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东陵中的孝陵）

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具体时间，是三月初七。

这一天，整个大清朝廷都很忙。

因为，明天一早，嘉庆皇帝就要去直隶遵化祭扫清东陵，届时还将会有诸多文武百官随行，以方便皇帝在线办公。

祭祀归祭祀，这国家大事儿不能耽搁。

官员们既然要配合皇帝移动办公，那么最不能缺少的，就是用来发号施令的官印，所以，六部官员们纷纷携带好了自己本部门的官印，收拾行李，就等着明天出发了。

然而，当兵部官员们回到兵部衙门，来到库房寻找官印的时候，却惊奇的发现，这官印，早就不翼而飞。

朋友们，国家六部，分管不同，如礼部设制度，户部控经济，工部管建造，刑部编法律，吏部掌人事，那兵部管什么呢？当然就是负责军事。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您说兵部重要不重要。

你比如，户部的大印丢了，偷走大印的人无非是伪造信纸，可以骗点钱花，吏部的大印丢了，也不过是被有心之人加以利用，能在仕途工作上自如的调动一下。

而且，你偷户部吏部的大印也没有什么大用，因为早晚会被发现，会东窗事发，但是你偷走兵部的大印，那可就了不得了，因为你有了兵部的大印，你就可以调动军队，你能调动军队，那么你就掌握武力，你掌握武力，搞不好大清朝廷，国家政权都能让你给颠覆了。

当时，分管兵部的内阁大学士是明亮，而兵部尚书则是戴联奎。

兹事体大，俩人不敢隐瞒，立刻就把这件事儿上报给了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我们叫做清仁宗，他这个皇帝，做的既不像他爷爷雍正那么阴森，也不像他父亲乾隆那么无情，相反，嘉庆是一个很有同情心，很有包容力，很能理解别人的皇帝。

但是，从他执政以来，他这命啊，就没好过。

（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 绘像）

朝廷里贪污不断，皇帝搞反贪，越搞贪污越厉害，甚至就连自己派下去清查贪污的大臣都被贪官给弄死了。

民间起义频繁，什么八卦教，白莲教，五行教，东南匪患，川楚教乱，那是一波接着一波，皇帝搞平叛，结果越平匪越多，甚至后来有一伙教徒都打到了紫禁城里，差点把大清皇室一锅端了。

这么多年来，嘉庆是忍气吞声，朝廷里不顺心的事情多了去了，他交代下去办砸了的差事也有不少，皇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过去也就过去了，可现在堂堂兵部竟然把大印都给丢了，皇帝实在是忍不了了。

没让你兵部平定起义，也没让你兵部开疆拓土，让你看好自己的东西你都看不住，你们还能干什么？！

嘉庆怒了，他立刻对主管兵部的内阁大学士明亮进行猛烈训斥，骂了个狗血淋头，然后将其连降五级，这就算是打回原形了。

明大学士当时已经是八十六岁高龄，他名义上主管兵部，但以他的身体情况，他也没有条件天天到兵部去办公，所以那时候他只是挂职，却没想会遭此无妄之灾。

当然兵部尚书戴联奎也跑不了，被撤职，之后调离兵部。

除了这两位，兵部余下大大小小的官员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甚至就连曾经履任过兵部的官员，也遭到了处罚，躺着也中枪。

随着帝王的雷霆降下，一个专门负责彻查本次兵部大印丢失案的小组也随即成立。

这个小组，组长是庄亲王绵课，康熙皇帝十六子允禄的曾孙，这是当时爱新觉罗家族中的显赫之辈。

副组长，是内阁大学士曹振镛，这个曹振镛，此时正处在事业上升期，嘉庆这一朝他还不太显贵，等到道光执政的时候，他将会成为道光朝首屈一指的权臣。

干事，是吏部尚书英和，余下还有一群刑部的官员作为组员参与工作。

（曹振镛 绘像）

人员齐备，小组立刻展开调查。

兵部的大印，平时在库房里放着，案发时，在库房里用来储存兵部大印的盒子已经被打开，盒盖子则被随便的丢在地上，屋里更是凌乱不堪，有被人翻动过的痕迹，这基本符合偷窃的特征。

