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他们间其实存在着鲜为人知的误会。

红军时期的“土洋”之争

历史的阴影始于１９３３年２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毛泽东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彭德怀读到文章后，对刘伯承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却犯了不顾实际的兵家大忌。

１９３３年２月４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怀所预料的那样，进攻南丰并不顺利。实际上，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今见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断然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

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的计划与实施，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因为在大家看来，中央局那些洋派们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刘伯承。

事后，传话的人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滿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百团大战”的分歧

抗战爆发后，国共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接受蒋介石国民党名义上的领导，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

这一次，他们二人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恰好进行了一次置换。刘伯承领兵于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

１９４０年３月至９月，彭德怀领导了打破日军“囚笼”政策的百团大战，一举歼敌四万三千余人，拔除据点千余个。这里面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他们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没有传出什么不和谐之音。

１９４４年４月３０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七年来的工作。

刘伯承的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这些问题，并未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他的报告一出，便引起了延安主要领导的共鸣。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同时，至关重要的也是毛泽东—直忧虑的一点，是过早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这就有了百团大战以后纠缠不清的争论。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

批“教条主义”的背景

１９５６年２月，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报告一出，举世震惊。６月，党中央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们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而且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

１０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三名中将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于１９５７年２月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十二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

当时，老中将张震和贾若愚两人为一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他俩综合情况后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力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三个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态度也很明确，有人鼓励他告状，说他这么年轻嘴都念歪了，那还了得。但萧文玖说他的嘴歪和刘伯承没关系。

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看，就认为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

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

此番定论—出，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切当评价，萧克就写了—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这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去北京开会，毛主席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杨勇据理力争道，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他还列举了１９５１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刘伯承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

毛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一代战神马放南山

１９５８年６月，毛泽东公开表态对于军队院校工作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毛泽东还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

彭德怀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和抬轿子的。”

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

一年后，彭德怀因同样的方式被打倒。毛泽东曾说过：“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七十三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深明大义的刘伯承不能不带病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７月１０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一千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台下的人依然能看出，每当说到委屈处、违心自责处，刘伯承语调哽咽，几不成句。大家明白，这里面既有真诚的反省，又有难以言说的满腹委屈。检讨作罢，台下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置之死地而后生，刘伯承的检讨总算过了关。

１９５９年１月１９日，刘伯承挂印罢官，携眷移居北京。数十载兵戎生涯遂告结束，一代战神马放南山。

１９８０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指出：１９５８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１９８７年，中央军委纪委发出通报，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

来源：夜读名人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