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召开日内瓦会议，各大国抱有不同的想法和目的。对美国来说，列为会议两大主题的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在它以冷战为核心的全球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也是它的亚洲政策的两大战略支点。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即将就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提醒过艾森豪威尔，在进行朝鲜战争的同时，不要忘记印度支那。他说：“我们还能够在失掉朝鲜之后，经得起随之而来的后果影响。但是如果丢掉了印度支那，南亚就会跟着丢掉，而我们就极难不受其后果影响了。”②艾森豪威尔深受这番话的影响。一九五四年四月七日，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他针对印度支那局势提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论点，认为如果印度支那失手，接下去就会失去缅甸、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动摇由日本、台湾、菲律宾结成的“岛屿链”，进而波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③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美国不但不想在朝鲜问题上作任何让步，而且一再呼吁英、法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和它采取联合行动，以军事对抗来阻止所谓共产主义向东南亚的“扩张”。然而，美国自身有两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个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允许它在其他战略方向上投入过多的力量，产生了欧洲战略重点同亚洲遏制政策的矛盾；另一个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同英、法等盟国的战略利益难以协调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使美国在处理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感到力不从心，处处受到掣肘，不敢把事情做绝。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略上一直处于收缩状态。它在亚洲的最大愿望，是保持在香港、马来亚等地区的利益。因此，英国对朝鲜战争一直持消极态度，也不希望印度支那战争进一步扩大。它担心，一旦美国、英国、法国联合对印度支那进行军事干涉，会引起同中国的战争，最终危及它在香港等地区的利益。四月二十五日，在日内瓦会议开幕的前一天，英国内阁会议一致决定，英国不准备在印度支那采取军事行动；对法国在日内瓦为达成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英国将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此大失所望，不得不承认：“这个决定就使我们寻求任何满意的同盟干涉方式的努力暂时终止了。”④
法国对日内瓦会议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抱有很大的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支那原是法国的殖民地。战争结束后，印度支那民族解放运动迅速高涨，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已宣告成立。到一九五四年，法国进行印支战争历时已近八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军队六易主帅，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法国政府深感即使继续付出巨大代价，仍难以赢得这场战争。在柏林会议上，法国向美国提出，要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否则法国政府将会因为印支战争的失败而垮台，并可能走上中立主义道路。这样，美国只好勉强同意参加日内瓦会议。
柏林会议作出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决定，同毛泽东提出的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的设想是相符合的。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致电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全面分析越南局势，认为：“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⑤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在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同时提醒越方，不要因为准备和谈而放松军事斗争。“和帝国主义者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⑥
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天，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越南人民军解放了越南西北重镇奠边府，歼灭法国远征军精锐部队和南越保大政府军队一万六千多人，这是越南抗法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在法国引起极大震动。六月十二日，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国内反战运动掀起高潮。奠边府战役，还进一步扩大了法国同美国的矛盾。在奠边府法国守军告急的时刻，美国迟迟不履行军事干预的承诺。奠边府战役以后，法国表示无力单独进行这场战争。美国又乘机提出七点要求⑦，实际上是要把法国势力挤出印度支那，以便自己乘机取而代之，遭到法国的拒绝。
这样，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和会议进行中间，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有利于通过和平协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尤其是印度支那局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使这个地区在战后第一次出现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转机。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日内瓦会议的召开、特别是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极为重视，并寄予厚望。
中国政府接到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邀请时，毛泽东正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他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进行研究。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
《初步意见》对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方针，以及在朝鲜、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对策都作了明确而周密的规定。
《初步意见》提出：“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帝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使美国利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论的道路。”
关于中国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初步意见》提出：要紧紧掌握和平统一、民族独立和自由选举这三大口号，撤走一切外国军队，坚决支持朝鲜政府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全面建议，并争取在印度支那实现停火。
《初步意见》确定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两大问题时最低限度的斗争目标是：在朝鲜问题上，如果朝鲜政府的全面建议不能被对方接受，“我们应在承认维持南北朝鲜现状、分期撤退外国军队和恢复南北朝鲜交通贸易等问题上谋求解决办法，以建立初步的和平局面”。在实现印度支那停战问题上，要力争在十六度线附近划定南北双方停战线。
根据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提出的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封锁政策的总方针，《初步意见》还提出，要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以外，推动日内瓦会议取得更多的成果。“我们可以相机提出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其他迫切的国际问题”。“我们除朝鲜和越南问题外，还必须准备其他有关中国、远东及亚洲的和平与安全等问题的材料和意见，尤其是发展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和贸易交通往来，更为缓和国际紧张关系、打破美帝封锁禁运的有效步骤。在会议外，中英、中法、中加的相互关系也会触及，我们亦应有所准备”。⑧
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初步意见》的第二天，三月三日，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表示接受苏联的邀请，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时，他一面主持讨论修改宪法草案，一面继续处理高饶事件。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仍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审定周恩来为参加日内瓦会议准备的五个重要文件，并多次约周恩来商谈有关日内瓦会议的问题。
四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当天晚上，毛泽东约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最后一次研究日内瓦会议问题，做到充分准备，仔细斟酌，力求万无一失，谋定而后动。
四月二十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瑞士出席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由世界各主要国家出席的国际会议。周恩来在临行的前一天，对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表示了中国政府的坚定态度：“日内瓦会议是不应该让它失败的”。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开始举行。
