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曾经拥有这样的中国

民族是人类生存竞争的结晶体，是大浪淘沙的结果。

任何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的民族，都曾经经历了种种严酷的生存考验。无论大河民族、山地民族、岛屿民族、草原民族，只要她能够稳定的占据一定的生存空 间，并持续发展一定的历史阶段，她就获得了自立的根基，并可能以国家形式生存下来。但是，纵然有了这个根基，也并非每个民族都能够确保自己的文明不突然中 断，不骤然消亡。稍微留意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许多令人不胜惋惜的民族消亡的案例。

在五六千年前，就以法制文明规范社会生活方式的巴比伦人，可谓人类第一朵灿烂的国家文明之花。可是，她如今在哪里呢？三四千年前的希腊人，在爱琴海 诸岛创造了辉煌文明，其哲学、法学、神话文学，至今还都是熠熠生辉的明珠。然而，那些“希腊人”如今在哪里呢？两千多年前的亚平宁山地人，以绝对的尚武精 神吞并希腊横扫欧洲而建立了罗马帝国，可是，那些罗马人如今在哪里呢（对历史无知而又骂口常开的新新人类们，可别将今日希腊、今日意大利当成了古希腊与古 罗马）？在墨西哥高原留下神秘踪迹，以至于被某些颇具想象力的“家”们说成是“外星人”的那个发达民族，如今在哪里呢？创造了金字塔与诸多伟大文明的古埃 及法老们的族群，如今在哪里呢？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佛教文化，可是，其中间几百年的历史却是一个中断了的黑洞，今日的印度人 族群并不是古印度人的后裔。蒙古人曾经横扫欧亚、统一中国，建立了其广袤无与伦比的草原帝国。可是，以国家实体为依托的古蒙古人，数百年间却国亡族破，至 今仍然支离破碎。中世纪的铁血帝国拜占庭、奥斯曼、神圣罗马，同样也是灰飞烟灭，其主体民族早已星散消亡于人类海洋了。还有那些绝对尚武的强悍王国，马其 顿、波斯、波希米亚、大月氏、西夏、辽、金、楼兰等等等等，一个个都成了供人凭吊的遗址﹔当时的主体民族也都星散融汇，那些独有的文明也都成了漂浮于人类 天宇的流星。

历史发展的实践，对民族的兴亡生灭提出了三个严峻结论﹕

其一，文明不是生存的保险。创造文明的民族同样有可能灭亡。

其二，蛮勇武力不是生存根基。惟武民族兴也勃焉，亡也忽焉。

其三，人口、幅员之多寡，不是生存本钱。地广人众之民族照样可以一朝覆亡，忽啦啦如大厦倾。

一个顽强不灭的民族，必然具有超常的生存能力。这种生存能力的本质，就是其内在的生命力。从漫长的历史可以看出，这种超常的生命力既不仅仅是拥有某 种独特的文明，也不仅仅是武力至上的绝对尚武精神，更不仅仅是人众地广之势的所谓国家潜力。那么，顽强的生命力对于民族这样的个人共同体究竟应该是什么？

说到底，还是得让历史的画卷来说明问题。

“民族”是一个近代话语，然而就其基本含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文字、共同生活方式等）而言，这个话语已经足以揭示我们所涉及的问题了，所以，在这里不必争论那些鸡零狗碎的语词歧义。

从一万年的历史长河看，具有最顽强生命力的民族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的主体民族 — 汉族。如果将世界民族以国家形式竞争的起跑线定在六千年前，那么，迄今为止，惟有以汉族为轴心的中国民族 — 一个黄皮肤、黑眼睛、面部线条柔和、写方块字、讲单音节的族类 — 完整地保留了自己的国家形式，顽强地坚持在原有的土地上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完整地保留并不断发展了自己的原生文明！

在六千年的漫长马拉松中，没有一个民族坚持到今天。

虽然，后来中途“插队”的某些民族今天超过了我们。但是，人类竞争的漫漫路程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也还没有被那些无情超越的脚步踩踏窒息，我们民族的强势元气也还没有被根本性地肢解伤害。凭甚说，我们没有希望重新崛起，重新超越？

面对这一不争的历史事实，我们应当尊重这种最伟大的光荣，应当认真分析中国民族这种无与伦比的耐久力所包涵的智慧、力量与全部历史经验，以期做出最为合理的扬弃式继承，为重新崛起与重新超越奠定基础。而不是因一时的贫弱落后，妄自菲薄、骂口常开。如果说，我这种看法就是民族主义，我非常乐于接受。一 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主义，等于这个民族没有追求，没有理想，没有智慧，没有力量，没有自信，什么也不是。假如，六千年前开始的民族马拉松，是一种以千年为单 位的单纯的体育竞技，中国民族一口气至少拿了四个“分站”冠军﹔虽然最近的这一分站暂时落后，也会有无数的体育科学家来研究中国民族的战略战术与一切技术 细节。

然则，我们为什么不研究？

外国人的热嘲冷讽甚或漫骂，不乏浅薄的嫉妒与无知，大可泰然处之。但是，中国人自己也数典忘祖，恨不能将中国原生文明焚尸扬灰，却委实令人难解。冷 静的看看“二百年短跑”冠军的美国，一方面佯装对别人的辉煌历史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却将自己二百来年的历史反复叨咕，好莱坞电影将所有重大不重大的事件拍 了一遍又一遍，文学艺术与研究著作则深入到历史的各种旮旯拐角去品咂，并像骄傲的火鸡一样向全世界公布研究成果。看看美国大使馆向中国人散发的成套成套的 美国历史与现状的各种精美书籍，你能说美国人不重视原生文明的历史？欧洲国家更是沉醉于自己的民族历史，那怕是支离破碎，也要拼凑得熠熠生辉。东洋日本更 是恨不能抹去自己文明源头的中国色彩，虽然有许多暧昧与不纯，但日本人绝不谩骂自己民族的历史。相反，所有的学者都在费力地探究日本的本土文明史，力求将 大和民族的起源发现得久远又久远，将日本的尚武传统锻铸得纯粹又纯粹。

为什么这样？

一个优秀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的历史。因为那是经过漫长严酷考验的、能够证明自己其所以优秀的事实。那种无法撼动的事实中，存在着 一个民族原生文明的强大力量，存在着百试百灵行之有效的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与饱满激扬的生命状态。紧要关头对历史的反思，往往能激发一个民族的智慧与 勇气，从久经考验的生存大技巧中创造出适合于本时代的生存战略。

所以，审视自己的原生文明，不是虚幻的发思古之幽情，它完全可以成为创造新的历史的出发点。

要解密中国民族在无数次生死存亡关头的求生奇迹，以开拓我们的战略视角，就要从我们的原生文明中理清那些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的基本方面。

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根基。一个民族在她从涓涓细流发展为澎湃江河的过程中，必然有一段积淀凝聚进而升华的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 文化方式、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生存谋略等等一系列稳定的社会生存方式，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那样不可改变，将长久的甚至永远的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轨迹 与发展潜力。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原生文明。她是“上天”烙在这个民族身上的“胎记”，永远不能磨灭。

一个基本的交代是﹕中国原生文明的生成期在春秋战国时期，此前的文明，我们可以称之为这种成熟的原生文明的早期基础﹔这个原生文明形成后的第一波惊 涛骇浪，便是统一的大秦帝国的建立，从而使中国文明万源归一，形成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自此以后，中国民族拓展生存空间的历史波澜，便壮阔地展开向前了。

后面，我将具体展开，归纳中国原生文明与后续文明在长期的生存发展中所积累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历史经验。这种历史经验，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表达，那就是强势生存四个字。

二、强力反弹 有限扩张

民族生存的最根本生命线，在于抵御外来族群的欺凌与侵略。

也就是说，战争能力的文野强弱，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命运。战争能力低下，或迟或早都要灭亡。这是民族发展史所展现的不以任何人的好恶所决定的一条铁则。

中国民族其所以具有悠长的耐久力，根本之点，就在于对外来危险无与伦比的抵御消解能力。在数千年沧桑中，这种能力已经臻于化境，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总结中国历史，这种抵抗艺术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八个字 — 强力反弹，有限扩张。

面对强敌，坚决反击，此所谓强力反弹。

反击胜利，适可而止，此所谓有限扩张。

从总体上看，中国民族在每次战胜大危机之后，都没有西方帝国或东方成吉思汗式的那种骤然地爆发扩张，而总是将胜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对于这个 “度”的把握，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深邃的战略洞察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奋起反击不难，大胜之后适时剎车，却是极难。历史上举凡曾经强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国 民族，如古罗马、拜占庭、成吉思汗帝国、西夏、辽、金、元、希特勒第三帝国等，莫不是不知进退而衰竭枯涸。否则，这种把握如何称得上无以言传而我心自知的 艺术境界？

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兵书最多的国家。春秋战国的学问家流派中，兵家堪称威名赫赫的一大方阵。在中国历史上，知兵而成“家”成“学”者，绝非浪得虚名。 中国历史上的兵家，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全部是文职非军人出身（请注意，名将才是职业军人）﹔其二，同时都是身居要职的政治家。这两个形式特点，反向的 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的军事思想，必然不会是单纯的军事攻防研究，而一定带有深邃的社会人文价值。

