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闯白区 掀天揭地

中央到瓦窑堡后，在公开报纸上看到北平发生“一二·九”学运报道。白区还有爱国学生运动？我们一直挂在口头上说，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红区红一、二、四方面军（包括红二十五军）出征前的总人数到最后（包括红十五军团）就剩约百分之十。白区与党中央的联系，长征前已中断，到陕北时竟一个人都联系不上，确实叫“损失百分之百”。此时，居然发现白区还有学生运动，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不知道。

中央立即决定赶紧联系。谁当此任？又落在父亲身上。他对白区最熟悉，主持过顺直省委、当过满洲省委书记；他对领导白区有极深刻的认识和最丰富的经验，有整套想法和工作思路。毫无疑问，他最合适。简单征求刘少奇的意见——这是“重返虎穴”啊！他回答：不入焉得虎子？中央决定派他作为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

1936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父亲化名胡服（刘少奇自解，是胡服骑射、抗击外敌之意）赶赴平津，孤胆独身趟地狱。对刘少奇来说，“长征”继续前行，他肩负新重任，走上通天的漫漫征程。

“出塞复入塞，处处黄芦草。”打探、联络、疾行、智对……当年的河北省委秘书长王林晚年时回忆：到天津北洋饭店，见一位学者，手持当天的《中央日报》为接头暗号，无言相跟，示意对坐，在茶几的玻璃板上，慢慢手写“刘少奇”三个字……消息传回北方局——老家来了熟悉长辈——那份激动啊！此时，父亲才知道北方局仍驻地天津，仅剩一个河北省委（北方局兼），限于平津地区，仅有党员30多名，全国各地均无联系。

一二·九时的北平市委书记林枫，刚调任天津书记。刘少奇询问了解各方面情况后,经中央批准，林枫任中共中央代表兼父亲的秘书，朝鲜国际主义革命家李铁夫接任天津书记。不久，父亲派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接任北平书记。北平女一中学生、地下党隐藏的“一二·九”学联执行主席郭明秋与林假扮夫妻，实际是当译电员,他们与我父亲同吃同住，既当代理人、联络员，又当警卫、哨兵。

父亲废寝忘食，与北方局领导昼夜深谈，立即任命“老顺直”彭真为北方局驻冀东代表。在刘少奇领导下，彭真、林枫、李葆华、李铁夫、郭明秋是将“一二·九运动”成功推向全国的关键人物。

满眼萧杀的白色恐怖中，千头万绪的工作忙碌展开：恢复各级组织，联络全国各地省委；传达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大政方针；秘密派出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与中国大学（新中国时撤并）教授吕振羽到南京，联系国民党最高当局谈判“联合抗日”；广泛宣传党的主张，大力开展群众运动，导正学运。

首要的，就是坚决铲除根深蒂固的“左”倾顽疾。刘少奇响亮地喊出:“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发与批评过去的恶劣传统，否定过去的错误原则”，“彻底转变党和群众工作”。

为了安全可靠又保证高效，每项工作必须单线联系、单独面谈、分别布置、反复安排。父亲是通宵达旦、夜以继日，一刻也没耽误，把党在白区各地各级组织凝聚到抗日上来，迅速扭转北方局工作，带动人民大众，掀起救亡热潮，发展党的组织。

这些工作看起来似是远离硝烟，但说到底不就是为了国防、军事吗？所谓的白区正确路线，就是要卫黄保华，为民保国呀！

“一二·九”运动学生喊出的口号是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刘少奇完全肯定，因势利导，就势提升，将其推广至全国。在群众运动中，他禁绝冒险激进做法，尽量避免牺牲，养护有生力量；又坚决克服“关门”问题，团结最大多数的群众，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公开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等进步团体，人家想入，敞开大门；共产党从中选优，秘密吸收大量新党员。父亲认为，共产党必须有公开的活动，不能全是秘密的，要进行区分。“我们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地联系与组织”群众，才能提升党在群众中的号召力，不然共产党就丧失存在的意义了。我们的旗帜就是抗日，必须团结、拉动尽量多的党派和群众团体。

父亲领导组织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又到上海召集全国各救国团体，成立联合会。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等为理事。当时，共产党的组织是高度秘密的，而群运、民运，“特别是学生文化界的救国活动，多少冲破了一些统治者的严格限制，使党的秘密工作与群众的公开半公开活动……重新配合……使党的组织隐蔽在广大群众中……发展了党的组织”。

一系列的指导思想和策略的“彻底转变”，迅速廓清扶正了工作路数，显现出惊人奇效。令人拍案叫绝的，硬是让秀才去见兵，讲清道理！

本来，“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高喊打倒汉奸宋哲元，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是冀察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他下令弹压，九门禁闭、开枪示警。父亲即令停止过去的那种“飞行集会”和“抬棺游行”，主动领导师生，将“打倒卖国”的口号转变为“一致抗日”。先是天津“五二八”万人大游行成功，宋在报上发表谈话，说“不便取缔”。

接着，1936年6月13日，北平万名学生上街。时任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刘杰叔叔叙述，宋哲元路过，眯眼细看从车窗塞进的传单，赫然大字“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侧耳细听学生们高喊的也是。这下宋兴奋起来，派北平市长素德纯召集游行学生以示支持，“在景山集合时，数万群众唱出了同一的救国歌声”。宋自己也接见师生代表即席演讲：同学们，你们不知道，我是在喜峰口抗过日哒！老子打日本出过血啊！几句慷慨激言，欢呼声起，他自己也感动流泪。瞬间，整个二十九军、华北政府全转过来，抗日运动由非法变合法了！警察宪兵维持交通秩序，社会各界声援支持。

父亲立即指示地下党因势利导，发动师生民众前去军营拥军。姚依林叔叔向我回忆：二十九军欢迎，请学生野营骑马，给大家操演大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一系列抗日文艺作品蓬勃传世。宋哲元冲动，也拿一个师到天安门示威。地下党迅速组织群众和学生们夹道欢迎。本想是绕天安门转这么一圈儿就行了，但军队顺着站满百姓的街道下不来，如此热烈场面真是从没见过，沿街欢呼、披红挂花。几百骑兵真是好拉风，被欢送到长城才算完。军民乐翻天，延安派出张经武为联络代表，秘密常驻二十九军。

地下党精心组织学生们到北平宪兵队等东北军，慰问演出《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一曲《松花江上》“九一八”——恸哭泪雨满军营！

此时，父亲大力倡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彭真直接领导总队部）也迅速发展，在全国、甚至在巴黎、东京都建立了支部，疾风烈火般的抗日民运、兵运席卷全国，盛况空前，《义勇军进行曲》风靡神州！青年朋友们请牢记：当年中国最危险的时候，千百万青年扑向抗日战场，唱响的正是我们今天的国歌——声震寰宇！