既然怀疑大印不是遗失而是被偷走，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一个大印被准确偷走的时间呢？

还真有。

因为，就在案发的前一年秋天，嘉庆皇帝正好外出狩猎，也是一群大臣跟随，那个时候兵部官员还随身携带官印，狩猎归来，是去年九月初三，官印又被放还到了兵部的库房里，而当时负责经手官印的兵部官员，是兵部官吏何炳彝和庆禄。

但是何炳彝和庆禄说了，官印被放回来的时候，他俩还亲自打开盒子检查过，确定无误才放到库房里，他们更是一口咬定，说当时众目睽睽，很多人都看到官印被完好的放在库房中，比如负责收拾库房卫生的兵部衙役管帼林。

随后，管帼林也做出担保，表示自己的确亲眼看到了大印入库。

那么根据以上信息可以得知，官印丢失的最初时间，应该是在去年的九月初三入库之后，最晚则到案发的本年三月初七。

这也就是说，凡是在这段期间进出库房，取用过官印，或者和官印打过交道的，乃至于是库房的值班人员，都有窃走官印的嫌疑。

调查小组列了单子，三五百号人赫然在列，因为兵部本来就不是清水衙门，一天到晚很忙，来来去去人更多，三五百人已经算是少得了。

除了一个一个审问之外，调查小组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发现官印丢失，也就是三月初七那天在兵部库房值班的书吏鲍干和几个衙役。

可是问题是，无论是兵部的官员取用大印使用，还是其他部门的官员取用大印使用，在取走和交还大印的过程中，少说也要有三五十人在场旁观，这么多双眼睛盯着你，除非你是楚留香，不然你绝对偷不走。

就在案情一度陷入僵局的时候，书吏鲍干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向调查小组检举揭发，说自己的同僚，另外一个书吏周恩绶心怀不轨，之前多次找到自己，想要偷偷取用大印使用。

调查小组立刻把书吏周恩绶逮捕审问，周恩绶也是供认不讳，他说自己在外面揽了不少活儿，有想开工作证明的， 得兵部盖章，有想要伪造履历的，得兵部盖章，甚至兵部里有很多中层领导，公款吃喝啊，贪污军款啊， 这些都需要兵部盖章。

（调查审理）

可是周恩绶也说了，自己虽然想偷偷用一下兵部的大印赚点外快，但是鲍干始终没同意，鲍干要是同意了，他也不可能检举揭发我对不对，所以这大印也不是我偷的。

周恩绶老实交代，倒把朝廷里那一票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官员们给拉下了马，但是对本案无益。

案情，又停了。

一个多月过去，案件是毫无头绪，彼时嘉庆皇帝已经从清东陵回来了，发现调查小组白忙活一个月，更生气了，直接把调查小组的所有成员罚俸半年，还要求他们这桩案子破不了以后就不用干别的了，每天就到刑部去审案吧！

调查小组直接把办公室搬到了兵部，案情没怎么进展，但他们在观察兵部日常工作的时候，却发现了很多的问题。

首先，兵部的大多数官吏们都有一个十分严重的恶习，那就是好赌。

从大堂到办公室，从库房到厨房，到处都有成群结队占用上班时间赌钱的。

其次，兵部官员们上班下班也不符合规范，早退的，晚来的，夜班不值的比比皆是。

最后，调查小组还发现，兵部的大院子里，戒备相当松懈，很多围墙已经坍塌破败，甚至有官员为了方便回家，直接在兵部后边的院落墙上自己开了个洞用来通行，你这么整，贼不偷你偷谁？