假如不是历史尘埃的淹没，中国的经典兵书绝非只有宋代汇编的《武经七书》。这里，姑且只说《武经七书》的作者﹕《六韬》的吕尚即人人皆知的姜太公， 显然是个老学者，又是一个大政治家。《孙子兵法》的著作权人孙武，本是齐国名士。《吴子兵法》的著作权人吴起，更是曾经被儒家学者曾子开除了的鲁国名士， 一个满腹学问思想的大改革家大政治家，出将入相，皆有惊世功绩。《司马法》的著作权人司马穰苴，是晋国的司马（文职国防部长）。《尉缭子》的著作权人是魏 国国尉，名字叫做缭，同样是文职国防部长（请注意，中国古代的大司马、国尉、太尉等，都是最高国防长官﹔只有大将军、上将军等各种将军，才是三军实际统 帅）。《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的李世民，不消说是个雄略皇帝，文武兼备﹔李靖则更是文士出身，从来不是战将。《武经七书》之外，失传而重见天日的《孙膑兵 法》的著作权人孙膑，是师从鬼谷子大师的文人学子。《孟德兵法》的著作权人曹操，四言诗写得惊世骇俗，更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政治家之一。

一言以蔽之，举凡中国留有军事著作的兵家，没有一个赳赳武夫。

这样的兵家们所锻铸的用兵原则，囊括了非凡的民族生存智慧。

《孙子兵法》开篇就是〈始计〉— 即庙算，即战略运筹。第一句话就是“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个论断，代表了中国民族对战争的最高境界的审视 — 战争对军人而言，是死生之地﹔对国家民族而言，是存亡之道﹔惟其如此，战争才是国之大事！《司马法》则开篇就提出“以战止战”、“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 虽安，忘战必危”的警世格言……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民族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是冷静而清醒的，是坚决排斥盲目性的。

还是让我们具体看看中国民族“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历史吧。

中国民族第一次的生存大危机，发生在春秋中期。周王室东迁洛阳后百余年间，王权的衰落与诸侯群内部的争斗，对外夷的防范早已经形同虚设。当此之时， 野蛮部族如汪洋大海般从四面进逼中原。那时候，岭南、江南、东海、陇西、高原、草原，无处不敌。南苗、东夷、西戎、北胡，四方皆夷。大约数以百计的野蛮部 族，从各个方向向当时的中国腹地蚕食，华夏民族危在旦夕！

这时候，却恰恰正是中原世界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前夜，各种形式的新旧较量都正在激烈进行。然而，就在内部革命如此激烈的时候（请注意，“革命”是中国 上古话语 — 汤武革命），华夏民族的新一代贵族精英却深明大义，表现出了族群生存至上的伟大情怀。当时，绝对有争霸天下之实力的齐桓公姜小白与丞相管仲，毅然放弃中原 争霸的革命，利用齐国巨大的号召力举起了“尊王攘夷”的大旗，全力倡导天下诸侯重新以东周王权为中心，坚决反击夷祸。这个主张的实际展现是﹕齐国牺牲了自 己的霸主地位，拥戴王室，从而“九合诸侯”，凝聚华夏民族抗击外患。这九次联合反击，各种野蛮部族基本上全数被驱逐出中原地区。

值得深思的是，中原诸侯在胜利后并没有无限度出击，将那些小部族赶尽杀绝，而是北到阴山、南到吴越、东止海滨、西止陈仓（今日陕西宝鸡），所有的诸 侯都适可而止地停止了反击追杀。这场大反击，保证了华夏民族近二百年的平安，直到战国中后期北方匈奴卷土重来。诚实的孔子曾经感慨，若非桓公管仲，中原人 都成夷胡了（吾将为左衽矣）！

这一次，强力反弹之后的有限扩张，主要是边缘诸侯国夺取了野蛮部族向中原进犯的部分根据地，如楚国向岭南的有限伸展，秦国向陇西戎狄区域的有限伸展，晋国燕国向河套草原的有限伸展等。倒是起核心作用的齐国、鲁国等老牌诸侯国，其土地人口没有什么大的扩展。

第二次危机，是北方林胡、东胡、匈奴等族群兴起后对华夏民族构成的巨大威胁。这次危机虽然不是深入腹地的全面大危机，但却是一场长达百年的长期危机。

战国中期开始，中国南部“苗蛮”的威胁已经基本消除﹔但北方草原与西部草原的游牧部族，却形成了很大的势力。他们举族为兵，逐水草而居，倚仗马背民 族特有的剽悍灵动，不断从广袤的沙漠戈壁向南推进，占据了水草丰茂的阴山与敕勒川地区为根据地，向中原燕赵秦三国的北部频繁地攻击、掠夺与骚扰。西部匈奴 戎狄及羌人族群，则沿着河西走廊东进，占据今日甘南草原与临洮河谷地带，不断对秦国边陲袭扰。从这时开始，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中国民族进入了长达百余年的 反匈奴战争。

这场长期战争，大体是三个阶段﹕战国反击 — 秦帝国大反击 — 西汉王朝长距离反击。战国时代对匈奴作战的，主要是赵国、秦国、燕国。赵国第一线，是主要力量，名将李牧的十几万大军长驻云中河套地区。秦国其次，主要是 九原、上郡、河南地（今日陕北高原与内蒙古黄河以南）地区。燕国主要是渔阳（河北北部）、辽西与辽东地区。这一阶段，因中原大战如火如荼，所以仅仅维持了 抵御诸胡、匈奴不能南下。即便如此，李牧的诱敌深入反击战，也堪称对付游击骑兵的第一次成功经验。同时值得提出的是，秦国在战国末期的统一战争中，非但坚 持不调回九原兵力到中原参战，而且增加了九原大营的兵力﹔其根本原因，便是在展开统一战争的同时，为华夏世界全面承担抗击匈奴的历史任务。这种天下襟怀， 是我们民族文明在危难关头所爆发的灿烂光华。

第二阶段大反击，在秦始皇统一之时。

其时秦帝国军威正盛，举国对匈奴诸胡深恶痛绝。始皇帝雄才大略，决心与匈奴大打一场。宽阔的秦直道从咸阳直修到九原，粮食军辎源源不断的北运。上将 军蒙恬的30万铁骑与匈奴骑兵硬碰硬开打 — 尔等不是倚仗骑兵剽悍么，偏教尔等尝尝从马背起家的帝国铁骑的滋味儿！一仗打下来，匈奴诸胡尸横草原，远遁大漠戈壁的深处，数十年不敢露头。同时，西部反 击照样也是全面大捷，高大壮硕的临洮将军翁仲，被始皇帝铸为金人立于咸阳广场，后来朝贡的匈奴人见了翁仲像无不跪拜。这种强力反击的声威，要远比后来汉武 帝时期的对匈奴作战有底气得多。西汉《盐铁论》评价秦军大反击的说法是﹕蒙公为秦击匈奴，如鸷走雀耳！— 就像老鹰扑击麻雀一样，可见攻势之凌厉强大。但是，大胜之后，秦帝国没有穷追不舍，而只是占据了阴山、敕勒川与陇西草原河谷，彻底夺取了匈奴立足中国边缘 的根据地﹔与此同时，修了万里长城，以其作为纵深防御。

这就是强力反弹，有限扩张。

顺便说几句。西方人说长城是秦帝国边界，也是中国古代边界，真教人蔑视他们的知识水平。但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任谁也不会将城墙修在国界 上。当时长城之外的阴山敕勒川、河套平原、辽西辽东平原、甘南草原、河西走廊一部分，都已经是秦帝国领土﹔而国土也不是任何地方都适合于驻军的。长城，只 是长驻军队纵深防御的一道永久性工事而已，如何便成了国界？如果按照这种说法，但凡有军事构筑与城墙者便都是国界，当代欧洲国家岂不都成了小城堡？

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国的梦魇。历经楚汉相争，西汉初期的经济非常穷困，北方匈奴藉机再次大规模南下，当真是亡我之心不死。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抵抗， 差点做了俘虏，可见匈奴势力之大。汉武帝时期，匈奴成势，西汉王朝也如日中天，一场大规模长距离的大反击正式展开。卫青、霍去病的大军多次穿越高山草原， 深入沙漠戈壁，主动寻求对匈奴骑兵的作战。“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骠骑大将军（骑兵总司令）霍去病的壮士情怀，就是当时中国民族的反击决心，千古之下， 依然令人血脉贲张。历经十余年大战，汉军北出到燕然山、狼居胥山（今乌兰巴托）、贝加尔湖（汉人叫做北海，苏武牧羊守节的地方），西边进击到葱岭、塔里木 河、阿拉木图一带，堪称万里征战之壮举。至此，匈奴之患终于基本从中国历史上消失。

这次的反击，是有限扩张最大的一次，非但彻底巩固了阴山草原等匈奴游击区，向北推进到沙漠边缘，而且占领了全部河西走廊与青海新疆部分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府。中国人的生存空间第一次大规模伸展，几乎夺取了匈奴诸胡的全部边缘根据地。