被毛泽东称为“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有经验的”实干家刘少奇，还被党内誉为理论家。这时期，父亲创作发表了大量文章，统一思想、协调步骤。他的理论不复杂：力求知己知彼，顺势转变策略，力促上下同欲，必定事业有成。

不到半年时光，随着斗争方式的转变，整个革命形势为之骤变，路线的正确与否，很快由实践检验出来：民众的抗日热情和救亡意识，与军队共鸣、拉政府转向，转眼大变天。为什么我们党过去不多做这样的工作，而非要做一些群众不理解、与各界相抵触，甚至是严重对立、极其危险的工作呢？既然我们的主张是正确的，为什么得不到群众支持呢？显然是我们的策略、方法、口号不对头，甚至做反了、做错了。共产党做工作，就是要凝聚人心，得到大家拥护。

当群众发动起来、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心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刘少奇写道，“无产阶级必须自己确实地、不动摇地独立起来，然后才能与别人进行平等的联合”。否则，“就不能联合别人，只能供别人利用”。

今天看来如此明了的道理，却让我们党付出多少鲜血和生命，经历千辛万苦才真正懂得。当时党内也有反对声，说这个“老右”太右了（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等）。父亲反问，保国家救民族怎么不正确呢？我们党的主要工作，就是动员和领导全体人民，抗日救国！毫不迟疑，刘少奇果断撤换柯庆施，任命彭真为北方局组织部部长。

再三强调，父亲是戴着“老右”帽子，“万方多难此登临”。基础，比早年在顺直、满洲省委时更弱；内里，力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利箭恶风；外间，隐蔽于嗜血屠刀下，不分昼夜拼搏。杀戮险象环生，保存实属不易，况求发展，更是难上加难。

无论红区白区，正是在这种“两条路线两重天”的比较中，我们党才开始萌生并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全国的抗日热情迅猛高涨，救亡运动成燎原之势。原先由几所学校进步青年发起的小范围行动，还遭到强力弹压。此时的“一二·九”却已迅猛扩展成全国性、全民性的重大运动。你说这算不算国防？这是时代所决定的，时代无法离开这个主题；这是刘少奇们的事业所决定的，革命离不开军事。北方局搞兵运，动员起二十九军“七七事变”在卢沟桥跟日军交火作战，将“抗日战争”推上惊天动地的新发端！这不算军队之事？当然算！

多年后，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道：“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某人某事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并不仅仅是简单随意的一个评价，而是由领导人民大众掀起波澜壮阔的潮流、创出排山倒海的伟业所决定，由历史检验定格的。

营救战友 建功山西

刘少奇刚到北方局的时候，能够联系到的共产党员也就30多人，而在北平草岚子“军人反省分院”里却关了60多名，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一方面我们党急需干部；另一方面这批干部都服刑到期，甚至过期多年。只因为出狱手续要签一份“悔过启示”，保证不再犯法犯错误之类的，大家都不签，所以一直拖延在押。1929至1930年任满洲省委书记时，刘少奇就曾遇到过：监狱里囚禁大量共产党人，“九一八”后全遭残杀，令人痛心疾首。近期，日本人可能就要侵占华北，这批同志肯定又会遇害。父亲当机立断决定营救，经请示中央，张闻天（时任总书记）、毛泽东批准后迅速行动：三次下通知命令给草岚子，分九批出狱。同时，还在各地搜寻，先后营救出王若飞等许多同志。“成熟的老同志”被安排到全国各级当领导，迅速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发挥出巨大作用。

薄一波为其中之一。阎锡山曾派人到大牢里拉薄回山西，被拒绝。1936年9月刚出狱，阎锡山又托人带话邀请他放下国共之争，“共策保晋大业”。薄一波再回绝，但这么重要的情况，必须向党组织汇报。刘少奇知道后说：送上门来的工作，怎么能不去呢？“不想去也得去！去谈嘛”。

薄一波“单刀赴会”，看了一圈、听了数遍，没有表态，也不见阎，只说自己已经脱离共产党刚出监狱，得回家去见见老人，请给他时间考虑，一定回复。刘少奇听罢汇报说：太好了，阎锡山不是拉我们抗日吗？自然要送人过去。立即请示中央，成立了一个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刘少奇定义为“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并指示大胆去做，放手去干。

回复见阎，当场商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组“牺盟会”，全称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会长阎锡山，1936年9月18日成立。这个时间建会，就是向外界展示抗日的姿态，但冷冷清清没声势，搞不起来。阎想试试看，共产党搞群众运动可是拿手。11月，组织了多种大会造势，被营救出狱的老同志杨献珍，开办各式各样的训练班、学习班，向村一级派出“村政协助员”，往每个县派遣“巡视特派员”，发现旧县长不合适，马上就建议换。阎锡山也觉得旧县长确实不行，只要不抗日，就换新县长，先将沦陷的七个县换上“有牺牲精神的”青年“游击县长”。如此这般，有200多个我秘密党员和进步人士来到山西当“县官、区官”。农村、工厂、学校还派驻大量地下党员和革命知识青年。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年时间，牺盟会轰轰烈烈地发展到一二百万人，阎锡山超满意。牺盟会领导机构7名常委中除阎会长外，6位均为我秘密党员；山西100多个县，最多时约70个县的政权由共产党暗中掌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7年9月，八路军总部进驻太原，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前出山西的边缘地带。刘少奇提出要迅速发展到数十万人枪，当时多数人都认为绝不可能，做梦吧？其实，父亲心里有底：“到处都有群众寻找和等待共产党和八路军去领导他们，告诉他们办法，要求党派人去领导他们打游击”，而这些地方的山西县长全部都是我们地下党掌控，可全力动员参军。何愁无兵？宋平叔叔多次对我生动回忆，因为群众强烈期盼，青年急切投身抗日部队，有深厚文化积淀，有我党掌控的地方政权支持，果然，大量爱国热血青年踊跃加入八路军，仅仅山西地区，就扩展了10万人。进入华北地区的两万多“老八路”，一年就“成为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的集团军”（不包括地方武装、民兵、游击队）。这次扩军开始叫扩红运动，包含河北、河南，而山西最为突出。这当然与牺盟会打下的基础分不开。

可见，白区工作对国防、军事和军队建设的意义非凡、功不可没！

上面讲了牺盟会与扩军的关系，再说山西新军的事：

1937年5月，刘少奇前往延安参加会议期间，到山西了解情况。他满意地肯定了工作成绩后，明确了下一步骤：拿到兵权、掌握武装。因为抗日除了发动群众、团结各方，还必须有军队，有军事实力，并说阎锡山会赞成。阎细闻动议，果然高兴，一拍即合，当场决定建立一个团新军，随后筹备工作迅速开展。

