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飞（1896年10月～1946年4月8日），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县（现安顺市西秀区） 。幼年原名大伦，小名运笙（运生）、荫生，号继仁，曾用名王度、雷音，参加革命深入敌后化名黄敬斋，出生于贵州安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领导人。 

青年时代，王若飞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运动。1922年6月，王若飞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积极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1923年由法国共产党党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任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江苏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宣传部长、农民部长 ，并作为中共代表团代表之一，与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1946年4月8日，王若飞乘飞机回延安，因飞机失事于山西兴县黑茶山不幸遇难，终年50岁。

从延安辗转来到西柏坡

1947年3月，国民党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其实，延安党中央各机关的撤退工作，从1946年的10月、11月就大动了。撤到了延安北以瓦窑堡为中心的很大一片区域。

3月16日，邓颖超、康克清带领党中央机关五六十人的家属队撤离延安，母亲带着我(注：本文口述者王兴为王若飞之子)就在这个队伍中。记得家属队中还有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刘少奇的儿子丁丁和涛涛，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和他们的孩子等。队伍乘坐一辆大卡车，由成元功和马武义两个警卫员带枪护送我们。这支队伍可难带了，全是妇女、儿童、老人，最小的孩子只有几个月。

我们从延安出发，要过黄河到山西去。由于路不熟，路上遇到敌机空袭，孩子们哭的哭，喊的喊，乱成一团。邓颖超和康克清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行军有经验，遇事沉着果断，敌机来时，叫大家都伏下，尽量安慰大家不要惊慌。敌机走后，再安排大家食宿。一路艰辛，终于把家属队带过黄河，到达山西省临县三交镇。

194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举行了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率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率部分中央机关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已到晋西北的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一部分去太行，一部分就地疏散。

随着形势的发展，4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和军委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暂时驻在晋西北，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进到山西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其中，中央妇委为中央后委所属单位，邓颖超担任中央后委常委。当时，前方正在进行激烈的解放战争，后方正在进行热火朝天的土地改革。中央妇委的同志们先后参加了晋绥地区的土地改革。我的母亲(注：李培之)也参加了晋绥兴县蔡家崖木栏杆村的土改工作。

1948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的中央前委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向西柏坡转移。中央妇委也随中央后委向西柏坡转移，并于1948年5月到达西柏坡。在西柏坡时，中央妇委机关住在离西柏坡只有一里的东柏坡村，当时，中央妇委书记蔡畅在东北解放区工作，就由副书记邓颖超担任中央妇委代理书记。我当时随母亲住在东柏坡村。西柏坡期间，母亲和中央妇委的同志们积极筹备了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9年1月12日，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在西柏坡成立，委员73人，常务委员22人。母亲为常务委员。中央妇委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婚姻法起草小组，邓颖超任组长，成员有帅孟奇、杨之华、康克清、李培之、罗琼、王汝琪等7人。小组花费了大约半年的时间，拟定出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初稿。

在中共中央大院里上学

西柏坡的时光对于大人们来说是繁忙的，而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则是快乐美好的。我到西柏坡之后，在中共中央大院里上学。记得在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里，十几个孩子在这里读书。学生有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任弼时的儿子任远远、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羽、彭真的儿子傅锐、王明的儿子王明明、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伍云甫的儿子伍绍祖、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廖鲁言的儿子廖仲武、叶子龙的女儿叶燕和叶利娅等。

那时，我们学校的纪律还是很严格的。比如，为不影响领导们工作和休息，平时在大院里不能大声吵闹，尤其是每天上午，这是毛主席休息时间，更不能出声。平时作业完不成或写不好，也会罚站。因为我和廖仲武当时比较调皮，没少挨批评和罚站。为此，我就想报复一下老师。因为当时大院里有施工队伍，我就到工地偷了一些炸药，然后找了一个罐头盒，把药放进去，又弄一个检儿，准备趁蒋英不注意，炸她一下。但后来任远远害怕了，怕出事，就告了密。于是，我的计划就落了空。但现在想起来，或许当时我弄的“炸弹”根本就响不了，只是一个恶作剧而已。

