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下)

01

1960年10月，格瓦拉再次代表古巴出访各国，这时美国已经对古巴实施了贸易禁运，卡斯特罗也不再藏着掖着了，直接让格瓦拉访问了包括苏联、中国在内的一众社会主义国家。

对于这些革命事业上的前辈，格瓦拉是很尊敬的。

在访问苏联时，赫鲁晓夫邀请格瓦拉和自己一起站在红场的主席台上，观看纪念十月革命的阅兵仪式。

格瓦拉诚惶诚恐地谢绝了。

他认为自己的地位不足以让他站在如此神圣的地方上，在赫鲁晓夫的坚持下，在身边翻译的劝说下，格瓦拉才走上了主席台。

在访问中国与毛泽东握手时，格瓦拉显得既紧张又激动，连话都有些说不出来了，还是毛泽东先开口：

“切，你好年轻哟。”

随后，两个人聊了很多，聊古巴的革命和中国的革命，聊世界的形势。

毛泽东1960年11月19日会见了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亲切握手。图源：网络

在格瓦拉看来：

“毛泽东才是游击战大师，我只是个小学生。”

除了苏联和中国，格瓦拉还访问了东德、朝鲜、捷克、匈牙利，当他回到古巴时，他为古巴带来了数不清的订单、贷款和援助，促进了古巴的经济发展、巩固了古巴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

苏联外交官阿列克谢耶夫评价道：

“切实际上是苏联和古巴关系的设计师。”

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格瓦拉其实已经很成功了。

他是古巴的国家领导人、革命英雄。

古巴宪法中专门有一条就是为他而设的：

“参与反巴蒂斯塔战争达两年或两年以上时间，并且获得司令官衔达一年时间的外国人，可以被授予古巴国籍。”

在所有获得古巴国籍的人当中，格瓦拉无疑是最光荣的那一个，他被古巴人民深深爱戴着。

在全世界的其他国家，格瓦拉也享有盛誉，他的照片常常出现在街头、海报和T恤衫上，就是美国的《时代》杂志偶尔也要夸上他两句：

“格瓦拉是古巴三人执政团中(即卡斯特罗、劳尔、格瓦拉)最引人注目、最危险的那一个，他脸上带着一抹伤感的、使许多妇女为之动心的微笑，他用冷静的头脑、超凡的能力、过人的智慧以及幽默的情绪领导着古巴。”

按照苏联外交官麦图特索夫的说法：

“格瓦拉的肖像已经被挂在了民族解放史的墙上。”

但格瓦拉并没有满足于此，他心中始终有一团难以熄灭的火焰。

在东京的一个晚上，格瓦拉和其他外交人员在旅馆房间里聊天，据梅南德斯说：

“切突然转向了一个奇怪的话题。”

而梅南德斯在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个话题的意义，他说：

“南美洲有一座高原，位于玻利维亚和巴拉圭，这个地方与巴西、乌拉圭、秘鲁和阿根廷接壤，如果我们让一支游击队进入这个地区，我们就可以把革命传遍整个南美。”

02

革命，世界革命，这就是格瓦拉挥之不去的信念。

早在格瓦拉远征古巴前，他就告诉母亲：

“当我在古巴打下江山后，我一定会去别的什么地方。”

他坦言自己不愿意“被困在某个官僚办公室或者过敏症诊所里”，他告诉自己的孩子：

“你们应当永远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最宝贵的品质。”

曾有记者问他：

“你一个阿根廷人为什么要来古巴打仗？”

格瓦拉回答说：

“我想我的祖国不只是阿根廷，而是整个美洲。”

这句话也同样可以解释格瓦拉为什么又离开了古巴，他说：

“我是古巴人，也是阿根廷人，如果拉丁美洲的诸位不介意的话，我想说我是一个不比任何人逊色的拉丁美洲人。任何时候，只要有需要，我甘愿为拉丁美洲任何一个国家的解放献出自己的生命。”

古巴是格瓦拉的骄傲，是他难以割舍的第二祖国，但古巴终究不是格瓦拉的终点，在古巴之外，还有那么多的国家、那么多的人民没有得到解放，格瓦拉扪心自问：

“我怎能在别人的苦难面前转过头去？”

