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中)

1956年12月，林奇在震惊中得知，他的儿子格瓦拉已经参与到了古巴革命中，格瓦拉出发前给家里寄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决绝地说道：

“我的未来已经同古巴革命联系在了一起，要么同古巴革命一起胜利，要么就在那里死亡。”

格瓦拉的母亲忍着悲痛念出了这封信，林奇一边听着，一边咬紧牙根：

“我不明白，格瓦拉为什么一定要卷入一场同他的祖国（阿根廷）毫不相干的革命？我们谁都不觉得他们那一小股游击队能取得胜利，因为他们要对付的是由美国组织的、技术上得到美国帮助的，并且用当时最现代化的战争机器武装起来的一支陆军，在我们看来，那是不可能的。”

01

格瓦拉的革命征途始于1955年，他和卡斯特罗相遇的那个夜晚。

“我是在墨西哥一个寒冷的夜里认识卡斯特罗的，我还记得我们的第一场讨论便是围绕国际政治展开，在那个晚上的短短几个小时内，我成为了一名未来的远征队员。”

卡斯特罗当时正在墨西哥为他的革命组织“七二六运动”集结人手，打算做好准备后，就返回古巴推翻美国扶持的独裁者巴蒂斯塔。

“七二六运动”的成员几乎都是古巴人，只有格瓦拉一个阿根廷人，但卡斯特罗发现：

“我们团队立刻喜欢上了格瓦拉，他一直在拉丁美洲旅行，目睹了美国的暴行，他知道我们在古巴的斗争、理解我们的想法。”

为了能够推翻巴蒂斯塔政府，卡斯特罗让他的团队在墨西哥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秘密训练，每个战士都要学习如何射击、如何近身搏斗，还要在丛林中拉练，提升体能和野外生存的本领，格瓦拉的本职是队医，但他也完全参与到了这些训练中。

有一次在山林里拉练时，教官巴内加斯发现格瓦拉呼吸困难，正拿着治疗哮喘的吸入器拼命呼吸，好不容易缓过来后，格瓦拉请求巴内加斯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他担心自己会因为哮喘而被视为累赘、被踢出队伍。

格瓦拉就是如此地渴望投身于革命，即便是拖着病体，他不仅参与一般的训练，还主动给自己加练，每个周末他都会去攀爬墨西哥城附近的一座火山——波波卡特佩特火山(Popocatépetl)。

这座火山海拔5400米、顶峰终年积雪，是全墨西哥第二高的山，格瓦拉每次都会付出巨大的努力，想要登上山的顶峰，但哮喘总是会阻止他，这次失败了，下次他还会来，一次又一次，卡斯特罗晚年回忆起这件事，动容地说道：

“他一生都在试图登上那座山，尽管他从未真正登上过，但他已经付出了英勇的努力，你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坚韧、他的顽强、他的意志。”

格瓦拉的哮喘是治不好的，但他硬顶着哮喘的压力，将自己锻炼成了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他能够在恶劣的野外生存，还练出了一手好枪法，射击教官、西班牙内战老兵贝尤，称赞格瓦拉是他最好的学生，是“所有人当中最棒的游击队员”。

卡斯特罗常常以格瓦拉为榜样，批评其他人的松懈萎靡。

在受训人员的一次相互评价中，格瓦拉被大家一致推举、认为有资格担任参谋长一职，这个“喜欢说切的阿根廷佬”已经赢得了大家发自肺腑的尊重。

时间来到了1956年6月，就在革命团队还在秘密准备时，一场意外突然发生了，卡斯特罗和他的两个随从在墨西哥城的街道上突然被警察逮捕了，随后他们的安全屋遭到突袭，文件和武器都被墨西哥警察没收，包括格瓦拉在内的一大批同志也遭到逮捕，还未成行的“七二六运动”瞬间面临着灭顶之灾。

02

墨西哥警察的突然袭击，倒不是因为他们和卡斯特罗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古巴的巴蒂斯塔政府给到了压力，巴蒂斯塔知道卡斯特罗正在墨西哥准备推翻他，所以他指控卡斯特罗与共产党勾结、密谋刺杀，要求墨西哥政府把卡斯特罗引渡回古巴，巴蒂斯塔还向他的美国主子求助，在美国政府和古巴政府的联合施压下，墨西哥政府只能暂时逮捕了卡斯特罗一行人，做出一副要审查他们的样子，但墨西哥政府并不打算完全听命于巴蒂斯塔和美国人，纵观当时整个拉丁美洲，墨西哥政府都是少有的、试图奉行独立外交政策的国家，当年在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当美国提出武力推翻危地马拉政府时，墨西哥和阿根廷是唯二敢投弃权票的国家（只有危地马拉投了反对票），而在这次事件中，墨西哥政府内部也不乏卡斯特罗的同情者，他们并不打算对这群古巴革命者赶尽杀绝，只是得做个姿态、给个交代。