第三次，又是全面大危机。

这次间隔较长，发生在西晋末期到魏晋南北朝的一百多年间，史称“五胡乱华”。由于西汉的强盛，东汉又有马援、班超等著名将领消灭边患，加之三国时代曹操北征乌桓、诸葛亮平定西南、孙权开发岭南等，三四百年间中国基本上没有全面性的生存危机。到了西晋，形势为之突变。

西晋政权是司马氏家族三代政变所建立的王朝，历来开国大政权所具有的勤奋勤政、休养生息、廉洁节俭等优秀方面，一点也没有。其倚仗曹魏奠定的军事实 力，拿下了吴、蜀两个奄奄一息不堪一击的王国，便骄娇大长，开始了惊人的腐败裂变。50年间，宫廷腐朽，政变迭起，贵族斗富，皇帝白痴（晋惠帝是真正的痴 呆少年），国中糜烂一团。

这是中国民族被上层糜烂腐败拖向灾难深渊的最危险的一次全面生存危机！

短短50年的大腐败，使北方胡人再次卷土重来。远遁无踪的匈奴、东胡突然变成了鲜卑、丁令等等胡族，从西伯利亚的丛林草原纷纷冒出。这次，他们竟大 张旗鼓地假托自己是华夏五帝之后裔，堂而皇之的大规模南下，来夺中华河山。西晋贵族阶层本来已经腐烂透顶，加之内乱纷争不休，便一溃千里的逃到江南去了。 占当时中国三分之二领土的整个北方，全部被胡人占领，而且先后建立了诸多政权。这是四千多年来华夏民族被外敌入侵最深、历时最长的一次。不要因为这些胡人 后来也化入华夏民族而讳言痛苦的历史，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大败之后的东晋贵族阶层，毕竟过滤出了些许精英人物，依靠他们激励民众，支撑危局，但始终也没有 北伐成功。

危机的解除，还是隋朝的事了。跻身于胡人政权的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权，整军经武，驱赶胡人，统一了中国。隋的大反击，不但恢复了西汉版图，而且 将胡人、鲜卑的生存根据地又夺取了很大一部分，这包括夺取青海地区，将河西走廊的细细咽喉扩展为数千里宽阔的纵深国土，但也丢失了西汉西域都护府的西部地 区与北部、东部的一些地区。

真正消除这场百年危机、对外来势力进行又一次大反击的，还是煌煌大唐。唐与隋接踵，是一个历经南征北战而夺取天下的强悍政权。唐初面临的最大威胁， 是西面的吐蕃、西北的回纥、北面的突厥三股强敌。历经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三代不断反击，中国领土有了很大伸展。西北到达咸海，直接与今日伊朗接壤，称 陇右道﹔北边到达贝加尔湖与今日俄罗斯的赤塔地区，称关内道﹔南部包括全部越南，称岭南道﹔东北远达今日俄罗斯的朱格朱尔山脉（包括库页岛），称河北道。 随着国力消长，唐代的领土也有盈缩变化。这里所说的，是唐王朝全盛时期的生存空间。

第四次危机，是宋明时期。

这次是中国民族先处于守势而后大反击的一个时期，也是在富裕状态下屈辱亡国，而后东山再起的时期。按照宋朝的经济实力，完全应当振作。但是宋朝却偏 偏背离了中国优秀的军事传统，实行“将兵分离制”，过分崇尚文职，严重压抑尚武精神，以致面对辽、金、西夏三个强大的军事小帝国和一个袖珍大理国，宋代一 直处于防守状态，一直奉行一种古典绥靖政策。割地赔款，汉奸辈出，先丢了北方，又逃遁江南，最后终于被元军消灭。广袤的中华国土，终于第一次被外敌完整占 领80余年。由此，宋朝政权也以屈膝卖国、绥靖妥协、汉奸丛生、残害主战派将领等等不齿作为，而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长久积蓄之后的大反击，始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大起义 —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政府无能，人民自救！中国民族以这种遍地开花的红巾大起义，吹响了强力反弹的号角。

但是，最终完成大反击的，依然是有组织的国家政权与军队。这就是明朝初期的强力反弹。明初是中国历史上“将星如云，谋臣似雨”的时期之一。高涨的民 气、英明的君主、善战的军队、高超的谋略、出色的统帅，这时都奇妙的凝聚在一起，终于恢复了中国民族的固有领土。这次反击，虽然最终扩张不大，但却能在全 面沦陷80多年后夺回唐代五分之四的领土（没有夺回新疆，没有夺回蒙古草原），也可谓一次成功的大胜利。

明朝之后，清王朝的出现是个特殊问题。

满族源于女真部族，其所居住的东北地区，有一半（南部）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中国领土，至少到隋唐时期已经全部成为中国本土；明代也是确定不移的中国 领土（称为努尔干都司），相当于一个军事特区。满族虽不是中国主体民族，但确定无疑的是中国民族之一。满族强大而夺取全国政权，本质上是中国人的统一形式 问题。只是，由于中国的主体民族 — 汉族第一次成了B角甚至C角，再加上满族初期入关的报复心理，将自己的外形特征（剃头留辫子）强加于汉族等高压政策，汉族才有了亡国的感觉。但是，随着满 族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与汉族进入中央政权人数的不断增多，以及满族皇室的争气（请注意，满族皇室的勤奋明智与八旗部族的腐败是大不相同的，清朝的十个皇帝 ，几乎个个都有危机忧患意识），以汉族文明为主体的中国文明，终于认同了这个成功脱离了落后母体的少数民族的中央统治政权。所以，满族主政与中国历史上的 外敌入侵，有着本质的不同。

满族主政，在维护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方面，同样出色的体现了“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大智慧。四面边患在清朝中期几乎完全肃清，西藏、台湾、蒙古、新疆，全数回归中国！清朝全盛时期的中国，比现在的中国大了大约一倍，还有余……

综上所述，“强力反弹，有限扩张”，这是中国民族在长期生存竞争中的第一个大智慧 — 对付外敌的超级智慧。

有人说，中国文明其所以能够以国家形式完整保留，原因在于中国西南部环山、东部临海、北部草原荒漠，远离西方冲击力的原因。这是不了解中国历史，又 以地理环境决定论解释中国历史的错误。诚实的说，在冷兵器时代，高山大河的阻拦，并没有阻挡住包括白种匈奴在内的外部冲击﹔当时中国经历的巨大外患冲击， 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多，都惨烈！而实践证明，任何军事力量（当然包括当时的西方族群）都不足以摧毁华夏民族﹔尚且不说，匈奴人的许多部族本身就是白种人。如 果以近代以来的历史说话，西方力量与东洋力量，难道没有企图灭亡中国的事实？当这些火器民族无情“冲击”我们的时候，恰恰是中国尚未脱胎换骨而最为贫弱落 后的时候。

中国没有灭亡，难道是他们可怜我们？

中国虽然暂时落后，但是，中国正在积聚强力反弹的力量。从历史的角度看，二三百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不要说当代技术日新月异，再有50~100年，我 们重新伸展的余地可谓无穷之大。然则，即或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应当牢牢记住民族生存历史所沉淀凝聚的智慧，只是有限扩张，而不是向全世界疯狂报复。中国 民族的历史光荣感，足以洗刷曾经的耻辱感﹔只要我们民族的心态是正常而阳光的，我们就不会生存在仇恨的基础上。

一个经常处于神经质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三、整合统一 霸气巍巍

内乱分裂，是任何民族生存的另一个根本性威胁。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民族之林的残酷竞争中，内乱分裂必然导致强敌入侵与外来势力的各种不正当进入，从而最终灭亡这个民族的文明生存方式。民族的灭 亡，虽然不是全部个体生命的毁灭﹔然则，却是个体赖以存在的文明根基彻底瓦解星散，使灭亡后残存的个体生命丧失精神创造力，丧失传统生活方式，沦为精神乞 丐，沦为行尸走肉。亡国之恨，此之谓也。惟其如此，民族的内乱分裂，绝不仅仅是国家民族的灾难，从根本上说，更是每一个体生命的灾难。

一个民族，如果发展到以国家形式生存的程度，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明已经成熟。从此，国家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命形式，成为这个民族的外壳与灵魂，国 家的兴衰荣辱，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从本质上说，民族的分裂内乱所侵害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国家形式，通过对国家形式的破坏而消解浸蚀民族生存能力， 从而对整个民族带来毁灭性灾难。

我们已经无法确切的知道，远古历史上那些曾经辉煌过的民族一朝覆亡的具体原因了。但是，进入我们视野的历史舞台上，依然在不断上演着相同或相近结果 的民族悲剧。回溯上游，基本原因也大体无二。前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超级强国，数年之间轰然崩塌，虽然每个民族依然存在，但曾经使他们共同辉煌过的统一 的国家形式，却无可挽回的消逝了。踽踽独行的俄罗斯，举步惟艰，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其他获得独立的小民族国家，更是全部沦为第三世界（虽然，他们原来的生 活状况也接近于第三世界﹔但那时，他们的民族地位却是第一流的，他们在灾难与战争来临的时候，其依靠强大统一国家而生存的能力，也是第一流的）。尽管，这 不是民族灭亡的悲剧，但是，当全面内乱摧毁了历史选择的最适合于他们的国家形式（联邦制统一国家）时，每个民族的结果都是灾难性的。南斯拉夫的解体，是另 一个案。倏忽之间，一个二战期间的英雄的多民族国家，竟然弄得遍体鳞伤，几乎只剩下塞尔维亚一个光杆主体，沦为谁都可以对他指手画脚的三流国家了。

