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刘少奇听取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汇报，认为在北京大学批斗干部和教师的“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指示李雪峰马上派人前往北京大学调查处理。

这一天，刘少奇又给李雪峰打电话说：

“我考虑了很久，想让王光美同志到清华大学蹲点，以便取得运动的发言权。最好让她担任清华工作组的一个领导职务，给她创造一个提高和学习的条件。你看怎样？”

李雪峰说：

“很好，清华大学是北京运动的重点，王光美同志去那里最好，我很快办好这件事情。”

6月19日下午，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指示来到清华大学蹲点，正式参加了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领导工作。她在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时，对学生们说：

“我是按照刘少奇同志的吩咐来看大字报的。”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清华大学的情况更是刘少奇直接干预指导、镇压不同意见学生的典型。1966年6月19日，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去清华大学，出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实际掌控了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因蒯大富贴出怀疑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蒯大富和他所在化902班被工作组关注。因工作组说王光美要来化902班听取意见而后又未来这件不大事件，竟引发了一场长达25天的反蒯运动。工作组提出‘反蒋（蒋南翔，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高教部部长、党委书记，兼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笔者注）必反蒯’的口号，在王光美的指导下，有700多名师生受到批判打压，多人被逼自杀。”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对待革命的大字报采取什么态度，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区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须欢迎大字报，保护大字报，带头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揭露问题。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对大字报怕得要死。见了大字报脸色发黄，浑身出汗，千方百计压制群众的大字报。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

6月20日这一天，北京大学工作组将处理“618反革命事件”的简报即《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呈送中共中央。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了这一处理报告，他在简报的批语中写道：

“现将9号简报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在这个简报里，他们用片面、夸大的方法，歪曲报道了事情的经过，说当天上午北大所发生的群众批斗会不仅存在严重的乱打乱斗，而且‘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地阴谋活动’，是‘反革命黑帮和一些新生反革命分子相结合，对我们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工作组领导人张承先号召组织力量进行追查、反击。张承先他们在学校开会追查了3天，但除了查出在参加运动的人中间，有一个历史上当过国民党军队连长的工人和几个有盗窃或流氓前科的工人、学生外，并没有查出任何一个反革命分子。可就是这么一个简报，刘少奇却把它作为‘反干扰，抓游鱼’的依据，迫不及待地在‘简报’上加上一个批语。”“刘少奇的这个批示与《9号简报》，不经主席批准就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转发给了全国。这实际上就是要全国各地学习北大工作组，严厉打击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

再说刘少奇作了批示后，又对李雪峰指示说：

“我和总理、小平、陶铸、伯达、康生于6月9日至12日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北京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我向主席说明，学校的文化革命可以采取3种办法，一是夺权，这是少数，也就是像北大那样把黑帮黑线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二是批判学术权威，如批判像翦伯赞、匡亚明那样的反动分子。三是搞教学制度的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系列的问题。城市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和四清结合起来搞，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讲话后，主席说：‘听听群众的意见吧，我们不忙着下结论，也不要匆匆忙忙派人下去。吴晗这些人搞资本主义复辟，我看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而不让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纯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我看就让他们猖狂进攻，也可以上街游行，拿上枪来搞政变、搞叛乱，我都赞成。事情都是要有一定的限度的，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出现。出现了也好，也是正常的，我们无非退出城市，再到农村打游击，或者叫我们的后代再搞一次革命罢了。’ 所以，大家对派工作组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结论。主席的这些话，应该是极而言之的，我们不能让它到了那个地步，所以，该怎么办，一定要有决心和办法。”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后来工作组压制群众的情况愈演愈烈了。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就向刘少奇提出，学校出现的压制学生的情况是不正常的。但刘少奇认为那是正常的。刘少奇对我们说，群众要给党提意见，党是欢迎的，要鼓励他们。但有些情况不对啊，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是在乘机反党啊，我们就是要利用这次文化大革命，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浑水摸鱼的人都抓出来。有个材料，说有个人利用大字报攻击领导，讲的东西都很尖锐，也不署名，结果一查是个历史反革命。这个就是刘少奇他们一贯的逻辑，以偏慨全，抓住群众运动中混入的个别坏分子，来作为镇压群众运动的借口。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是这样，在‘四清’运动中也是这样。在这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又故伎重演了。他们的目的主要并不是为了抓什么坏分子，他们真实的目的是用这种方法压制群众，以免自己遭到群众运动的冲击。”“在6月20日的中央文件发出以后，各学校工作组就有了尚方宝剑，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批斗学生和群众的高潮。在这前后50多天的时间里，大批学生、群众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反动学生’和‘反革命分子’。北京、陕西、江苏、湖北等地数以千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被工作组揪斗和关押，甚至遭到逮捕。在批斗的时候还给他们戴上了高帽子。各地发生的跳楼、跳井、卧轨、上吊的事件接连不断，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6月下旬，陈伯达在怀仁堂会议上根据上海的意见，给邓小平递了一个条子，说：

“不要用工作组的形式，因为容易形成包办代替，妨碍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邓小平批评陈伯达说：

