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一日晚，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北京新侨饭店为尼赫鲁总理访华举行宴会。毛泽东应邀前往出席，格外引人注目。席间，毛泽东继续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话题，同尼赫鲁交换意见。

　　毛泽东说：“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尼赫鲁点头称是。

　　毛泽东又说：“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像我国同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不好的。我们是信任印度的，印度是使我们可以睡得好觉的。”^①在两天前的会谈中，他曾经对尼赫鲁说：美国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②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和尼赫鲁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第二次会谈。

　　在第一次会谈结束前，毛泽东曾对尼赫鲁说，如果有机会，想共同讨论一下“战争作为政策的工具是否有利益的问题”。这成了第二次会谈的主题。

　　在讨论中，毛泽东和尼赫鲁发生了意见分歧，相持不下。尽管如此，这场友好的争论，并没有妨碍他们在共同面对的任务方面达成共识。这就是：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它合作。”又说：“尼赫鲁总理到中国来已经有几天了，一定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我们现在正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③

　　在和毛泽东会谈期间，尼赫鲁还和周恩来举行了四次会谈。通过这些会谈，进一步巩固了不久前两国政府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的谈判以及周恩来总理访印的成果。

　　尼赫鲁访华，还有一个目的，是想就拟议中的亚非会议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

　　印度是亚非会议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日，缅甸、锡兰^④、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开会，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得到与会国的赞同。但在会下，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对亚非会议能否开成还存有疑虑。

　　当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问题时，周恩来十分明确地表示：我们支持印尼总理创议的亚非会议，支持尼赫鲁总理对亚非会议的赞助，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

　　十月二十六日，在尼赫鲁去华东、华南参观访问的前一天，毛泽东同他举行第三次会谈。会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会谈一开始，就带有惜别的气氛。

　　尼赫鲁（对在座的周恩来）：“我想周总理一定知道法国的一句话：‘离别好像是使人死去一部分一样。’”

　　毛泽东：“大约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个诗人屈原曾有两句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尼赫鲁：“主席刚才引用的两句诗，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我们两国经过了很久的时期以后，又相遇了，因此第二句诗特别能适用。”

　　毛泽东：“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

　　毛泽东重申了前两次会谈中阐明的一些观点，对中印两国首脑的多次会谈作了总结。

　　谈到两人在战争问题上的争论，毛泽东说：“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

　　毛泽东对尼赫鲁提出的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建议表示支持。他说：“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的协定，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的。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⑤

　　尼赫鲁表示赞同。

　　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多次会谈取得了成功。两国之间增进了相互了解，消除了一些不信任，使中印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在一段时间里发展得比较顺利。同时，这次访问的成功，也影响到和中印两国都有密切关系的缅甸，为缅甸总理吴努访华铺平了道路。

　　缅甸是中国的近邻，也是对新中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妨碍两国进一步发展关系的障碍，除边界问题外，还有华侨问题、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的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同缅甸共产党的关系问题。

　　在尼赫鲁访华后一个多月，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十六日，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应邀访问中国。在此以前，周恩来总理曾在这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的短暂时间，对缅甸进行过正式访问，发表了《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吴努总理的这次中国之行，正是要探讨和平解决中缅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吴努访华前夕，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刚刚结束在广州的工作，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回到北京。

　　三天后，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和吴努举行第一次会谈。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等参加了会谈。

　　这次会谈从两国关系的历史谈起。

　　毛泽东说：“在历史上，中国同缅甸打过仗吗？恐怕次数很少吧？”

　　吴努说：“打过两次。一次是在元朝忽必烈汗的时期，另一次是在清朝。但是我们同汉族从来没有打过仗。”

　　毛泽东：“这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人不对，中国侵略了你们。以后我们两国应该和平共处。”

　　吴努：“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恩来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

　　如同与尼赫鲁的会谈一样，毛泽东在同吴努的初次会谈中，着重强调了中缅两国的共同点。

　　他说：“两个国家在一个时期之内互相不够了解，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我们很需要和平的环境，我们还有许多事没有办好。”“我们两国的经济水平差不多，主要都是农业国。像中国、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大体都在同样的一个经济水平上。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工业国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间完成。我们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

　　接着，双方就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队问题、中缅边界问题、华侨问题等这些涉及中缅关系的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友好坦率地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

　　谈到在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表示：“你们的困难，我们是谅解的。我们知道，国民党军队继续在缅甸存在，是因为你们有困难，而不是你们故意允许他们留在缅甸。我们决不借口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而破坏我们两国间的和平关系。”“我们曾经对边境上的人下过严格的命令，叫他们只采取防御措施，不得越过边境一步。”