卡斯特罗意识到了这一点，迅速开始了运作，他在被捕后的第三天，就公开声明自己“和共产党人没有联系”，“与共产主义组织也没有任何关系”，他甚至还强调了自己和反共的人民党领袖埃德华多关系密切。

卡斯特罗的做法是很聪明的，在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下，在“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公开宣布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无疑会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让革命被扼杀在摇篮里。而只要撇清了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墨西哥政府也就更容易释放他们了。

但格瓦拉完全没有理解到这一层。

他在被抓后，直接承认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还滔滔不绝地描述了起来：

“不仅是在古巴，更要在整个拉丁美洲发动武装革命。”

卡斯特罗气得火冒三丈，恨不得亲自把格瓦拉的嘴捂上，格瓦拉的耿直带来了很大麻烦，他是所有人当中被关押时间最久的，其他人都放出去了，还得再等他，而墨西哥政府只给了他们两周时间，要求他们出狱后尽快离开墨西哥，格瓦拉知道事态紧急，让卡斯特罗只管去革命、不用管他了。但卡斯特罗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我绝不会抛下你！”

在花了大量时间和金钱行贿后，卡斯特罗终于把格瓦拉从监狱中捞了出来，格瓦拉多年后感叹道：

“卡斯特罗的这种态度，就是大家誓死追随他的原因。”

这次事件也反映出了格瓦拉和卡斯特罗之间标志性的区别，卡斯特罗是一个更加成熟的政治家，能够立足于现实、认清形势；而格瓦拉总是要更理想化一些，他一往无前、不屑于隐藏自己的想法，他们这两种人都是革命所不可缺少的，当他们能够相互理解、相互配合时，革命就将爆发出势不可挡的力量，这样的革命在1956年11月25日，终于化成了现实。

他们一行82人，登上了游艇“格拉玛号”，带着大量军火驶向古巴，海岸线在他们身后渐渐消失，格瓦拉想起了卡斯特罗的一句话：

“1956年，我们要么成为自由人，要么成为殉难者。”

03

“格拉玛号”远征是古巴革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艘小小的游艇承载着古巴人争取自由、解放的崇高愿望。

格拉玛号  图源：网络

但它的旅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可以说从一开始就状况百出。

墨西哥湾汹涌的海浪让队员们普遍晕船，一些人把脑袋埋在桶里吐个不停，另一些人则横七竖八地躺在船上一动不动，格瓦拉感到“整艘船上都呈现出一种啼笑皆非的场景”，航行的速度也远远落后于他们的预期，原定5天的航程最终花了7天，这导致古巴本地的接应部队也没能接到他们，最后他们快要靠岸的时候，还被政府军的一艘快艇发现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枪林弹雨。

1956年12月5日，在一片甘蔗地里，游击队遭到了政府军的突袭，格瓦拉当时只听到一声枪响，短短几秒之后便是狂暴的弹雨落在了他们队伍里，场面一瞬间变得混乱不堪，传达命令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每个人都在凭着本能行动，一个弹药箱落在了格瓦拉脚边，在它旁边还有一个医药箱，这两个东西都太过沉重，无法同时带走，而格瓦拉没有时间犹豫了，他是队医，拥有医学博士学位，但在生死一瞬，驱使他的是战士的本能，他拿起弹药箱，朝最近的丛林跑去，以躲避政府军铺天盖地的炮火，和他一同转移的是一名叫阿尔文图萨的同志，但他们还没有跑进丛林，一波弹雨就把他们全部击倒了。

格瓦拉睁开双眼，看到的是一副地狱般的景象，鲜血正从阿尔文图萨的嘴里、鼻子里和他身上一个巨大的弹孔里涌出来，他含混不清地喊道：

“我被他们打死了。”

随后就抠动扳机胡乱射击，格瓦拉根本没看到周围有敌人，但阿尔文图萨已经陷入了将死之人的疯狂之中，周遭一片胡乱，格瓦拉看到有人跪了下来，说：

“我们应该投降。”

还有人被子弹打穿了肺部，正呼吸困难、浑身颤抖地走着，格瓦拉自己的情况也很不好，他的脖子正不停流血，某个瞬间，格瓦拉都觉得自己死定了，但阿尔梅达走到了他身边，鼓励他继续前进，于是格瓦拉忍着剧痛，跟着阿尔梅达一起走进了丛林，一路上，他看到有的战士被子弹打碎了手指；有的战士试图躲在一根细细的甘蔗后；有的战士在震耳欲聋的枪声中，神经质般地喊着：

