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学习时报

《贞观政要》是关于贞观时期政治的摘要记录，编著者为唐玄宗时的著名史官吴兢。吴兢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唐太宗时“贞观之治”的政治智慧和治国安邦经验，对执政者予以劝谏。作为有责任感的史官，吴兢敏锐地意识到当时政治文教已不如唐初，与“贞观之治”更是相去甚远。为了大唐王朝的长治久安，有必要总结贞观时期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劝诫警醒执政者们身居盛世而不忘潜在的危险，持之以恒，善始善终。可以说，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贯穿《贞观政要》始终。

战胜易，守胜难

贞观统治集团目睹了隋王朝由于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奢侈无度而导致覆亡的命运，从中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得政权不易，但要长久拥有政权更难。贞观十年，唐太宗与群臣们探讨一个问题：“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的看法是创业难。因为群雄竞起，相互争战，你死我活，胜者王侯败者贼，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必是在前一个王朝混乱衰颓之时，他们已经不得人心，失去了人民的拥戴，没有存在价值了，因此一推即倒；但是新政权建立之后，容易出现安富尊荣、骄奢淫逸的状况，与民争利，导致百姓不满，由此带来国运衰微，“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认同魏徵，他说：“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太宗进而提出，如今创业的艰难已成过往，现在就是守业这一大难事，需要大家勠力同心，孜孜不倦，竭尽全力。

贞观统治集团的忧患意识集中表现在“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上。唐太宗特定下“论隋日”，于这一天同大臣们专门讨论、总结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因为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所以君臣上下经常表现出一种忧虑谨慎的执政心态。唐太宗“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每自惧危亡，必不敢懈怠”。群臣们经常建言献策，如魏徵提醒“战胜易，守胜难”，“安而能惧”。打胜仗容易，保持胜利困难。国家太平无事，更要心怀忧惧。反复强调要居安思危，勤勉敬慎，才能善始善终。

《周易》云：“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就是说，安定中隐藏着危险，生存里面有灭亡的可能，看上去国家一派富庶繁荣，也许会出现祸乱。所以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乎所以，自大骄傲，懈怠疏忽；越是在取得胜利、居于安全境地之时，越要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时刻警惕，“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谨慎，勤于政事，只有这样，国运才能长久。

善始易，善终难

太宗君臣研读以往历史发现一个规律：一个政权刚开始的时候，大都能做到上下一心，奋发有为，欣欣向荣；但是等到天下太平，阵脚稳住，自以为大功告成，可高枕无忧，就开始放纵懈怠，有善始却没善终，这是多数王朝的宿命。比如魏徵说过：“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开始往往都想得很好，信誓旦旦，言之凿凿，立志纤尘不染，立志长盛不衰；但往往走着走着就变了，忘掉了曾经的不易，忘掉了曾经的初心、誓言和使命，以至于重蹈覆辙，悔之莫及。

《贞观政要》最后一章为“慎终”，具有双关的用意，一是全篇的终结，二是提醒统治集团们要善始慎终。该章提到，唐太宗曾对公卿大臣们说：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现在天下太平，国家和谐稳定，民风淳朴，政治基础稳固，当此时，需要认真思考如何才能善始善终的问题。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大唐的江山社稷永远稳固，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太宗说自己：“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不敢自恃天下安定就掉以轻心，而是心怀忧患，经常用历史上的危亡来警戒自己，要将好的治国政策贯彻到底。他还说：“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居安不能忘危，治平不能忘乱，虽然今天无事，也得考虑如何才能有始有终，要经常这样反省思索，才是难能可贵。

魏徵则给唐太宗上了一篇长长的奏疏，列举了一系列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他分析，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在创下基业之后，都希望将政权传至千秋万代，所以开始勤奋敬业，孜孜矻矻，宵衣旰食，不敢有丝毫懈怠；但是当国家稍一安定，就开始违背初衷，崇尚浮华，私欲膨胀。古语说：“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知道一件事不难，难在实行，更难的是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始终如一地做下去。太宗十分认同魏徵的观点，他说：“知其所以危则安矣，知其所以乱则治矣，知其所以亡则存矣。”居安思危则安，乐以忘忧则危，只有时时处处感觉处于危险的境地，加以小心，才能存活下去。

《诗经》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道德经》有言：“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只要自始至终，永葆本色，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就能江山永固，社稷无虞。

国以民为本

怎么能做到居安思危、长治久安？贞观十年，魏徵上疏曰：“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树木生长一定要稳固它的根，泉水流得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国家要安定一定要厚积道德仁义。这个根和源在哪里？就是唐太宗提出来的“国以民为本”。鉴于隋亡的历史教训，贞观统治集团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魏徵曾在给唐太宗的疏中说：“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水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君主与民众之间，是船与水的关系，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能浮载船，也能把船掀翻。君主一旦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则将不成其为君主，而没有君主，民众仍然是民众。谋好人民这个本，就会“本固邦宁”。

施仁政，行德治。太宗告诫群臣：“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治理国家，必须用仁义来抚慰百姓，同时还要显示出朝廷的威信，顺应民心，废除苛刻的法令，不做背离道义的事情，这样社会自然会平定安静。

藏富于民。贞观朝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将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作为自己的执政目的，为此重视农业、发展生产、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而且注重藏富于民，太宗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这话说得恳切，治理国家必须先爱护体恤百姓，如果通过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就如同把大腿上的肉割下来充饥，肚子填饱了，人也就死了。侍御史马周也曾上疏曰：“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惟在百姓苦乐。”百姓富足，国家才富足，竭泽而渔，盘剥民众得来的财富不能长久。

人民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贞观四年，房玄龄上奏说，现在我们武器库里的铠甲兵器，已远远超过隋朝了。太宗听了并没有觉得这是什么值得夸耀的功绩，而是提醒房玄龄说：“使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仗。”使老百姓满意，得到他们的支持，这才是真正的不可战胜的铠甲兵器。他进而说隋炀帝难道是因为铠甲兵器不足才遭致灭亡的吗？是由于他不修仁义，老百姓才会怨恨叛离他。

贞观君臣关心爱护百姓，时刻把民众冷暖挂在心上，最大限度避免劳民伤财。太宗对侍臣说：“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视人如伤，爱民犹子。在他的率先垂范下，贞观朝的官吏，无论高下，均廉洁奉公，恪尽职守，关爱百姓，且厉行俭约，不务奢华。整个国家民殷物阜，家给人足，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升平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