　　吴努对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谅解态度向毛泽东表示感谢，并且直言不讳地把他一直担心的是什么说了出来：“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的不是一个同情我们的态度，那末很可能发展成为第二个朝鲜或印度支那。这是我们过去所担心的。”

　　谈到中缅边界问题时，毛泽东针对缅甸方面的疑虑说：“我们两国的国界很长，有些疆界还没有定。我们两国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是相同的，这些人互相往来是非常可能的；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同时也是互利，因为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

　　毛泽东似乎摸透了吴努的心思，对他说：“你们心里想的，我们知道。你们怕我们的云南省对你们不利。”

　　吴努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是的，怕得很。正因为如此，我曾建议周总理同我一起到云南走一趟。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的飞机这次不能飞过云南的山脉。”

　　毛泽东耐心地对吴努解释说：“我们的想法同你们的想法是有些距离的。你们很害怕，因为不了解情况。我们对情况很清楚。我们嘱咐那里的人对缅甸友好，不要闹麻烦。我们已经做了准备，让吴努总理从云南回国。”毛泽东并表示，欢迎缅甸在昆明设立领事馆。

　　毛泽东说：“我们应该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互信。也许有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例如边界问题，不过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

　　关于华侨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经常教育华侨遵守居留国的法律，不参加居留国国内的非法活动，搞好同居留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他又特别说到：“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不应该有双重国籍。”

　　毛泽东的明确承诺，使缅甸来宾喜出望外。吴努说：“在周总理访问仰光的时候，我曾经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超出他的权限，必须回国后同他的同事们商量。今天听到主席关于双重国籍所说的话，非常高兴。”

　　中国政府非常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泰国结成友好关系。这个意愿，毛泽东曾向尼赫鲁表达过了，这次又向吴努提出，希望他从中给予帮助。吴努痛快地答应了，说他和尼赫鲁总理将会把上述意见转达给泰国政府。

　　毛泽东和吴努还谈到亚非会议。毛泽东主动表示：“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吴努告诉毛泽东，有些国家会建议蒋介石参加会议。毛泽东说：“看来似乎有些困难啊！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中国能够被邀请。只是不能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请中国参加联合国，又把蒋介石保留在联合国里。这样我们就不好去了。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毛泽东再次表示：“如果我们能够参加亚非会议，我们将感到光荣。”^⑥

　　正如吴努估计的那样，在这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召开的科伦坡五国茂物会议上，是否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据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后来回忆：“邀请中国的问题，确实成了茂物会议棘手的难题。直到吴努总理强烈表示，如果不邀请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缅甸将难于参加亚非会议。吴努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因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亚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就不会有多大意义。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⑦

　　在随后几天里，吴努同刘少奇、周恩来先后举行会谈，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十二月十一日晚，在缅甸来宾到外地参观访问的前夕，毛泽东再次和吴努会谈。

　　毛泽东进一步阐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工作。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

　　他再次重申，我们希望缅甸国内和平。中国不会干涉邻国的内部事务，既不会利用邻国的共产党去干涉那个国家的内政，也不会利用华侨去干涉居留国的内政。对缅甸是如此，对泰国也是如此。

　　毛泽东还谈到大国小国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国家不论大小，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⑧

　　这就是毛泽东理念中的新型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他要通过倡导和履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与国之间逐步建立起这种新型关系。同时他相信，只有在这种新型的完全平等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才能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创造出和平的国际环境。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真诚态度，感动了吴努。会谈结束前，他告诉毛泽东：“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⑨

　　中缅两国首脑会谈圆满结束了。这次会谈为通过谈判解决两国间的边界等实际问题，为中缅两国日后长达数十年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朝鲜停战以来，特别是日内瓦会议以后，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使周边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国内建设有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虽然由于美国的阻挠，朝鲜半岛未能实现全面撤军，但是长期停战已成定局。印度支那半岛，虽然存在着美国干涉的危险，但是八年抗法战争胜利结束，十七度线南北实现全面停火，大大减轻了对中国南部的压力。中国谋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努力初见成效，与印度、缅甸实现了高层互访。与此同时，中国同西方大国的关系也有了松动。中国正在逐步地重返国际政治舞台。这是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帝国主义封锁遏制政策为目标的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

　　当中国在周边环境得到改善，并且正在重新走向世界的关键时刻，中国内部的台湾问题，由于美国插手，出现了国际化的危险。

　　朝鲜停战后，美国一方面在亚洲实行战略收缩，一方面谋求建立以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为目标的共同防御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以造成台湾与中国大陆永久分裂的事实。蒋介石则利用美国急于在亚洲建立共同防御体系的机会，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七日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美国同台湾等订立双边或多边共同安全条约，以便把台湾的安全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进而希望借助美国军事力量伺机反攻大陆，形成美国插手中国台湾问题的复杂局面。