分裂内乱，对任何一个民族的伤害，都是根本的、致命的。

令人诧异的是，中国民族的先天禀赋中似乎就蕴涵了强烈的群体精神，其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悠久与坚定，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民族能够以大民族大国家的形式，数千年岿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

从实际原因讲，中国人在远古时代从部族团结联盟抵御严酷大自然，以及抵御“非我族类”的侵害中，就痛切体会到了各族群统一协调行动的至关重要。至少 ，大禹联合各部族共同治水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那时候，只有棍棒木耒与极少数天然金属工具的几乎是赤手空拳的人们，一旦联合行动，竟然在数十年中疏通了 横贯数千里的滔滔大河，使遍地洪水归于大川而东流入海！此等“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伟大功业，没有任何一个大河流域的民族曾经拥有！尼罗河？多瑙河？密西 西比河？恒河？伏尔加河？如此独步寰宇的伟业，没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统一行动，大约连做梦也不敢想。某些清醒的西方人也看到了这一点，说大河流域民 族的治水斗争，是统一专制的东方帝国的起源（可参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

大禹领导的联合治水，挽救了整个华夏民族。由此，大禹建立了中国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代国家形式 — 统一邦联制的夏王国。从大禹立国开始，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就成为中国民族生存历史上的头等大事。大禹在会稽山的开国大典上，无情地杀了迟到的东方部族首 领共工，树立起国家最高政权令行禁止的绝对权威，可谓是维护国家统一的第一次历史作为。

从夏王国开始，至今大约4100多年。让我们先来宏观的看看，在这漫长的四个千年中中国的统一与分裂的线条﹕

夏，16王，大约500年，邦联制的统一国体。

商，17代31王，大约600年左右，邦联制统一国体（中国古典邦联制国体的基本特征，是王室直封的诸侯国较少，大部分诸侯国都是王室对自发的族群政权予以承认，故此诸侯的独立权很大，诸侯群与王室政权的关系要松散许多﹔夏商两代，大体相同）。

西周，13王，共257年，联邦制统一国体（古典联邦制国体以周为最典型，基本点是绝大部分诸侯都是强大的王室直封，极少部分诸侯是自发政权而后承认﹔故此，王权对诸侯的治权较大，关系相对紧密）。

以上三代，是中国第一种统一的国家形式。虽然，这种邦联制与联邦制，诸侯国都有相当大的军政自治权，但也不是西方过分松散的联邦制要紧密化。远古国家性质是一个专门问题，就不在这里拉扯过多了。

东周，即春秋时代，周室25王，100余诸侯国，大约300余年。

战国，七大战国，30余中小诸侯国，大约250年左右。

以上两段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大黄金时代，是中国创立新型统一国家的过渡时期，而不是通常意义的分裂时期。

秦帝国，两任皇帝，共15年，统一帝国。

楚汉相争，五年内乱（分裂）。

西汉，15帝，共215年，统一时期。

新莽，一帝，共15年，统一时期（后期三年内乱）。

东汉，14帝，共196年，统一时期（初期八年内外战争，后期24年内乱）。

三国，共60年，分裂时期。

西晋，四帝，共52年，统一时期（后期15年内乱）。

东晋南北朝，东晋12帝，共264年，大分裂时期。

隋，二帝，共39年，统一时期（后期三年内乱）。

唐，25帝，共276年，统一时期（中间及后期内乱大约30年）。

五代十国，共52年，大分裂时期。

北宋，九帝，共163年，统一时期。

南宋，十帝，共157年，大分裂时期。

元，13君，共88年，大分裂内乱时期。

明，19帝，共294年，统一时期。

清，十帝，共296年，统一时期。

1840年后的160年，只算共和国50年基本统一，其余110年全部记为内乱、外侮、分裂时期。

根据以上粗线条，中国前两个千年基本统一﹔后两个千年（秦帝国之后）中，统一时期为1215年，分裂内乱时期为785年（加上统一时期的中后期内乱，大约800多年）。以4100年的国家文明历史整体看，统一时期有3200余年，分裂期有900年左右。

从总的方面说，中国民族的统一占据了主流，每逢分裂内乱，最后终归统一。一个基本规律是，强盛时期的中国，全部是统一时期﹔积贫积弱时期的中国，则全部是分裂内乱时期。

世界上没有一个大民族，能像中国这样历经如此多的分裂内乱而每次都能整合自己，最终回归统一潮流。分裂势力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成功过一次（这种成功，指的是最终将分裂政权所占据的国土独立出去而建立一个国家），中国的国土，没有因为分裂内乱而永远丢失那怕一寸！

不能不说，这是世界民族史的奇迹。

中国民族智慧中最为眩目的明珠，就是统一意识。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将统一意识化做如此恒久的民族精神。

中国民族整合统一的大智慧，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每次面对分裂，实现统一立即成为中国民族的最高理想，并且绝不动摇。民族的最高荣誉，总是给予能够领导统一大业的英雄领袖﹔民众追随的目标， 也立即汹涌澎湃的倒向统一力量。中国人总是将分裂内乱视为“国破”，又总是将“国破家亡”连成一条最简单的因果直线，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视做天经地 义的逻辑。这就是中国民族面对分裂势力的思维定式，一种永远不能改变的民族价值观。请每个中国人牢牢记住，这就是中国人历经数千年锻铸出来的精神利剑，光 芒闪烁、充满霸气 — 对分裂者没有道理好讲，就是必须统一！

其二，痛下杀手，毫不手软。

中国民族对分裂势力的杀伐决断，远远凶狠于对外来势力的运筹抵御。对外用兵，中国人在历史上一般都极为谨慎。但对内消除分裂完成统一，中国民族却从 来没有优柔寡断。在是否统一的问题上，中国人从来没有决策过程﹔要决定的只是一个，如何打？而且，统一战争从不顾及力量对比，打败了也要前赴后继的再打。 每每是统一战争，中国史书都触目惊心的记载着“血流漂杵”“浮尸百万”。那些最大规模的战争，往往不是发生在抵御外侮中，而是发生在统一战争中。战国的长 平大战，秦赵两国共出动雄师百万，一战消灭赵国50万大军，从而创造了古典战争的最高典型。对外战争虽然也同样有着名战例，但就战争规模而言，远远不如中 国内部的统一战争。

诚实的说，几千年历史上，能在中国人马前真正走几个回合的外敌，还确实没有几个。但是，内部分裂势力却是同样优秀的人种，就不能不碰撞出最为绚烂的 战争火花。这种为了统一不惜付出最大代价的拼命精神，最充分的体现了中国民族刚猛勇武的一面，足以使任何分裂势力先自气短三分。

其三，没有谈出来的统一，只有打出来的统一。

这是残酷的事实，痛苦的经验。从本质上讲，统一意味着分裂一方的阴暗命运 — 丢失政权并遗臭万年，盲目追随分裂的民众也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设若抵抗并战而胜之，安知分裂者不能争得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种幻想，每每支撑着形形色色 的分裂势力与动乱势力，使他们几乎永远不可能回到“和平统一”的轨道上来，而总是选择刀兵相见 — 战场上说话。国有国情，族有族情。不要说世界上已经有和平统一的先例，更不要说和平是世界的主流。请牢牢记住，世界在变，但人性没有变，各民族的独特精神 也没有变，残酷竞争的主流更不会变，而且永远不可能改变﹔中国民族几千年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统一经验，绝不会因为世界出现了计算机、原子弹、卫星、航母等一 大批新劳什子而突然过时。

从本质上看，统一没有玄妙的技巧，更没有我们祖先没有想到的什么奥妙。中国人纵横捭阖施展谋略，那可是驾轻就熟如同儿戏。几千年几百代无数能踢能咬能不够者看穿了的东西，绝不会走眼的。

想要中国统一强盛，还得有祖先强势生存的铮铮傲骨与巍巍霸气。神、气、力合一，黑客般的雕虫小技何足道哉！

四、文明冲突中的强大消解能力

世界有多少个民族，便有多少种生存文明。

在漫长的生存竞争历史中，不计其数的文明形式伴随着民族的消亡，而成为飘散的文明粒子。同样，不计其数的民族也因为自身文明的脆弱，而导致民族主体 在竞争中的灭亡。文明形式是民族生存的特殊本质，民族形式是文明存在的特殊载体。一而二，二而一。文明形式与民族形式的命运，具有完全的历史同一性。迄今 为止，没有那一种脱离了民族形式而存在的所谓文明，更没有那一种脱离了文明形式而存在的所谓民族。