从世界进程的角度来讲，格瓦拉也不相信与美国和平共处就能够赢得冷战，他认为：

“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坚固的堡垒，只有削弱它的力量，人民的事业才有希望，处于弱势的人民从技术上是无法与它抗衡的，但是可以把它拖出本国，开辟两个、三个乃至许多个越南，在它所不熟悉的土地上打击它，在长期的战斗中削弱它，这场至死方休的斗争没有国界，我们不能对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任何国家对帝国主义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就好像任何国家的失败就是我们的失败一样。”

这种判断、这种使命，要求格瓦拉不能仅仅待在古巴，而要去更多的国家发动更多的革命。

从古巴新政府建立伊始，格瓦拉就积极地推动对外革命，帮助建立了针对多米尼加、尼加拉瓜、阿根廷、委内瑞拉、秘鲁、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的游击队。

格瓦拉在演讲中说道：

“我们的未来和所有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国家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次革命不只是古巴人民的革命，它已经唤醒了整个美洲的正义良知，给拉丁美洲的独裁者们和垄断大公司敲响了警钟。”

卡斯特罗也赞同格瓦拉的主张，在两人的共同影响下，古巴政府为各国游击队提供了培训、武器、资金等支持，格瓦拉的许多朋友直接加入到了游击队中，格瓦拉本人也经常向其他国家的革命者传授经验。

据在古巴参与过培训的秘鲁革命者加德亚回忆：

“在所有领导人中，切是最有魅力、最敏感、最投入的，他理解我们，知道我们的难处，帮助我们克服了很多问题。”

为了支持其他革命者实践理想，格瓦拉还写过一本《论游击战》，这本书基本上是手把手教你打游击，里面涉及到一些最细节的问题，比如最好用的步枪是M1式加兰德步枪，最好用的牲畜是骡子，最先研究的手工业应该是制鞋业。

在格瓦拉的努力下，古巴支持的革命势力在拉丁美洲遍地开花，令美国官员疲于应付，美国外交官布拉多克写道：

“古巴已经成为对抗其他拉丁美洲政府的革命活动的基地。”

03

然而，格瓦拉对革命的认识也是存在不足的，甚至可以说，就是这些不足，导致了他最终的结局。

格瓦拉是经历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才实现了古巴革命的，就像任何一个受尽磨练的成功者一样，他倾向于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真经，已经发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

他在1959年1月27日的演讲中说道：

“我们革命的范例以及其中蕴藏的对拉丁美洲的经验足以摧毁一切咖啡馆理论，我们已经证明了不怕牺牲的一小群人在人民的支持下就可以战胜受过训练的正规军队，这是最根本的经验。”

这“一小群人”具体指的是多少？

格瓦拉认为是“三五十个人”，“有了这么些人就可以在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发动武装斗争”，格瓦拉还认为：

“革命并不需要等待一切条件都成熟，起义中心可以创造这些条件。”

最终，格瓦拉是相信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能够通过复制古巴道路来实现革命，因为“我们的美洲兄弟和我们有着同样的条件”。

但其实这些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

格瓦拉在阐述它们时忽略了古巴革命中的运气因素和偶然性，忽略了古巴作为一个只有六百多万人的小国的特殊性，也忽略了古巴革命胜利后国际局势的变化。

格瓦拉看不起职业军队，认为几十个人就可以发动武装革命，因为他们当年坐“格拉玛号”远征时就只有82个人，但格瓦拉忽略了一点，他们在登陆后与政府军的第一次遭遇战中，差一点就全军覆没了，82个人中只剩下21个人，这么高的战损比，可以说活下来的人纯粹是靠运气。如果巴蒂斯塔的政府军进攻得更严密一点，那他们就全死在那里了。