　　一九五三年九月，美国和台湾当局秘密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并在台北成立“协调参谋部”。协定规定，国民党军的编练、监督、装备由美方负责；如果发生战争，国民党军的调动指挥，必须获得美方的同意。协定中的“军事协调地区”包括金门、澎湖、大陈、马祖及台湾，美国第七舰队、第十三和第二十航空队为参加协定的单位。

　　这个秘密协定的签订，是美国继一九五0年六月宣布向台湾海峡派遣第七舰队以后，干涉中国内政，企图长期把台湾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又一严重步骤。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秘密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又通过多种渠道向美国当局游说，企图再订立一个像一九五三年十月美韩共同防御条约那样的攻守协定。

　　美国插手台湾事务、美蒋联手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严重态势，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关注。

　　自一九四九年十月首攻金门失利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责成有关部门，重新制定收复金门等沿海岛屿和解放台湾的作战方案，并作了包括组建海军、空军在内的多方面准备。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个计划不得不暂时拖延下来。

　　朝鲜停战后，彭德怀责成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制定出关于攻击金门作战的准备工作计划，并报毛泽东审阅。计划提出，要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底以前完成解放金门的一切准备工作。

　　毛泽东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请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考虑攻打金门的问题，多方征求意见。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看了由彭德怀转来的华东军区参谋长张震上报中央军委的来信。信中列举了目前攻打金门的各种不利因素，并提出两条建议：一、在攻打金门之前，可以先攻克上下大陈岛，使兵力可以集中使用；二、将攻打金门的战费节约下来，先修通福建铁路，便于攻取金门、台湾时保证供应，即就经济意义而言，也可使物资得到交流。毛泽东将这封信退给彭德怀，批了一句话：“此意见可注意。”

　　这时，有关部门已作出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的概算。陈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概算上报毛泽东时，彭德怀也提出了意见：“预算甚大，无十分把握，宜暂缓准备，待侦察后看情况再决。”^⑩

　　①毛泽东在印驻华大使举行的宴会上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记录，1954年10月21日。

　　②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第一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19日。

　　③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23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8-173页。

　　④锡兰，1972年改称斯里兰卡共和国，1978年改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⑤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第三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75、176页。

　　⑥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的第一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1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78-183页。

　　⑦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257页。

　　⑧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86、187、191、192页。

　　⑨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11日。

　　⑩彭德怀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概算的批语，手稿，1953年12月21日。

　　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概算，连同他的批语送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传阅。批语写道：“陈毅同志意见，目前不打金门为有利，否则很被动，且无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项意见。需费近五万亿元^①，无法支出，至少一九五四年不应动用如此大笔经费。”^②

　　毛泽东权衡利弊，审时度势，采纳了陈毅等人的意见，果断地下令暂缓攻打金门的作战准备。（后来经他同意，贯通福建的鹰厦铁路破土动工，一九五七年实现全线通车。）

　　这时，美国进一步加紧插手台湾问题。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台，表示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十二月，台湾当局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草案。一九五四年一月，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公开向中国政府炫耀武力，并邀请蒋介石观看这次演习。在通过订立共同防御条约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是一致的。但美国又担心蒋介石利用这个条约把美国再次拖入一场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他们希望台湾当局接受劝告，把自己作为“海外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③美蒋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使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拖延了将近一年。另外，一九五四年四月至七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也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④但是，在日内瓦会议闭幕前，七月八日，蒋介石会见即将回国述职的美国大使兰金，表示愿意满足美国的要求，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前，必须征得美国同意。这个表态，加快了订立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进程。

　　面对美蒋联手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台湾问题有可能被国际化的严重事态，中国政府不能不作出强烈反应。

　　一九五四年七月七日，在听取和讨论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情况的汇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到台湾问题。

　　他说：“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我们要组织一些宣传，要大骂美国搞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种适当的表示，比如在侨民问题上的接触，其目的就是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我看，美国跟台湾订条约，英国也怕，也反对，法国也可能是反对的，对于它们也没有什么好处，这就会成为很长期的僵局嘛。”^⑤

　　七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这个决定昭告全世界。社论列举美国企图长期侵占台湾、提出所谓“台湾交联合国托管”的方案、正在同蒋介石谈判签订所谓“共同安全双边协定”等严重事态，表达了全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决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就解放台湾问题，致电当时正在国外访问的周恩来，指出：“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⑥电报所针对的，正是美国策划的“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八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的外交报告里，重申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八月二十二日，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提出“解放台湾、反对美国干涉”的响亮口号。

　　当时，国民党台湾当局为争取订立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派海空军在大陆沿海及其空域频繁出动，严重影响了大陆的航运及渔民的生产和生活。为此，毛泽东批准，进行保卫领海主权及护航的军事斗争。这场军事斗争，锻炼了部队，初步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