从本质上说，一个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就是这个民族的全部生存方式。从民族竞争的意义上说，民族文明是该民族特立独行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又是该民 族抗击其他文明蚕食的本体武器。文明形式有多么饱满，民族的生命状态就有多么强大﹔文明形式有多少缺陷，民族的生命状态就有多少死穴。

漫长的历史兴亡，一再证明了这个残酷的真理。

与中国春秋战国大体同步的古希腊文明，是一种温和脆弱的海岛民族的文明。尽管这个文明中所蕴涵的深刻的哲学、理性的法学、浪漫的神话与一些著名的科 学原理，已经成为人类不朽的文明遗产。但是，古希腊文明缺乏一种内在的强悍与巨大的生命张力。她们关注深邃的生命存在的意义，所以诞生了深刻的哲学。她们 关注自己存在秩序的文明化，所以诞生了法学。她们沉溺于浪漫的幻想，所以编织了灿烂的神话。然则，一个拥有如此文明的民族，却竟然没有诞生兵学著作 — 一种伟大抗争精神的结晶！这只能说明，对外部世界的防范抵御的意识，根本没有成为这个民族的文明组成部分。最终的结果，古希腊民族没有逃脱灭亡的厄运，被 文明落后的罗马民族的骑兵无情的消灭了。

文胜于质，是古希腊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希腊民族悲剧的必然所在。

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则是战马剑盾铸成的刚性社会。他缺乏丰厚渊深的原生文明，又拒绝汲取古希腊文明而改造自身。虽然强悍，却没有柔韧的文明根基。 罗马帝国留给人类的，除了庞大的斗兽场、血腥的奴隶角斗场、无数的征服战例、奢靡的沐浴方式与酗酒恶习，以及一部《罗马法典》与哲学诡辩派之外，还有什么 呢？对于一个存在千年左右的世界性帝国，其主体文明竟然如此贫瘠，确实令人不胜惋惜。惟其如此，在历史岁月的侵蚀中，罗马民族最终无声无息的解体了。倒是 曾经被她征服的许多民族，依旧没有灭亡。

质胜于文，这是古罗马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罗马民族悲剧的必然所在。

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战争与暴力。其中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文明形式本身的冲突竞争。生活方式是 否具有包容性？语言文字是否简洁并具有美感？是否有利于交流传播？信仰是否具有多元特点？并对其他民族的信仰形式具有共处性？人文精神、价值观念、伦理道 德、国家形式、社会结构、消闲方式、审美方式、居住方式、人际关系准则、婚姻与*关系的传统、家庭与家族形式的亲和力等等等等，是否具有坚实的根基？是 否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归纳起来，就是由所有这些方面综合形成的文明方式，对本民族个体是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强烈的凝聚力？对不同民族是否具有包容性与亲和力？

文明冲突是民族竞争的“软”形式。它更为长久的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文明形式不具有弹性（包容性与亲和力）的民族，必然是民族文明的尊严极端 化的民族，也就是老虎屁股式的文明。这种文明的民族，必然陷于连续不断的外部冲突与内部族群文明的冲突，谁也容纳不下谁，最终导致整个民族的衰落。

历史不乏文明冲突导致战争与对抗的例子。

十字军东征，大约是中世纪东西方文明冲突最典型的战争。所谓宗教圣战，无一不是文明冲突引发的战争。就现存文明民族而言，在文明冲突中受伤害最深的 恐怕莫过于以色列民族。一部《圣经》中的一个故事（即或这个故事是信史，即或犹太民族所受的伤害不全然决定于一部《圣经》），一个犹大，使以色列人在西方 民族（文明）宗教世界堕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一切对犹太民族的残害杀戮政策，莫不起源于这个“神圣”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太民族的灾难至今仍然没有 结束，因为某种文明的狭隘与偏见仍然没有结束。

秦帝国之后，中国民族的圣人是孔子。孔子在世时的敌人多如牛毛（有没有出卖过孔子的叛徒？我不清楚，请热心的网友查证）。可哪个中国人要将孔子敌人 的后裔当作异类消灭，那在中国民族看来简直要笑掉大牙，连认真的愤怒都不需要。可能有人说，这是不伦不类的比较。我倒认为，非常的能说明问题。假如说出卖 孔子的叛徒还没有找到，那么出卖武圣人关羽的孟达总是真有其人吧，还有割去了关羽头颅的潘璋（东吴大将）也是证据确凿吧。可是，非但封关羽为“圣”为 “王”的政权没有下令将潘璋、孟达的后裔（潘孟二族）斩草除根，就是那些最讲“忠义”精神、尊关羽为“鼻祖”的中国会道门们，也没有对潘孟二族寻仇。中国 民族在两汉之后，最痛恨的人是秦始皇（姑且不说对不对），可是秦姓依然在繁衍，以致出了个遗臭万年的秦桧之后，姓秦者依然如过江之鲫！

不要说中国文明不认真，不严肃，没有仇恨意识。斤斤计较仇恨的文明永远不会“泛滥”为汪洋恣肆的文明。说到底，还是文明的“海纳”问题。

中国民族在历史上遇到的文明冲突大约有四种情况﹕

1.外来民族入侵而被驱赶后，残存人口保留的异族文明不能磨灭﹔

2.自愿归化的少数民族的文明﹔

3.和平往来中流入中国的外来民族文明﹔

4.周边民族的文明伸展。

以上四种情况，大约每个民族（尤其是大民族）都会或多或少的遇到，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四种情况。

对待文明冲突，每个民族并非都是相同的对策。

就整个欧洲而言，可以说文明形态并无大的差异﹔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欧洲就是一个大的文明形态。其文明形式的差异，绝不会大于中国西北人与岭南人 之间的差异。西方学者动辄精通十几种语言，恩格斯能“结结巴巴的说20多种语言”，即或普通的欧洲文化人，大约也能通晓三五种语言。这就是文明基本标志 — 语言文字的相似性。而在中国，除了文字的统一，语言可真是千差万别，江南岭南数十里不同语的山区大有在者。饮食、居住、婚姻、风俗等等，也自古有“十里不 同俗”之说。

然而，中国却是一个拥有千差万别之形式而能在根基上保持共同性的稳定的统一文明大国。

欧洲正好相反，从来都是由许多许多根基相同而形式相异的文明国家组成的民族生存区域。

这就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消解冲突的能力所致。

中国文明对前两种情况下的文明冲突，总是有着一种伟大的情怀 —“以仁为本”。具体说，不夺其地，不变其俗，不杀其人。即或对于那些曾经以野蛮方式对待我族而后来成为失败者的夙敌，也不睚眦必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春秋对夷狄，秦汉对匈奴，隋唐对胡人，明对蒙古，民国对满族，二战中对日本战俘，抗美援朝对美国 战俘……不要说中国人应该狠毒。正是这种伟大的“王师”气魄，使中国文明保持了饱满的文明正义的资本，从而在危亡关头敢于大无畏的面对任何强敌。整个农业 文明的数千年，中国屡屡面对无赖民族的纠缠，但却从来没有丧失高贵的人性尊严，从来没有与无赖之敌一起堕入灵魂的地狱。中国文明中历来有“杀降不祥”的价 值观念，从不推崇那些残暴杀降的功臣。

一个典型例子。战国秦昭王时期的统帅白起，战功卓著，每战拔城十座以上，最后打得山东六国无人敢于挂帅迎敌。后来的长平大战中，白起秘密挂帅，一战 灭敌50万，创造了中国兵法的最高典型，堪称战神当之无愧。然则，由于他坑杀赵国降卒40万，却被中国的正统史家永远的打入另策，从来不列为名将褒奖（当 代研究除外）。相比之下，日本民族的靖国神社堂而皇之的供奉肆虐屠杀的“英雄”，除了说明这个民族没有多少名将英雄可供奉以外，民族文明的卑俗猥琐的价值 观，当是更为深层的原因。

对和平流入的外来民族的文明，中国文明历来持包容态度，基本上任其自生自灭。苦难多多而又号称最难同化的犹太人，在北宋朝时期，曾经有四百多户流入 开封，百年之后竟全数变为中国人。二战时期，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大国敢于接纳犹太人﹔然则，民国政府对流入上海的大量犹太人，却没有因为世界法西斯势力的 猖獗而拒绝接纳，成为为数极少的敢于接纳犹太人的国家之一。据一则资料，中国虽然曾经长期谴责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并大张旗鼓的站在巴勒斯坦一边，但犹 太民族对中国的攻击立场却一直保持沉默，原因就是只有中国曾经在犹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敢于以国家形式接纳犹太难民。

中国民族也不是没有扩张（虽然这种扩张总是限制在夺取敌方进攻根据地的范围内）。但是，对扩张土地内的原住民族，中国人的国策远远比欧洲移民（后来 的美国人）对待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伟大高尚得多。与日本民族的大屠杀、日尔曼民族的种族灭绝相比，更是民族文明的两重境界。

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绝对能够从它的战争方式中表现出来。这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战争文明研究名著《菊与刀》的基本观点。侵略战争与有组织的战争暴行，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堕落。这种野蛮的堕落，将这些所谓的发达民族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文明在对外战争中所具有的人道主义光辉，永远是世界历史的一盏明灯。

