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是“红小鬼”出身，青少年时加入儿童团，长征过来的“老”干部。一般人大都知道，他以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身份闻名，长期追随毛泽东身边。这多少掩盖了他在历史上的晋升。其实，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他就是大会候补代表。那一年，他刚满30岁。那时，能跻身于七大代表，是相当不容易的事。1955年至1959年，他兼任公安部副部长。1958年至1960年，他在家乡江西任职副省长，锻炼两年。其间，他做的最有名的事情，就是在江西建立了一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江西共大”，他亲任总校党委书记。尽管得到毛的赞许，但要想按照他的想法在全国推广开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此，他的这段作为，留下了一句著名的“马尾巴的功能”，这是电影《决裂》中的著名台词。我辈人常常用这句台词调笑时，寻到了历史的踪迹。两年的锻炼，汪回来后，官复公安部副部长原职，又正式担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著名的8341部队政委，是中枢机构相当实力派的人物。

中共九大确立林彪为接棒人，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是围绕着接棒人来完成权力布局的。林彪手下的四大将黄、吴、李、邱当选政治局委员，连林的夫人叶群也上榜。想来，“黄吴叶李邱”就是那时开始成为一个固定名词了。有人说，这时候形成了军 人集团，也不无道理。作为后备梯队的人选，汪东兴和纪登奎、李德生、李雪峰一起，进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接近权力核心。 1973年8月30日，十届一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也是按照接棒人布局的。“九一三事件”后，接棒人空缺，毛多方选择，看中了王洪文，但从权力布局来说，又不限于王一人。李德生进常委，入中央副主席行列；与汪大致同一个年龄段的华国锋、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人，晋升政治局委员；靠“文攻武卫”起家的“四人帮”，也晋升同职。“四人帮”中张、江，资历老，但党内资历浅；而王、姚，属于“文攻武卫”的代表，且不说资历如何，其作为不得党心、民心，不过，“四人帮”底气倒十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兴风作浪。越是这样，越在全国不得人心；越是这样，与汪、华和吴德等人对立也逐渐尖锐。毛去世前，不得不调整接棒人，华为首选。在这一过程中，华、汪、吴结成同盟，得到叶剑英、李先念、王震等元老的支持；而闲散在各地的元老，对“四人帮”更是嗤之以鼻；一部分“军头”元老，更是有把他们抓起来的呼声，譬如王震，譬如聂荣臻。等到毛去世后，党心、民心，对“四人帮”有大致的共识。从决策层来考量，无论是如何对待“四人帮”，汪的地位，都是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因为他的位置太重要了。有人说，对“四人帮”抓捕（“隔离审查”），没有汪的支持，这事干不成，此言不虚。正因为如此，抓了“四人帮”后，汪在党内的地位雄起：除了“武”的原职，他又增加了“文”的实权，兼任毛著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等职。到1977年8月十一届一中全会，汪与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同时跻身副主席、常委，位列中央权力核心第五位。

不过，一年半后，汪就遭遇到政治上的“滑铁卢”。三中全会结束不久，1978年12月25日，被免去中办主任、毛著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央警卫局长、8341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的诸项兼职，保留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常委和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的职务。 汪的“滑铁卢”，是从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会议开始不久，身为中央副主席的他，就被点名批评。为何如此？盘点一下，大概有三个原因： 首先，客观上，汪要受到两个连累：一个是，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如何对待毛的遗产，尚未有定论。复出的元老派，还在看。而汪一直是毛身边的人，并主持提出了“两个凡是”。一个是，有元老说，“四人帮”抓了，但“下不为例”。汪身处中枢要职，地位又那样关键。抓“四人帮”的关键，是干好了好事， 可是这“关键”总让人有一点不放心。 其次，是汪本人的原因，他难以胜任独当一面的工作。 他的年龄和胡耀邦差不多，革命履历也一样，都是走过长征到达延安的“红小鬼”。所不同的是，胡耀邦很早开始独当一面，而汪则一直唯领袖之命是从。同时，又不可避免的沾染领袖某种决断作风。因此，当他在1977年进入权力核心后需要独当一面的时候，他的角色转换就有些困难。 汪主管意识形态和工青妇的工作。履职之初，就给新闻界留下了粗暴的形象。1978年6月15日，汪召开一个宣传口的小会，参加人有政治局委员乌兰夫、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和熊复、曾涛、杨西光、胡绩伟，还有曾在《红旗》杂志负过责、那时已调去外交部的王殊，都是新闻界的“大佬”。汪一开口，就有点训斥的意味。一件事一件事数落新闻界:一是批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几篇文章；二是批评《人民日报》余焕春在政协会上的发言；三是批评《人民日报》上有一个标题，只写了邓精辟阐明了毛思想，不写华主席精辟阐明毛思想；四是批徐迟的两篇报告文学在人物描写中时代背景描写得不对；五是批《长江日报》上说的一句话: “极‘左’是‘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主要表现”，他说华没有这样的讲话；六是批《民族画报》上说康生和谢富治同志是“四人帮”，对党的团结有影响。等等。