“安静。”

格瓦拉感到这一幕幕既滑稽又恐怖，他们一直走啊走，将枪声和炮火都甩到了身后，直到夜里再也走不动时，才躺在了地上。

格瓦拉是幸运的，子弹打中了他胸前的弹药箱、蹦起来擦伤了他的脖子，而他一路上看到的那些战友，几乎都已经死了，现在格瓦拉一行只剩下五个人，他们没有地图、没有食物，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幸存者，他们连卡斯特罗的生死都无法确认，这就是切·格瓦拉的革命开局。

04

仗打到这个份上，已经完全可以放弃了，他们只有五个人，还有什么胜利的希望呢？他们大可以把枪一扔，去投降、去逃命，但这五个男人却一起立下了一道誓言：

“要与敌人战斗下去，至死方休。”

很多年后，格瓦拉都还记得另外四个人的名字（巴尔德斯、阿尔梅达、查奥、贝尼特斯），后来他们当中有的人成为了古巴的国家安全局局长，有的人成为了国家银行行长，还有的人成为了军队司令，但在那个宣誓的下午，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有怎样的命运，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只是凭着一颗火热的心向前走着，他们靠天上的星星辨别方向，生吃螃蟹和野果来填饱肚子，用岩石孔洞里蓄积的雨水来解渴，这不是人过的日子，但这就是游记队员的生活。

12月8号，他们发现海边的一处小茅屋里有人影，料定是敌人，就带着武器冲了进去，结果却惊喜地发现，竟然是另外三位幸存的战友，他们现在有八个人了。大家彼此交流经验、分享见闻，卡斯特罗依然下落不明。但他们分开前的计划是向东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如果卡斯特罗还活着，他也一定会去那里。

打定主意后，八个人继续上路了。

这一路上他们忍饥挨饿，有时一整天都没有东西吃，连淡水都要严格分配，政府军的飞机不时在他们头顶盘旋，用扬声器呼吁他们投降，他们还有好几次和政府军的大部队擦肩而过，格瓦拉感到：

“我们就像走投无路的老鼠。”

到12月14号，所有人都走不动了，他们没吃没喝、疲惫不堪，孤注一掷地敲响了一户人家的房门，里面的人走了出来，谁也不知道他是敌是友，切·格瓦拉一行人的命运就此决定了。

05

1956年12月的最后几天，新年就快要到了，但住在阿根廷的格瓦拉一家却完全没有庆祝的心情，他们从新闻上获悉，他们的儿子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已经死在了古巴革命中，各家新闻媒体包括合众社和美联社，都援引古巴巴蒂斯塔政府的消息，宣布“政府军已经取得了彻底胜利”，他们详细报道了起义军的覆灭情况，并给出了一份死亡名单，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的名字都赫然在列。

从感情上来讲，格瓦拉的父母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但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又由不得他们不信，格瓦拉的父亲林奇回忆道：

“所有人都对这些消息深信不疑，因为在由精锐部队、乡村警卫队、海军陆战队、武装警察组成的巴蒂斯塔的正规军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指挥的只有82人的小股游击队之间，力量对比是如此悬殊。”

格瓦拉的母亲塞莉亚听到这个消息后直接失了神，她打通了美联社的电话，用呆滞的声音绝望地问道：

“我是埃内斯托·格瓦拉的母亲，你们刚刚报道了关于他死亡的消息，请你们告诉我那是不是真的？”

后来很多天里，格瓦拉一家都沉浸在这种悲伤的氛围中，谁也不说话，他们收到了一封信，但这封信是格瓦拉在出发前寄出的，其中决绝的话语几乎再一次印证了他死亡的消息，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了。

12月31日晚上10点，格瓦拉一家准备度过这个最不是滋味的新年，一个信封却突然从他们家门下塞了进来，那是一个小小的航空信封，上面盖着古巴曼萨尼约的邮戳。

“这件事我们家谁也不会忘记。”

因为当他们打开信封时，映入眼帘的是一行熟悉的字迹：

“亲爱的父母大人，我很好。”

这句话猛地将林奇和塞莉亚抛向了幸福的空中，林奇感叹道：

“我们又都恢复了神智。”