当时我们除了上文化课，还注重写字，学生临摹的字帖都是自己家长写。任远远的爸爸就为任远远写了“小孩子要用心读书，现在不学将来没用”的字样。因为我爸爸不在身边(我当时不知道他去世了)，所以，我的字帖通常是伍绍祖父亲写好后，绍祖先用，我后用。那时虽然条件艰苦一些，但学习还是没有被耽误。进北京后，各方面成绩一点儿也不比北京的孩子们差。当时除了学习，老师还带我们做游戏，在草丛中捉蛐蛐，到滹沱河里洗澡。

记得毛主席院子前边有一片打谷场，我们还在上边扭秧歌、看电影、看大人们跳舞等。打谷场上经常放电影，但多是苏联片子，比如《列宁在一九一八》等，没有翻译成中文，毛岸英边看边翻译。有时还开文艺晚会，举行周末舞会，业余生活非常丰富。

1949年3月，西柏坡中央机关小学随同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并在海淀区建校，定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

1971年，学校增设中学部，定名为育英学校。

“天塌下来有毛主席顶着”

1946年4月8日，我的爸爸离开重庆，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因为是革命战争年代，离别也是常事，所以我也没多想。大约是1948年冬的一天，我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玩儿，他们说：“你爸死了!”我一听，头一下懵了。一着急，出了一头大汗，帽子都湿透了。我也不玩儿了，一口气跑到妈妈面前，号啕大哭。妈妈赶紧安慰我说，天塌下来，有毛主席顶着呢!还有妈妈，你好好的。

从此之后，我就把此块伤疤放在了心灵深处，再没有提过。爸爸是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被选为的中央委员，同年8月，随毛泽东、周恩来飞抵重庆参加国共谈判，12月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随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4月8日，爸爸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是要把谈判的政协会议纪要带回去请示中央，飞机是专门送他回去的。另外，邓发从国际工联开会回来，新四军军长叶挺刚刚出狱，都搭这趟飞机回延安，廖承志本来也要走的，因为飞机坐不下了、不想让叶挺一家人分开，他就没有走。记得当时在机场，我又哭又叫地要上飞机，有一个老同志把我从飞机上拽了下来。后来，他还经常跟我开玩笑说，“要不是我，你也没有了。”因为我没有了父亲，后来得到了很多人的关心，他们都对我视同己出。

记得和妈妈跟随中央机关撤离延安时，我得了肺结核，那时这病还是不治之症，尚昆叔叔就把给毛主席准备的一瓶珍贵的鱼肝油给了我。后来我的病就好了。在西柏坡，毛主席也特别关注我。有一次，孩子们跟毛主席出去散步，主席看见了我，就低下头伸出两个手指头，对我说：“你有两个毛，我只有一个!”

我高兴地跑回家喊着告诉妈妈：“毛主席说我有两个毛，他只有一个!”妈妈说：“可不能这么说，那是毛主席让你好好学习哪!”

1960年，我离开北京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学时，周总理、邓妈妈请我和母亲到西华厅吃了一顿饭。周总理举杯说：“成人了!可以喝一杯了!若飞好酒量呢!”

1962年，母亲住院时，周总理来哈尔滨，母亲问总理“你来看谁”，总理说“来看你”，母亲很激动。“文革”时，王震把我带到他的农场，一直待了5年。再就是小平叔叔在江西下放时，转到抚州，来看我们一家人，当时天气太冷，他给我们解决了木炭。一生中最为自豪的事，就是我去过指挥三大战役的作战室。

当时，中央军委作战室是重地，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出人的。但我和一些机关小学的孩子就进去过不止一次，而且还听朱德总司令给我们讲战势。

朱总司令在这间不到70平方米的指挥室里，指着作战室墙上插满红色和蓝色小旗的地图讲，今天哪些地方被我们解放了，明天又有哪些地方被我们占领了……红旗每天增加，国民党却兵败如山倒。

(本文作者王兴，由张九九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