不要因为我们落后了，就将那些曾经是野兽般残酷屠杀与掠夺世界的所谓发达文明，看得如同他们自己标榜的那样道貌岸然。对那些家伙别太当真。历史的发 展终究是平衡的，一个依靠屠杀掠夺其他民族而积累了原始资本的血腥民族，不管他后来戴上了何等光芒闪烁的桂冠，并且以世界领袖自居，他终究都会付出惨痛的 代价。列宁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历史的报应”，举了印度与英国的关系作为例子。这是民族生存竞争的法则之一。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请记住中国人的这句老话。

在世界大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的崛起，会像中国民族这样具有文明的正义性与资本的正义性。中国民族没有文明历史的大血债，没有资本掠夺的大血债。中 国的崛起完全依靠着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勤奋与智慧。不要以为这种伟大的文明情怀是一种迂腐，她是人性文明的高贵所在。一个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能够始终 如一的保持这种高贵的文明心态，即或是一时落后，即或是曾经屈辱，也无法掩盖她不朽的万丈光焰！

想一想，法西斯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为什么偏偏诞生在自诩“最优秀种族”的日尔曼民族？而对这种邪恶“主义”的毁灭性失败，很少有人从其文明 根源中去探询，却总是围绕战术与武器找原因。这种卑劣与浅薄，以日本民族为甚，至今还在喋喋不休的探讨“二战如果这么这么打，日本就会胜利”。从游戏软件 到研究文章，从靖国神社到天皇、议会、政府，无耻低能得令人齿冷。

一个强盗杀人放火而遭痛打，竟然一味埋怨自己跑得不快，否则如何能被捉住？却从不去想强盗行径本身的“原罪”。只要做强盗，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必然的结果，即或赢得了一场战争，被杀的结果也迟早总会到来。

一个民族的文明中隐藏了邪恶与疯狂的基因，能说这个民族的文明是健全的高贵的成熟的么？如同一个患有癫痫（羊角风）并不时疯狂发作的人一样，能说他是健全高贵的么？

对待周边民族文明，中国文明依然是以一贯之的国策，古人称做“怀柔”、“安抚”或者“绥靖”。实际上就是立足于和平共处的有限让步，从而获得文明共 生（当然，这种政策若走向极端而导致投降主义，也会给民族带来巨大灾难）。无论中国强大与贫弱，这个传统都没有大的偏离。对越南，对朝鲜，对蒙古，以及对 周边更小的民族，几乎没有例外。

在今天看来，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行为遭到非议贬斥。郑和下西洋，许多人都说那是一场毫无经济观念的政治炫耀，是中国人对外交往缺乏经济观念的典型例 证。设想，如果中国当初像数百年后的哥伦布那样有用小玩意儿交换土地的头脑，或者征服意识，郑和下西洋都会成为一次规模庞大的征服战争，至少会成为一次大 规模的经济掠夺。从条件说，郑和的远洋舰队拥有这样的能力，当时的东南亚小国没有抵御这种远洋征服的能力。

可是，明朝政府没有这样做，郑和没有这样做。为什么？

除了中国的固有传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明朝是在驱赶异族入侵之后的统一政权，对蒙古人的结局有着特殊体会，对于依靠武力征服他国有着特殊深 刻的认识。蒙古人占领中国将近一百年，最后还是土崩瓦解，导致了蒙古民族的大衰落。有着最直接的陆地通道，尚且不能保证征服的最终胜利，况且远隔重洋迢迢 万里，征服掠夺的最终结局又会是什么？如果今人想到了这一层，就会对明成祖政权的和平舰队有更深的理解。

这种和平安边的久远传统，是中国消解文明冲突的基本国策之一。在历史上，她带给中国民族一种旷远持久的亲和力、感召力，使周边小民族产生了滚雪球式的归化效应。最终，中国文明非但没有消亡，而且稳定的壮大为多民族文明的泱泱大国。

一个具有强大消解能力的文明形态，必然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缺乏消解能力的文明，必然是踽踽独行，难以滚大。有人说，大了有什么好？统一有什 么好？劝这些朋友去问问欧洲共同体那些竭尽全力追求欧洲统一的官员和有识之士，富得流油的小国家小民族有何不好，为什么偏要追求劳什子大欧洲统一？何况还 在当代社会？再去问问西方与日本那些专门研究中国分裂为多少个“国家”合适的机构与学者，为什么如此卖力？中国“小”了对谁好？现在的大中国（尽管还是残 缺的）对谁不好？

一种汪洋恣肆的强大文明形态，如果同时以统一国家的形式出现，其对民族的凝聚力与未来无可限量的竞争力的巨大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整体文明灭亡后个体的悲惨命运是无须论证的。它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绝不会因为世界发展到了“今天”，有了所谓人权理 论而改变。时髦者们发发牢骚，骂骂大统一大文明何尝不可，然则千万别上脸当真。毕竟，惶惶若丧家之犬的日子谁也不会向往。看看我们那些海外“民运”人士， 不惜游说美国国会断绝与中国的一切贸易往来，彻底摧毁现政权，再造一个“民主中国”（魏京生可谓典型）！美国人嘲笑这是比冷战思维还要极端的极端观念，嘲 笑一通之后，连魏京生的“办公桌”都被端了。且不说这并不是美国人有伟大的文明胸怀，即或真如魏京生所言，彻底打烂重来，可能么？一旦打烂，重来的机会何 在？统一文明的框架一旦解体，虎视眈眈的列强们岂容你“重建”更伟大的更有力的文明框架？

文明的发展，本质上是渐进的。中国文明在当代的境遇，如同濒临泥沼悬崖的巨大的战车，只有一丝一丝的从旧日泥沼中拔起，一丝一丝的脱离临渊之危，稳健渐进的驶入快车大道，才是惟一的选择。

任何投鼠不忌器的莽汉们，都会导致中国民族与文明的整体毁灭。

五、精英导航﹕知识分子始终居领导阶层

知识阶层的地位，决定着民族与国家的兴衰生灭。

世界文明竞争展现着这样一幅历史画卷﹕知识阶层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都是无可争辩的优秀民族，都曾经有过足以骄人的光荣与梦想﹔知识阶层地位卑 下弱小，甚或不足以产生知识阶层的民族，都是显而易见的落后弱小民族，都无可避免的陷入“鱼腩”境地﹔当一个或若干个民族以国家形式生存的时候，知识阶层 的地位与作用，就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生存命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孕育出具有优秀传统与非凡智慧的知识阶层，意味着这个民族与国家是否拥有最根本的竞 争实力。

也许，这幅画卷曾经有过一笔两笔的异色与偏差。但就主流趋势而言，这幅历史画卷是清晰的，那铁血交织的兴亡线条永远地震慑着我们，警示着我们。

知识阶层是一个民族孕育的精华，是一个民族所产生的智慧活体，是一个民族血肉滋养成的灵魂，是一个民族为自己铸造的远航灯塔，是一个民族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凝聚催生的导航师。

一个民族可以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但却不能没有知识阶层。

浏览民族竞争的血泪历史，我们会偶尔看到这样的异象﹕一个在文明形态上显然落后的剽悍民族，突然之间吞没了某个文明民族（古罗马吞并古希腊征服埃及 、拜占庭征服西亚、亚利安人吞并古印度文明创造者达罗毗荼人等），可是不久，吞并者自己也轰然崩塌了﹔一个同样落后的游牧民族，电光石火般征服了许多民族 ，然则还来不及享受帝国的财富，就在马背上解体了（成吉思汗的草原帝国）。相反，许多曾经被一时占领征服的民族，却又奇迹般的重新崛起，重新焕发出文明的 异彩！

这种异象说明了一个道理﹕一个甚至还没有完整知识阶层的落后民族，是无法理性地把握自己命运的，其对文明民族的吞并征服永远都是暂时的，因为她没有消化文明的能力﹔一个拥有优秀知识阶层的民族，虽然可以暂时被“征服”，但她的智慧与理性却往往使自己能够起死回生。

问题的另外一个层面是﹕当知识阶层被一个民族抛弃践踏的时候，这个民族就会陷入热昏状态，就会将整个民族引向灾难的深渊。日尔曼民族、意大利民族、日本民族，都曾经陷入过这种热昏状态。中国民族也曾经在当代陷入这种热昏，虽然是短暂的，但对我们民族的伤害却几乎是致命的。

痛定思痛，反观历史，我们又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漫漫数千年中，中国的知识阶层始终居于国家领导地位，中国民族对知识阶层的景仰呵护是绝无仅有的。正是这一点，保证了中国民族在残酷竞争中的高度理性与卓越智慧，创造了五千多年一脉相承而岿然屹立的文明奇迹。