在场的胡绩伟后来回忆说，汪那种君临天下的说话口气，实在让人受不了。谈到汪那时的作为，胡绩伟认为，这位副主席像一位“救火队队长”，哪里出现火苗就往哪里跑。譬如，处理当年轰动一时的“《中国青年》杂志复刊”事件。复刊号要发表四五中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汪不许可；没有华主席的题词，汪也不许可。不仅如此，9月14日晚上，汪把杂志社小组长以上干部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一竿子插到底。他说:《中国青年》“不要我审查，我不负责，我这个人好办。你青年社捅这情况，离开了团十大筹委会。你们直接写信给中央了，并没有通过筹委会转给我。不是和筹委会打官司，而是涉及到中央。”“你叫我提意见，又不让我提。你杂志有威信，你现在把中央的威信搞坏了。” 汪很不得体的讲话，很快在新闻界传开，一些如胡绩伟之类的老新闻人，大致不再把这位顶头上司放在眼里。后来，理论务虚会上、中央工作会议上，胡绩伟、杨西光、曾涛等等新闻界“大佬”，搞了“六个人的联合发言”，也算是君子报仇，一年不晚吧。第三，在一些老干部看来，汪是十年的受益者。那十年，绝大多数老干部被打倒，很多人向毛伸冤，信件大多都是通过中办转送的。很多老干部认为，汪身为老干部，并没有在他们有难的时候帮他们一把。当然，汪也保护过一些老干部，那都是完成毛交办的保护任务。毛去世后，胡耀邦开始解放老干部的平反冤假错案，汪不支持，他把持着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办公室，拒绝把一些案件的审查结论交给中组部，而有关的旁证材料、审讯记录、被审查人的申诉等等的文书档案，仍由中央专案组保管。汪这样做，这就把自己置于元老及老干部的对立面。

汪遭遇这次“滑铁卢”后，为何还能保留中央副主席职务？这与当时的局势有关。从毛去世到“四人帮”被粉碎，政坛的急遽变化，国人瞠目，国际结舌。中国如何走？国内关注，国际也关注。当时华的考虑是，国内对外开放，以发展经济建设为要务，邓复出后也坚决支持，积极推动。既然要对外开放，首先要给国际社会一个中国政局稳当的印象———政局不稳，谁愿意来投资？这与国际社会关注吻合；当然，有没有“非毛化”迹象，也是国际关注的一个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叶、邓、华等掌握了一个原则：全会人事安排“只进不出”，可以安排新人在中央担任职务，但原来的人一律不动，以免给国际造成政局不稳的印象。 这样，尽管汪东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被激烈批评，他也有书面检讨，也提出辞职。三中全会结束三天后，也免去了他四个兼职，但中央副主席不动，军委常委和党校第一副校长兼职仍在。不过，既然中央的会上汪被批判、中央也免去了他四项兼职，难免会有人继续推波助澜，写揭发材料送给新开始工作的中纪委。揭发材料有五六个，什么“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阴谋集团的瓜葛”，“在中办的干部路线”啦，等等，但似乎没有散发。这是那个年代，党内政治“非此即彼”划线盛行的常态化。 此后，汪三次成为党内被批评（从程度上来说，叫批判也并不夸大）的对象。第一次是1979年2月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第二次是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汪东兴辞去了本兼各职）；第三次是1980年下半年党内四千人讨论历史决议的时候。如同华一样，汪也是有错认错，承担责任，但拒绝写出令人满意的“深刻检查”。退下来后，他也如同华一样，每年要去纪念堂看看，也拒绝抛头露面。不过，他对党史界的人士倒有求必应。他毕竟知道很多，每每党史界需要向他了解一段历史时，他都和蔼可亲地接待。所讲历史，可作为探究历史的某种索引。他自己也有著作出版，如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汪东兴回忆 ──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等等。

2015年8月21日，汪在北京病逝，享年100岁，也是高寿了。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也将定格在历史中，并在历史中回到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