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会议一开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一）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的全朝鲜选举，以组成朝鲜统一政府；（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六个月内撤出朝鲜；（三）对维护远东和平具有最大关心的相应国家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为朝鲜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这一全面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得到中国和苏联的支持。美国根本无意解决朝鲜问题，更不愿看到南北朝鲜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由全民选举实现和平统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柏林会议上就告诉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朝鲜问题会议可以开，但什么协议也达不成。”英、法等国则对解决朝鲜问题持消极态度，而急于使会议转向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尽管朝中方面一再作出让步，在美国的阻挠下，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直到六月十五日结束时，始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虽然结果不如人意，但是国际舆论看清了中国政府在实现朝鲜和平问题上的真诚愿望和主张，也看出了朝鲜半岛走向缓和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六月二十三日在英国国会演说中表示：“朝鲜问题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问题已看得很清楚，再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小了。”这代表了世界各国的普遍看法。
日内瓦会议从五月八日起，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越南人民军前一天取得的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为会议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时，毛泽东冷静观察局势，预见到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将会出现复杂的局面，要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根据他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建议越南人民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扩大战果，切不可消极等待会议谈判的结果。五月十二日，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致韦国清⑨的指示电的最后，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如和谈成功则另作停战部署，目前应作和谈不成的部署，不可等待和谈。”⑩和谈从来是要以实力为后盾的。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有力地保证了日内瓦会议上外交斗争的成功。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1─1953），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2月版，第161页。
②Notes，HelenaMeeting，October12，1952，PreinauguralPapers．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80页。
③[美]斯蒂芬·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80、181页。
④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390页。
⑤拉尼埃，当时任法国政府总理。
⑥毛泽东致胡志明电，手稿，1953年11月23日。
⑦1954年5月13日和15日，美、法举行秘密会谈。美国表示必要时可以直接介入印支战争，但有七点要求，包括“法国政府必须重申印支三国独立的完全性质，它应明确说明这种独立包括从法兰西联邦分去”。见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77、78页。
⑧周恩来起草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手稿，1954年2、3月间。
⑨韦国清，当时任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
⑩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致韦国清电的修改稿，手稿，1954年5月12日。
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过程中，美国想方设法阻挠和平的实现。但由于与会各方，包括法国和英国在内，都迫切希望达成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美国实际上陷于相当孤立的境地，它的企图没有得逞。这再一次表明，通过和平协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日内瓦会议首先在实现柬埔寨和老挝的停火问题上取得突破，六月十九日达成《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随后，宣布休会。
在休会的近一个月时间里，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访问关心会议进程的印度、缅甸等国，同这些国家的首脑进行会谈；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武元甲、黄文欢等在广西柳州举行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并同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会谈，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交换意见。
七月六日，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开会议，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进展情况的汇报。第二天，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性讲话。
从日内瓦会议开始以来，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进行，研究各主要国家的言论行动，观察和分析东南亚以至整个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考虑我国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
毛泽东对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方针和取得的初步成果很满意，他在讲话里充分肯定这一点，说：“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很好，我们应当同意他所讲的这些方针，并且批准代表团过去这些活动。过去两个半月的活动是很好的。我们几个国家，苏联，中国，还有朝鲜和越南，是团结得很好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今后是会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且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抓紧一点，估计可以达成协议，就可以开展一个局势。”
接着，毛泽东着重讲了在国际斗争中如何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孤立少数的问题。他说：“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很说不过去了，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美国抓住印度支那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战争，对这一点，我们国内有许多人还看不大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地方的战争牵动全世界?就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是牵动很大的，牵动了东南亚，牵动了亚洲、欧洲、美洲(比如加拿大)和澳洲。所以，有很多人就同意和平。”
他又说：“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这个东南亚的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估计它的孤立会要继续发展。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所以，这个局势很有希望。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现在变成艾登他们口里的话了，变成尼赫鲁他们口里的话了，他们也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就是很大一个变化。这种变化，估计再有一个时期，只要东南亚这个问题和下来之后，会有个促进。所以，整个形势应当说是比较过去大为好转。因此，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甸这一类国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甚至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它在我国附近，也是怕我们的，也要进行工作。”
毛泽东还提出：“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们反苏，反共，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
在全篇讲话的最后，毛泽东总结说：“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①
这不仅是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奉行的指导方针，也是中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谋求睦邻友好、与不同社会制度的一切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指导方针。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工作和今后方针，为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阶段取得重大突破奠定了基础。
七月八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肯定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方针，肯定外交工作的新成就。
毛泽东说：“同意周总理报告中所讲的外交方针——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目前在外交方面，比过去八年中间开始有了改变——和平协商达成协议。”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了十一条意见：