他们打开香槟，为格瓦拉干杯。

原来在那段时间里，格瓦拉并没有战死，他在政府军的一次突袭中幸存，又经过长途跋涉，抵达了马埃斯特腊山区，他们在绝望中敲响的那一户人家，正好是当地同情起义军的农民，“格拉玛号”的远征在当地是一件大事，他们的革命主张赢得了许多农民的支持，一个支持“七二六运动”的农民网络被建立了起来，经由这个农民网络，格瓦拉一行人终于见到了其他幸存的战友，格瓦拉、卡斯特罗、还有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他们三个人竟然都活了下来。

在政府军那次突袭中，他们三人被迫分开，每个人身边都只有几位战士，但他们都没有放弃，各自成功地将部队带了出来，最终三支队伍会师于一处，堪称奇迹。

当三人重逢时，古巴的革命之火也再一次被点燃了。

然而，在相聚的喜悦过后，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损失是极其惨重的。

“格拉玛号”上本来有82个人，但最后成功抵达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只剩下21个人，许多优秀的同志都死在了政府军手下，包括最早和格瓦拉接触的尼科·洛佩兹，现在卡斯特罗的起义军只剩下一个空骨架了，他们必须依靠当地的农民才能重整旗鼓。

但问题是，又该如何发动农民？

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起初并没有特别系统的想法，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干掉那些直接压迫农民的人、替农民们出口恶气。

在当地种植园中，农民们最恨的就是那些武装工头，他们仗着手中有枪，颐指气使、对农民极尽剥削压迫，因此起义军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当地最臭名昭著的武装工头奥索里奥，起义军在路边设下埋伏，当他们和奥索里奥相遇时，发现奥索里奥喝的醉醺醺的、只带了一个手下，起义军灵机一动，大声喊道：

“停下！我们是农村警卫队！”

奥索里奥一听是政府的人，没有怀疑，当即报上了自己的名号，他被带到了卡斯特罗面前，卡斯特罗装作是一名下来视察的农村警卫队上校，对他进行了盘问，奥索里奥也许是太醉了、也许是太蠢了，他完全相信了卡斯特罗的话、反倒开始巴结起这位“上校”，他向卡斯特罗一五一十地交代了附近的情况，还说出了自己知道的所有“敌对分子”，他说自己知道农民盖拉藏匿了卡斯特罗，他正在搜寻盖拉，一旦找到了就杀掉他。

这时卡斯特罗非常幽默地补充道：

“如果找到了卡斯特罗，也该杀掉他。”

奥索里奥连连称是，还说另一个帮助卡斯特罗的农民佩雷斯也该死，当说出这些话时，奥索里奥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在确定他的情报无误后，起义军就把他杀了。

随后起义军利用奥索里奥的情报，突袭了另一个武装工头的住处，格瓦拉亲自点燃了这个工头的房子。

在做完这些事后，起义军开始赢得当地农民的拥戴，农民们惊喜地发现，这支部队不仅会帮他们报仇，和他们打交道时也很客气，卡斯特罗从农民手中获得补给时都会给钱，就是他们行军扎营时，吃掉路边放养的一只猪，也会把钱还给猪的主人。格瓦拉还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山区居民们进行露天诊疗，他发现这些底层人民由于过度劳作和营养不良，都患有相似的病症，格瓦拉对此感叹道：

“我该怎么跟他们说呢？告诉他们，正是因为他们吃得太少、太没营养，却又要做那么多工作，所以才会生病？这些妇女一生都在把同样的水挑去同样的地方，她们无法理解怎么现在自己突然就精疲力竭了？这些生活在山区的老百姓就像山花野草一样自生自灭，没人照料、没人关心，在没有回报的劳作间迅速耗尽了自己的精力，就是在那里，在那样的工作中，我们感受到了彻底改变村民生活的必要性，一个想法在我脑海里渐渐成型了，那就是土地改革。”

06

在起义军到来前，古巴农业属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的混合经济。

封建主义表现在大地主常年居住在国外，依靠地租过着奢侈的生活，把土地交给管家打理，而无地、少地的农民不得不从他们手中租田耕种，地租往往高达收获量的1/3甚至1/2；

资本主义表现在许多资本家已经像经营工厂一样经营着他们的种植园，他们注重农业机械化，不是把土地租出去，而是雇佣那些没有牲畜、没有农具、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农民到自己的种植园里来打工，在需要的时候用微薄的薪水雇佣这些农民，不需要的时候就直接把他们开除掉，这些农民的生活往往比租田耕种的佃农更惨，更符合他们的称呼是“农业工人”。

不论是个体小农还是农业工人，其生活状况都是极为悲惨的，在当时的古巴农村，60%的人居住在茅草屋和裸露的土地上，60%的人以油灯照明，还有30%的人根本没有任何照明条件，只有11%的人能喝上牛奶，4%的人能吃上肉，而患寄生虫病的人则高达36%。

