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有一句，“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描写的是周瑜举重若轻、指挥若定的潇洒姿态。然而，其中提到的“羽扇纶巾”其实并非周瑜的常备行头，相反恰恰是“气死”周瑜的冤家诸葛亮的代表装束。

羽扇很直观，不必细说，但什么是纶巾，现代人很难想象。明代百科式图录类书《三才图会》中讲到“诸葛巾”时，是这样描述的：“诸葛巾，此为纶巾。诸葛武侯尝服纶巾执羽扇指挥军事，正此巾也。因其人而名之。”至此，看似把纶巾的所属问题坐实了。

但是，纶巾作为一种首服，是否就因为诸葛亮曾经佩戴，一定不会出现在周瑜的头上呢？这样的结论未免太过武断。事实上，东汉末年以及三国两晋时期，在贵族名士中间的确兴起了戴巾的潮流。

按照《晋书·舆服志》的记载，袁绍就喜欢头戴缣巾（双丝细绢制的头巾）指挥作战，公孙瓒、孙坚等也都有戴巾的传说。照理这些人都是军事领导，带兵打仗应该头戴武冠，戴巾是一件反常的事情。然而，潮流之下的反常不会遭到指责，甚至会受到赞美。

在现代人眼里，巾和冠很容易混淆。比如，诸葛亮的纶巾更像一顶帽子，很难与日常生活中的巾联系起来。一般来说，服装是生活用品，定义往往不甚严格，是以大部分情况作为区分的依据。

古代巾和冠的主要区别是：巾多是软性材料为主体，冠则多为硬质材料；巾可以直接戴在头上，既不需要加贯穿发髻的簪子，也不需要用缨在下巴处打结固定——而绝大部分冠少不了这两个部件。所以，如果看到诸葛亮的画像或雕塑上出现了簪、缨，说明创作者的理解出现了错误。

由于受到名流追捧，巾也随之演变出多种款式，除了纶巾，还有逍遥巾、纯阳巾、万幅巾、平定四方巾……并且不限于男子，女子也同样戴巾。女子戴的巾帼，后来成为女性的代名词。

史书有一项记载，头戴纶巾的诸葛亮，用女子戴的巾对司马懿进行了一次羞辱：“亮数挑战，帝不出，因遗帝巾帼妇人之饰”（《晋书·宣帝纪》）。这一次果然奏效，司马懿派人千里请战，准备雪耻。

看前面几位玩得这么投入，曹操也紧跟时尚，搞出了个新款式——帢。帢从名义上仿的是远古的皮弁，但其实也是巾的一种，看上去就像几十年前还在使用的帽头。但曹操搞的帢是白色的，很多人觉得不吉祥，并且后世对他的评价颇低，所以白帢就被用作皇帝的丧服了。

巾在古代，最早是平民的首服。按理说，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东汉第二位皇帝汉明帝恢复了冕服制度，使儒家思想重新在服装当中得到渗透，人们应该更喜欢冠冕才对。可仅仅过了一百年，社会名流就对冠冕失去了兴趣，转而追捧平民所戴的巾。

而这一潮流的出现，其实与思想和政治的变化密切相关。

首先，思想因素。汉初由道家思想主导，从汉武帝开始转而推崇儒家，但到了东汉末期，道家思想又悄悄抬头。于是，道家的天人合一、宽松自然，再次借助服装载体得以呈现。

其次，政治因素。冕主要体现家族统治，冠主要体现集团统治，东汉的官僚体系随历史推移，逐渐形成多个势力圈，以至于群雄并起、诸侯割据，他们按捺不住向皇权表达不恭的冲动。就这样，平民头上的巾，就成了名流追求自然、群雄觊觎皇权的一种表达方式。

巾的流行，也预示着东汉政权距离终结为时不远了。当然，由于巾同时也能体现低调、节俭等美德，所以大量儒生也成为爱好者，形成一种经久不衰的文化现象。

苏东坡写下“羽扇纶巾”，说明他内心对巾有一种认同。以他的豪放性格、跌宕人生，还有巾的亲民属性，几乎注定会喜欢这种首服。在宋代引领时尚的“东坡巾”，就由他创意成形。

《三才图会》中写道：“东坡巾有四墙，墙外有重墙，比内墙少杀，前后左右各以角相向，着之则有角，介在两眉间，以老坡所服，故名。”这说的是，东坡巾的主体是个高桶，有四个角；在高桶之外有围墙，要比高桶低一些；高桶的前后左右各有角，戴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只角处在两眉之间。

据说，东坡巾是苏东坡在监狱里制作的，因为身为囚犯，不能再穿戴官服，所以他制作了一款新的巾。当然，苏东坡的真实意图已无从知晓，那个时代的审美也跟现在不同。现代人确实不容易看出这顶东坡巾有什么过人之处——不过是外圆内方、中规中矩嘛。

但，真是这样吗？苏东坡的个性被监狱生活磨没了吗？在这里，我们不妨再用现代思维对东坡巾做一些分析。

首先，东坡巾的形状，其高桶很高并且方方正正。我们假设这个内桶象征了苏东坡本人，方正、高耸、棱角正对前方，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其次，在高桶之外有一圈围墙，可以理解为想要禁锢住苏东坡的监狱，但苏东坡的豪放个性和旷世才华怎会被一圈围墙所禁锢？于是，围墙被高桶撑破，形成了缺口，仿佛是他的思想冲破牢笼。

这样理解，未必是苏东坡的本意。但这样理解，能让我们看到苏东坡的才情、风骨、灵性、智慧。

关于古代的首服，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回望历史，我们也许能够明白祖先在他们所处情境之下的选择动机，以及选择所带来的文化影响。

来源：

中国青年报：《魏晋名流爱戴巾，苏东坡是宋代“时尚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