总结来说，这帮人根本就没有认真工作，反而是大部分人都在混日子，得过且过。

堂堂国家最高军事机关，其秩序和内里如此糟糕透顶，围墙上狗洞打的到处都是，搁谁看了谁不来气？

调查小组更来气，要不是你们兵部把大印给弄丢了，我们至于每天被皇帝又申斥又罚俸，还得每天屁颠屁颠的过来研究案情么？

于是，调查小组干脆一道奏折，把兵部此时稀烂的情况捅到了皇帝的御案上。

这些情况被嘉庆知道之后，他已经不能说是愤怒，他简直是气冒烟了，他把这些人碎尸万段的心都有了。

于是，当初那个已经被降职的兵部尚书戴联奎彻底革职，沦为平民。

现任的兵部尚书和世泰，是嘉庆的小舅子，嘉庆也不惯着，一撸到底，革职查办。

兵部的大小官员又迎来新一轮的处罚，是降职的降职，停职的停职，免职的免职，流放的则已经在路上。

其实，嘉庆不知道，这已经是朝廷的常态了。

因为，从乾隆末年以来，由于封建统治的弊端，以及统治者的逐渐疏于管理，官场上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长久以来，评价一个人在官场上的成功与否，是看他官做的有多大。

（懒政之风）

于是，高层管理者每天苦心钻研升官之道，他们左右逢迎，巴结媚上，一心想要陪王伴驾，说什么也要混个军机处行走来做做，而把具体的工作都交给中低层的管理者来。

中低层的管理者当然也谋求高位，所以他们也不会干活儿，而只会把工作交给兵部中地位最低的“吏”来做。

可是，您别看他们都是小吏，但是他们不通过科举考试产生，也不是吏部分配的工作，他们的行当，往往是几代几代这么世袭下来的。

兵部的尚书，侍郎，这些大官，他们侍孔子师，读圣贤书，学的都是经纶致世的大道理，你让他们管理别人他们会，但是那些复杂繁冗的工作你让他们做，他们不一定做得好。

能把一个部门的具体工作做好的，必然是这些世袭的吏。

所以，对于吏员，你既要提防他们，还得重用他们，

吏员往往不求名利，只求实利，那就是如何把自己当下的日子给过舒心了，所以他们能偷懒就偷懒，能磨洋工就磨洋工，能玩忽职守绝不认真工作，能应付一下绝对不端正态度。

有这样的官僚集团，大印被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但是，就算是把兵部给处罚个底朝天，这丢失的大印也还是没找回来。

调查小组组长庆亲王绵课被皇帝摘去花翎，以示惩戒，曹振镛更是被降为二品，逼得绵课还亲自找到皇帝，说这活儿我们干不了，我愿意再次接受处罚，您另请高明吧。

结果，嘉庆不仅没放绵课走，还规定他限期五月初五破案（也就是再给一个月时间），到时候案子要是还没破，有你庆亲王好果子吃。

绵课没办法，只好拉上调查小组的成员们继续加班肝工作，他们熬夜开会，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之前）他们发现兵部的官员们好赌成性，而且赌资惊人，不是三两五两的耍耍，而是动辄就是几百两的输赢。

比如，上文中提到的书吏鲍干也参赌，而且出手阔绰，大额银票咔咔往出掏，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这鲍干的法定收入一个月才几两银子，他哪儿来的这么多钱？

（清朝官吏）

于是，调查小组又把鲍干叫来，对他进行了一连好几个昼夜的突击审讯，让他老实交代自己这些钱是哪儿来的。

一开始鲍干还死赖不认，一问三不知，但是架不住调查小组不让他睡觉，二十四小时三班倒，一点思考和休息时间都不给他，到最后鲍干终于是说漏了嘴：

自己丰厚的赌资，是同僚何炳彝和庆禄给他的封口费，至于为什么要给他封口费，则是因为去年嘉庆打猎回来之后，盒子里的大印送回兵部库房时，何炳彝和庆禄根本没有检查盒子里到底有没有大印就入库了。

这个内幕只有他鲍干知道，所以他们要花钱免灾，因为他们没有验看大印就直接入库，那么大印的丢失和他们就有间接责任。

这么一来，案情虽然有了突破，但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之前何炳彝和庆禄还说是自己在去年的七月亲手亲眼把大印封存到了库房，但实际上，他俩根本就没检查，他俩更不知道盒子里到底有没有大印。

