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在经由智利前往秘鲁的路上，格瓦拉和阿尔贝托参观了著名的丘基卡马塔铜矿，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露天矿，也是智利财富的主要来源。

但可笑的是，这个铜矿并不属于智利人，而是属于美国的矿业巨头。

在矿场上辛苦劳作的是智利的工人，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也是智力的国土，但开采出来的铜矿却归美国资本家所有，他们赚到了铜矿利润的大头，只留给智利工人微薄的薪水和智利政府有限的税收，美国公司就是这样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和技术来收割第三世界的。

为了确保他们的生意能一直做下去，他们还屡次干涉智利政坛，向政府当局施压，要求解散矿业工会、宣布共产党为非法。

格瓦拉对于美国人的这些做法非常反感。他虽然不是智利人，但他也是拉丁美洲人。

从100多年前门罗主义诞生以来，美国人就一直将拉丁美洲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极尽剥削压迫，今天在智利发生的事在阿根廷也发生过，所以格瓦拉感同身受、义愤填膺。他将铜矿里的美国管理人员称作“金发碧眼、只求效率、傲慢无礼的主子”， 他看着铜矿被美国人过度开采的痕迹，感到铜矿本身也是“被剥削的无产阶级”。

而对于工人们，格瓦拉是感到最痛心的。

他向工头问了一个之前从没有人问过的问题：

“有多少工人死在了矿场里？”

工头感到很惊讶：

“很多人问过我各种各样技术上的问题，但您二位却不同，你们问我这里死了多少人，我不能说。”

其实也不用工头说，格瓦拉已经看到了矿山旁的墓地，他知道：

“这片墓地里埋葬的只是垮塌事故、二氧化硅中毒和地狱般的气候条件所造成的大量死难者中的很小一部分。”

但就算有这么多人死了，还是会有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只为挣够当日的口粮。身处巨大的矿井之中，格瓦拉感到：

“冷漠的效率和无力的愤怒在这里并存。”

他想到了一道“红色的火苗”，在他们前往丘基卡马塔矿的路上，他们曾偶遇了一对工人夫妇，在寸草不生的沙漠山区中，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

那天晚上太冷了，格瓦拉看着工人夫妇身体冻得僵直，互相抱着对方，他们甚至连一条毯子都没有。

“这简直是世界上所有底层人民活生生的写照。”

格瓦拉和阿尔贝托将他们的一条毯子给了工人夫妇，在微弱的火光下，他们开始了交谈。工人夫妇提到他们把孩子都留在了家里，背井离乡出来找工作，他们一路上忍饥挨饿，只能去那些生活条件最艰难、不需要工作证的地方找工作，还要时刻注意警察。

“为什么？”

格瓦拉和阿尔贝托不明白。

工人夫妇脸上露出一丝神秘而又悲伤的神情：

“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

那是格瓦拉一生中最奇妙的一个夜晚，刺骨的寒风让他瑟瑟发抖，但和工人夫妇的相遇又让他感到格外温暖。

在之后他写日记时，他仿佛还能看见男人那张坚毅的脸，还能听见他真诚地邀请自己：

“来吧，同志们！跟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我也是个流浪汉呢。”

格瓦拉意识到：

“没有谁强迫这些人去信奉共产主义，他们也不在乎加入这个集体是否有危险，这条共产主义的毛毛虫已经在他们心中羽化成蝶了，这是他们对长期饥饿所发出的抗议，这种抗议转化成了对共产主义的热爱，他们也许永远无法理解其教义，但他们把它翻译成了更好懂的语言， 共产主义是‘给穷人的面包’，是让他们活下去的力量。”

——切·格瓦拉《摩托日记》

格瓦拉曾经饱读马列，他的笔记本里有几十页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马克思的思想和生平，但这都不及眼前的工人夫妇给他带来的冲击大。格瓦拉不是从书本上领悟共产主义的，是旅途中的一幕幕现实教会了他。

后来他又和阿尔贝托一起游历了秘鲁、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格瓦拉发现，拉丁美洲的底层人民都过着一种相似的、悲惨的生活，他们既受到美国资本的剥削，又受到国内的独裁者、买办、地主的压迫，他们虽然属于不同的国家，却有着相同的命运，格瓦拉开始蜕变成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他不再把自己视作“阿根廷人”，而是成为了一个“拉丁美洲人”。

