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朱德得知这一情况，立即致电中央、军委及2方面军领导人，报告张国焘推翻西北局会议决定、坚持西进的情况。朱德还声明说：

“周子昆、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责任。”

朱德同时致电张国焘，对他擅自改变西北局会议的决定表示反对；又下令红4方面军各部暂时停止一切行动；通知西北局成员速到漳县开会，再次讨论红4方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

此时，徐向前到临洮调查后，已查明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他也提出了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

9月22日晚，毛泽东分别致信学界泰斗蔡元培和蒋光鼐、蔡廷锴，还有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及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东北军第51军军长于学忠、第67军军长王以哲。

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写道：

孑民先生左右：

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敬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20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条，行之于1925年至1927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8月25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全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读《新文字意见书》，赫赫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20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流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宋庆龄先生，何香凝先生……（共70人，其余略——笔者注）以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

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敬颂

道安，不具。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在给蒋光鼐、蔡廷锴的信中说：

“当今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光荣的19路军系统在先生等领导下，继续奋斗，再接再厉。”“真正之救国任务，必须有许多真正诚心救国之志士仁人”，“热忱爱国如先生”。

毛泽东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写信，是因为在“两广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曾派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长云广英化名为林秀，去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联络，进行统战工作。后来蒋介石在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采取分化瓦解和武力威胁的手段，解决了“两广事变”，免去陈济棠所任各职；裁撤粤、桂两派设立的党政机关。李宗仁、白崇禧虽然被任命为广西绥靖公署正、副主任，但他们深知蒋介石总有一天会收拾他们。为了生存，李宗仁、白崇禧便和李济深在9月间决定联共反蒋抗日，派钱寿康、刘仲容为代表，携带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赴陕北，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联络，希望与中共中央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形成鼎足之势。毛泽东对桂系的协定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然后由秘书誊写两份，并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写了一封信，一并交钱寿康二人带回。在为钱寿康、刘仲容送行时，毛泽东说：

“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没有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不仅撑得住局面，还被人称赞它为全国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

他还对刘仲容说：

“刘先生，你回广西去，要动员李先生、白先生，将本事用在抗日上。”

毛泽东在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任潮先生并请转致德邻、健生先生勋鉴：

钱寿康君来，具悉贵方情形及所示协定草案，谋国伟画，无任钦迟。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之阶段，敝方8月25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即提出此种实际方案，现托钱君携呈尊览。诸公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全国汹汹，抗日不成，实为南京当局缺乏抗日救亡之认识与决心，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督促批判，责其更新，全国人民及各实力派系与有责焉。

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兹对贵方所提草案各条，提出敝方意见，略有修改，缮写两份，仍由钱君携回，敬祈审察。如荷同意即祈诸位先生签名盖章，自存一份，以另一份再由钱君携来敝处，即成定案。起效时间，以诸位先生签署之月日为准（请填上时间）。如有尚待磋商之处，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确定。一俟确定之后，双方根据协定一致努力，务达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除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专此奉复。

敬颂

勋祺

毛泽东

毛泽东在给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东北军第51军军长于学忠的信中写道：

“两军相处密迩，未能通候，甚以为歉。夙稔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兹派彭雨峰君晋谒崇阶，申述敝方联合救国之旨，敬祈不佞赐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两军之利，抑亦民族国家之福也。”

毛泽东在给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的信中写道：

鼎芳（王以哲字鼎芳——笔者注）军长勋鉴：

日寇侵略益厉，兄我双方救亡之准备大宜加紧，庶于救亡阵线有最大之裨益。我兄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目前国际与中国形势日益紧张，一方面侵略主义者动员其侵略阵线，一方面反侵略主义者大规模动员广大民众，组成和平与救国的阵线。中国之汉奸势力虽日益嚣张（如所谓以日制蒋、以政制党、以团制军之一派），然反日反汉奸势力亦大见增进。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双方谈判现将进至比较具体的阶段，虽何时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实已存在。倘能达到成功之域，对贵我双方之合作事业自有极大之便利也。

近日外间谣传蒋氏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谓将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张副司令。此讯如确，是蒋氏尚未放弃其挑拨离间、排除异己之阴贼险狠的政策。其政策果欲见之实行，弟等可断言蒋氏必归于最后的失败，因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非陈济棠等之不真实不纯洁的主张，乃真心实意为国家为民族的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领的红军必以全力出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中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国际革命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至于东北军最大多数官兵抗日复土之决心及其坚固的团体，亦必不容东北军中极少数无志节之分子逞其私欲而任其作叛国叛乡叛团体之万恶的勾当。目前蒋氏及其一派亦正在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安得以为有罪而排斥之？由此以观，弟则深望此说之止于谣言，或为蒋氏左右一部分汉奸分子谋划，而非现正开始若干转变之蒋氏及国民党多数有良心分子的意见。但兄等仍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则以全国与西北的有利形势，以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力量，决不怕外间若何之风波也。秋风多厉，为国珍摄，匆此布臆。

敬颂公祺。

毛泽东 1936年9月

9月23日，毛泽东电告在前方的彭德怀并告聂荣臻说：

接朱德来电，“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为避免胡宗南部占去先机，请加派有力部队南下交红1军团指挥，增兵界石铺并分兵至隆德、静宁大道游击。

