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门

1938年，欧洲大陆正笼罩在纳粹德国的阴影之下，当年11月，“水晶之夜”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开始了有组织的屠杀。

在此之前，犹太人有一个极为关键的活命窗口。

1938年3月，在希特勒占领奥地利十天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倡议召开国际会议，商讨如何接受从德奥逃难的犹太难民。

7月6日，来自32个国家的代表（其中有19个来自拉丁美洲），在法国小镇埃维昂莱班豪华酒店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史称“埃维昂莱班会议”（Évian Conference）。

这个小镇位于上萨瓦省北部的日内瓦湖畔，临近瑞士边境。

听闻此事，纳粹德国国家元首希特勒，给所有与会的国家发电报，他冷嘲热讽的说：假如你们哪个国家愿意对这些犹太人开放大门，那么，我很高兴用豪华轮船把这些犹太难民送到你的家门口。

然而，所有号称最民主的西方国家，都选择了对犹太难民拒之门外。

在美国，罗斯福知道，大多数美国人反对接纳大批难民。他并不打算违背选民的意愿，尤其是他在1940年要谋求连任总统。

在当时，美国选民代表们都坚决反对犹太移民。他们主张美国孤立主义，认为应该把欧洲的问题留给欧洲人自己去解决。

在英国，英国人说，我们是“一个古老的国家”，“高度工业化”并且“人口稠密”，不适合大批移民。此外，受到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缘故，英国委任管理的巴勒斯坦，也拒绝接纳犹太难民。

于是，在此时大会开始之前，英国和美国就统一了口风。美国人跟英国人说，这个会议，咱要一致要鼓励其他国家接受犹太难民，咱们就不趟这浑水了。（在会议之前，美国和英国达成了协定：英国允诺将不提美国移民入境限额未满的事实，而美国也避免提及巴勒斯坦作为一个可能的难民目的地。）

这是什么？典型的既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英国人说自己国家“人口稠密”，这时，众代表转头望向加拿大的代表，这里可是“地广人稀”，也许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犹太人的避难所。

没想到，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居然不要脸的说，“希特勒是一个真正热爱同胞和国家的人……我们无需为犹太人担心。”

转过头来，澳大利亚第十任总理莱昂斯，对此明目张胆说，在种族问题上，我们是一以贯之的，我们没有任何负罪感；更何况，我们在遥远的大洋洲。

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已经不是秘密。早在巴黎和会，澳大利亚的第七任总理比利休斯曾说，100个澳大利亚人，95个都不会赞同种族平等。

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发生在英国的罪犯流放地，实在是毫不稀奇。

听到这话，法国代表不高兴了：行，你们很远，我们很近。我们隔壁就是德国，他们的犹太难民首要选择地就是我们这里。所以，不好意思，我们法国人在接受犹太难民上这个额度已经达到了饱和。

……

其实，当该会议的发起者—美国—拒绝了犹太移民，就为这次会议的失败奠定了基调。其余大多数代表，一个接着一个表示遗憾，用各种理由拒绝了犹太向本国移民。

那么，你说犹太复国者不会无动于衷吧？当时，他们相信大英帝国还记得《贝尔福宣言》，他们认为如果西方这些国家不愿接受犹太难民，那么，英国当局不得不开放巴勒斯坦来接收所有的犹太难民。

然而，英国人很清楚，巴勒斯坦大多数是阿拉伯人，英国在中东地区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因此，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太重要了。

于是，英国人为了维持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为了避免激怒阿拉伯人，选择了无视犹太人。

就这样，埃维昂莱班会议之后，没有一个西方的发达国家答应提高难民额度，反而是那些所谓第三世界的国家，比如多米尼加和哥斯达黎加，向犹太人伸出援手。

“没人想要他们！”德国《民族观察报》的头版标题幸灾乐祸地写道。

对此，希特勒在国会大厦发表讲话时说：“这真是可耻的一幕，整个民主世界对饱受折磨的可怜犹太人流露出同情，可等到要帮助他们的时候，却又铁石心肠、冥顽不化。”