这也就是说，兵部的大印，很有可能在嘉庆皇帝在牧场围猎的时候，就已经丢了，而后来送回兵部的，只不过是一个空盒子。

于是，调查小组又开始研究起了去年皇帝围猎的时候，诸位随行的兵部官员的行程表，希望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经过调查发现，皇帝围猎期间，兵部的大印一直由兵部四个随行的书吏轮流保管，这四个书吏，分别是王振纲，俞辉庭，朱宪臣，他尔图。

这个操作，其实不太对，因为皇家队伍游猎期间，类似于官印这种东西，至少应该由郎中这种低级官员来保存，书吏是没有权限接触的。

调查小组又差衙役把这四个书吏捉来审讯，结果这四个人也是一问三不知，都说自己保管大印的时候大印都在，自己都尽到了自己的工作义务，至于大印丢失，一概不知。

尤其是他尔图，连呼冤枉，看样子不像是装的。

当然了，这四个人眼下是利益共同体，就算是真有事儿，他们也早就提前串供过，肯定是不会轻易交代的。

但是，这个时候调查小组又获得了一条看似无关紧要的线索，那就是，衙役们在核对库房是否还有其它物品丢失的时候，发现除了大印，还丢了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是用来装兵部大印的备用盒子，就是说一共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盒子用来存放大印，这个用坏了就用那个，平时备用的这个一直是空着的。

奇怪了，窃贼把兵部大印偷走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要偷走一个备用盒子呢？

而且，这个备用盒子和大印还不在一个库房，如果窃贼需要盒子，他直接把本来使用的盒子连带着大印一起拿走不就好了么，何必铤而走险再到另外一个库房去偷一个备用的盒子呢？

这些线索呈现出碎片化，被怀疑的对象又是铁板一块，案件彻底走向了死路。

（古代印章）

眼见一个月的期限马上就到，庆亲王和曹振镛想死的心都有了——这案子，真是神仙难破。

调查小组们当然不会知道，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窃贼，所谓兵部的大印丢失，其实是一场魔幻的工作失误。

时间，要回到去年的七月份左右。

去年七月初，嘉庆皇帝秋日围猎，玩到八月末返京。

八月二十八日的晚上，兵部大印本来应该由兵部郎中五福喜保管，但是五郎中嫌麻烦，因为看管大印很枯燥，就是在房间里守着大印，别人看灯吃酒，自己什么也干不了，于是五福喜干脆把大印拜托给了书吏他尔图。

结果，书吏他尔图也想要四处溜达着玩一玩，所以他拿到大印之后随手就把大印扔到了帐篷里，又把大印托付给书吏俞辉庭看管。

这个俞辉庭，晚上偷喝了不少酒，到了帐篷里倒头就睡，直睡到后半夜三点多，醒来一看，大印，丢了！

不仅大印丢了，就连盒子也跟着不翼而飞了。

俞辉庭的酒早就醒了，他立刻想到，丢失大印必然是死罪，想要活命，要么赶紧把大印找回来，要么就得先把这事儿遮掩过去。

茫茫人海，到哪儿去找大印？俞辉庭果断的选择了后者。

俞辉庭想到，兵部还有一个备用盒子，于是他立刻将盒子取来，又往盒子里放了一袋子铜钱来模仿大印的重量，最后将盒子封存，原封不动的放了回去。

第二天一早，俞辉庭就和朱宪臣，以及王振纲透了底儿：

现在大印丢了，咱们几个书吏都得摊责任，搞不好都得砍头，不想死，就得把这事儿糊弄过去。

这事儿，只有他尔图是真不知道，他还以为盒子里放的就是大印。

（盒印迷踪）

于是，俞，朱，王三个书吏在随队伍返回京师后，把盒子还给了郎中五福喜，五郎中没有检查，又把盒子又交给了兵部官员乌林太和中敏。

有意思的是，作为中层官员，乌林太和中敏也没有警觉性，也没觉察到什么异常，他们也没打开盒子验看，而是直接就把盒子交给了负责入库的小吏何炳彝和庆禄。

何炳彝和庆禄呢，也没看，直接就把盒子入库了。

当天，另有一个值班的书吏，也就是鲍干，他也没有打开看过，因为鲍干早就提前被三个书吏给买通了，他们属于是一伙的。

这个盒子，经手了大大小小这么多官员，竟然没有一个人打开验看一下，实属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因为，在兵部官员们看来，大印这种如此重要的东西，值得用生命去守护，是绝对不会丢的，也没有人有胆量把它偷走。