这样的事情后来果然就发生了。

1959年6月，古巴派遣的一支两百人游击队，在登陆多米尼加后不久，就被特鲁希略（多米尼加独裁者）的军队击败了。

同时期另一支远征尼加拉瓜的54人游击队，刚走到尼加拉瓜边界就被政府军击败了，这54人当中领头的还是格瓦拉亲自挑选的索马里瓦，格瓦拉的朋友罗梅罗也在其中。

事实证明，派几十个人远征就想推翻一个国家的政府，这是一种很难成功、很难复制的模式。

回过头再来看古巴革命的成功，这其中肯定是有运气因素的，卡斯特罗都毫不避讳这一点，他说：

“运气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革命并不需要等待一切条件都成熟”，反映出的是格瓦拉的“左”倾冒险主义，他经常不顾其他国家的客观条件、急于发动武装革命，古巴支持的革命团体在阿根廷、秘鲁、委内瑞拉的失败，都可以部分归咎于这一点。

当格瓦拉最后亲自前往玻利维亚时，这种不顾实际条件的冒险主义更是达到了巅峰，我们之后会写到。

格瓦拉最后忽视的一点，就是古巴的特殊性。

古巴真的太特殊了，它是一个人口只有六百多万人的小小的岛国，在这样一个经济结构单一、国土狭小，地域矛盾、民族矛盾、历史矛盾都不算复杂的小国里搞革命，就是要更容易一些，甚至可以说，在这样一个小国里搞革命，和在一个人口数千万的中等国家、人口上亿的大型国家里搞革命，就是两码事。

在古巴革命中，一支二三十人的游击队就可以长期独立发展不被消灭，一支三百多人的游击队就可以和政府军主力打决战，这种事情在其他中大型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而其他中大型国家内部的复杂情况，也是格瓦拉这样的古巴革命者难以想象的。

当格瓦拉在1965年来到刚果（金），想要在这个国土面积排名世界第十二的国家支援革命时，就发现情况和他想象中的差得多，这里民族成分复杂、光是地方语言就有250多种，格瓦拉曾对刚果（金）的革命力量寄予厚望，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他们酗酒、迷信巫术，军官和士兵之间缺乏联系，各个部落之间有着复杂的矛盾、互不统属甚至自相残杀，他们朝三暮四于多个外国势力之间，只想捞到更多的好处，他们不敢在夜间进行侦查和偷袭，唯一有把握的事情就是用火箭筒漫无目的地向几公里外的政府军据点胡乱射击，格瓦拉带着他们进攻，一路上能有一半的人掉队，剩下的人则会轻易被政府军击溃。

这些事情都是格瓦拉始料未及的，他没有经验、也没有办法，最后这场支援以失败告终。

古巴革命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它是拉丁美洲第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第一个”既是格瓦拉的骄傲，也是格瓦拉的幸运。古巴革命犹如一声惊雷，惊醒了美帝国主义，原来在拉丁美洲、在“我的后院”也是有可能发生这种事的，美国政府从中吸取了教训，从肯尼迪到约翰逊，都宣布：

“我们必须利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资源来防止出现另一个古巴。”

他们软硬兼施、双管齐下，一边加大了对拉美国家的军援、军售，向他们提供高科技设备和专业的反游击战训练，甚至在必要时直接派美军和中情局特工下场；另一边美国也加大了对拉美国家经济上的援助，帮助他们在农业、工业、住房、教育和卫生方面有所提升，这些行动卓有成效，面对美国的胡萝卜和大棒，越来越多的拉美人感到，他们需要的不是激进的革命，而是渐进的改良。游击队赖以生存的土壤被大量铲除了。

在地球的另一边，苏联也无法支持格瓦拉激进的革命主张，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和美国硬碰硬了一次后，苏联人意识到：

“一个大国是不可能轻易放弃它的传统势力范围的。”

最终苏联撤回了部署在古巴的导弹，美国也撤回了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东西方的两个霸主选择了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这就意味着苏联对古巴的支持终究是有限的，它愿意保证古巴不被美国入侵，但它不会大力支持古巴去输出革命，在苏联的影响下，拉美的各国共产党也对武装革命持保留态度，秘鲁共产党就曾直言：

“我们不想和游击队扯上任何关系。”

在这么多的不利因素下，格瓦拉的终极革命理想注定难以实现，他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呢？

他当然意识到了。

但他就是放不下心中执念。

他23岁跨上摩托，走遍美洲各国、识尽人间疾苦，他去危地马拉、去墨西哥、去古巴，他一次又一次地投身于危险的革命中，如同一只不停飞翔的鸟，这种鸟一生只降落一次，那就是它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