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他不仅是伟大的领袖，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教员”。

当一位教师，是毛泽东青年时人生愿望和职业梦想，晚年，他仍喜欢与人谈论自己当年那段教书岁月。教师是毛泽东一生向往的神圣职业。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教育和培育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和行为指南。

《韶山纪》云，“九天韶乐，时来迭奏罗音：三邑叟童，日每瞻圣境。果然特地乾坤，信道崭新日月。”1893年12月26日在韶山冲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诞生的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的独立，富强和文明贡献了全部智慧和毕生精力。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且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和军队，改变了中国近代史发展方向，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又适时创造性使用和平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设了社会最基本经济制度。将“一穷二白”的中国，仅仅用28年时间就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工业体和国民经济体系。从一个洋钉、洋火、洋车、洋油———什么都带“洋”的时代，进入到一个拥有“两弹一星”，欣欣向荣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大国和十八科技强国。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和诗人，众“家”交相辉映，使“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宋宋祖，稍逊风骚”的历史巨人和“龙的传人”。他逝世后，其思想、哲学、军事、文史、教育、诗词、书法等，成为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热衷的研究对象，掀起了一股方兴未艾的研究热潮，并由此应运而生了一门新兴学科——“毛泽东学”。

作为一位举世敬仰的伟人，毛泽东一直对教师职业情有独钟。透过一切隐蔽、尘封的历史卷宗和公开口述的历史文献，发现他一生对“教师”有孜孜以求的志向和愿望。年轻时，他给自己定位“是学教育的人”，认为自己“最适合教书”，乐于“当教书先生”。到了晚年，毛泽东仍然十分怀念当年那段教书岁月。1936年7月16日，他在陕北中央红军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讲述自己报报考师范的经历说：“同时，我也在认真的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差不多已经做出结论，我最适合于教书”1970年12月18日，在北京中南海同斯诺再次相聚时，谈到了他对林彪别有用心地借“文化大革命”大搞个人崇拜的深恶痛绝。他气愤的说：“崇拜的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通通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其寓意十分深刻。毛泽东从“教师”踏上其壮丽的革命生涯，又以“导师”践行起神圣的历史使命。他将中国大地变成一所大学校，将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大课堂，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有机结合，创造了毛泽东思想，深入到中国人的心灵和血脉之中，他作成一种巨大精神力量，武装了中国共产党，缔造了一支人民军队，指导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开天辟地的伟大成果。

1919年4月至1920年9月，毛泽东担任修业学校高小部的历史教员。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职业，也是他从事初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平台。

毛泽东在修业学校任历史教员一年半的时间，他一边教书一边革命，广泛接触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和青年学生，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他即同易培基、方维夏、周世钊等进步教师一道，推动“五四风云”，宣传“革命大论”在修业学校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20年1月19日，毛泽东在《湘教职员清澈惩张敬尧》一文中写道：“窃我国今日要务，莫急于图强，而图强根本，莫要于教育。”

1921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出席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举办的例会。在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式”时，他认真的说：“我愿做的工作”—教书，—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换言之,青年毛泽东早期工作的第一选择,是教书，是把教师职业作为谋生的途径和平台。

1933年8月20日，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中指出：“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

1940年2月7日，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写到：“工人阶级应该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

1942年5月23日，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

1949年10月15日，毛泽东致老同学，时任湖南一师校长周世钊的信中写道：“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10月25日，他致信湖南一师附小毕业生、当时在上海格致中学任教的许志行：“你去上海教书甚好，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

1950年4月2日，毛泽东应教育部长马叙伦之请，为《人民教育》杂志刊号（1950年5月1日）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

对大学和“教授”，毛泽东是十分向往的。他一直把“教授”看成“有学问的人”，是知识和智慧的象征。1958年3月22日，他在成都会议上第四次讲话时，针对部分干部妄自菲薄、担心学问不足的现象说：“不要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的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不要自惭形秽。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第一次讲话住中谈到“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他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在此，毛泽东把“教授”和“马克思”相提并论，可见“教授”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其实，毛泽东还真的有过一次与“大学教授”失之交臂的经历。那是1921年7月，林文庆应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聘请，辞掉了新加坡的一切职务，到厦门大学担任第二任校长，主理校政。1921年9月，林文庆给好友梁启超写信，恳请他推荐一些优秀人才，以充实教员队伍。盛情难却，梁启超便给蒋方震、张东荪、舒新城三人写信帮忙物色国文、国史、地理教授三四人。于是，毛泽东便进入其视野，但是最终未能成行。不过，毛泽东虽未成为厦大的“教授”，但他却在从事革命活动中创建了不少大学，如湖南自修大学，中华苏维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延安大学等，他经常到这些大学为学生讲话、做报告。有人统计：“1938年是毛泽东对抗大讲课最多的一年，至少几次”。毛泽东亲自编写讲课提纲，并严格要求学员。1937年4月至8月，为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影响，毛泽东连续给“抗大”学员讲授“辩证唯物论”并撰写了6.1万字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分三章十六节，后来出版了单行本。

毛泽东每星期二、四上午讲授，每次讲四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共授课110多小时，历时3个多月。后来，他把讲稿中的两节进行修改完善，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划时代的哲学论文。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阅读后访华时对他说：“主席的思想改变了中国，推动了世界”。

毛泽东很向往去当大学教授，并一直喜欢与一些大学教授和科学家探讨哲学、文学、逻辑学和科学技术等问题。他还就“教授活校”和大学教育改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灼见。1964年6月8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大学。不发讲义，教员念教，学生死抄，为什么不发奖义？据说是怕犯错误。其实还不是一样，死抄就不怕犯错误？应该印出来叫学生看，研究。你应该少讲几句，主要是学生看材料，把材料给人家。”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提出大学教育的改造问题。他说：“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候时间不要那么多”。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结合自己当年的课堂教学经历，谈了改进教法、师生互动的问题。他说：“那个讲课上讲课的方法我不赞成。你先生写了讲义，发给学生看嘛，然后，不懂的再去课堂上问先生。学生往往是调皮的很。如果学生出一百个题目，先生能搭出50个就很不错了。剩下那50个题目怎么办呢？就说：我不懂，跟你们一样。然后大家研究，你们研究，我也研究。然后就说：“下课，你看，多好啊！”

即使是在教师被称为“臭老九”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仍然要求学生尊重老师。1975年5月3日，他在中南海住处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针对在社会散布的“知识越来越反动”的奇谈怪论以及把教师污蔑为“臭老九”现象，借用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台词，说了一句当时流传很广的话“老九不能走”，蕴涵着他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再认识、再评价，提醒和教育全党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毛泽东“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战火的锤炼、思想的洗礼、艰难的磨砺中逐步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家和家。他一生对于教育投入极大的关注，他对教育的关心在许多大政治家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中形成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他在教育上的许多创举及对教育的影响是空前绝后的，中国教育已成为发展中国的一种模式。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教员”。

作者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管理学院人文科学研究员，曾任《光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特约记者，邢台市政府研究室主任

来源：封面中国，作者｜王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