七七事变后的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当时的政府和报纸都不敢明提“抗日”）正式成立，为区别晋绥旧军队而称“新军”。“换旗抓枪”，这可是我党领导的军队呀，人、枪、弹药以及其他配置一应俱全。共产党有特别强的号召力，很会做基层工作，农民、工人和大量的知识青年踊跃加入。决死队发展极快，两年组成4个纵队，50个团，10万人（包括各县3万决死队）规模。素质也很高，名列世界各国军队大中学生占比的前茅，很明显看出官兵的觉悟水平、爱国热情和技能战力比旧军要强。

阎锡山啧啧称赞，超爽之余，可诡诈精明得很。新军的军事长官由国民党军官担任，政治工作主持人基本是地下共产党人，当时叫政治部主任，个别设有政委。无论是牺盟会还是决死队，一律由山西人组成，阎曾表示，只要合作抗日，共保山西，就没问题。然而，阎老西儿及其部下始终暗打算盘，眼见新军飞速壮大，利用之心瞬息变幻，过河拆桥断然行动。

1939年底，蒋介石提出抗战要胜，必先灭共；暗示“宁亡于日，勿亡于共”。阎锡山下令将决死队负责政治工作的人都拿下来，污蔑“叛变”的同时，旧军大举进攻新军和八路军，史称“晋西事变”（十二月事变）。这成为全国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顶峰。新军外遭攻击、内陷厮杀，自古兵家断言：此兵必溃无疑。而薄一波等“顺阴阳之数、审藏用之机”，索性带四个纵队半数官兵（包括县属共5万多）连人带枪加弹药，公开进入八路军新序列（自组建就是共产党秘密领导的军队）！我军的内乱外攻顿时化解，攻守强弱瞬间逆转。八路军未及拉开架势，已大获全胜！

大胜大功对应出大败大过：后来有话说，阎老军阀机关算尽，没把小书生看在眼里，错一招砸锅崴泥，彻底晕菜！算计人一辈子，唯一后悔莫及让他哭掉泪的，就这一次。事后，毛泽东以薄一波的名义给阎写了一封信，表示特殊情况下统一战线还是必须维持的，这些部队进入八路军，还是你的部队，目标不变，一致抗日、共保山西，决死队的名义仍保留。阎锡山只好“低头向暗壁”，自吞苦果、蹰遛台阶。这几万人分别转隶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师，县属决死队就地转为我县大队或游击队，一纵队主力进入了太行、太岳地区，陈赓（1927年武汉工人纠察队队长）任太岳纵队司令，薄一波为太岳书记兼政委，直属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指挥（后解放军十四军一部和武警四十一师，原二十八军已撤）。

刘少奇在七七事变前提出的“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到此结束。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自然撤销，其所领导的万千党员（无一人向阎承认是共产党员），全都是冒死赴险的英雄儿女！

再插两句题外话：当年，康生、柯庆施等人就“采取两面派的办法来反对”（刘少奇叙述），指责父亲营救战友出狱，拉宋哲元抗日，做张学良、傅作义工作，与阎锡山合作、“换旗抓枪”是“右得不能再右”了！“文革”时，将所有从大牢里营救出来的同志，都扣上“叛徒集团”之名。然而，即使在随意栽赃陷害的年代，也没听说过哪个人将共产党的军队拉走投敌。而事实上，仅“新军”这一次就拉起超过当时“江南老新四军”（不包括刘少奇在华中拉起的新四军）的“枪杆子”入列归建，还“扩红扩军”人民武装数十万！古今中外有这样的“叛徒集团”？为正名祛污，立此存照，我浓墨记叙这一段。

所谓“换旗抓枪”，就是以统一战线形式，戴上青天白日徽，建起正规的、“白皮红心”的革命军队。杨尚昆（当年接任北方局书记）主席后来说：北伐时我们就想搞，但没搞成，只搞了个叶挺独立团。抗日时山西搞成了，完全是在少奇同志的支持下。

当时，这可是震动朝野军地的大功啊！父亲从来是为而不争、功而弗居,以至整个白区的领导都很低调，谦虚谨慎、埋头苦干。这一段，在军史上算是半空白吧，正史很少，研究更缺，评价几无。但作为个人回忆，如“一二·九”时的彭真、薄一波、林枫、李葆华、刘杰、周小舟、徐冰、王林、黎玉、魏文伯、黄敬、姚依林、宋平、黄华、郭明秋、蒋南翔、李昌、袁宝华、刘玉柱、杨秀峰、陆平、康世恩、朱穆之等；山西事件的杨尚昆、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华国锋、戎子和、宋劭文、李立功等，却常常谈到。

前些年，习近平同志的母亲齐心阿姨写过一篇文章《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谈及这一段，非常生动，感人至深，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

在红军时代，江西和福建人民对于革命和军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在抗战初期，山西人民和党组织为全国抗日运动和军队大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当时，八路军十倍增长的主要兵员在山西，比河北加河南的数量还多。这是建立山西“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直接结果，与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直接相关。

看了以上史实，谁能说“白区正确路线”与国防、军事、军队无关？刘少奇说：“一二·九”运动“和当时人民武装革命一道，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分革命开始重新前进阶段的标志”。对中国的国防军事，对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来说，偌大史功！

另一方面，刘少奇说：革命的青年学生“到乡村去，到革命的武装部队中去，和人民特别是和工农结合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进行抗日战争”，走上“在民族危机中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对人民来说，偌大贡献！

白区春秋  游击战争

所谓中共的“白区工作十年”，指1927年至1937年，从大革命“国共分裂”到抗日战争再次“国共合作”。

主要分两层：中央领导层，从“八七会议”开始到临时中央转移苏区（1927年至1932年底），中断三年后，1936年初刘少奇回归联系上全国各级组织，恢复并重新大发展；第二层全国各级党组织，1932年与中央断线失联后，大部分停止活动，仍在坚持的也是分散隐蔽，影响甚微，所以叫“几乎损失百分之百”。1936年春又井喷式发展至1937年7月为止。

全面抗战开始后，地下党秘密工作和隐蔽战线工作，后称城市工作部或社会部的工作，长期由刘少奇领导或总负责，但就不叫“白区工作”了。

所谓中共的“白区工作路线”，1927年至1932年是“左”倾错误路线为主，但有正确的部分和抗争；中断三年（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后，1936年春至1937年7月逐步“转变”为正确路线。所谓路线的正确与否，是由实践的结果验证出来的。

