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生

吴宓孔孟的忠实信徒，因此也像儒家的圣人们一样特别关心国人的德道，《吴宓日记 1939~1940》一册，就多次谈及此。

1940年二月十二日的日记，他的自白显示了他对道德的坚守，有一种浓浓的夫子自道的味道：

“宓补述爱彦之情事，且告雪梅，言：宓之诗文不足称，更乏处世之才。宓一生所志，惟在道德。思辨功夫在此，所竞竞力行者亦惟此。……知宓论宓者，亦当着眼于道德方合。”

在他眼里，连中日战争的胜败，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也是两个民族的道德水准，而他认为中国人那时的道德不如日本，因此对中国的前途命运非常悲观。1939年三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他写道：

“宓近读《神曲》……深信天命不可违，而道德之效力最大。中国之前途，中日战争之最后胜败，悉视中日两民族道德高下之差以为定。而中国今日道德之败坏，见于实事者，无可讳言。回溯近五十年中国之历史，窃意中国之灭亡必不可免。苟竟得存，则是由于天幸与事机之偶然而已。”

另一处写道：

“至朱君述佛家意见，以为强凌弱，强为恶，必得祸；而弱之受侮，亦必有其因，是以弱之咎也。宓按此正儒家之正解，持此以论日本侵略中国衰亡之一大段史事，庶可见其真而得其平已。”

吴宓对当时中国最失望的，乃是国人道德素质之低下。在1940年一月十五日的日记中，他记录了一个道德沦丧的残酷故事：

“孙君述说在鄂亲见，败退之后，重伤之兵，卧道旁，不能行动。乡民不惟不昇而救之，且以菜刀斩杀此伤兵，而劫夺其身上之衣物财械。呜呼，世事之惨酷有如是者！”

士兵英勇抗敌，重伤后本应得到乡民呵护爱戴，至少应示之以同情，而竟被乡民为了一点财物斩杀，人性泯灭如此，令人发指。我们向来以文明礼仪之邦自居，而国人竟做出这等寡廉鲜耻的事，这种抗日，意义何在？吴宓还站在道义立场，批评那种极不人道的强迫人民抗日的做法，同年九月三十日日记：

“铨又述蜀中强征壮丁之各种流弊。总之，好利恃强，备极残忍。呜呼，中国人心道德如不改良，终于无望。若如此法驱民而战，则虽胜日本亦无意义与价值，况由今之道必败乎？宓观于西欧、俄、德等国之诈横，及日本、中国之虐用其民，乃益明悉孔子、孟子抑霸重民、主德斥利之说劝教之正大切要，于今时势尤为合宜。”

抗日本是为了赶走残暴的侵略者，过上独立自主的生活。若以毫无人道的强征壮丁方式驱民而战，像日本一样残暴，那么即使胜了日本，又有何意义呢？

在吴宓看来，国人素质之低，又最为典型地表现在自私自利上。他说：“趋鹜实利，乃中国人之通病，鲜能自拔者也！”在日记另一处，他又批判社会：“念世人皆贪而吝。重私利，而无复道德与感情。”

1940年六月八日日记：“赴清华教授会，并选举评议员。少壮派得势，惟求加薪。重利。”

如果说底层人趋利是生计所迫，上层社会特别是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的唯利是图，则极大地败坏着风气，危及整个社会。1940年五月四日，他痛心疾首地写道：

……超等立即集资一二千元，驱赴市中，购来大批纸烟及布等，将待时出售而获赢利。宓无才，不能附骥，而窃叹“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中央如此，地方亦然。“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不得，宠赂彰也。”黄师诗云：“岂知亡国在官邪。”

宓观今之中国殉财、殉名、殉欲者，比比皆是。而殉道、殉情者几于绝无仅有。而国社危亡至此，何能挽救？况士子方暴戾恣雎为教，而以破灭中国旧文化为能。……种种口号，相炫相蒙，而中国之希望何在？中国如此，全世又如彼。将奈之何？……至若国亡种灭，尤其中国文字礼教全体崩丧，此亦天命之难违，人孽所自造。

国难当头，知识分子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还有何节操可言？而比知识分子更腐化堕落的是官僚阶层。官僚们历来被认为是人民的表率，如今这帮人却成为最腐败的阶层，这样的国家，希望何在？

知识分子的唯利是图，官僚的贪腐，这些都是道德沦丧的表现。五月二日他“记述黄维谈留英学生行至沪复返滇事，其中更有不德情形”，于是感慨：“中国之亡，亡于道德之沦丧，盖莫能救矣。”六月十三日又说：“视世乱国亡，皆为事理之所当然，道德因果所致。”

吴宓将道德视为个人乃至民族发展的根本，在我们看来好像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毕竟没有制度，没有法治，以及种种因素的助力，人的道德也难以发挥。但从另一个方面看，道德又是一个无比重要的因素，因为再好的社会，有再好的金科玉律，都必须具化到每个人身上，因此人素质的高低，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的高低。

作为一位学者，吴宓在抗日战争时期并未上战场，但他还是关心民族的危亡，日记中多有流露。但他最关心的，不是日本的侵略，而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比起杀敌救国，吴宓显然更擅长的是文化道德救国，他最看重的，也是文化道德救国。他认为，文化不讲、道德沦丧才是真正的亡国灭种。今天来看，他的思想之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但他的学说，无论对错或合不合宜，都是非常真诚的。日记中一句“讲殉道殉情之义理，颇为激昂”，话虽简，却是他信仰的真情流露。

1939年他曾有诗云：“添薪灭火孰仁智，立教兴邦往后贤。”观其所谓立教，大旨便是道德之教（主要是儒家的道德之教）。就此而言，吴宓倒是难得的知行合一的教育家。他对道德的执着看起来有点迂腐，但也正是这种执着，我们可以在他身上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特别重视道德节操的优良传统，也正是这种执着，使他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都赢得了一大批学子的敬仰。

来源：读书人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