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存档》中记载，1899 年4月6日，李鸿章给福公司大股东罗斯柴尔德写了一封书信(英文)。

从李鸿章的书信中看到:

一 北京辛迪加(福公司)想得到中国山西、河南等地煤、铁矿的(采矿)“特许权”，是李鸿章安排清廷总理衙门办理的，而且明确承诺，“所有的困难将被排除”。让英得到“特许权”。

二  “辛迪加可依赖我的支持，这种支持或许对辛迪加在华的成功是必要的。”李鸿章坦言，英国福公司在大清的成功霸矿，和他的支持分不开。

三 “ 经由利润分享，大清朝廷成为辛迪加真正的隐形搭档。”大清朝廷是福公司隐名股东，没有史料可查。而有历史资料显示，李鸿章于写此信的当年，就通过汇丰银行汇款4203英镑(约4万两白银)购买了福公司股票。从这样大费周折地将款项汇往国外，完全可以明白，李鸿章绝不可能是为大清朝廷购买福公司股票。

正因为李鸿章是福公司的“股东”，是霸占山西、河南等地煤、铁矿采矿权的利益占有者。所以，他借着执掌清廷大权的条件，为英国福公司撑腰、办事、提供支持。是名副其实的“ 以权谋私”的卖国行径。

四 “为了双方的利益，这一切表明大清朝廷和辛迪加之间亲密关系的必要性。”“我强烈推荐勒.康门斗多.罗沙第先生成为董事会一员，并专门负责所有中国的公共和内部的各种利益。”“与他会面并在该方面协助他，将使我非常喜悦。”

从中看出:李鸿章与英国辛迪加( 福公司)的关系是非常“ 亲密的”。正因如此，“强烈推荐罗沙第为董事会成员”，目的是为了保证英国资本家与他本人在辛迪加(福公司)的经济利益。李鸿章并厚颜无耻地表白:“协助他将使我非常喜悦。”

现在诸君可以明白为何李提摩太，这位最后被女王和英国共济会授予33度会员，马耳他骑士勋章，在中国一直得到李鸿章的帮助。从写介绍信，帮助运输救灾捐款，在北京指点门道应该见谁，见面后要注意什么到最后还任命他到天津担任《中国时报》中文版主笔，从此掌握舆论机器。可以说，没有李鸿章就没有李提摩太在中国的成就。

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料可以发现，李鸿章在1896年访问英国时，就与罗斯柴尔德爵士建立了私交，李鸿章还亲笔签名赠送给了罗斯柴尔德爵士一张自己的照片。估计加入共济会也是顺理成章的。

关于英国政府在中国的利益代表--福公司，即北京“辛迪加“，据史佼陇展示的历史资料发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驻天津的英团领事以’养鸽子”，疑与义和团拳匪相通“为由，亲自带兵人室。将大清国有”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逮捕。张翼的德国顾问德璀琳入狱探视，建议将开平矿务局置于英国的保护下，挂上英商墨林公司的招牌，同时拿出他自己写好的“保矿手据”，让张翼签了字。同时德璀琳委任自己为开平矿务局总代理人，与墨林公司兼驻天津代理人、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胡佛密谋，诱骗张翼。由德璀琳代表开平矿务局，胡佛代表墨林公司，于1900年7月30日订立了将开平矿务局卖给墨林公司的“卖约”。

墨林公司又将“卖约”篡改成一份假合同， 转手卖给了北京辛迪加(即福公司)。于是1900年12月20日，福公司在伦敦注册成立“ 开平矿务有限公司”。

四年后，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注意到了这一情形，连忙向朝廷呈报。朝廷随即解除了张翼的职务，并指派他专注追回矿山的控制权。在英国伦敦的法庭上，张翼依旧倚仗着德璀琳的帮助进行抗辩。

主审法官乔埃斯做出了对中国人有利的判决，同时谴责了在转让(开平矿务局)过程中涉事的外国人士。然而，这一裁决随后遭到了另一位英国法官的改判。

眼瞅着诉讼难以取胜，袁世凯又指示成立了滦州官矿有限公司，采取“以滦制开”的策略。该公司围绕着开平矿务有限公司的矿区边缘进行开采，极大地压缩了开平矿务有限公司的可采矿区。最终，这迫使英国方面提议与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共同开采。然而，清政府坚决拒绝了这一提议，导致开平矿务有限公司的运营几乎陷入停滞。但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朝的崩溃，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反而被福公司控制，开平地区与滦州一同落入英国商人之手，公司也被重新命名为开滦矿务总局，并持续经营直到抗日战争的爆发。

百年前英国议会的档案，可以清楚地看到，掠夺中国山西、河北、河南等煤、铁采矿权，并不是英国福公司的企业行为，而是英国政府蓄谋已久的侵略图谋。

英国下议院1873年2月17日会议记录: 阿克若伊德说:“外交事务副国务大臣，注意力是否已经回到关于中国煤矿的声明上来，(中国煤矿)占地400000平方英里以上，而大不列顺的煤矿面积仅有12000平方英里..尤其是山西的煤，有12至30英尺厚度的矿床....