“一、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二、开始建立东南亚和平区域，建立合作并发展它，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或集体和平公约。
三、与英国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四、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
五、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某些关系——孤立与分化。
六、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
七、国内要团结，支持代表团，争取外交胜利。
八、国内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有人怀疑圈子越搞越小，并非如此。
九、国际和平统一战线。
十、增强警惕。敌人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国内联盟和与苏新国家②的和平联盟。门大开了，要团结、警惕。
十一、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卫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③
建国前夕，毛泽东曾经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目的是要肃清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同时也考虑到英、法等西方大国短期内不会改变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因此，将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暂时搁置一旁。采取这样的方针，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而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英、法等国同美国的矛盾日益明显，以及它们对中国态度发生的一些变化，特别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充分表现出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时作出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调整，提出：“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对于英、法这类国家，要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对于一切希望和平而对中国还有某些疑虑的国家，也要主动地去做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变化。这是适应新形势（国际的和国内的）而采取的新方针。中国的外交工作将要出现一个新局面。
七月七日和八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这两次讲话，表明他对中国的国际战略以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完善，不仅有了基本原则和大政方针，而且有了具体可行的措施和步骤。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成功外交实践。这些实践，使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对国际局势和国际矛盾所作的判断和分析，得到进一步验证和补充。
七月九日，周恩来一行带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飞离北京。七月十二日，返抵日内瓦。由于休会期间作了充分的磋商准备，越南、中国、苏联三方在七月十九日共同商定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最后方案，为达成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的协议铺平了道路。
七月二十一日，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交战双方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法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军的声明，以及尊重三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在这一天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历时近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落下了帷幕。
在与会国中，只有美国对日内瓦会议的结果表示不满，但只能处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美国拒绝在会议的最后宣言上签字，充分反映出它已何等孤立。它在特别声明中表示“不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去干扰它们”，但又声称：美国“对于任何违反上述协定重新进行侵略的行为将极为关切，并认为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④这是美国为它日后扩大对印度支那的干涉埋下伏笔。
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是在中国的积极参与下，日内瓦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同时，在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英、法等西方国家政界要人进行了较多的接触，在谋求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关系上也取得进展。六月十七日，中英双方同时发表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与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实现了中英两国互换代办而建立的半外交关系，使英国在同中国的关系方面走在西方大国的前列。
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出于对香港问题等实际利益的考虑，英国一直谋求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从一九五0年三月二日起，在北京派驻负责建交谈判的代办。但由于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始终采取矛盾暧昧的态度，并追随美国参加侵朝战争和对华禁运，两国关系一直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主动表示，希望中国也派代办来伦敦。虽然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没有改变，但是考虑到英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合作立场，并从最大限度地团结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国阵营的方针出发，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艾登的意见。
一九五四年八月，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率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这时，距中英两国发表公报不过两个多月。
英国工党，创建于一九00年，是第二国际的成员之一，自称要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领袖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这是工党第三次执政。对内它采取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并且在一些重要工交等部门推行国有化。在对外政策上则仍奉行追随美国的方针。
艾德礼这次访华时，已不再担任英国首相，但还是工党领袖，中国政府给予很高的礼遇。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他，同他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英方参加会见的有：工党领导人比万、萨末斯基尔、菲利普斯等。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张奚若等。
会谈的话题从中英关系开始。毛泽东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是不是？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是这样。”
谈话中，双方对社会主义等问题发生了争论，彼此谈得都很坦率。工党领导人着力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心平气和，语调平缓，摆事实，讲道理，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当客人问道：“你们能不能与这样的社会主义（指工党的社会主义。——引者注）和平共处和合作？”毛泽东明确地回答：“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并对和平共处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说：“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又说：“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英、法四国，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能合作，因为我们有共同要求。”毛泽东还向客人表示希望他们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
客人又问：“你看国际形势可能怎样发展？”
毛泽东说：“我看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好的，日内瓦会议以后有了一些改变。有些人批评说，你们到中国来会上当，主要是美国这样说。我看你们以不听他们的话为好。历史是以若干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不能以一时的议论为准，不能听那么多。”
接着，毛泽东着重谈了共同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问题。他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又说：“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意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
毛泽东对美国的亚洲政策及对华政策提出了批评，指出：太平洋不太平，根源主要在美国。他希望英国工党的朋友们劝劝美国人：“一、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三、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四、不要武装西德，武装结果不是好事，也会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⑤