他们更懒于履行工作职责，只想随便搪塞敷衍过去。

也正是因为俞，朱，王三个书吏玩了个灯下黑，利用了人性， 还真就叫他们把盒子成功送还到了库房里。

盒子一旦进入库房且没有异议，那么无论兵部官员在具体流程中有没有打开验看，都代表他们已经验看无误，并且承认了大印已经完好无损的归于库房。

这也就代表着，从这一刻开始，这仨书吏就脱罪了，责任随即转到了最后接手大印的何炳彝，庆禄以及鲍干的身上。

鲍干这个人，很有远见性，他高瞻远瞩，知道这事儿纯属纸包火，藏不住，下一次取用大印的时候，大印丢了没了，你拿不出来，到时候还是露馅。

所以，今年嘉庆皇帝出行祭祀清东陵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鲍干居安思危，他买通了负责收拾库房为生的衙役管帼林，指使管帼林上演了一出监守自盗的大戏。

唯一的区别在于，管帼林没有东西可偷。

趁人不备时，管帼林独自进入库房，他先是打开盒子，取走里边的一袋铜钱，然后将库房故意搞的凌乱不堪，还把装大印的盖子扔到地上，造成了被贼人光顾的假象。

而在本年的三月，嘉庆皇帝携同百官出游，兵部官员打开库房想要取走大印的时候，就正好看到了提前被管帼林布置好的案发现场。

（“大印失窃”）

何炳彝和庆禄，以及诸多经手过大印的官员们一口咬定自己亲眼看到大印入库当然是说谎，因为他们但凡在去年大印入库的时候随便有一个人把盒子打开验看一下，都不会导致今天的东窗事发，但他们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没有说谎，正是因为他们没有验看过，所以他们坚信，不会有人敢把大印掉包，更不敢有人拿着一个空盒子来入库。

可是这一切，不都是因为这些官员的失责所导致的吗？

当然，后来经过审讯，俞辉庭，朱宪臣，王振纲和鲍干最终还是把他们欺上瞒下的行径给交代了，而且还是那个最初把大印弄丢的俞辉庭主动交代的，因为他害怕万一朝廷查了出来，祸端起于自己，那自己必然性命不保，所以主动自首，想要争取个宽大处理。

案子破了，水落石出了，一干涉事的官员们再次受到了严厉的惩处，那些没有严格履行工作，把工作转交他人，或者是没有开盒验看大印的官员们，以及这几个犯案的书吏，少部分撤职查办，而大部分都被流放到了黑龙江为奴。

事情到这一步，调查小组的所有成员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是要命的是，大印还是没找回来。

之后为找回这一枚兵部的大印，朝廷几乎全员出动，上到总督巡抚，下到捕快衙役，甚至满大街都安插了不少探子，以直隶省为中心，家家户户搜索，恨不得把地翻过来找，这大印却始终如石沉大海，再无消息了。

无奈之下，嘉庆皇帝只好放弃了寻找。

毕竟怎么丢的弄明白了，皇帝还是很满意的，至于大印，把丢的那一枚公示出来废止使用，另外铸一枚新的就是了。

但是，皇帝不知道，也不明白，大印丢了可以重新铸造，可制度松动，官僚消极，官场崩坏，他治下的这些文臣武将们消失了他们自我坚守的品格，却很难再找回来了。

黑格尔曾经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

紫禁城威严矗立，宛如当年金碧辉煌，古老的皇家宫殿被暮日散发出猛烈的耀光所笼罩，因此看上去并不古老，帝国的主人以为丢失的不过是一枚印章，可其实，真正丢失的，是一个王朝向上的命运。

来源：我是历史其实挺有趣，原标题：道德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