与走私活动的；随后中央军委决定彻底调查、停止军队、武警部队的一切经商活动。

1998年7月22日，江泽民提笔写信提到：

万年、浩田并军委诸同志：……现已夜深人静，最近一个时期我对群众反映的腐败现象，心里深感不安，……军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对军队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立即着手清理。要雷厉风行，当然也要工作细致。

同日，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全军打私工作会议上给予了一个明确的结论：解放军与武警部队停止一切经商活动，从明年1月1日起，“全部吃皇粮”。随后，中央和军委都成立了军队清理经营性企业领导小组。1998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会议，通过《军队、武警部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实施方案》。随后，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联合发出《贯彻〈军队、武警部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实施方案〉的意见》。

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出任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锦涛表示：

我们必须从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事关党和国家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高度，从江泽民同志所说的防止亡党亡国危险的高度，深刻认识这个问题。这件事儿决不是可抓可不抓，而是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也不是可以缓抓慢抓，而是到了必须紧抓狠抓的时候。

至1998年12月，军队共向国家和地方政府移交企业2937个，总资产804亿元、净资产241亿元，从业人员20.9万人；确定撤销企业3928个，总资产151亿元、净资产64亿元，从业人员10.4万人，已全部停止经营活动；对保留的258个保障性企业、1088个福利性企业，按政策规定进行审查核定，实现了1998年年底前军队、武警部队与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的战略决策。

1998年12月15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完成与一切经营性企业脱钩。

2009年4月23日，江泽民到杭州他曾工作过的中国联合工程公司（原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研究院）视察，在和该单位干部职工座谈时提到自己在中央的贡献：

“到了北京我干了这十几年也没有什么别的，大概三件事。一个，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个，把邓小平理论列入党章。第三个，就是‘三个代表’。如果说还有一点成绩，就是军队一律不得经商，这个对军队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很惭愧，就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