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抗日根据地到底是如何建成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却经常被人忽视的问题。

我们一直讲八路军之所以能抗日战争时期逆风翻盘，核心的环节就是敌后根据地的建设。

有心人估计已经发现了，自打教员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后，红军并没有走一条穷兵黩武的道路，反而走向了一条跟根据地死磕的道路。

红军要么正在创建根据地，要么就在创建根据地的路上。

不管走到哪里，教员考虑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哪建立根据地，如何建立根据地。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根据地；抗日时期，又在敌后战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又开始搞山东根据地、东北根据地。

哪怕到了新中国时期，教员仍旧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搞类似根据地的三线建设。

看到没有，不管何时何地，第一等大事永远都是建立根据地。

教员为什么如此执着的建立根据地呢？

因为这就是成功的捷径。

如果你把建根据地的核心思想搞懂了，足以让你少走几年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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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和这篇文章一起看：毛泽东为什么要走这么难的路？

01

教员在筹备建立江西苏区的时候，跟彭老总、林彪等人就根据地问题有过一番争论。

1930年前后，革命形势比较艰难，红军内部有很多人持有悲观情绪。

就比如林彪，他虽然相信革命迟早有一天会胜利，可还是不可避免的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产生了疑问。

现在我们都知道革命胜利了，所以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林彪他们对革命前途感动动摇了。

毕竟站着说话不腰疼，毕竟没有东西吃，没有衣服穿，没有援军，看不到希望的是他们，不是我们。

感同身受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没有人家的环境背景，做不到设身处境，哪来的感同身受？

当时那种情况，越是聪明人，越容易悲观。

林彪是一个非常冷静理智的人。

或者说他的思维方式非常超前，在计算器都没有的年代，却养成了用大数据分析事物的思维方式。

有人讲，林彪从红军带兵时起，身上就有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着每次战斗的缴获、歼敌数量。每次打完仗，林彪就亲自往上面添加数字，并为之沾沾自喜...

这个描述，前面是事实，后面是观点，用来埋汰林彪小家子气。

如果你带过团队，哪怕你只是读过一些军事著作，便会明白，越是高明的将领，对数据就越敏感。

教员还没有搞军事的时候，就对各种生产数据、可以反映社会情况的数据非常敏感，他的农村调查，里面到处都是数据。

林彪重视大数据的思维方式，贯穿整个军事生涯。

都说红军战士不怕死，所以才能总打胜仗，勇猛只是一方面。

真实的情况是，教员这帮人虽然没啥好装备，可各个都是玩大数据的祖宗，思维方式碾压同时代的将领。

1948年辽沈战役开始之后，林彪有个规矩，不管工作到多晚，都会要求团队汇总每天的数据：由值班参谋读出下属各个纵队、师、团用电台报告的当日战况和缴获情况。

每支部队歼敌多少、俘虏多少；缴获的火炮、车辆多少，枪支、物资多少……

林彪的要求还很细，俘虏要分清军官和士兵，缴获的枪支，要统计出机枪、长枪、短枪，击毁和缴获尚能使用的汽车，也要分出大小和类别。

林彪确实厉害，他的脑子好像自带大数据对比系统，一旦某个数据跟以往相比，出现了偏差，他立马就能感知到，进而从枯燥的数据中锁定战场的关键：

“为什么那里缴获的短枪与长枪的比例比其它战斗略高?”

“为什么那里缴获和击毁的小车与大车的比例比其它战斗略高?”

曲有误周郎顾，数有偏林总欢。

林彪通过缴获数据的异常，判断出廖耀湘的指挥部大概的方位。

这就是高手。

02

懂数据，就意味着懂形势。

红军时期，就是因为林彪太懂数据了，所以才生出了悲观的情绪，红军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他太清楚了。

1930年前后，教员通过形势变化推断出国内军阀之间的矛盾，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爆发，所以制定了一年争取江西计划，要在江西建立更大的革命根据地。

但林彪对这个计划并不感兴趣，反而跟教员打报告，希望能调离部队去苏联读书，或者回上海工作。

不仅林彪不相信教员夺取江西的计划能成功，彭老总也不赞同。

当下的情况这么严峻，军队的生存压力这么大，建根据地不仅会分散精力和时间，还会束缚自己的手脚。

原本红军没有什么要坚守的东西，灵活性非常大。

结果你一把根据地建立起来了，那敌人大军围过来，就会束手束脚，你是强行打，还是跑？

强行打，实力悬殊巨大，明摆着是打不过，如果打不过要跑的话，那你费劲建根据地干嘛呢？

从提高红军生存概念的角度来讲，在福建、广东、江西三省边界搞流动式的游击战争更好。

彭老总不是不支持建立根据地，而是认为凭借红军现阶段的实力，争取江西的计划有点不靠谱，江西不是井冈山，井冈山有地利优势，而江西这么大一块地方，你很难守的。

况且建立根据地是个很麻烦很琐碎的事情，远远超出了军队的职能范围。

如果我不知道后来的结局，我铁定支持彭老总的观点，不管怎么看，彭老总的观点都无懈可击，实情就是如此。

但教员并不认可这套观点，他借着林彪情绪悲观的问题，写了一篇公开信，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教员讲“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