“埃维昂会议”成了西方民主国家的历史污点，它让希特勒确信没有一个国家在道义上坚定地反对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攻击，成为了“希特勒种族灭绝的绿灯”。

也就是说，埃维昂会议让希特勒相信，犹太人本就该被消灭，因为谁也不待见他们。

1938年11月9日，纳粹反犹暴徒彻底释放了自己的反犹情绪，在“水晶之夜”犯下了一系列暴行。

然而，就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大城市，却向这些逃生的犹太人打开了一扇安全门，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上海。

01

中华民国辛德勒

100年前，中国100多万家工厂中，有50万创建在上海。上海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作为全球商贸枢纽港口，成为了一个充满复杂性和活力的城市。

在当时，上海的人口构成复杂多样，包括本地居民、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大量的外国侨民。

1939年，当欧洲犹太人正遭受着纳粹的残酷迫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生命悬于一线的时候。在上海，富有同情心的中国人利用他们在上海的资源，打开了向犹太人发放签证之门，为这些无辜的受害者提供了一片避难的净土。

比如，中国外交官何凤山；伪满“外交官”王替夫。

何凤山给犹太人发放了几千张签证，许多求助无门的犹太人，拿到了去往上海的“生命签证”，从而逃离欧洲去了中国，或转道上海去了美国、巴勒斯坦、澳大利亚等地。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确保难民的安全抵达；筹集大量的物资和资金，以满足犹太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最终，让一万八千名犹太难民成功逃离了纳粹的魔爪，在上海找到了新的家园。

别看区区不到2万人，当时由上海所接收的来到中国避难的犹太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和国家都要多。

上海成了当初犹太人全世界上唯一的希望。而上海做出了如此不平凡的事情，在西方，除了极个别的犹太人之外，是没有人了解这段历史。

可以看到，话语权是多么的重要，叙事的力量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所思所想。西方主义历史观，隐藏了多少历史，美化了多少罪恶，让许多人对西方世界抱有幻想。

02

《安妮日记》

大多数犹太人都留了下来，他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那么，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最直接的办法是，逃不出去，那就在其他人的帮助下，藏起来。

比如《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

安妮·弗兰克于1929年6月12日出生在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她的父亲奥托·弗兰克是一名德籍犹太商人。

1933年，德国纳粹党开始执政，大规模的反犹行动开始了。为了免遭厄运，奥托·弗兰克携妻子伊迪丝·霍兰德·弗兰克移居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定居下来。不久，安妮和姐姐玛戈特也到了荷兰。

1940年5月，德军入侵荷兰。为了避免像其他许多犹太人那样遭到迫害，奥托·弗兰克带领一家四口藏匿在他所在公司的办公大楼的密室里。

在密室里开始藏匿生活的除了安妮一家，还有范·丹恩一家，一共八个人。

在成功隐蔽了两年之后，1944年8月4日上午，德国纳粹党卫队军官率领荷兰警察破门而入，逮捕了藏匿在密室内所有的8名藏匿者，同时逮捕了帮助他们藏匿的克莱曼先生和库格勒先生。

这8个藏匿者不久被分散押送到不同的集中营，除了奥托·弗兰克，其余7人先后遇难。这位活下来的安妮父亲，最终也把安妮的日记和手稿，公之于众。

《安妮日记》中的作者本人安妮，在1945年3月初因伤寒病死于德国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相对而言，通过藏匿方式活下来的犹太人数量却是很多，但是这些犹太人躲藏的地方是在小隔间、壁橱、潮湿的地窖和不通风的阁楼中。

他们像老鼠一样苟活着，很多人都受不了这样艰难的生存方式，最终没能坚持下去。也有很多人被告发，走向了纳粹集中营，走向了生命的终结。

03

《辛德勒名单》

如果你有一技之长，你就可以被当地纳粹的工厂所留下来，或是被派去做一些德国人不愿意去做的脏活、累活。

即所谓的“劳工”。

这一方面最具有代表性，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文学作品，就是《辛德勒的名单》。

这部《辛德勒的名单》，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还拍成了电影，内容是二战期间，一个名叫奥斯卡·辛德勒的德国商人，在纳粹的统治下解救一千多位犹太人的故事。