1937年2月、3月，刘少奇给总书记张闻天连写多封长信，再三重提他在遵义会议上出的题：全面检讨从“八七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

5月17日，在延安召开中共白区工作会议，由政治局成员与北方局所属省特委以上20多位负责人出席。刘少奇作两万五千言的《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报告，深刻地总结惨痛的教训，尖锐地揭露错误的传统，特别是彻底转变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等，引起巨大震动。会议热烈讨论、激烈辩论、猛烈争论，甚至有领导当场悲愤气死过去！指责父亲“老右（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声再起，而维护呼声也日盛。6月3日，毛泽东态度鲜明地长篇发言，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明确指出“我们党中存在着错误传统”，要“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毛泽东还谈到，过去“对少奇问题的处理态度上是完全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击，不尊重他的意见，几次的组织结论）——并以之对付一个中央的领导同志”，“今天应该作出正确的结论”。接着，张闻天在白区会的总结中肯定刘少奇的正确和成绩。

会议对推动“彻底转变”起了积极作用，对“白区工作”开始以实践的结果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但父亲后来说“结果是不好的，困难不独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个白区工作会议所留下的恶劣影响，是很久以后还没有消除的。”会议刚结束，1937年7月7日爆发“卢沟桥事变”，历史进入全面抗战新阶段，国共合作正式确立。史上唯此一次的“白区工作会议”，成为“白区工作十年”结束的标志。直到四年多后的1941年,“九月整风会议”成为“改造的关键”，中央层形成新白区观，而六年多后的1943年“九月会议”，全党认同。但真正确立“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已是过八年的“七大”前后了。

“七七事变”当天，正好在延安的父亲，代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起草的指示中就提出：“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次日发出）。与中央各主要领导商议后，先赶到抗日前方指挥部向彭德怀传达了中央精神，又马不停蹄到前线的太原。此时平津失陷，刘少奇亲任书记，重建北方局，指挥地下党：尽力做好隐蔽工作，将有可能暴露的同志，全部撤到新驻地山西。

8月22日至25日，党中央在洛川会议上，通过毛泽东“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报告和“持久战”方针。刘少奇因正忙于敌后和前线指挥，没有参会。

25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摘下红五星、戴上青天白日徽，陆续开赴山西。此间，党内军内领导层的思想很不统一，多数人认为，我们的武装力量必须全力配合国民党军，进行正规化的运动战，顶住华北日军进攻，并与阎锡山、卫立煌商定拉开阵势。

9月21日，周恩来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聂荣臻等率八路军总部也赶到太原，当天下午就和北方局一起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发生重大争论。

刘少奇仍是“卷旗不缴枪”，坚持洛川会议战略方针。他说：我党所领导的部队就一个八路军（当时新四军尚未组建），还有刚成立的“半个决死队”，以及地方游击队，加上白区地下党人，是我们拥有的全部力量。打正规战不会有大的作为。我们当然要服从统一战线，但这个统一战线必须是正确的。蒋介石排斥异己、个人独裁，“中国是不能统一的”，与人民的“和平也不能保持”。因此，国民党实在靠不住，几十万国军必败。“我党至今还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我们应该独立自主运用“拿手好戏”——“今天华北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广大地组织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

那天，大家畅所欲言，争论非常激烈，包括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等多数人，都反对刘少奇的意见，甚至有人（如稍后的王明）指责刘为“老右”、“失败主义”等。争论到凌晨，激辩的情况上报延安。第二天毛泽东就回电支持刘少奇，“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第四天毛又追来电报，说务必按照少奇的意见，“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服从洛川会议精神。早在父亲到北方局之前，在瓦窑堡政治局会议（1935年11月18日）中，就针对游击战争进行过讨论。当时会上不同观点很多，而刘少奇和毛泽东的观点惊人的一致，他俩都属“赞成派”。

历史上，国内外军事理论都没有游击战争这一说。游击战，古今中外皆有，但属于小规模袭扰，历来不登大雅之堂。将之上升为战略甚至战争层次，提出人民战争这一概念，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毛泽东思想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理所当然包括刘少奇所做出的贡献。毛刘均反复强调游击战争概念，并将之成功地运用于实践，逐步上升为理论。此时，毛刘又同时提出“持久战”。专门考证下来，最早系统论述游击战争，最早见诸于文字公开发行的专著,是刘少奇发表于1937年10月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1938年2月他再出版另一专著，二者后被称为刘少奇“论述游击战争的姊妹篇”。这本合编小册子《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是为了统一北方局和八路军很多同志的思想而写就，在各种军政训练班讲授，下发各级军地干部。接着，公开向社会发行，实际践行。

父亲写道：“共产党人素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共产党人愿意自己成功，也愿意一切抗日的政府、军队、团体、党派和游击队大家成功，所以共产党愿意提出自己对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全部基本政策，贡献给华北一切从事抗日的……志士之前”。“最后的胜负要在中国的持久抗战中去解决”！自然，日寇也当成“防范教科书”，但帝国主义者学不会、更对付不了！

随着伟大的游击战争打遍天下，满世界唱起《游击队之歌》，经久不衰！

近八年后党的“七大”上，彭德怀总结经验教训时讲道：这一道理“在今天看来，是极平常简单的，是很容易的，但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由城市转入农村，由运动战转为游击战，是件不容易的事。在这里证明了刘少奇同志，不仅有白区城市工作的经验，他也懂得农村的敌后战场。”

此处说明，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并不是反对游击战，事实上，早在红军时期他们就是游击战争的创始人和伟大实践者。只是在那一特定时期他们认为，应协助国民党军打运动战，才能抵抗住日军大举进攻。平型关大捷堪称正规运动战的典范，超棒！但却助长了以此类作战为主的观点。而我父亲也从未反对运动战、正规战，而是主张“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以持久抗战解决胜负。刘少奇一贯认为，在党内展开正当的争论，严肃认真地发表不同意见，是健康和必要的。当时有争论，确属正常，绝无褒贬。

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军事界普遍认为：靠游击战不可能取得战争胜利，打赢战争必靠正规战，包括运动战。而中国、朝鲜、古巴、越南的实战成功，证明游击战争无疑是一种战争形式，一系列实战和理论总结，证明游击战争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现在甚至还包括中东数国战争）。越南打赢美国后，世界才承认了这一概念。包括美国军校也专设热门课程讲游击战争——人民战争，并承认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其创造发明权，应该归功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中国共产党人。这是那一辈军人从实践中打出来的概念和理论。游击战并不新鲜，但将之上升为游击战争，上升为理论又成功地指导实践，上升为依靠人民的战争并视之为取胜的法宝，当之无愧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创举！