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

如果说林彪能看懂公司的形势，彭老总能看懂整个行业的发展形势，那教员比两位老总更高一筹，他能看到整个市场的变化形势。

在红军弱小时期，教员向来反对搞大规模的攻坚战，却坚定要建设根据地。

为什么呢？

教员给出了明确解释：

“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

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

教员的意思是说，单纯的发展军事，不解决根本问题，要想赢得革命胜利，你得建立起一整套的生态模式来替代旧社会的模式。

不然你解决不掉革命的根本问题。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不是革命军队的强大与否问题，是你能不能拿出一套更有吸引力，更有竞争力的社会体制。

人一定要有终局思维。

选择走哪条路时，第一重要的不是思考能不能走通，而是走通后有没有意义。

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个问题想透彻，才白白浪费了大量时间。

人大多时候都是迷茫的，都是按照路标往前走，被事情推着往前挪动，走一步算一步，哪管最后的终点究竟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往往走到最后才发现，这条路根本解决不掉你的问题。

那反过来说，教员选择走有意义的路，就能确保一定能走通吗？

不能的。

教员从不避讳谈失败的可能性，也多次讲要努力争取好的前途。

我们党内有一种评价叫：敢于胜利。

什么叫敢于胜利呢？胜利还有敢不敢的事吗？

因为敢于胜利前面还有一句话，叫勇于牺牲，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勇于牺牲，敢于胜利。

人这辈子，付出，有没有回报，事先没人清楚。

但有一件事很清楚，教员他们当时没得选。

正如我们现在，也一样没得选。

03

教员看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从根子上就跟林彪和彭老总不一样。

那个时期，林彪和彭老总还是被军事思维束缚住了。

而教员却跳出了军事，把军事放在了全局，放在了最终两种生态模式对决的角度来看待。

角度不同，高度不同，对同一件事自然就会有不同的观点。

如果从军事角度来看，建立根据地确实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情。

为了多一点兵源，就要费这么大劲，做这么多琐碎的事，得不偿失，不如多搞政治宣传，然后直接强大军队来的简便。

这样搞效率多高。

何必缘木求鱼，绕一大圈，去建什么根据地呢。

等军队壮大了，最后直接把大城市打下来，革命自然而然不就胜利了，到时候你想搞什么体制，就搞什么体制。

古往今来，绝大部分起义部队，都是这样干的，在弱小的时期，先壮大军队，等打下了某个大城市后，有了稳固地盘后，再搞建设。

从来没见过，在自己弱小时，既要搞建设，还要壮大军队的打法。

学习前人的经验，却不局限于过往的经验，总能根据时下的情况，提出符合时下需求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教员的厉害之处。

彼时，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统治阶级只是傀儡，其背后还有帝国主义，这意味着那个时候的中国，已经不是关起门来自己玩的社会了，而是一个跟全世界联通的社会。

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整个社会联系的更加紧密了，统治阶级对基层有了很强大的控制力，仅仅是电报的出现，就足以让现代军事的玩法出现了质变。

红军的确可以学以前的山大王，躲在深山里，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在这样的时代闹革命，如果还学李闯王那样，带着部队到处跑，不要根据地，就是自寻死路。

近代的军事斗争，所需的资源是海量的，这变相提高了革命门槛。

说句不好听的，如果没有根据地，不能为部队提供各种所需，连起义的资格都没有，你拿着长枪大刀起义，人家调一挺机枪过来，就解决了。

所以，哪怕是最小的军阀都晓得，要占据一个地方为自己搜罗人力、经济、粮食等资源，才能立住脚。

红军到底凭借什么生存？究竟是军事力量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这是红军绕不开，也无法绕的关键问题。

很多人之所以一事无成，就是喜欢绕，遇到关键问题就开始绕。

学习不好，我就进厂打工；打工不赚钱，我就去创业；创业不成功，我就去搞自媒体。

每一条路上都有大佬，但为啥唯独你干不成？

因为你在绕。

人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寻找到关键问题，然后突破它。

核心问题是什么，你就针对什么，千万不要绕。

人生如同道路。最近的捷径通常是最坏的路。

04

教员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据此，很多人就说，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就是枪杆子的问题。