其实，在纳粹魔爪下帮助犹太人的德国人，除了辛德勒，还有很多人会偷偷保护犹太人。比如，德国商人马德里瑞施，会冒险去黑市给犹太人买面包等。

当然，哪里也少不了背叛者，为了活下去，也有不少犹太人选择了与纳粹合作，他们担任了集中营的看守、告密者或其他协助纳粹迫害同胞的角色，即“犹奸”。

04

《欧罗巴欧罗巴》‍

最后还有一种生存下来的手段，是伪装。伪装成日耳曼人。

犹太人伪装成日耳曼人并非易事。纳粹德国有着严密的身份识别系统，包括户籍档案、教会税务记录等，这让犹太人很难完全隐藏自己的身份。

此外，纳粹鼓励邻里之间相互揭发犹太人，甚至逼迫犹太人相互揭发。在当地甚至出现了以向纳粹检举犹太人为生的“赏金猎人”职业。

能在这种环境中伪装成功的，概率是十分的低，或者说伪装成功的人，只能是少数传奇的人。

由于这些伪装者往往没有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因此他们的具体姓名和事迹只能存在一些电影或者小说中。

1990年有一部电影：《欧罗巴欧罗巴》。这部电影讲述的，是犹太男孩所罗门·佩雷尔，伪装成日耳曼人并成功逃避纳粹迫害的故事。

在二战期间，佩雷尔在逃亡过程中不断隐藏自己的身份。在任何时刻，他坚定地否认自己是犹太人，从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为什么能成功呢？最基本的有两条。

第一：他精通多种语言（包括俄语、德语和波兰语），这使得他能够更好地融入德国社会并避免被怀疑。

第二：他拥有出色的应变能力和心理素质。伪装，最难的是挺起胸膛来走路，不惧他人的目光，不把内心的恐惧与慌张写在脸上。

仅仅这两条，大多数人就很难做到。

05

消灭历史

一个人看不起另一个人，常有的事；一个人看不起一群人，无关紧要；一群人看不起一个人，闲的没事；一群人看不起一群人，麻烦就来了。

就比如今天的以色列人，在他们眼里，阿拉伯人就是他们看不起的一群人，他们认为阿拉伯人根本没有任何资格，与他们共享同一片土地，分享政治权利。

于是，中东就成了如今世界冲突和动荡最频繁的地方。

两千年前，罗马人把犹太国家从地图上抹去，把以色列更名为巴勒斯坦，而不是将犹太人赶尽杀绝，可以说是因为当时没有民族主义概念，国家没有强烈的民族认同。

两千年后，1938年埃维昂会议的各国，没有一个愿意接纳犹太人。这让纳粹觉得，世界上其他地方不愿意收留犹太人，就消灭他们。

可是，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清理，不仅让犹太人从肉体上消灭，更是要把犹太人从精神上，从民族上抹去。

纳粹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收集并且销毁所有欧洲犹太人的书籍，要清除掉犹太人的一切历史与文化痕迹。

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根植在纳粹的每一个细胞里。可如今，以色列人也大差不差。

真正消灭一个种族，就是消灭他的文化和历史。

与金钱无关。

金钱绝对不是纳粹迫害犹太人的主要因素，虽然犹太人在德国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商业和金融领域。虽然经济危机加剧了德国民众的不满，而纳粹利用这种经济形势，将矛头指向了犹太人。

如果换种可能，如果纳粹不是在迫害犹太人，给犹太人平等地位，充分发挥犹太人商业上的能力，把犹太人变成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而非对立的群体。那么，犹太人对德国所做出的贡献，只会更多。

然而，历史从来都是宿命论的载体——因为历史，没有如果。

看历史我们知道，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造就了今天的世界格局。我们无法得知，其中的某一个变量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今天的世界又会是何种模样。

面对这样不确定性，我们更需要历史真相，而非童话故事，我们更需要让客观的历史显现于世，而非隐入烟尘。

来源：深时槿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