接着，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贺龙、任弼时说：已向部队大动员，拥护与庆祝会合胜利，并通知全党全军注意当前的政治任务，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

9月23日晚，毛泽东同9月22日从红军前线回到保安的斯诺谈统一战线问题。这次谈话内容经斯诺整理后发表，其中有这样一段重要的文字：

“毛泽东正式宣布：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服从代议制中央政府的最高指挥，条件是创立政治体制，使得除了国民党以外的其它政党能够进行合作。”“共产党愿意在名称方面也做一些改变，以便‘合作’，但在根本上并不影响红军和共产党的独立地位。例如，如果有必要，红军愿意改名国民革命军，放弃苏维埃的名称，在抗日备战期间修改土地政策。”

斯诺将毛泽东谈话记录全文发表在1936年11月14日和21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对促进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

9月24日，毛泽东与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复电任弼时说：

“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当前政治的军事的总方针，已为大家所同意，则中央内部的团结已有充分保障无疑。关于统一指挥等问题，正依照你们的提议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

9月24日，红4方面军撤出甘肃通渭，开始西进。

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说：

“4方面军决心向西，从永靖渡河，谋占永登、凉州，其通渭部队24日撤去。据云渡河后以一部向中卫策应1方面军占宁夏。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目前阻止胡宗南西进仍属重要，界石铺仍应确保于我手中。”

这一天，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说：

“4方面军既向西，应考虑何时由何地策应2方面军北上问题。”

9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国焘动摇，老总曾有电来表示很不满意，说到漳县与张等开会，但结果仍是西进。其参谋长周子昆电告，部队已动，在通渭者24日撤，其部署是经永靖渡河西向乐都进。他们有造船工人，据云渡河不成问题。但我所虑者，毛、胡将先据乐都，且先据永登、凉州，遮其西进路。所谓一部出中卫策应，恐是空中楼阁。”

接着，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博古、王稼祥致电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说：

“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西进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

毛泽东又与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说：

“4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1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2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若西进到甘西，则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

张国焘给中央连复两电。他在电文中说：

“如4方面军西渡，兰州、凉州间约560里，敌决不能限制我于青海角。”“现4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原计划实施。”

毛泽东一见张国焘这后一封电报，顿时有了主意。他和张闻天、林育英、博古、王稼祥商量说，既然张国焘还有顾忌中央明令禁止之心，我们何不如此这般一番，管教他乖乖地回头北上。众人听毛泽东细细道来，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便开始分头起草电文。

9月27日，毛泽东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陈昌浩，传达中共中央指示说：

“迭接26日两电，敬悉一切。……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地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中央认为，我1、4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如4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路，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僻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虑。……因此，中央认为，4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徐9月18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1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2方面军仍在外翼歼敌，则万无一失。……务请朱、张、徐、陈4兄顾及整个局势，采纳此方针。”

接着，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等以中共中央名义分别致电红1、红2、红4方面军，发布命令说：

“4方面军应即北上，与1方面军会合，尔后向宁夏、甘西。2方面军应暂在外翼牵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1、2、4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毛泽东紧跟着又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给张国焘发了一封电报，电文中说：

“中央命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电文中还说：兰凉线虽然只有五六百里，但沿途人户稀少，粮食不足，且中有大雪山，敌如先占要点，我将遇绝大困难。

至此，毛泽东犹嫌不足，又与周恩来、彭德怀电告张国焘说：

“宁夏人口120万以上，在西北为最富，与陕甘苏区连成一片，得之老苏区易于巩固，与凉州、永登接壤可向甘西发展，与绥远交界便于东进抗日，实政治、军事、经济、国内、国际之主要一环，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

至此，张国焘已经无话可说了，他只好致电中共中央和红2方面军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说：

“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现时据考察兰州西渡需时较长，有可能失去占领永登一带先机之利。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1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决不再改变。”

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又向部队发了一通指示，说：

“西进计划因今天受到地形、时间限制，决定仍向东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向静宁、定西大路与1方面军会合。”

9月28日，徐向前、陈昌浩以前敌总指挥部名义，下达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计划中命令说：

“4方面军应迅速进出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地区，争取迅速与1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巩固扩大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友军，接通外蒙、苏联。”

9月2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说：朱德、张国焘来电，红4方面军停止西渡转向北进。为策应红4方面军北上，红2师立即南下，红1师在原地区与第2师相呼应。其余任务不变。

9月2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告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说：

“回师北上之电敬悉，各同志十分佩服与欢慰。”“兄处似宜即用原占通渭部队，日内迅占通渭，以取先机。”

这才叫：争论随着电波飞，祸心难改耍泼皮。

任你猴子筋斗快，撒尿还在我手里。

欲知红军3大主力如何会师，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同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已经持续一年了。张国焘毕竟做贼心虚，不得不表示，西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原计划实施。”这就露出了他的软肋。毛泽东看准了这一点，与林育英等人几番电波，便将其击得骨软筋酥，最终乖乖地听话了。而在统战方面，毛泽东的工作面也进一步拓展，从宋庆龄到邵力子、蔡元培，到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又从西北军的孙蔚如到东北军的于学忠等，且力度也越来越大。他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努力，不久便使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也正是在他的引导下，中国终于出现了全民抗战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