不合理的土地分配和广大农民艰难的生活条件使得古巴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卡斯特罗的起义军抓住了这个矛盾，开始在他们控制的山区中进行土地改革，格瓦拉对土改格外有热情，亲自参与到了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据卡斯特罗回忆：

“切非常赞成土地改革，而其他人有些过于温和了。”

根据起义军颁布的法令，只要是拥有土地少于2卡瓦耶利亚(1卡瓦耶利亚=13.4公顷)的农民，都能被无偿分配到土地，而这些土地则是起义军从巴蒂斯塔政府官员和那些用无耻手段霸占土地的人手中夺过来的。

这番政策使得起义军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许多农民自发地参与到了古巴革命中，有的直接入伍当兵，有的当向导、当线人，大大增强了起义军的实力。

格瓦拉在回忆录中激动地写道：

“游击队和农民群众渐渐融合成了一个整体，甚至于我们自己也已经成为了农民群众的一部分，马埃斯特腊山区那些饱受苦难而又忠心耿耿的人民无需怀疑，正是他们像铁匠般铸造了我们的革命思想。”

在和政府军的斗争中，格瓦拉也开始崭露头角。

1957年6月，在政府军的追击下，卡斯特罗率领大部队先一步转移，而格瓦拉被留了下来，他的任务是照顾伤员、择日再追上去，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任务，格瓦拉的队伍只有12个人，而且严重缺乏重武器，本该接应他们的卡车也没有出现，但格瓦拉当机立断，徒步带着伤员进行了转移，他在路上一次又一次地作出决定，既成功避开了政府军，又找到了休息和藏身之处。他能发现手下的小团体分裂倾向，将其扼杀在摇篮里，也能与武装工头达成战术性合作，为部队获得物资和给养，在格瓦拉的带领下，这支小部队的人数不减反增，一路上吸引新兵，从12个人增加到了36个人，最后甚至拥有了自己的信使、情报人员、后勤人员和侦查人员，已经能够完全独立运转。

当格瓦拉带着这支部队重新追上卡斯特罗时，卡斯特罗是非常惊喜的，格瓦拉不仅完成了医生的职责、让伤员们重返健康，还为起义军带来了新鲜血液，他在这一路上所表现出的勇气、智谋和魄力，已经证明了他足以成为一名领袖。

卡斯特罗给格瓦拉准备了一个礼物，当格瓦拉在文件上签字时，卡斯特罗提醒他，可以把自己的头衔写成“司令官”了，格瓦拉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司令官是起义军中最高的头衔，此前只有卡斯特罗有这个头衔，而第二个获得这份头衔的人，竟然就是自己，卡斯特罗给出的不仅是荣誉，还有实实在在的权力。

在卡斯特罗的第一纵队之外，新成立的第二纵队就由格瓦拉来率领了。

这是莫大的信任、莫大的权力。

格瓦拉感叹道：

“我那天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骄傲的人。”

07

在拥有了自己的部队后，格瓦拉得以进一步施展拳脚，他掌握了正确的战术方法——游击战。

这一方面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心得体会；

另一方面也是来自于前人的经验。

多年后在面对中国记者时，格瓦拉说道：

“我们非常景仰毛泽东同志，在打游击时，我们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前线出版的油印本在我们指挥员中广泛流传着，被称为来自中国的粮食。我们发现，有许多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很久以前就作了系统科学的研究和解答，这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格瓦拉是真的学到了游击战的精髓的，他带领的部队，运动起来、灵活如风，既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又能持续不断地骚扰、打击敌人，他们会一边在敌人前进路上设伏，还一边派出另一支部队，绕到敌人后方包抄，政府军的部队往往只能沿着公路前进，而格瓦拉的部队在当地人的帮助下，能长期在野外生存，能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起攻击。

在一次伏击战中，格瓦拉仅凭装备简陋的70多人，就击退了装备有火箭筒的140名政府军。

格瓦拉每打一场仗，都要精打细算，不仅要打赢，还要缴获到足够的武器弹药，他对此总结道：

“我们游击队武器装备的主要供应者，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应当使用和敌人相同型号的武器，缺弹药了，就去找敌人要。”

就是在这样一场场战斗中，格瓦拉的部队越打越富，除了从敌人手中缴获物资，格瓦拉还非常重视根据地的建设。

1957年10月底，格瓦拉在欧姆布里托开始规划建设根据地，他指导大家建起了一座农场、一座初级医院、一个制鞋和马具制造厂，以及一个能生产原始地雷的兵工厂，格瓦拉还在进入根据地的各条路线上，布置了防御工事和防空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