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黄河大合唱》在陕甘宁边区和大后方演唱的时候，人们都为中国有这样的音乐而感到自豪。郭沫若评价这部作品说：“星海兄去延安，大后方的一切声音差不多都沉没了。而《黄河大合唱》却和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样，从北方吼唱了起来。”
5月12日晚，在中央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工业展览会闭幕大会。
“无名式马步枪”获得甲等产品奖，制造步枪的边区机器厂获得集体特等奖，主要设计者刘贵福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刘贵福作为劳动英雄的代表在大会上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坐在一起，并被邀在大会上发了言。
当晚，毛泽东宴请刘贵福等有功人员。毛泽东还亲自为刘贵福题词，称他为“生产战线上的英雄”。
后来在1939年10月，刘贵福进一步改进无名氏马步枪，试制出了一种新枪。这年是朱德55周岁，工兵战士为表达对他的敬仰，将新枪命名为“五五式”步枪，以后正式定名为“新七九”步枪。
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各地党组织要注意发扬和运用国民党当局讲演、命令、谈话与出版物中“各种积极的东西”，“力争以革命的言行相符的真正三民主义，去对抗曲解的与言不顾行的假三民主义，以真正三民主义的姿态，去反对假三民主义者，即顽固分子”。
5月间，毛雪华来到延安，在延安兵站住下后，吃过晚饭就提出要去见“润之三叔”。兵站负责人给毛泽东通了电话，毛泽东欣然同意。于是，兵站派人送毛雪华来到毛泽东在杨家岭的住处。毛泽东正从窑洞里走出来。毛雪华看到他那魁梧的身躯，连忙喊了一声：“三叔，我来了。”
毛雪华谱名毛远荣，是韶山第一个党支部5名党员之一毛新梅烈士的儿子。毛泽东凝视着眼前这位十几岁的小伙子，问道：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的？”
“我叫毛雪华，是从韶山来的。”
“你就是雪华？呵，你就是新梅六哥的儿子。”毛泽东亲热地拉着毛雪华的手说：“你来了，好，好。”
毛泽东把毛雪华领进窑洞，让他在一条长板凳上坐下来，工作人员沏上了一杯茶水。毛泽东说：
“你先坐一坐，我有点事出去一下，等会儿就回来。”
毛雪华点点头，就坐在长凳上，一边喝水，一边打量着屋里简陋的陈设。大约两个小时后，毛泽东回来了，见毛雪华仍一动不动地坐着，就说：
“雪华，你头一次来，就让你坐冷板凳了。”
毛雪华说：
“没关系，三叔很忙。”
“你是怎么来延安的？”
“您不是给我写了一份介绍信吗？我拿着您的介绍信去找了地下党组织和长沙八路军办事处……”
“那你怎么走了3个月？”
“我是从桂林转重庆，再转延安来的。”
原来在抗战爆发后，毛雪华的大哥、在韶山教书的地下党员毛特夫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毛泽东很快就回了一封信，向毛特夫一家表示了问候，对他们的困难深表同情，并给他寄去一些钱。自此，韶山的青年纷纷来了延安。毛特夫已经结了婚，上有老母，下有妻儿拖累，难以离家。毛雪华15岁的三哥毛慎仪，就拿着毛泽东的信到长沙找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王凌波，经王凌波批准，1938年初到了延安。毛慎仪给家里写信说，延安生活不错，还能读书，心情很舒畅，仿佛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于是，毛雪华就给三哥毛慎仪写信要求来延安。毛慎仪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开始不同意，说毛雪华年龄太小，经毛慎仪反复要求，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给长沙、武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写了一份介绍信，他写道：
毛雪华，年13岁，系革命烈士毛新梅的后裔，要来延安学习。请沿途各办事处护送至延为盼。毛泽东
毛雪华接到毛泽东的介绍信后，便去了长沙。可是长沙刚刚发生了大火，已经找不到八路军通讯处了。毛特夫通过地下党组织让毛雪华去做报务员，他在二哥毛汉章的护送下到了衡阳，又由党组织护送到桂林，见到了李克农。李克农一见毛泽东的介绍信，就又把他转送到了延安。毛泽东听了毛雪华的叙述，才恍然大悟，说道：
“难怪你走了这么久啰。”
毛雪华说：
“三叔，我母亲叫我代她向您问好！”
“好，好。”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说：“你母亲身体好吗？”
“还好，就是体质差一点，常犯气喘病。”
毛泽东“哦”了一声，问道：
“你过去读过书没有？”
“读过。”
“读过几年书？”
“小学5年。”
“远志、华初在延安保小学习。你读过5年小学了，那你到‘边中’去学习吧。”
“可我小学没毕业呀？”
毛雪华一听毛远志、毛华初在保小，就想继续上小学。
“行了！”毛泽东把手一挥：“你去边中吧。”
毛雪华到了边中才知道，三哥毛慎仪也正在该校上学，而且还是学会的负责人。兄弟俩相见，自然是分外高兴。后来，毛慎仪和毛雪华所在的边中迁到了延安城门外，离毛泽东的家近了，弟兄俩每逢节假日，都要去杨家岭看望叔叔。有一次，毛雪华看到叔叔房间里摆满了书籍和文件，感到很新鲜，便随意翻起来。毛慎仪连忙叫住他，告诉他说：
“到了主席家要守规矩。”
毛泽东很喜欢他们兄弟俩，夸奖慎仪稳重老练，说雪华年龄小，调皮，不懂事，要好好向哥哥学习。毛泽东留他俩在家吃饭，饭菜很普通，只炒了几个家常菜，有肉片、土豆和辣椒。毛泽东问道：
“土豆好不好吃？”
毛雪华说：
“好吃。”
毛泽东没有吭声，他知道毛雪华并不习惯吃土豆，只是肚子饿了，才觉得好吃。毛雪华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挺大，吃了一碗又来一碗。毛泽东只吃一碗就放下了筷子。毛雪华吃了还想吃，他说：
“叔叔，我没吃饱。”
毛泽东怜爱地看着雪华，对江青说：
“叫周师傅再弄一点吧。”
江青就给毛雪华又端来了一碗，亲切地说：
“吃吧，要吃饱啊。”
5月20日下午3时，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在中组部召开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到会的有几百人。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我们发起的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都是永久性的。”“但是，学习的时候，死守书本也不行。有人到现在还用过去中央苏区编的《政治常识》，不求提高，大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政治常’之慨。”
毛泽东说罢，会场里有不少人笑了，他自己也笑了。他接着说：
“我们的党要由小到大，才能领导这样大的中国革命，要有大批有学问的干部。”“讲到学习运动，古人说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所以，学习运动也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