是吗？

实际上在此之前，教员便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问题的实质，其实是农民的问题。

1926年9月1日，《农民问题丛刊》第一辑出版时，教员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文章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

如果没有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的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再次强调“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后来教员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核心问题。

可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老蒋悍然发动四一二政变，农民运动戛然而止。

这个时候，教员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的问题。

很多人就说，革命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军事问题，是没有枪杆子的问题。

不是这样的。

教员并没有绕开最核心的问题，教员提出枪杆子，实际上就是在解决农民问题。

四一二政变，让教员认识到要想解决农民问题，就必须得有枪杆子，不然没法解决农民的问题。

通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映出来的，教员跟林彪等人的分歧，你就可以看到，教员自始至终都在围绕核心问题思考解决方案。

他从来没有绕。

教员不仅没有绕，反而提出了一整套体系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军事、游击队、政权是一整套的东西，内部核心是农民的问题，军事问题则是如何解决农民问题的保障核心。

而革命根据地就是这一整套东西封装在一起后的表现形式。

所谓根据地，就是一个各种功能俱全的小社会。

这个小社会建成后，红军就跟军阀彻底区别开来了。

民国时期的各地军阀，本质上也是一个小社会，就拿山西来说，阎锡山的确是一个人才，山西自成一体，经济发展较快，社会也比较安定。

但山西模式的核心并不是围绕解决农民问题建立的，本质上还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那一套。

同样的模式，比的就是大小。

所以阎锡山不管怎么玩，最终都会被老蒋吞掉。

主生态位已经被老蒋占据了，阎锡山只能占据次生态位，当个地方实力派，而教员就不同了。

教员弄的这个模式，可以说是南京的对立面，就如同阴阳两部分，你在这一面，我在另一面。

你团结了精英，我就团结民众。

教员曾说：“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教员要的不是军事力量的大小，教员要的是核心生态位。

换句话说，教员要的是无产阶级政权永远不退休，永远不谢幕，永远在舞台中央。

当你通透了，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所谓军事，所谓钱，其实只是生态位的副产品。

只要你牢牢占据核心生态位，钱多还是钱少，无所谓的，你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

看懂了这点， 你再品品“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是不是非常深刻。

那你的生态位又是什么？你的根据地在哪呢？

05

中国古代的政治模式，说到底就两种，与士共天下，还是与民共天下。

不管谁想当皇帝，首先都要解决跟谁合作的问题，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是与士共天下。

因为这伙人是地方的实际统治者。

刘邦首先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里的“士大夫”指的是地方实力派，后来这个概念越来越小，到了宋朝主要就是指整个文官体系。

历史上，有些皇帝尝试过与民共天下，比如朱元璋，他在开国初期对文官系统下过狠手，但很显然失败了。

明朝后期的东林党有多么厉害，哪怕不读史的人，都有一定了解。

早在汉武帝时期，桑弘羊跟贤良文学们也讨论过与民共天下的问题，《盐铁论》就是这次讨论的会议纪要。

当时这场讨论的实质，就是在讨论国家专营经济跟民间经济争利的问题，贤良文学认为搞专营，就是与民争利，不利国家长久发展。

桑弘羊则认为国家需要开支，而民间如果获利太多，不好管理。

东汉末年豪强并起，也证明桑弘羊所言非虚，地方上如果留存了很多利益，就容易闹事。

但你注意，这里的“民”，并不是我们理解的老农民，而是农村的地主等统治者，只不过这些人没有功名啥的，所以归为民。

老蒋弄的那个政权，把“士”和“民”都包括进来了，实际上就是把中国当时的实力派都汇聚到一起了。

帝国主义的利益、大地主大资本解决的利益，还有社会中下层统治者的利益，他都代表了。

这才是老蒋能窃取革命果实的根本原因。

只要你有实力，那咱们就是自己人。

但教员弄的这个生态模式，跟老蒋是反着来的。

或者说，这个问题的实质，已经从以前跟谁共天下的问题，转变成了究竟是谁的天下的问题。

教员代表的就是最广大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利益，而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就是把这个社会建成最大群众的天下。

贫农、中农以前只出现在各种征税名单上，政治跟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是一直被忽视的存在。

直到以教员为核心的中共出现，才改变了这一现象。

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翻身农民，对教员有这么深厚的感情？

原因就在这里。

05

上面把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核心问题，讲完了。

那农村革命根据地跟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啥异同呢，难道只是名称换了吗？

二者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先讲相同点。

不管是革命根据地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战略构想上是差不多的，都是在面对强敌我弱的形势下，试图通过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来取得胜利。

核心内容也类似，都是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根据地的客观作用也都差不多，都是通过组织发展生产、进行政权、经济、军事建设，来巩固和发展建设根据地。