在秘鲁的一家麻风病院里，他做了两周的医疗志愿者。

在大家为他举办的生日宴会上，他说道：

“尽管我们太过渺小，无法成为拉丁美洲独立事业的代言人，但我们相信，尤其是在这次旅行后比以往更加相信，拉丁美洲并没有分化成一个个虚幻的、不确定的国家。从墨西哥到麦哲伦海峡，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为了摆脱狭隘的地方主义，我为秘鲁干杯！为拉丁美洲的团结干杯！”

格瓦拉的发言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这个阿根廷人已经能在国界以外收获感谢、尊重和赞美。

在旅途结尾，格瓦拉终于抵达了美国，虽然他们的摩托车早已损毁，他是从委内瑞拉坐飞机过来的。

对于这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格瓦拉完全没有好印象，他已经见识了在美国发达的背后，拉丁美洲各国所承受的代价，而且美国的政治风气也令他不满。他亲眼目睹了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美国警察还盘问了他的政治倾向，这些所见所闻，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

1952年9月，格瓦拉完成上万公里的旅行，回到了阿根廷。他继续学业、应付考试，最终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但格瓦拉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当一个医生了，他在日记中写道：

“美洲旅行给我带来的改变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

切·格瓦拉（Che Guevara，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 图源：网络

06

1953年7月，格瓦拉刚刚博士毕业，就选择了再次旅行，高薪的职位、亲人的劝说，都没能留住他。

母亲察觉到儿子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感伤地说道：

“我的儿子走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格瓦拉这次旅行，相比于上次有了更强的目的性。

他深入考察了拉丁美洲存在的问题，发现在几乎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有美国的身影。

在玻利维亚，美国人控制着锡矿的出口市场，阻碍当地政府实施国有化；在秘鲁，美国人以考古为名掠走了大批文物。

“他们带着200多个箱子凯旋而归，人们该去哪里瞻仰马丘比丘（秘鲁印加遗址）的珍宝呢？去北美的博物馆里。”

——切·格瓦拉的文章《马丘比丘，美洲的石头谜城》

在危地马拉，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势力之大，已经到了“国中之国”的地步，肆意操纵着当地的政治局势。

可以说，在拉丁美洲，美国就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了所有人的头顶上，你在一呼一吸间，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从实力上来讲，美国对拉丁美洲各国完全是碾压，让人本能地不敢去反抗，但格瓦拉在旅途中目睹了这一桩桩、一件件后，他发现自己再也忍受不了了。

是的，反抗美国就几乎意味着死亡；但如果不反抗，那他根本就不算活过。

1953年12月10日，格瓦拉从危地马拉给舅妈写信，第一次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信念：

“我的生活曾经是一潭死水，直到我扔掉肩上的背包，走过曲折的道路来到这里，一路上，我路过联合果品公司的属地，让我再次相信这些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有多么可怕。

我在一副斯大林同志的画像前宣誓，在看见这些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消失前，我不会停歇，在危地马拉，我将完善自我，汲取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所需的一切养分。”

格瓦拉并不只是说说而已。

在危地马拉，他和各国的流亡革命者交流思想。

从古巴革命者尼科·洛佩兹那里，他了解到古巴几个月前才爆发了一次反对亲美独裁者的武装起义，但可惜起义失败了，连领头的人都被抓进了监狱，尼科是侥幸逃出来的少数人之一，但他依旧对革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这股百折不挠的信念也鼓舞着格瓦拉。

从秘鲁革命者伊尔达那里，格瓦拉第一次读到了毛泽东的书。他敏锐地发现，相比于本就是列强、拥有一定工业基础的俄国，中国革命对拉丁美洲有更强的指导意义。中国人的情况更接近印第安人和美洲农民的情况。

格瓦拉对中国越来越好奇，他和伊尔达讨论，和去过中国的托雷斯、奥尔斯特讨论。

“我们常常谈起中国革命和在中国发生的一切。”

——《切·格瓦拉传》乔恩·李·安德森

随着了解的越多，格瓦拉对毛泽东就越是崇拜，他打算未来一定要去中国看一看。

在和其他流亡者、革命者的交流中，科瓦拉还发现他们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在冷战美国严防共产主义渗透的大背景下，许多人不敢提共产主义口号，甚至干脆宣称自己是反共产主义的，他们只要求反帝国主义、反寡头。

在武装起义失败后，他们也失去了暴力抵抗的决心，转而谋求通过议会选举改变政局，伊尔达所在的秘鲁阿普拉党就是这样。

格瓦拉对此不屑一顾，他评价道：

“在当前拉丁美洲的环境下，没有哪个参与竞选的政党还能继续革命，他们必然向右翼妥协，然后寻求与美国的和解，革命要继续，与美帝国主义的正面对抗是不可避免的。”