“平原游击战”是游击战争中极富创造性、极为夺目的，几乎无人不知。而鲜为人知的，是刘少奇最早提倡并领导河北平原的游击战争(吕正操为司令)，建立平原抗日根据地(黄敬为书记)。在冀中、冀南、冀鲁豫的广大地区协助八路军开辟游击战场，打击日军，有效支撑人民武装力量的大发展。

“冀东大暴动”，几乎少有提及。更鲜为人知，这是刘少奇组织并领导的。抗日战争伊始，父亲即把冀东划为“游击战略区”，“准备迅速发动抗日武装起义”，任命“老冀东、老满洲”马辉之（武汉工人纠察一队队长，曾任河北省委领导，从草岚子监狱营救出来的老同志）、李运昌（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顺直省委时在京东党组织）前往任河北省委书记和冀东特委书记。又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联署电令，调派宋时轮、邓华第四纵队5000多人奇兵深入，接应加强起义。

1938年7月6日，爆发“冀东大起义”，波及20多个县，一举占领9座县城。须知，那是日军气焰最嚣张、国人屈辱最低迷的时期，华北陷落，上海陷落，南京陷落，华东、华中大部陷落、武汉大战正酣，突然在敌后异军突起，拉出10万武装，爆燃大战火！阴霾沙场亮战旗，水深火热逞英豪！

回述两个背景：建党以来，开滦煤矿的工人斗争前仆后继、可歌可泣；重复上文的1928年，适逢党内发生“京东请愿团”事件，刘少奇指出，地下党与其搞清谈、闹无原则纠纷，毋宁积极动员准备冀东抗日暴动（李运昌正在），之后又以顺直省委名义提出“在工农群众中做军事组织与训练工作，实在是本党最严重的任务”，“在军队中做组织与宣传工作……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参加革命是最主要的军事工作”。

而这次暴动，与开滦煤矿工人纠察大队长、工人英雄节振国互为表里、令人瞠目的，正是日伪军警七八个旅、拳门枪会成千上万的觉醒义举。

这场抗日“大地震”，极大地震撼了中国，激励了民心！冀东人民英勇顽强抵抗日军的疯狂镇压，损失虽惨重（加被烧杀的百姓超过唐山大地震死难者数字），却真是“坚持游击战争”，建起冀热辽根据地。“老满洲”马辉之、李运昌（都在满洲工作过）还联系上东北抗联！

期间，刘少奇直接领导，现存的电报信件、命令指示诸多，并着重称其为“很值得研究的人民大起义”！

抗日战争一结束，李运昌和冀热辽军区一部最先进入东北。后来成为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一部分（后解放军四十二、五十四军各一部）；宋时轮、邓华部队进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后解放军二十七军）。抗美援朝时，这两支部队都参加志愿军，把美军打得屁滚尿流，创出全歼美军最大建制部队的历史记录，声震全球！

这往前，可以追溯到“冀东大暴动”；或许再往前，可否追溯到顺直省委的前期准备？——诸果皆有因，先果为后因。那么往后，可否延续想到今天满世界的“平原游击队”？这一切，肯定是令河北人民最为自豪的英雄壮举，肯定是令中国人民倍感钦佩的惊世奇功！

路线是非 决定国运

这里，再重复几句背景：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因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控，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成了政治局委员，推行比“立三路线”还“左”的错误路线。

顾顺章、向忠发和卢福坦先后被捕叛变，临时中央被迫陆续转移。王明暂时主持了几十天中央工作，就委托24岁的博古（四中全会前也不是中央委员）总负责，自己挂上中共代表团团长的牌子回苏联。在共产国际大会上，王明被选为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公布名单时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总书记）、台尔曼（德共总书记、共产国际书记）等七位得到“暴风雨般的掌声”，头像并排上了《真理报》，可谓“炙手可热势绝伦”，身价百倍。

1937年11月，离国六年的王明，代表共产国际回到延安，俨然成了天上掉下来（毛泽东当时说“喜从天降”）的太上皇。他指示中共，必须“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同样是他，过去是极左的“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争到底（刘少奇语）”，猛然转到右的“两个一切”。拿现在话说，大家都懵圈儿，就任命王明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接着，召开“十二月会议”，王明做报告否定毛泽东及洛川会议方针，毛处境异常困难。似是而非多颠倒，真伪混淆分歧路。痼疾又重发。

刘少奇深知共产国际和王明就里，站在毛泽东一边，以华北的抗日高潮和国民党的不可靠反驳王明。因此，父亲再度被冠以“老右”遭到围攻。王明点名批刘“过分强调独立自主”、过分强调游击战争的作用、游击战争“小册子提的太多”、“对战争的估计是失败主义”，明确指斥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为“不能允许的行动”。

历史往复谕示：真理之初，常在少数人手里！“市中可信有虎”、毛刘一同挨批，胸中自信有为、他们同守战壕。激烈地抗辩和抵制，使会议没能形成错误决定。

极其自负的王明带团到武汉（南京已沦陷）去见蒋介石。出乎意料,蒋介石根本不甩什么共产国际书记或“中共原代理总书记”，倒是照顾周恩来的面子。在长江局，王明更是大力推行“两个一切”的右倾路线，跟着国民党走，不许建立独立政权等。项英负责，将八省十四支坚持在老红区的游击队收拢，组建成新四军，自然完全听信并执行了王明的路线。

当时，王明是“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周恩来语）。中共中央常委在延安的只有张闻天和毛泽东两位，在长江局有王明、周恩来和项英。王明认为，长江局占了常委的多数，没把延安放在眼里，持对抗立场，严重违背组织原则，拒不遵守组织纪律。武汉即将失陷，王明与周恩来回延安，项英留在新四军军部任长江局书记。后来，批判王明“另立中央”、“分散主义”、“武汉中央化（周恩来语）”，就指的这一段（半年）。

“十二月会议”后，刘少奇和彭德怀带几十名干部回前线。

前面说到，刘少奇提出要在短时期内发展“数十万人枪”的人民武装。通过北方局全力发动，到1938年底八路军扩军近20万，加地方部队、游击队、武装民兵，真的发展到几十万人枪！而国民党军抗日一败涂地，大多溃散逃离，我人民武装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军队”（刘少奇语）！

刚才说到，1936年初北方局仅有30多名党员，一年后党员已经发展到5000多名，按现在8000多万党员来说不算多，但从30多人到5000多人，还不算全国各地区党组织得以恢复发展的人数，已是百倍的增长啊！共产党在极其凶险的白色恐怖环境中，搞起如火如荼的运动，发展成百上千的党员，堪称奇迹！再一年（1938年）党员17万人，中国共产党早已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政党”（刘少奇语）！