但抗日根据地和革命根据地，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指导思想和斗争对象不同。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指导思想是农工武装割据，打的是阶级战争，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导思想是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打的是民族战争。

一个跟老蒋反革命斗争，一个跟侵华日军斗争。

指导思想不一样，政权结构自然也不一样，革命根据地是工农民主专政政权，而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

这个政权结构里，有中间势力，有左派进步人士，只要你是抗日的，就可以参与这个政权，专政的对象是汉奸投降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三制。

所以二者还是有很大不同点的。

抗日政权在选举的时候，也很有意思。

整个政权的形成过程，是自下而上选出区代表、县议员、边区参议员以及国民大会代表，并由民意机关选举政府工作人员，成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府。

这套流程，跟正常的民主流程差不多，可农村有了很大变化。

我们上面讲，以前的政治根本不带真正的老百姓玩，所谓的“民”实际上是农村的统治者，而不是老农民。

以前的农村组织形式，主要是保甲制，这是很古老的制度，从宋朝开始就施行了。

这种组织形式的特征是以家庭为单位，把户看成社会的最小细胞，然后通过多少户为一甲，多少甲为一保的方式，把民众组织起来。

1931年的时候，老蒋组织大军围剿江西苏区，为了从政治上对苏区进行封锁，又重新把保甲制弄出来了，10户为一甲，10甲为一保，联保连坐，互相检举。

后来，老蒋把这个制度推广到全国。

而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保长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村长，一般被劣绅和地主把持着。

但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里，我们没有搞这一套，而是采取了真正的民主选举方法。

以1940年后晋西北农村地区为例，新的农村政权，不以户为单位，取消了保甲制等制度。

组织公民小组，一般“25人为一组，村国民大会的代表直接领导公民小组，各小组公民经过自己的代表可以直接向政府机关提出意见。”

村一级的最高政权是由全体村民组成的村国民大会，大会闭幕期间，由村代表大会代行权利。只要不是汉奸，满18周岁并登记为公民者，就可以参加选举，不分性别、民族、阶级。

村公所是办公机构，这个机构下面又设了民政、财政、教育、建设、锄奸五个委员会。

这样一来，村一级的政权就比较有力量了，可以相互制约。但在一开始推广并不顺利，富农、乡绅认为这个新政权，会成为八路军的老底子，有抵制情绪。

而贫农等不敢参选，害怕八路军“站不长久”，被清算。另外，一些人觉得开会选举太耽误时间，一心想早点下地干活，“选村长何必这样麻烦，误了我们务庄稼。”

哪怕你把我选上，也没有时间去当什么村长，还要干农活呢。

还有一些村民很害怕，讲：“你们老是开会，要是敌人知道了，又来烧杀压！”

富农抵制，贫农既害怕又没有时间，最后中农在半推半就中崛起。

普通人就是这样，总是后知后觉的，哪怕机会给到你了，也很难抓住。

不知道并没有害处，有害的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是的人往往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知道。

当中农当了一阵干部后，富农、贫农等都开始认识到这个政权确实不是从前的一言堂后，也开始积极参选，但一步迟步步迟。

当农村各阶层的人，都承认支持敌后抗日政权后，事情才算真正办成。

能把这个事真正落实下来，跟三三制放权有非常大的关系。

06

教员的大智慧，就体现在他总能团结大多数。

毛选开篇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而这一思想落地后的产物，就是这两个根据地，这就是智慧的体现。

你想一想，不管是投资、创业还是打工，你但凡想干出一点成绩，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是不是都绕不开这两个根据地背后体现的思想？

是不是都要找到自己的生态位？

其实在抗战一开始，八路军在敌后建立的根据地，主要还是八路军讲了算，虽然不搞打土豪分田地了，但基本政权还是有工农专政的倾向。

富农、乡绅以及其他中间势力和进步分子，在这个政权里并没有多少话语权。

但后来教员专门发文，强制要求敌后根据地必须执行三三制，必须要把中间势力、左派进步分子纳入政权。

这就是一个坐稳敌后战场生态位的举措。

抗日时期的敌后战场，跟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情况是不一样的。

如果不接纳这些人，那政权是稳固不下来的，而你又不可能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排挤这些人。

这个道理不难懂，难的是执行贯彻，谁肯主动把真实权力分给他人？

教员在下命令的时候，可是明确讲了，是真实的放权，不是搞形式，是真的要把政权分出去。

这就是伟人的格局和魄力。

不要说政权了，现实中，不知有多少人为了贪图一点小利，为了多增加一点点利润，结果偏离了自己的生态位。

最后把所有的也失掉了。

来源：躬行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