这是毛泽东建国以来第一次向西方大国的政界要人发表长篇谈话，第一次向西方大国的政界要人详细阐明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阐明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这以后，中英两国的贸易关系得到恢复和加强。中国在走出国门、争取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方面，又跨进了一步。两个月后，毛泽东对这次会谈评论道：“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谈是很好的，意见虽然不同，但是谈开了是有好处的。我们热诚地招待了他们，他们想看的都给他们看了。”⑥
中法关系在这一时期没有大的改善。但是通过日内瓦会议期间两国外长的直接接触，法国政府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些了解，开始试探同中国建立某种关系。以后又表示，愿意先发展经贸关系，为逐步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对这些友好的举动，中国政府都给以积极的回应。
在西方大国中，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最富有戏剧性。美国先是阻挠召开有中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开始后，又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上摆出强硬的姿态。但在会上，美国代表团通过英国代表团成员杜维廉，向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转达口信，表示愿意就美国在华被扣人员和中国在美留学人员的回国问题进行接触。这是他们第一次表示要同新中国接触。
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这件事的意义，在请示中央同意后，立刻作出积极的回应。从六月五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王炳南和美国代表约翰逊进行了五次接触。从九月二日起又继续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这些会谈和接触，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它结束了中美两国长期隔绝的状态，开始建立起保持接触的官方渠道。仅此一点，它的深远意义和影响就超过会谈本身。
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关系能够出现这样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又一次证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大势所趋。这件事也证明了毛泽东所说：西方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就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
日内瓦会议前后，中国政府在同西方国家逐步改善关系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善同亚洲邻国的关系上，争取在新型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这种新型的平等关系，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有一个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央人民政府十月一日公告等文献里，多次提出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原则，也写入《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部分。这以前，一九四九年一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⑦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外交原则，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同世界各国进行建交谈判所遵循的指导原则。这些，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国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的第一天，周恩来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⑧
这次谈判，于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结束，在双方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写进了这五项原则。
一九五四年六月下旬，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先后发表的中印总理和中缅总理的联合声明中，都郑重地写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印联合声明里还确认：“如果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总的方针指导下，总结新中国实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经验的产物，是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提出的建交原则的发展。周恩来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概括、提出和推广，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与中国毗邻的多数亚洲国家，先后摆脱殖民统治，赢得了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国家主权，实现世界和平，是这些国家的共同要求。中国和这些国家在近代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在这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愿望。这是中国争取同这些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深厚基础。彼此间也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最主要的是边界领土、华侨双重国籍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在以往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也有近代以来外国殖民统治留下来的。同时，有些国家由于受帝国主义宣传和西方舆论的影响，对社会主义存有误解，对新中国心怀疑虑和畏惧。能否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合理地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同这些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关键。
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形势，决心高举维护和平、睦邻友好这两面旗帜，首先争取同印度、缅甸这两个有影响的亚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以此带动同整个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这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第一次来华访问，而且是一个亚洲大国。毛泽东极为重视，同他举行了三次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驻印大使袁仲贤。
十月十九日，第一次会谈。谈什么？毛泽东经过考虑后，确定以东方国家的共同点作为会谈的主题。一开场，毛泽东就说：
“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三百多年。现在日本人也处在受压迫的境地。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此外，尼赫鲁总理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而是一个农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我们要努力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
对毛泽东的话，尼赫鲁立即作出积极的回应。他说：“你说得一点也不错。过去二百多年来，我们两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都遭受外来殖民主义国家的压迫和统治。这是我们两国共同的经历，也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共同经历。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这不仅是有过去的联系，而且由于近代都受到殖民主义的统治”。“自古以来我们就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现在的问题也是共同的。主席说得对，我们两国工业落后，这是共同的。我们都想尽快发展我们的各自的国家。”
毛泽东又说：我们两国“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
尼赫鲁紧接着说：“是的，我们着重的是共同点。”“在印度，五项原则被认为不仅适用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说：“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问题是有些大国不愿受约束，不愿像我们两国那样，根据五项原则订立协定。”⑩
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2-335页。
②苏新国家，指苏联和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
③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57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4年7月8日。
④《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中华书局1990年8月版，第116页。
⑤毛泽东等同艾德礼率领的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4年8月24日。
⑥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第二次谈话记录，1954年10月23日。
⑦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49年1月。
⑧周恩来会见印度政府谈判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53年12月31日。
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1954年6月28日。见1954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⑩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第一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3-1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