八路军进山西时，刘少奇说我们有了抗日的旗帜，需要人、枪，需要钱、粮，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有个家呀！必须要建立一个家，马上建立抗日根据地。他发出大量电报，指示彭真（原代理北方局书记）、聂荣臻（一一五师政委）如何在晋察冀建立根据地（调北方局黄敬为书记）；又给贺龙（一二○师师长）、关向应（一二○师政委）和林枫（北方局副书记）发电报，指示如何建立晋西北、晋绥根据地；并依托八路军总部彭德怀等，建立晋东南根据地。同时，开辟山东、冀中、冀鲁豫、冀热辽。这一片片根据地的建立，不仅与国防、军事和军队建设息息相关，也标志着中共着手建立“新中国的雏形（刘少奇语）”，向建国迈出一大步。

最大的政党、最大的军队、最强的政权、最大的地盘。阿基米德说：“给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正是人民给了共产党、给了刘少奇及其战友们这个支点，他们已撬动整个中国，也将撬动整个世界！

华北的“轰轰烈烈”与华中的“冷冷清清”（六届六中全会报告）形成鲜明对照。武汉会战之后，华中地区基本上遍地是枪、到处是匪，国民党军队战败后仍留在敌后，与日军犬牙交错，恰恰就是没有共产党军队。当时，新四军在江南国统区，一无地盘，二无政权，枪弹和粮食都得找国民党要，难以发展。到处要钱要粮要装备，成了叶挺军长最重要的事务。蒋介石再三催逼，新四军分兵江北敌后作战，断了后勤不说，连兵源都成了大问题，顽强坚持，进退两难。

1938年7月，王稼祥从苏联返回，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毛泽东的政治路线。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父亲为主席团成员。

开始阶段（先开了十几天政治局会议），王明先声夺人，抬出国际吓，乱扣帽子压，继续他的“一切经过、一切服从”那一套，俨然掌控主导局面（此时武汉失陷，急令项英返新四军）。会议的后半段，毛泽东做了酝酿已久、胸有成竹的报告，议程大转折；刘少奇等多数同志的报告和发言，使会议整体大翻盘。经过异常激烈的争论，否定了王明的路线和“配合国军打运动战”主张，肯定了洛川会议的战略方针，肯定了刘少奇对王明的批判，肯定了北方局独立自主进行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正确性。

早在1937年6月的白区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说：过去“对少奇问题的处理态度上完全不对的……应该做出正确的结论”。这次全会上，毛泽东在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中，代表中央政治局正式做出结论：对“左”倾宗派主义错批错整的同志予以平反，其中包括对刘在顺直省委、满洲省委和上海时受到的批评和撤职处分予以纠正，明确宣布：“少奇同志历来是正确的，过去的帽子（中央职工部）、打击（满洲）、批评（顺直）等等是不对的。”

会上，毛泽东支持,刘少奇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一切领导集中于中央”，并主持起草了我党第一份党法党规党纪的报告和决定。会议还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南方局、东南局。

巩固壮大华北很好的局面，同时全党把发展的重心转移到华中地区。刘少奇又成为不二人选，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再次“深入虎穴”。马不停蹄，他继续披荆斩棘“长征”，开辟新天地。

逐鹿中原 正党保民

新成立的中原局辖长江北、陇海线南的豫、皖、苏、鄂广大地域，驻地河南确山。1938年11月，刘少奇（仍化名胡服）前往杨靖宇的家乡老红色游击区，确山县竹沟镇，组建中原局。

当时要打开局面，最需要的是大量干部，更急需成熟的老干部。父亲向中央要，特别是在延安有点“问题不清”的，说把他们给我，在敌后抗日他们都会是英雄好汉！

朱理治、徐海东、戴季英，因处理陕北红军之事在延安多有不便。1937年夏刘少奇安排朱回北方局为河南省委书记，此时依托河南省委建中原局，朱任组织部长，徐到新四军（江北）四支队任司令，戴任政委。

李先念、刘瑞龙、王必成，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将。刘少奇派李到鄂中、鄂豫挺进支队、与陈少敏（支队政委）开天地，派刘瑞龙到豫皖苏，同彭雪枫辟江山，派王先任团长，后当旅长。

彭雪枫（原在红三军团）和罗炳辉（原在红九军团）在“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时，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任主任、副主任。父亲把他们要来，安排罗先在陈毅部当副职，后任新四军五支队司令、彭先到河南任军事部长，后任六支队司令，以上仅列举少数。

当时，我父亲恨不得把在延安能带走的干部全都要来，对有思想包袱的老同志，他挨个儿进行思想教育，然后分派到各地各处任要职。至于新干部，更是不拘一格、多多益善。

刘少奇到达中原地区后，就提出要扩展军队，反对摩擦。但情势要比华北更为复杂：日、伪、顽、匪盘踞，日军、汪伪、中央军汤恩伯等、非嫡系韩德勤等，加上占山为王的帮会土匪，蜂拥横行、硬挤强压。共产党的军队想要在这豺狼蠹蝎之地、犬牙虫蛇之间插足、生存、发展，更难上加难，如赴汤蹈火。长话短说，中原局在竹沟，谋篇布局统一思想，指挥用兵派出干部，融于百姓培训战士，厉兵秣马，蓬勃兴旺，被誉为“小延安”。

不久，父亲又急回延安（朱理治代理中原局书记），完成中央托付的重任要务。这段时期，可谓是到处、多方、诸事需要他。仅举一件在当时远悖功利、绝非彰显，日后却历久弥新、隔世生辉的大作为。

1939年夏，全国抗日已两年，敌后抗战大发展。我党在陕甘宁、华北、中原的党组织和人民武装，成几何级数增长。群众运动轰轰烈烈，踊跃参军热情高涨。新形势、新党员、新青年、新官兵，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什么组织，什么宗旨，知之甚少。知识青年与工农兵怎么结合？党和军队的文化成分大提升，如何发挥？怎样做合格的党员和战士？谁是楷模榜样？缺少准绳。

毛泽东（45岁）、张闻天（38岁）和刘少奇（40岁）等，深感必须回答这些大问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应时而生。

在往返延安途中的河南渑池，父亲手拿几页提纲演讲，反响甚佳，众呼由衷。

回到延安，刘少奇又丰富了思想内容。宋平叔叔多次对我回忆：张闻天让他接父亲到马列学院。因听众越来越多，只好站在操场的一张木桌上，刘少奇生动地讲了好几天（每天三四小时），实事入情，鞭辟入里，经典哲理深入浅出。大家完全被吸引住，情绪思考随声起伏，全神贯注、如饥似渴，甚至忘了记录（宋平记了厚厚一大本，课后许多同志借去补记传抄），轰动延安。后来，几经压缩提炼（许多精彩的实例、经典和故事减了），精品发表，成为那一代以至几代共产党员与军人的教科书。