格瓦拉这番话说的很对，但要想在美洲战胜美帝国主义，又谈何容易啊，他现在更多的是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当时是1954年，格瓦拉所在的危地马拉正好遇上了一次大变局。

危地马拉时任总统阿本斯是一个相当进步的政治家，他在上台后推行最低工资标准，并积极进行土地改革，他将土地从大地主手中拿走，交给广大的无地贫农耕种，因此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但这些政策触动了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因为联合果品公司就是危地马拉最大的地主，他们也不希望有人来干涉工人工资，联合果品公司在美国很有影响力，和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中情局局长杜勒斯都能搭上线。

在联合果品公司的游说下，美国政府决定推翻阿本斯。

他们给阿本斯编织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说什么阿本斯从捷克斯洛伐克购买武器，是要“入侵邻国”，“实施共产主义统治”，“甚至还有可能向美国控制的巴拿马运河发动攻击”，他们宣称危地马拉政府已经被共产主义者控制了，如果坐视不管，共产主义势力就会在中美洲壮大。

这些指控都是荒谬的。

阿本斯本人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他只是不像其他美洲统治者那样、喜欢迫害共产党，而是给予了共产党一定的活动自由。

这在美国政府看来，倒也是一种罪了。

至于从捷克购买武器，那完全是为了自保。

危地马拉一个10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它哪有胆子去入侵邻国？

但美国政府是不讲道理的。

1954年3月，在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美国堂而皇之地宣布：

“如果某个成员国处在共产主义控制中，且构成了对西半球的威胁，那就可以对其进行武装干预。”

接下来，美国还煞有其事地和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签署了“双边安全协定”，约定两国“一旦遭到危地马拉入侵，就可以得到美国的保护”。在做好准备后，艾森豪威尔亲自批准，决定实施“胜利行动”的最后一部分——

推翻阿本斯。

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   图源：网络

1954年6月，危地马拉城，格瓦拉看着美国轰炸机飞过自己头顶，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直面美帝国主义，他的未来也随之展开了。

07

当危地马拉城遭遇第一波空袭时，格瓦拉更多的是感到兴奋、而不是恐惧。

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这件事让所有的危地马拉人都团结在了他们政府的领导下，那些像我一样的外国人，也和危地马拉连在了一起。”

格瓦拉点评了阿本斯政府的应对措施，并对他们满怀信心。

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在事变初期主导了格瓦拉的判断，他甚至在信中告诉弟弟：

“只要美国不直接干预，危地马拉就能经受住考验。”

美国的确没有直接派军队下场，但他们扶植起右翼军官卡洛斯（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给予了他许多支持。

美国政府向卡洛斯的叛军提供了武器、弹药、飞机，甚至连卡洛斯的士兵都是美国中情局训练的。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拒绝向危地马拉派出调查团，使其在国际上也难以得到支援。

格瓦拉绝望地发现，他所在的国家、他支持的政权正在一点点输掉这场战争。

他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帮助危地马拉人。

他在夜间执勤，确保没人弄出光亮、招来飞机的轰炸；他还在医院里帮忙，并且多次要求上前线。

但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在美国的恐吓下，阿本斯的政府军也出现了动摇，一想到美军可能亲自下场，一些将军就吓破了胆，他们要求阿本斯辞职，并擅自联系了美国人。

面对危急的形势，格瓦拉十分着急，他对碰到的每个人说：

“要让阿本斯知道，不应该听军事顾问的话，应该武装人民，带领他们到山区打游击。”

但这样的事终究没有发生，到最后，连阿本斯也放弃了，他宣布辞职并流亡海外。

一个民选的、进步的总统就这样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美国扶植的独裁者，卡洛斯一上台，就开始了政治迫害，每个和阿本斯政权有关的人，或者被怀疑是共产主义者的人都会被捕。

面对这种局面，格瓦拉挺身而出，他利用自己阿根廷人的身份，帮助许多人获得了政治庇护。他天天出入阿根廷大使馆，为其他人申请避难，而他自己，则直到最后时刻才进入大使馆。

平心而论，在这场风波中，格瓦拉已经做得很好了，但他依旧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几个月前，他还扬言要让联合果品公司消失，但现在，联合果品公司就在他面前颠覆了一个国家的政权。

格瓦拉曾经是如此地热爱危地马拉，他说：

“这里能呼吸到拉丁美洲最民主的空气。”

