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毛泽东又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等红军指挥员的名义，起草并发出《人民抗日红军要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通电》，全文如下：

庐山林主席、蒋委员长、冯副委员长、汪主席，太原阎副委员长，并转国民政府各院部长，西安行营顾主任、何副主任，延安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钧鉴，各省军政长官勋鉴：

日本法西斯蒂肆其侵略故智，惹起虞晚卢沟桥宛平事变，杀伤我国军民，强占我国土地。此种盗匪行为流血惨剧，不特破坏国际信义，且为日寇侵占华北之信号。证明日寇灭亡我国之野心变本加厉。我冀察当局及29军将士为自卫而抗战，誓保国土与城共存亡，忠义勇烈，不愧为我大中华民族之男儿。德怀等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枕戈待旦，请缨杀敌，已非一日，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勿使忠勇之29军陷于孤军抗战，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谨此电闻，翘待钧命。

彭德怀 贺  龙 刘伯承 林  彪 徐向前 叶剑英 左  权

萧  克 徐海东 率人民抗日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叩

7月13日，延安各机关共产党员与工作人员举行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号召说：

“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

７月1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撰写的党内指示中说，当前我们工作的总方针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推动国民党蒋介石彻底转变政策，促使其下决心进行抗战；另一方面我们共产党和红军自己要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的步骤。

接着，毛泽东派周小舟给阎锡山送去他的亲笔信，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同时，他指定张云逸奔走于国民党两广当局：“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

他还与张闻天致电叶剑英，要他与救国会及各方面联系，“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

7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向彭德怀、任弼时等下达“10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要求红军各部队随时准备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同时命令红军各路领导人到陕西泾阳县云阳镇集中，讨论红军改编和开赴前线参战问题，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向他们传达中央决定和红军的任务。

7月15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当面交给蒋介石，要求尽快公布，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时再次重申“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并就红军改编与国共合作等问题与国民党继续谈判。

这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起草于7月4日，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胞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贺。

不过我们知道，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炎黄子孙，坚忍不拔地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愿当此时机，向全国同胞提出我们奋斗之总的目标，这就是：

（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

凡此诸项，均为中国的急需，以此悬为奋斗之鹄的，我们相信必能获得全国同胞之热烈的赞助。中共愿在这个总纲领的目标下，与全国同胞手携手地一致努力。

中共深切知道，在实现这个崇高目标的前进路上，须要克服许多的障碍和困难，首先将遇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阻碍和破坏。为着取消敌人的阴谋之借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地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亲爱的同胞们！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在言论行动上明白表示出来，并且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

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地团结啊！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7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地党部：

日本已发动大规模的进攻，29军正英勇抗战，华北各地救亡运动正在扩大起来，中国政府正派兵增援。根据上述情况，为执行本党7月8号宣言所述坚决保卫平津，同日寇血战到底之总方针，各地此时最紧急的任务是迅速地切实地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这种统一战线的名义可依照各地方的情形来决定，如救亡协会或援助抗战委员会等。各地党应即派出适当人员出面，向当地党政军学警商各界接洽，组织这类团体。如此种统一的组织一时不能得到多数同意，可先发动各界组织各自的救亡团体。同时宣传组织统一团体之必要，以待时机一到，即成立此项组织。如国民党当局不同意加入此项组织，即先由人民方面各团体发起自行组织，而要求国民党当局批准立案。如国民党方面号召组织这类团体如北平市各界联合会，则我们即可加入工作。对国民党每一抗战的步骤，应采取欢迎与赞助的态度，坚决反对挑拨离间的阴谋。共产党员应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与组织者，以诚恳坦白谦逊之态度与努力的工作，取得信仰及这类团体中的领导位置。对各界中之纠纷，共产党员应以调停人之资格，出任和解。总之为求得迅速组织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执行坚决抗战保卫国土的总方针，各地组织及同志应以无限的热忱及毅力，按照各地具体情况，完成中央给你们的使命。

中央书记处

7月17日，“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10天了，蒋介石一面与日寇继续谈判，一面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的谈话，即《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他说：

“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蒋介石在谈话中还说：

“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7月17日这一天，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同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人谈判，蒋介石坚持将红军改编为3个师，45000人，3个师的参谋长、所有副职均由南京委派；管理教育必须属于国民党军队行营；师上面只许设政治部指挥军队，由周恩来为主任，他的亲信康泽为副主任；要求朱德、毛泽东出洋。

周恩来等人据理力争，毫无效果。同时，蒋介石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也借故拖延发表，后来一直拖到1937年9月22日才由中央通讯社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题发表了这个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又发表谈话，说明团结御侮的必要，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7月18日，延安抗日救国会召开社会各界声援平津抗战将士大会。

这一天，天气很好，数千人聚集在宝塔山下。大会主持人宣布开会，首先请刚刚来到延安准备去中央党校学习的天津市委副书记刘澜涛介绍平津的情况。刘澜涛讲了华北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以及日寇对平津、华北侵略的种种暴行。他还说：

“必须坚决抗战，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

刘澜涛讲完后，毛泽东同他亲切握手。这是刘澜涛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接着，毛泽东在大会上报告了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和最新情况。他还深刻地分析了形势，尔后大声疾呼：

“不起来抵抗，就不能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和幻想，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日子到来了！”

据报载：毛泽东的“演词激昂，听众均摩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

大会通过了致29军将士电，会后还举行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示威游行。

7月20日，毛泽东收到周恩来有关国共谈判情况的汇报后，在复电中明确指示：

“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的方针。”

此一时期，党和红军内部出现了新的右倾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早在1937年春，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红3团团长兼政委何鸣与国民党驻军157师谈判达成协议，将红3团1000余人改编为保安独立大队，何鸣任大队长兼政委，卢胜任副大队长。7月16日，157师以集中点验发饷为名要求红3团集中到福建漳浦县城孔庙。红3团在何鸣带领下未作任何戒备即全部进入操场集合，随即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被缴长短枪540余支，绝大多数人被遣散，特委书记张敏等13人被害，只有副团长卢胜率领数十人突围成功。这就是“漳浦事件”，又称“何鸣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