后来的情况和影响，我就不重复和评价了。只讲一段从未公开披露过的故事：1961年，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原为无党派红色律师）在天安门上对刘少奇主席说：“多年前，我很不了解共产党，菲德尔（卡斯特罗）给我一本西班牙文的书，告诉我：这是共产党人的‘圣经’，一位中国人的著作。”

30多年后，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对中国的外交部长吴学谦也说道：被监禁32年，一本共产党人的“圣经”，激励我从容以待，是中国人刘少奇的著作，并背诵了其中的段落。

多尔蒂科斯读《修养》时与曼德拉一样，并非共产党人。他们都曾有备感迷茫的时候，但后来都被公认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革命家。父亲的《修养》，是把一名革命者最崇高远大的理想信念，与最现实日常的行为操守，统一起来；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与要经历的“所以动心忍性”，阐述清楚；把战士必须从容应对的历练考验，必须具备的品格修养，摆出亮明；把为官、做事，还原成为民、做人！而父亲奋斗毕生，诠释出典范楷模。我想，正因为如此，《修养》才被奉为圭臬，为众铭记，历久弥新！

被誉为理论家的刘少奇，可一直是文武兼备的著名实干家。

由于国民党的节节惨败，共产党的飞速扩展，父亲预料到国民党反共高潮将临。再三催促中原局机关及所属单位分批转移。再次响亮号召“到敌人后方去（在北方局时已提出）”，“最困难的最前线，是共产党应站的岗位”！至今追念呼出，口号蕴涵的胆魄与坚毅，仍令人热血沸腾！

1939年10月下旬，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挺进“敌占区”，赴皖东，离河南。仅10多天后发生“确山惨案”，国民党军突袭竹沟，杀害我200多名同志。回头千百里、“掩面救不得”，故人长决绝，“血泪相和流”——何其悲愤！

刘少奇到皖东定远、滁县，举旗高呼：“东进、东进、再东进！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到敌人后方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而最主要的，就是建立抗日武装，建起军队、游击队、民兵以自卫，“东进！把日寇赶进大海！”成为划时代的口号！同时同步，建立抗日根据地。

几个月中，父亲连续主持了三次中原局会议，深透分析敌、友、我情况，明确战略方向，批判片面的“两个一切”口号，提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根据地、敢于“反摩擦”等重大方针，三次会议跨出三大步，解放干部思想，推动工作转变。

之前，新四军没有建立过根据地。魏文伯叔叔对我回忆：国民党叫我们去杀敌，却不补给枪支、粮弹、资金。我们赶走日伪，打下地盘。没有政权，求着国民党派县长，好给部队征兵、征粮。国民党不仅不派，反倒百般刁难。刘少奇反复说：这就叫“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咱们怎么能办这傻事!又讲起“要人要粮要枪，首先要有家”的道理。当即委派魏文伯去当了第一个共产党县长，叮嘱道：一定要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我们打下的地盘，国民党派县长咱们还不承认呢！就这样，在华中敌后地区建立了第一个由共产党委派掌控的县（定远）政权。

之后，刘少奇通电，“派遣最好的干部去做县长、区长”，又陆续任命了几百名，确立起小片根据地，再连成几大片。

根据地是政权：我党武装人民，就是要夺取政权，执掌政权。

那时，共产党地方干部，无工资，吃军粮、穿军衣、同军籍，而军人地方征召，伤残军烈属地方优抚，军粮军费军衣军鞋都是地方筹集。无家哪来的兵？无国哪来国防？无民事哪有军事？谁说地方党政与军队无关？那是营盘那是根呐！

根据地是政权：我党夺权执政为何？就是为人民服务。

那时，共产党人舍身拼命，不就是为了报国保种救百姓吗？中原局建起根据地，没忘这个根本宗旨。打奸除霸反封建，解救民众保民权，尊重劳动倡民主，救济难民利民生，组织群众生产生活，查田均赋减租减息，拥军爱民轰轰烈烈，村镇一派欣欣向荣！阴晦华夏，晴空一方！

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当年留诗为证，“心怀人民转乾坤……春风荡漾大江天”。有一桩湮没无闻、不见经传的举动，在几十年后多次应时创造了中国历史：

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首推“包产到户”。在皖东、淮南、淮北，军地开荒平坡、群众拥护，分给无地农民、取信于民，种公田缴军粮、足兵足食，余粮自家全留、成效显著。农民生产生活比“敌占区”和“国统区”都温饱红火。刘少奇击节赞赏,加以推广（许多老革命的回忆中提到包产到户的起源，在老文电中也搜索到证据。）。

追根溯源，“包产到户”打根儿上就是“红色基因”。邓子恢，这位曾留学日本军校却“土得掉渣”、作为闽西红军创始人的“老军头”，后来被称为“中共头号农村工作专家” （1960年代“非常时期”，邓子恢最坚定强烈地呼吁包产到户，父亲支持），或许就此可找到渊源。

“包产到户”，对今日之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人民可还记得首创的那些人们和功绩？是否想知道他们的遭际命运？

登高望烽火炊烟、千古江山，荒草埋将士村妇、英雄无觅。刘少奇和邓子恢都曾经说过：那是人民群众的创造！

开辟苏北 东进到海

红色区域的迅速扩展，人民群众的拥护赞誉，必然会引起敌对方的打压摩擦。

日军大、中、小“扫荡”不断。我军民同仇敌忾，“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麻雀战、抄后路、劫粮草，村村起火、城城冒烟，袭扰纠缠、昼夜轮番，坚忍顽强、零敲碎打，“捉鬼子敌探”、处处设陷阱，炸炮楼摸哨、天天有进账。

战术上，合孙子兵法，贵胜不贵久、积小胜为大胜，诡道、用间、诈术、野攻，样样俱全；战略上，从老子兵法（不少古兵家新专家认同《道德经》亦为兵书），贵久不贵胜、不败即打赢，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幕幕连台——上演了长年累月、精彩绝伦的“拿手好戏”——游击战争。

日伪军被打得风声鹤唳、胆破心寒，应战不暇、筋疲力尽，实施愈加残暴的烧杀报复，激起愈加汹涌的血仇反抗——“跟着新四军，杀尽小鬼子！”响彻天下。眼见共产党的地盘日渐扩大，日伪占领区盛传，共军来了个“胡子头儿”（刘少奇化名胡服，民间俗称土匪为“胡子”）。父亲闻言，手拂下颌诙谐笑道：“我没留胡子呀。”众皆开怀，传为趣谈。