所以说，知识阶层长期稳定的居于领导地位，是中国民族强势生存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在春秋之前，中国尚没有独立的知识阶层，民族文明精神主要通过贵族阶层中的文职机构、官员与少数专职知识分子（史官、占卜、巫师等）来体现。虽则如 此，夏商周三代时期的贵族知识分子，仍然是国家的精神领袖，仍然是文明中坚，对国家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尚书》是中国上古留下来的治国经典，而其中 论述治国纲领的名篇〈洪范〉，就是周武王灭商后请教殷商贵族遗臣箕子（大学者）如何治国，箕子写下的治国纲要。事实上，从西周“礼乐治天下”开始，知识阶 层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到了春秋时期，社会大松动与各种形式的变法（改革），促使自由平民阶层壮大（基础是隶农制解体，大量奴隶成为平民），中国的知识阶 层终于成熟起来，破土而出。

这就是“士”阶层的出现。

“士”是一个非官、非农、非工、非商的“国人”阶层（请注意，“国人”是一种社会地位）。他在初期的主要特征，是拥有专业知识与一技之能，四处流动 而独立谋生。但其主要成分是有武技（剑术）造诣与专业知识的分子。经过数百年稳定发展，到了战国时期，纯武技者逐渐从“士”阶层分离出去而仅仅保留了一个 社会名号，变化为通常被称为武士的阶层。从此，士人阶层开始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知识阶层。

士人阶层出现的意义，在于它使知识分子从僵化的贵族硬壳中剥离出来，以平民社会作为自己的根基，成熟壮大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知识分子因此而成为能够广泛汲取民族文明的营养，真正体现民族智慧水平的一个社会阶层。

这是中国民族真正成熟发达的伟大里程碑。

士人阶层一旦出现，立即爆发出无比的力量与光彩。在春秋战国这个大黄金时代，几乎所有伟大变革都是由名士策划、发动并主持的。管仲改革（齐国）、子 产改革（郑国）、李悝变法（魏国）、吴起变法（楚国）、商鞅变法（秦国）、申不害变法（韩国）、驺忌变法（齐国）、乐毅变法（燕国），就连赵国的武灵王胡 服骑射（以军事改革为轴心的社会变革）也有名士肥义的一半功劳。

几乎所有的长策大谋，也都是名士提出并主持执行的。著名者有春秋华元的弭兵运动、苏秦的合纵抗秦、张仪的连横破盟、范雎的远交近攻、李斯的统一战略等。

几乎所有经济民生工程，也都是由专业名士策划并主持执行的。各国治水的水家名士、各国研究耕稼的农家名士、各国造城的营国名士、各国从事制造冶铁锻铸的工家名士、各国行走的医家名士，等等等等，都是社会的脊梁。

几乎所有的著名战争，都有名士的运筹帷幄。吴起的大战诸侯（十余年间，大战76次，胜64，平12），孙膑的围魏救赵，商鞅的收复河西，乐毅的联军破齐，司马错的长途奔袭巴蜀（秦国），尉缭的策划灭六国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而在秦深彻变法、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推行法制、郡县制、统一文字与度量衡等架构文明的大业中，商鞅、张仪、范雎、尉缭、司马错、白起、吕不韦、王剪、王贲、李斯、姚贾、顿弱、郑国、程邈、王次仲等一大群布衣名士的名字，更是谁也不能忘记的。

一部《战国策》所迸发的国策智慧，至今依然放射着灿烂的光芒！

非但如此，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哲学、艺术、工艺、社会风俗的各个领域的建树，士人阶层都争奇斗艷，具有发轫推行之功，建立了不朽的文明功业。他们出将入相策划运筹纵横捭阖叱咤风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时代竞争的浪潮，将中国文明推向了辉煌的极致。

士人阶层的煌煌光焰，使既往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传统贵族阶层黯然失色。在整个战国时期，贵族阶层极少出现堪称名士的知识分子。名满天下的“战国四大 公子”— 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除了最优秀的信陵君文武俱佳而具有名士风范外，其他三位只是以“养士”闻名。除此而外，各国的王族阶层与传统贵族阶层，也极少涌现大政治家与大军事家。请注意，春秋之前的夏商周三代，可是治国名臣尽出于传统贵族。

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其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过高。

春秋战国时代其所以出现“得士者兴，失士者亡”的普遍现象，根源正在于知识阶层大大超出社会其他任何阶层的创造力。秦孝公怀雪耻之志而向天下各国发 出《求贤令》，才有商鞅入秦，秦国23年间一跃成为第一强国。这是用平民知识分子振兴国家的典型。相反，战国初期惟一的超级强国魏国则是另一种典型。魏国 本来是当时的中原文明中心，拥有最具智慧水平的士人阶层，是战国名士云集的渊薮之地。然却因为颟顸平庸的魏惠王顽固的依赖贵族治国，蔑视平民士子，逼走了 一个又一个才堪扭转乾坤的名士（吴起、商鞅、孙膑、张仪、乐毅、信陵君、范雎、尉缭等都是魏国人或前来投效的他国名士）。随着这些精英知识分子的出走，魏 国也像太阳下的冰块一样溶化了。

中国第一代士人阶层有一个显著特点 — 极少有贵族分子，几乎全部是平民出身的布衣之士。这一构成说明，基于平民社会所成长的中国知识阶层具有正义生成的特质，即不依赖过量的财富滋养而能茁壮生 成的朴实本色。深入探讨这个话题，是这里无法完成的。我只想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这是中国民族知识阶层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根源，也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世界性特 征。稍许留意就可以发现，许多民族的知识阶层，是依赖于贵族阶层的财富与生活方式而生长并发展的﹔贵族的兴衰荣辱，就是知识阶层的兴衰荣辱。这一点，印度 大约比较鲜明。

牵扯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知识阶层的独立性问题。

近代以来，许多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缺乏真正独立的思考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如此。然则，只要仔细审视中国知识阶层的生成特性，就不难明白，中国知识阶层在生成时期就具有融入社会潮流并积极解决社会问题 的价值追求，以天下为己任是他的原生基因﹔追求仕途并改造社会，是中国士人阶层的崇高理想。也就是说，中国知识阶层从来不以孤立抽象的保持某种理论价值 （主义）而作为自己的生存目标，从来就不追求超然的独立人格与独立精神﹔中国士人阶层讲究的特立独行，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中标新立异，而不是在社会喧嚣之外 保持一种纯粹审美意义上的独立。

春秋战国的墨家团体，是士人阶层中惟一不追求仕途的大学派。但是，他们的天下意识却是那样的浓烈，简直就是一个古代的绿色和平组织。他们组织严密， 勤奋节俭，具有先进的科学观念与工艺水平，不依附任何国家保护，但却反战反腐，兼爱天下﹔墨家暗杀暴政的剑士团，曾经令所有暴君酷吏胆寒三分。这是“独 立”么？显然不是。老子、庄子大约是当时为数寥寥的游离于大潮之外的名士，但也不是“独立”，而是自觉无力回天后的遁出。纵然如此，他们的著作中也渗透出 浓郁的忧患意识，并对中国的政治哲学作出了最为深刻的总结，以致使一些当代学者认为《老子》是一部经世治国的著作。儒家更不用说了，列国求仕而不得，孔子 方做《春秋》而企图匡正天下。更是这位老人家给知识分子确定了实际目标 — 学而优则仕。

也就是说，中国知识阶层在原生文明时期，甚至从来没有过尝试“独立”的思潮。这是历史形成的基因传统。正视这个传统，才能清醒的看到中国知识阶层这一特质基因的巨大长处与相对短处。

由于知识阶层第一浪潮的强大力量，中国民族的治国主导阶层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单一的传统贵族阶层转变为贵族阶层与知识阶层结合的架构 — 贵族当船长，知识阶层掌舵导航。

从秦汉开始，直至中国古典社会结束，这种架构始终没有改变，知识阶层始终在民族文明的发展中居于领导地位和主导地位。这种领导主导，不独是文化知识 的直接创造与传播，更重要的是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策划运作，直接作为官员阶层出现。由于这个特点，中国历史上有着其他国家与民族少见的一个现象 — 学在官府。

虽则如此，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知识阶层与贵族阶层的同一。从根本上说，知识阶层的平民性（布衣）特点，并没有因为增加了一个贵族来源而改变。

所不同的是，历史发生了一次知识阶层“内讧”事变，使知识阶层的力量构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就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追求教化民 众从而长久巩固自己统治权力的汉武帝，竟然采纳实行了这一主张。儒家在先秦时代曾经梦寐以求的独霸学界，在那个时代遭受到普遍的嘲笑冷落。儒家是个很记仇 的学派，秦始皇因焚书坑儒事件，被儒家口诛笔伐了两千多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家因治国主张的落后而备受其他学派责难，不能风光，又将仇恨深深埋在心 里。对于刘邦这种皇帝，儒家不敢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们怕那个江湖豪客会将洗脚水泼到自己脸上。隐忍一百多年，到了汉武帝刘彻这种做事虎头蛇尾的 富贵皇帝时期才提了出来，可谓匪夷所思！

终于，几百年的梦想，一朝离奇的变成了现实。

儒家独霸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使中国知识阶层失去了汪洋恣肆博大汹涌的气势与力量，变得单调沉闷起来。儒家虽然博学严谨，但在治国方面却极为保守 （在战国时代依然主张恢复井田制），所以在春秋战国五百多年中，在政治上是被天下共同抛弃的。但是，儒家在当时并没有失去他应得的社会尊重。子思、孟子及 其儒家弟子传播学问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依然受到了各大战国的高度礼遇。弃其政治而敬其学问 — 这说明，战国时代是一个非常清醒而具有大器局的时代，取舍得当。而儒家独霸且渐渐成为治国主导观念之后，恰恰是将儒家最不擅长的一面抬高到了最重要的位置 上。