“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了套吗？会形成自发、自流、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才能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贯彻。”

陈伯达说不出道理，回到钓鱼台14号楼就坐在地毯上哭，他说：

“上海不要工作组，这里又批评得这么凶！”

陈伯达将北京的情况报告了上海，江青传话说，文革小组要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要到有工作组的单位支持群众反对工作组。

再说6月22日上午，毛泽东在滴水洞1号楼看见大门口旁边摆着一个轮椅，感到很有趣，就想坐一坐，出去转一转。他从1号楼出来，张耀祠、高文礼、中办警卫局处长曲琪玉、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4人陪同他，来到了大门口，让他坐在了轮椅上，由曲琪玉、高文礼2人推着。毛泽东显示出一种天真的童趣。

众人拥着毛泽东出了大门，顺着马路前行。毛泽东坐在轮椅上，左看看，右瞧瞧。马路左侧紧靠大山，右侧是一条20米宽的深沟，小小的溪水在沟底流淌着。再往右，仍是大山。在毛泽东的记忆里，大雨滂沱时，山洪便直泻而下，汇入这条小溪，轰轰作响，直往韶山奔去。毛泽东环视着群山，青山依旧，溪水如常，他没有多少兴趣了，就“唉”了一声，说：

“我们还是往回走吧。”

这样，走了不过300米远，大家推着他又从原路返回了1号楼。

6月23日，李雪峰召开有关方面人员会议，动员大、专院校师生抓捕参与批斗干部和教师的坏人和反革命分子。他说：

“毛主席早就说过‘一个游鱼三尺浪潮 ’，有几个反革命分子并不可怕，抓出来就是了。现在我们对文化革命一定要加强领导，绝不能让各种‘游鱼类’制造混乱。党员干部要挺起腰杆来，加强党的领导。我们不可一日无党组织！党组织垮了的那些单位，要像救火那样迅速派出工作队！”

据团结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红卫兵秘录》一书记载：“据北京24所高校的统计数字，1966年6月23日止，被宣布的‘反革命’、‘右派’的学生10111个，支持他们被同样宣布为‘反革命’的教师达2591人。”

6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滴水洞1号楼前，接见了湖南省委开会的全体人员，并一块合了影。

原来，湖南省委因毛泽东住在滴水洞，就有意把工作会议安排在离滴水洞不远的韶山宾馆召开。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得知毛泽东要在28日走，便请毛泽东跟他们开会的人们照个相，毛泽东欣然同意了。在接见结束时，毛泽东对大家说：

“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此时，滴水洞的工作人员也向张耀祠提出请求说：

“我们大家都想和毛主席照个相。”

张耀祠说：

“你们等着，我跟主席说说。”

张耀祠向毛泽东说明了大家的愿望，毛泽东说：

“好嘛！”

于是，毛泽东又跟工作人员们合了影。

6月27日，以叶林为首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召开师生批判大会，批判21岁的青年学生蒯大富。

蒯大富是清华大学化学系3年级的学生，他爷爷是新四军老战士，他父母都是40年代的老党员。蒯大富仗着自己“根正苗红”，不惧怕刘涛、贺鹏飞这样的高干子弟，不把驻清华大学工作组放在眼里，始终坚持反工作组的立场。6月21日，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批了这样一句话：“要向工作组夺权”，被工作组视为“右派学生要夺权”，“是一种反革命行为”。从6月24日开始，工作组多次召开大会斗争蒯大富，提出“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小牛鬼蛇神”“要夺共产党的权”，“是反面教员”。

王光美没有在这次批判大会上露面，她在校园里收听了大会的实况转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在大会上先后发言，批判了蒯大富。

蒯大富此后宣布绝食，以抗议工作组。他被关押了18天，并被开除团籍。工作组在各系各班抓“蒯氏人物”。

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共和国史记》一书记载：“清华大学工作组进行的反蒯斗争中，有数百人被当作反革命和右派受到斗争，被斗者有一人自杀身亡。”

6月28日，毛泽东在滴水洞已经住了11天了，这天上午，他同省委接待处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念。照完相，工作人员未经毛泽东同意，悄悄地把其他人员叫走，只留下少数干部和毛泽东照相。毛泽东环顾了一下，发现其他人不在了，便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哼！你们把他们都赶走了。”

毛泽东坐在坪里不停地朝山上仰望，沉思良久。一会儿，他又进了1号楼，坐下来，点上烟。服务员见毛泽东又折了回来，便急忙端上茶。毛泽东呷了几口，把烟灭掉，然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滴水洞。在临上车时，他握着管理员廖时禹的手，深情地说：

“我还要回来的。”

毛泽东到了长沙，在大托铺铁路支线上了专列，他自言自语地说：

“又要到白云黄鹤的地方了。”

一路上，毛泽东显得一副很沉闷的样子。

6月28日晚，毛泽东回到武汉，下榻在东湖宾馆。他看到陈伯达等人报送的关于北京大学“618事件”及刘少奇的批示后，勃然大怒，说道：

“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于是，他当即批示道：

“‘618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

6月30日，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