在中原的国军嫡系、皖系、桂系、奉系、苏系各派系军队，抗日差劲，抢夺人民胜利果实却十分带劲。中原局领导坚持“正确的统一战线”，文武并用“反摩擦”，打拉捉放“为统战”，不仅游击袭扰，还调集多路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武装，中心开花反包围、出神入化，打了三大场“连环”运动战，政治军事双赢，歼灭摧垮顽军。最后，还活捉了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中将韩德勤。此为后戏。

1939年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在华北以山西决死队转隶八路军为标志宣告失败。1940年春，反共摩擦的重点转到华中，由于指挥体系复杂、通信不畅，徐海东、张云逸旧伤沉疴卧床，刘少奇在紧急关头，亲自披挂指挥半塔集之战。

3月，桂系李品仙猖狂攻击我部，并残杀我百余人。我军民被迫反击，立即围歼严惩刽子手，随即在所属各县区“肃清反共势力，争取中间势力”。

无巧不成书，刘少奇命罗炳辉部，就近分兵前出。罗原是红九军团军团长，曾与父亲一同血战松毛岭。此间，除留守2000人外，倾全力与徐海东部共同歼灭桂系顽军2500人，湔雪远仇近恨。3月21日，正当我军肃清残敌、清理战场时，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万余顽军，趁虚强攻罗炳辉驻地半塔集。面对绝对优势之敌，罗部再次血战坚守七昼夜！与松毛岭一样的英勇激烈，但半塔集战况却不同：进攻之敌身后，被我游击队和民兵袭扰，腹背受击，陷首尾不能相顾之境；而战果更不同：罗部主力火速回援之时，刘少奇就近向陈毅“借兵”，叶飞雷厉风行，率挺进纵队先到，多路强击、里应外合。韩德勤顽军损失过半，仓皇溃逃。半塔集之战胜利，完全肃清定远、凤阳、滁县的反共武装。

叶飞回忆，几天后刘少奇到半塔集，把叶部“扣”下就地囤守。叶找刘说，军部项英令他归营归建（此时国民党军长官顾祝同强令新四军江北叶飞、陶勇部南调）。正谈着、来人打断，请父亲处理急事。刘起身指着桌上摆放一叠电报叮嘱：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绝密电报，外泄可不得了，你守着，千万别离开，等回来接着谈。叶为召回之事正焦心，又不敢离开，踱来踱去，瞄了几眼电报，都是中央发给项英和刘少奇的，指示新四军军部要向北靠拢，尽快过江。叶飞立省，是中央有意。刚一回谈，叶就表示愿意留下，刘也不啰嗦，立即部署下一步吸引顽军的重要任务。

不久，陈毅追来。叶飞报刘少奇说，我得赶紧去接一下，不然非被枪毙了不可。陈毅见面就骂，叶笑呵呵地说：到胡服那儿你就知道了，我看了几眼中央发的密电，中央的意思是让咱们离开江南。陈毅一愣，恍然大悟。

一见面，刘少奇对陈毅说：你是中央领导的，这些中央的绝密电报，请你看一下。陈毅看罢，明白了中央的意图，无话可说。刘又反复强调：已急电中央和项英，“江北部队南调，这是准备消灭我军之毒辣计划，我坚决不同意”。讨兵不成，反而自己也被“扣”下，一起打了郭村和黄桥。多年后，陈毅说：“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

刘少奇到中原一年半（到皖东半年多），指挥各级党组织全力发动群众，积极抗击敌顽，拉起数万军队、几十万地方武装，打出大片天地，开始向苏北进发。

熟知地图的人细想则明，盐城往东，河网港汊密集，交通不便，适合游击作战；我党顺势夺得苏北，北接冀鲁豫八路军，南连江南新四军，就占据成片，是“发展华中”的关键——打开苏北，成为我党重要的战略任务。

当时，华中地区的建党建军和任命干部，由刘少奇操持起家、主持负责。因为是抗日武装割据，各地都有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武工队、游击队、自卫队和民兵，互不统属、密切配合，一个目标：共同打赢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主力远离直接上级，互相间各无指挥关系。要打一定规模的运动战，刘少奇必向八路军总部和新四军军部“借兵”，甚至请延安军委下令。

为打下苏北，父亲已领导或“扣住”陈毅、粟裕、张云逸、徐海东、罗炳辉、戴季英、张爱萍、叶飞、韦国清、陶勇、王必成等部队；中央军委先调八路军彭明治、朱涤新苏鲁豫支队，稍后又调一一五师黄克诚（原红三军团师长）率三四四旅、新二旅等大部队，南下东进作战（后与彭朱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第五纵队）；一二九师也调来部队加强。还没算上邓子恢、李先念、彭雪枫、陈少敏、郑位三、刘瑞龙等军地双跨的领导及部队。刘少奇麾下，将帅豪杰云集，个顶个是民族英雄，部队如风如林，眼见皆为虎豹之师。而兵机莫测、军情如火。

刘少奇指挥若定，却心焦如焚，多次电请中央派专精军事的同志来当总指挥。毛主席多次回示，“统由胡服（刘少奇）负责”。父亲谦辞，索性点名推荐陈毅、徐向前、刘伯承挂帅。毛泽东反复斟酌认为“少奇指挥得不坏”，于1940年6月27日中央通电各方，长江以北华中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统归胡服指挥”。

郭村保卫战正如刘少奇筹谋，由中央军委下令，叶飞率军挺进苏北，诱导顽军包围。八路军南下、新四军东进，驰援反包围。经顽强、机智、英勇拼杀，于1940年7月2日取得完胜。

黄桥战役规模更大，由刘少奇、陈毅、粟裕指挥。7月30日，毛泽东、朱德电：“关于苏北战略，我们同意胡服意见”；经布局谋划、调兵遣将，9月1日刘少奇电告陈毅、粟裕、张云逸、彭雪枫，准备敌人进攻；9月2日，又电令黄克诚部、罗炳辉部，攻占盐城。父亲“未战而庙算胜”，9月3日，韩德勤果然趁日伪军加大“扫荡”之机，起兵３万对我两路攻击。陈、粟一让再让，血战黄桥。10月初，八路军黄克诚率部进攻，与新四军夹击，一举歼灭韩顽军1万多人，取得大胜。

这两场谋定而胜之战，文史记载和回忆甚多，我就不展开了。

1940年10月8日，刘少奇发电：“我党在华中工作已取得决定的胜利……”。10日，八路军新四军胜利会师，雄军凯旋。东进东扩连海，华北华中连片，一年时限，半年成就，党中央，也是刘少奇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胜利实现！

刘少奇先汇合黄克诚，11月4日联袂到盐城见陈毅，陈老总兴奋地写下豪迈诗句：“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