从此，中国知识阶层的学问、精神、器局以及无与伦比的创造力，都大大缩水了。治国理念、国策规范、官员行为、军旅治理、执法决狱、民众风俗等等，无 一不以“儒说”为最高标准。甚至连孔夫子编写的《春秋》都变成了决狱的案例，连稍知诗书但其职业精神与“儒”最不沾边的将军，也被冠以“儒将”雅号。对治 国最重要最具有价值的法家，历来激烈反对儒家，坚定主张“惟法是从”。现在，法家也被儒家阉割了，儒家用“人治”代替了法治，法典从崇高的社会规范沦落为 可怜的附庸性的工具。

壮士断臂，佳人扼腕。虽然，这一悲剧令人深深叹息，但是中国民族的知识阶层的领导地位却始终没有改变。在后来的两千多年中，民众意识、社会价值、官 府构成等基本方面，知识阶层都明确无误的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再也没有出现过春秋战国时代知识阶层的大辉煌，但也是保持了我们民族的智慧与良知，在激烈残 酷的民族竞争中保持了民族文明的屹立不倒。

中国知识阶层在民族竞争中的领导作用，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绝无仅有的。任何形式的贬低这种作用、贬低这种地位，都会给民族带来毁灭性灾难。

应该学习我们祖先那种朴实的本色精神，谁行就说谁行，谁不行就说谁不行。如果弄反了，麻烦也就来了。儒家独霸后能够成为不倒翁，也就是他具有追求认 识事物的本色精神，老老实实讲出来，不怕难听。我相信，中国语言文字中关于生殖器的用字肯定是世界文字中最多的，其他语种无法望我项背。不嫌难听，不怕难 看，看到的各种形状都有文字可以表现。这就是古代知识阶层的精神勇气，本色精神。在先秦诸子中，无论是哪一家的著作，说话都是朴实本色的，没有丝毫的矫饰 与说教。

不管现在进入了什么时代，也不管有多少眼花缭乱的“高新”，都抵挡不住那永恒的本色。

一个民族如果丢弃了社会结构应有的本色，民族就要灭亡。

一个民族如果颠倒了这种本色，民族就会走向热昏与疯狂。

一个民族如果污染了这种本色，民族就会在堕落中腐朽。

中国民族的命运依然寄托在知识阶层，尽管这个阶层是那么地需要住院治疗。

六、世界将重新拥有这样的中国

中国民族是否还能浴火重生再度崛起？

自从1840年中国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国门，这个令人心悸的话题就一直在炮火硝烟与灾难频仍中五光十色的延续着。

一开始，中国人几乎被坚船利炮打懵了，大清官员竟然要在长江口用狗血粪尿“镇压”这喷火的邪器。近三百年从未在外患边乱中吃过亏的清帝国，开始并不 软弱，更不想卖国。从林则徐焚毁鸦片，到战斗力最强的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在炮火下尸横遍野，清政府拿出了全部家底抵抗，也未能挡住区区万余人的洋师攻入北 京焚烧掠夺。圆明园的断垣残壁，给古老的中国第一次留下了永远的火器创伤。生死存亡之际，清政府只好“戒急用忍”，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从此，列 强势力堂而皇之的进入了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中国民族开始了漫长的灾难。

民族危亡，救国浪潮风起云涌。

民间势力拣起的是古老的巫术与江湖手段，义和团、红灯照、小刀会等各种山头，自发的杀洋人、烧教堂，宣泄着怒不可遏的仇外激情。甚至刚刚传入中国的洋教，也成了中国平民的精神武器，拜上帝会催生的太平天国，掀开了民众救国最为辉煌灿烂的一页。

摇摇欲坠的帝国上层，走得是变法图存的正道。年轻的光绪皇帝有着非凡的胸怀与满族人的激情本色，情愿缩小虚化皇权，实行君主立宪，推行戊戌变法。短短百日，颁布与起草的法律就有一百多部！为了维护变法，竟不惜与太后派火并，其急迫之情直是心头滴血。

帝国实权派阶层也同样努力，花大价钱建立了自己的北洋舰队与火器步兵，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新军静态力量而言，当时在东亚堪称首屈一指。然而，一场甲午海战，中国的“师夷制夷”的战略观念被血淋淋的埋葬到海底了。

这一切，都悲剧性的失败了。这些失败，非但宣告了以帝制政府为主体领导层的救国道路，无法使中国民族摆脱危机﹔而且，也宣告了一切以古老落后的“信仰”为帮派团体凝聚力的民间救国道路的失败。

救亡图存，中国就必须走新的道路。

危亡伊始，中国民族的有识之士就开始思索这条道路。从孜孜勤奋的翻译介绍西方著作，到实实在在的洋务运动，中国人的眼界逐渐的艰难的扩大着。随着一 批优秀知识分子走出国门，随着长期奋斗而在海外站稳根基的受到良好新式教育的海外华人投入救国大潮，中国的救亡新道路终于出现了新气象。历经艰难曲折，辛 亥革命终于发生，帝制被推翻，共和得实现。

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丝走向现代国家的曙光。

但是，灾难并没有结束。一架古老而又庞大的战车，当它的几乎所有零件都锈蚀衰朽而需要更新的时候，仅仅换掉车头的旗帜与驭手，是无法使战车飞驰的。 军阀割据、列强瓜分、强大的复辟势力、文盲充斥的愚昧，这一切，都给新生的第一共和带来无法逾越的障碍。孙中山盛年病逝，蒋介石的民国新政权痛下决心，要 用武力统一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中国民族重新凝聚起来。这是当时中国进步阶层的共识，否则就没有当时的国共合作。

北伐战争之后，中国形式上获得了统一。但是，蒋介石民国政权没有从当时中国的现实出发，成熟的架构各种社会力量，而是笃信中国传统的极端集权统治， 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其一，领主式政策，只注意维护富裕阶级的利益，而蔑视广大穷困阶级的利益﹔对中国主流人口的贫困农民的切身问题，几乎没有一项像样的 政策，从而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在业已腐朽的古老根基上严重失衡。其二，采取灭绝手段消灭共产党。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当时虽然势力很弱，但她的基本立足点在 于劳动阶级，其主要成分构成也是当时中国民族的优秀阶层。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阶级占绝对人口优势的国家，这样的一个政党的生命力是不言自明的。孙中山不愧 伟大的政治家，他正是基于这一点，才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请注意，孙中山作为政治家的权力意识也是很强的，他团结当时弱小的共产党，是以共产党不搞武装斗争并服从国民政府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国民政府让共 产党发挥的作用，就是将劳动阶级凝聚到国家政权的旗帜下，而绝不是让共产党与自己共享政权。当时的共产党是毫不犹豫的接受了，并派出了优秀分子参加国民政 府的。然而，就是这样的政策，蒋介石的民国政府也不能接受，竟在统一战争的关键时刻，非得灭此朝食。

蒋介石政府的短视、极端，使中国社会的深层危机不可避免的走向对抗。偏偏又是雪上加霜，东洋日本帝国此时又大举入侵中国，使中国又一次沦入血与火的劫难。救亡图存又一次成为迫在眉睫的民族大义。

当此之时，中国社会的上层力量发生了四重裂变﹕一是残存的清皇室，依附日本成立伪满洲国﹔二是高层派别卖国，成立汪精卫汉奸政府﹔三是蒋介石民国政 府的主流力量，提出匪夷所思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本入侵基本不抵抗﹔四是刚刚脱离生存绝境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主战政策与合作政策。这种四重裂变 ，使中国抵御外侮的历史第一次出现了大混乱，汉奸遍地，绥靖盛行，政治腐败，战斗力空前低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后，切身感到了军人阶层对不抵抗与“攘外 必先安内”的不满与可能发生的更大威胁，方忍痛退让，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正面抵抗日本入侵。

历史的报应是公正的。伪满洲国亲手抹去了帝制的最后一丝霞光，使帝制复辟与君主立宪等方式，在中国永远地成为梦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数千年王权帝制 的国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汉奸政权不管怎样叫嚷自己“曲线救国”，都无可避免的身败名裂。蒋介石民国政权则由于屡屡在历史紧要关头的狭隘偏执，虽有绝对 优势的武装力量，却是冰消雪解般崩溃了。中国共产党虽然长期弱小，却因为屡屡在社会基本问题上切中要害，并屡屡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展现铮铮硬骨，所以竟 屡屡死里逃生，屡屡战胜强大对手，硬是建立了真正统一的大中国。

用种种希奇古怪的野史秘闻，甚或高层的恩怨隐私来解释历史，或恶意中伤那些历史人物，都表明了传播者自己的阴暗心理。国家兴亡，政治成败，无不在于政治力量的基本作为，而绝不在于细言末行。

 来源：景泉Value 作者：孙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