女王陛下政府是否一致行动并同强国们合作……竭力同中国交涉……，

英国上议院1903年6月16日开会，在“英国在华利益档中记录:梅奥伯爵说,”... 如果你们惊奇，为何我所讲的与中国有关，我会立刻告诉你们:有三个英国人，连同我本人在内，是北京辛迪加公司的原董事。这家公司于1898年5月获得了山西和河南的特许权...北京辛迪加自从获得特许权后，已经从英格兰将19000吨铁路物资运到中国....仍请牢记于心的是，宝贵的山西、河南矿产特许权掌握在北京辛迪加手中。

外交事务国务大臣兰斯道恩侯爵说，“一项珍贵的特许权被获取后，会非常果断和迅速地利用至极...我们发现很有必要对中国朝廷作出一份强势抗议。……尊敬的伯爵，可以确信，这些代表英国利益的组织，在中国铁路建设方面，必定受到国王陛下政府的支持。”

1898年7月20日，《惠灵顿晚邮报》10卷17期第5版报导：辛迪加集团目前在伦敦市场升值50%，(源于)其在山西区域运作特权。

福公司以其惊人的盈利能力令人瞩目。在初始阶段，仅仅通过注册一家“皮包”公司并投入2万英镑（约合20万两白银），该公司便开始了其商业冒险之旅。特别是在1898年成功签订山西和河南的采矿协议后，其利润迅速增长，资产飙升到10.6万英镑，实现了五倍的增值。同时，该公司还宣布发行高达120万英镑的“山西股票”。虽然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影响，资本市场认购受到了一定冲击，但福公司的价值却得到了充分证明。显然，没有像李鸿章这样的政治力量支持，仅凭伦敦资本家的炒作是无法实现这样的成就的。

福公司不仅在中国经营铁路和矿业，而且还考虑长远利益。为了进一步推动其在中国的业务，公司在1909年创办了焦作路矿学堂，后来更名为焦作工学院。这所学校最终发展成为中国矿业学院（1950年），在矿业和铁路领域培养了众多专业人才。从一开始，焦作路矿学堂就专注于培养采矿、冶金和铁路方面的人才，为福公司乃至整个中国的矿业和交通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在诸多有利因素的保证下，福公司在中国的事业如鱼得水。作为近现代中国经营时间最长、活动范围较广、经营项目较多的大型外资企业，它同另一家“中英公司”被称为英国在华两大公司，扮演着 “侵略中国的最大财阀”之重要角色。

事实上直到1956年，福公司才最后退出中国。

可叹满清的洋务大臣与维新的康梁都已经与共济会勾结。康有为自己发行的报纸就直接用李提摩太的《万国公报》为名，内容也很多是转载这报纸。梁启超则担任李提摩太秘书，李提摩太临终前，还去伦敦探望老领导。而梁启超也为李鸿章写传记。

1910年5月，李提摩太应邀在和平协会伦敦年会上发言。他的主要观点：由世界上十个主要国家在互惠互利和机会平等的基础上结成联盟；把所有国际难题都提交世界联盟所组建的最高法庭，只保留一支陆海军，以保障最高法庭的裁决得以执行，从而维护世界的正义与和平；最后对那些不愿意加盟的国家实行高额关税，而其它国家间则实行自由贸易。

可见实现全球政府一直是犹太人支持的共济会的目标。无论用专制手段实行公有制消灭私有财产；还是以民主的口号，用全球化贸易，诱使大众成为债务奴隶，鼓励淫荡，多性恋甚至乱伦等，手段可以根据情况改变，但最终的目标是摧毁家庭，传统文化，信仰，最后把人类改造成同一个信仰邪教的人种。

至此，让我们一起重温钱穆先生的总结：” 民国以来，社会中坚势力未能形成之难局。此一点，日本明治维新较中国又占几许便宜。日本政权迁禅，自藩府还之天皇，既不如中国变动之剧。

而日本在藩府统治下之封建道德，如武士道之忠君敬上、守信立节，移之于尊王攘夷，其道为顺。中国士大夫立身处世之纲领节目，久已在长期部族统治之猜防压制、诱协愚弄下变色。油滑、贪污、不负责任，久成满清末年官场乃至儒林之风气。

一旦政体更革，名为“民主”实则全须士大夫从政者良心自负责任，而中国士大夫无此素养。既昧心祸国，又以“民权”之说委罪卸责。此其病乃深中于士大夫之良心，固非睡狮之喻所能得拟也。

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其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识，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不知今日中国所患，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必使国家有暂安之局，而后社会始可以有更生之变。

所谓更生之变者，非从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 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而牖启此种力量之发舒与成长者，“自觉”之精神，较之效法他人之诚挚为尤要。不幸此数十年来，国人士大夫，乃悍于求变，而忽于谋安；果于为率导，而怠于务研寻。又复掺以私心，鼓以戾气，其趋势至于最近，乃继续有加益甚而靡已。药不对病，乃又为最近百病缠缚之一种根本病也。“

中国社会在满清奴役下，整体道德水准已经腐化。

晚清如此局面，的确是气数使然，非人力可以挽回。

来源：琉璃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