但现在，一切都变了，格瓦拉眼睁睁地看着土地改革法被废除，所有的工会、农民组织都被宣布为非法，甚至连雨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都被焚毁，因为里面有“颠覆性内容”。

格瓦拉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理想的幻灭，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一盆刺骨的冷水浇在了危地马拉人民身上，这一切就像是人醒后仍然念念不忘的一场美梦。然而现实已经临门了，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炮火的声音，这就是对那些旧政府（指阿本斯政府）的追随者们的回报。”

格瓦拉所经历的正是每一个革命者都会经历的事。

你会遇到最强大的敌人，你会被锤，当你头破血流地倒在地上时，你才惊觉，原来理想和现实之间有这么大的差距。

在大使馆里，格瓦拉有机会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他可以坐飞机回到阿根廷，继续回去当一个医生，抛下那些关于革命的幻想，过富足而殷实的生活，这是绝大部分人都会做的选择。

有118名政治避难者都登上了飞往阿根廷的飞机，航线的终点象征着稳定、安全的生活，但格瓦拉不在那架飞机上，他走到阿根廷大使面前，告诉惊讶的大使：

“我要去墨西哥。”

08

墨西哥，是流亡者的天堂。

自从革命制度党掌权以来，墨西哥在国际舞台上常常扮演着一个独立的、避风港的角色。

托洛茨基流亡在这里，西班牙内战中失败的左翼人士流亡在这里，二战中不愿忍受法西斯统治的人们也流亡在这里。

在墨西哥，有各种各样的异见者、革命者，还有乔装打扮的各国间谍，卑鄙和高尚，理想和阴谋，都在这一处碰撞。

格瓦拉形容墨西哥：

“像一只巨兽一样，毫不在意地接纳了我，既没有对我表示好感，也没有冲我露出牙齿。”

格瓦拉在墨西哥一边流浪，一边寻找着革命的出路。他出于自尊心没有向家里要钱，而是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来养活自己。他当过保安、医院实习生，在一家濒临破产的新闻机构当过摄影记者，还在广场上靠给人拍照来挣过钱，这些工作的收入都很微薄。

格瓦拉在信中告诉母亲：

“如果不是朋友的慷慨，我已经在警察的死亡登记簿上了，死因是饥饿。”

格瓦拉的遭遇，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革命者的缩影。

他们心怀天下苍生、高谈主义和理想，但一回到现实，又得为如何填饱肚子而发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反动政府和美帝国主义强大的实力，都在一遍遍地磨平他们的棱角，许多人最终一辈子都沉沦在了墨西哥忧伤的吉他声中。

但格瓦拉不是这样，他承认自己是“充满挫败感地来到了墨西哥”，但他忘不掉“危地马拉人民的痛苦”。“我等待着，寻找着，想要以某种方式重写那个悲痛国度的未来”。

终于有一天，格瓦拉等来了他的命令，他和古巴革命者尼科·洛佩兹重逢了。

尼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们古巴革命的领袖就快要从监狱里放出来了，尼科可以安排格瓦拉和他见上一面，这是命中注定的相遇。

格瓦拉此前已经听说了许多关于这位革命领袖的传说，但在真正见过他之后，格瓦拉还是忍不住感叹道：

“尼科说的是对的，如果有谁能在何塞·马蒂（古巴民族英雄，独立运动领袖）之后成就一番有益于古巴的事业，那这个人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

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 图源：网络

1955年7月，27岁的格瓦拉和29岁的卡斯特罗在墨西哥相遇了。

他们意气相投、雄姿英发，两个人都迫切地想要进行革命，推翻美国扶持的独裁者，打造一个公平、独立的国家。

卡斯特罗向格瓦拉讲述了自己的计划，他们几十个人要坐一艘船，从墨西哥出发，穿过漫长的海域和布防严密的海岸线，远征古巴。

格瓦拉清楚这个计划有多么疯狂，但他被卡斯特罗杰出的领导才能、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他的浪漫主义、冒险主义深深吸引了。

“我只会全力支持像他那样的人。”

在相识后短短几个小时，格瓦拉就加入了卡斯特罗的远征团队。

格瓦拉是阿根廷人、喜欢说“切”(Che,阿根廷人打招呼常用的一个语气词)，所以大伙也就亲切地称呼他为切·格瓦拉。

这是格瓦拉平生第一次遇到属于自己的伙伴，登上属于自己的船。

“我从此意识到，我甘愿为了我们纯粹的理想，死在异国的海滩上。”

——切·格瓦拉《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