“中国人一向说‘攻书’，要进攻，不能只保守。老把一本书摆在面前不加深研究，叫作‘守书’。”“‘人到五十五，方是出山虎。’我们要办一个‘无期大学’，人们都是出了学校才学到一些东西的。”
5月26日，毛泽东发表《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全文如次：
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他比较其它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斗争，到延安参观的人们，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不外这个道理。
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他们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他们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
一部分人是反对抗大的，就是投降派与顽固派。这一点正是表明抗大是一个最革命、最进步的抗大，如若不然，他们就不会反对了。投降派顽固派人们之起劲地反对抗大，证明抗大的革命性进步性，增加了抗大的光荣。抗大之所以是个光荣的军事学校，不但因为大多数人拥护他称赞他，也还因为投降派顽固派人们在那里起劲地反对他，污蔑他。
抗大3年来有其贡献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成绩，这就是他教成了几万个青年有为与进步与革命。抗大今后必能继续有所贡献于国家民族与社会，因为他还要造就大批青年有为与进步与革命。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
抗大在其逐年的改良进步中间，伴来了若干缺点，他发展了，但困难也来了。主要的是经费不足、教员不足、教材不足这几项，然而共产党领导的抗大，是不怕困难与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的。在共产党面前无困难，就是因为他能克服困难。抗大3周年后，改正其缺点使之更加进步，这是我的希望，也是全国全世界的希望。
抗大的教职员们、学生们，努力啊！
5月30日，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傅钟以八路军总司令部名义，颁发了《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训令说：
“建立部队等级制度，是部队正规化的必要办法。等级制度的作用，在于严明职责与赏罚，兴奋部队官兵的上进心，建立上下级的正确关系，因此增强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等级制度的建立，使部队生活严肃，而不是使上下级隔膜，不是培养军阀主义。”“我军生活平等的原则，并不因等级制度的建立而改变。”“由于我军军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人人有可能无限上进。因此，等级制度的建立，可以保证上进者有系统的提升，而没有资产阶级国家中工农出生的军人只能升到准尉为止的弊病。”
《训令》规定了3项评级标准，即：“历史长而且革命意识坚强；能力强，工作热情高；现任职务。”其中最主要的是对革命忠诚，尽忠职守。
这次拟议的军衔等级，是按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衔级设置的，为6等16级：将官：上将、中将、少将；校官：上校、中校、少校；尉官：上尉、中尉、少尉；准尉；军士：上士、中士、下士；兵：上等兵、一等兵、新兵。
欲知毛泽东以后如何处理军衔制问题，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看到朱德、彭德怀1939年4月2日的电报及5月30日的《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不知道是什么心情？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历史上没有记载，不可妄加推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看着摆在他眼前的“等级制度”、“6等16级制”这些刺眼的字眼，应该是很反感的吧！本传前面已经讲过，毛泽东从小恨的就是不平等，在学有所得之后立志要改变不平等，在创建了人民军队之后要消灭官兵之间的不平等。况且朱德、彭德怀是在民族危亡关头，是在全民抗战的条件下，提出要以“等级制度”“兴奋干部”“兴奋部队官兵”，这是极不合时宜的，也是与毛泽东提出的建军原则相悖的。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朱德、彭德怀都非常熟悉的《古田会议决议》。当然，毛泽东主张在新四军内，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谈判期间，加紧评衔工作，那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例外。建国后，毛泽东违心地同意军队实行军衔制，又在他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断然取消了军衔制，完全证明了他的理想志向是要逐步地消灭等级制度、消灭阶级，而不是要建立什么好的或者说是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的等级制度。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本传将在后面继续把有关军衔制的历史梳理清楚。
另：关于枪杀高敬亭一案，说它错杀，是因为高敬亭曾经有大功于人民，虽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也还属于教育问题，罪不至死。说它荒诞，是因为毛泽东历来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而那些新四军的高级负责人竟听命于国民党军第5战区，听命于蒋介石，罢免、枪杀自己的同志！自此以后，这一错案的少数当事人及其某些后人，又就这一问题的责任相互推诿，企图把历史搞乱。在他们的回忆录和当今的互联网上，有人著文呼吁“请还叶挺将军一个清白”；也有人极力为项英喊冤。李一氓就曾经在他的回忆录里为项英开脱，把责任推给了叶挺等人。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实在不应该。还有一个自称为高敬亭立传的作者，更言之凿凿地说，他曾专访过戴季英，戴季英告诉他：“是党中央批准枪毙高敬亭的，叶挺亲自给我看的电报。”这个在战争年代“肃反”中手上沾满了战友鲜血的戴季英，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因新的问题被河南省委开除了党籍，倘若他真的说了这样的话，那便是临死也要放上一颗烟幕弹，恶习难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