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周光召（1929-2024）逝世。至此，1999年获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如今仅有王希季、孙家栋两位健在。

时光荏苒，岁月无情，几乎囊括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所有科学界精英的这群人，为我们撑起几十年和平天空的这群人，正渐行渐远，只留下高大的背影。

眺望那些陨落的星辰，人们经常会想起这样一个故事：1986年7月，当时已在弥留之际的邓稼先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愿望——希望能再去看一次天安门。当轿车沿着长安街缓缓行驶，邓稼先转头问妻子许鹿希：“你说，三十年后，还会有人记得我吗？”

今天的我们，可以坚定回答——这盛世，如你们所愿。无论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祖国永远记得，人民永远记得。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949年10月1日，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近代以来历经苦难斗争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曙光。

然而，新生的喜悦也伴随着严峻的现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虎视眈眈，依托其在二战中快速增长起来的军事、经济实力，企图把年轻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方势力开始对我国实施全面封锁和打压，并多次进行核威胁。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时任国务卿杜勒斯更狂妄叫嚣，“如果不能安排停战，美国将不再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责任。”

相比之下，彼时的新中国“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遑论国防尖端科技。为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和平，党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发展“两弹一星”、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

1958年，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1959年6月，中苏关系破裂，苏联随即撤走全部专家，带走了图纸和资料。彼时嘲讽之声不绝于耳，“中国（穷得）三个人穿一条裤子，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中国种的是‘蘑菇云’，收获的是‘鹅卵石’。”

但这些嘲讽者、看衰者似乎忘了，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忠诚为民、为民请命的人，就有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人。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来，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同志如此号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代号为“596”，即苏联毁约的年月。“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戈壁沙丘下的指控室里，墙面上写着这样的标语，写出的是那一代人排除万难、保家卫国的意志和决心。

（二）

科技攻坚，关键在人。只是，人从何来？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

1950年，26岁的朱光亚在回国途中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道尽了赤子之心。

而在大国的政治博弈之下，科学家的抉择何其艰难。这一声“回来”背后，是钱学森被美国软禁5年、归国路上不敢下船的忍辱负重；是郭永怀将呕心沥血钻研出来的资料全部焚烧殆尽的毅然决然；是周光召自愿放弃深耕多年的基础理论，转向原子弹研究的从头开始……

“以场为家，以苦为荣，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回国已是跋山涉水，而这又仅仅是漫漫征程的第一步。

“两弹一星”研发驻地大多偏远封闭、环境恶劣，戈壁滩更被当地人称作“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除了生活条件上的艰辛窘迫，研究基础薄弱是更大的困顿。那时大型计算机在中国十分稀缺，研究人员硬是靠着飞鱼牌JSY-20手摇计算机，计算出了第一颗原子弹相关的数据。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原所长李德元曾回忆道，即使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举足轻重的人物——彭桓武先生当时也并不知道氢弹是什么样子。为搞清氢弹“模样”，大家做过现在看来很“蠢”的事——把好几个月的《纽约时报》借来，一页一页翻，希望找到蛛丝马迹，可惜什么也没有找到。可以说，探索者们手中除了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就只有几十麻袋计算草稿、古老的算盘珠子、一颗不知疲倦的大脑和一颗为国跳动的心脏。

“两弹一星”是国家最高机密工作之一，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这既是保密要求，又是创业者的使命自觉。很多时候，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互相不知道对方名字，也不清楚对方的研究内容，甚至不知道自己研究的对象将会用在何处。

接受原子弹研制任务时，妻子问“去哪儿？”“做什么？”“去多久？”邓稼先连续回答了三个“不能说”。因在国际上知名程度高，王淦昌改名“王京”，在物理学界消失了整整17年。当时，同样“赫赫而无名”的还有“核潜艇之父”黄旭华，自1958年被秘密召至北京，开始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论证与设计，他“人间蒸发30年”，父亲去世也未能再见一面……

国在先家在后，有国才有家。隐姓埋名的他们，做的是惊天动地事，虽万难而不言悔。

（三）

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在罗布泊荒漠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人民日报》刊发号外向世界宣告：“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两弹一星”铸就了共和国的核盾牌，奠定了我国国防安全体系的基石。也是自那时起，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形成、与美苏等大国关系正常化等一系列重大外交进展得以实现。这深刻影响了国际战略格局演变，塑造了中国崭新的大国形象，为后来几十年的和平环境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同志曾感言：“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这段“争气故事”有力地证明了，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元勋们创造了彪炳史册的功绩，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特别是科研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一路走来，今天的中国硬核科技越来越抢眼。“嫦娥”探月、“北斗”组网、“神舟”飞天、“天眼”巡空、“蛟龙”入海、“鲲龙”击水……一批“国之重器”的纷纷亮相，标注着“两弹一星”精神的薪火相传，激扬着“中国人民一定能，中国一定行”的民族志气。

（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今天，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激烈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各国间围绕创新的较量步步升级，中国要获得更大发展，要将国家发展与安全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能指望别人，必须更多地立足于自身力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这不仅是历史的昭示，也是现实的倒逼。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冲突发酵与反全球化逆流叠加，国际形势愈发严峻复杂。一些国家将中国误判为“战略竞争对手”，掏出了自己擅长的“冷战剧本”。某种意义上，当下之局与当年并没有根本变化。唯有继续拿出革故鼎新的勇气、坚忍不拔的定力，方能为自身发展争取主动权。

一度，随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有人妄断，“两弹一星”模式难以复制，再也不会出现那种奇迹了。但事实是最硬的试金石。君不见，遭遇闭门羹后，我们用12年兑现了“中国人要上就上自己的国际空间站”的诺言；为了摆脱对美国GPS的依赖，我们用了26年让北斗系统成为全球导航领域的璀璨明星。

“两弹一星”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代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勇攀高峰。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在各个领域写好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这也是对前辈最大的“记得”。

大国崛起，奠基于精神。先行者们的功业永存，他们的理想情怀和信仰信念，更为后来人构建出复兴之路上稳定的“意义世界”。

“你们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在你们为之奋斗的事业中。”那些埋头苦干者、拼命硬干者、勇敢担当者、无私无畏者，永远是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英雄，永远是中国最硬的脊梁。

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仅有王希季、孙家栋两位在世

“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指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为了在新形势下大力弘扬研制“两弹一星”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这23位科技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们是人民共和国的功臣，是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新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光辉榜样。让所有中国人记住他们！今天，带您回顾一下他们每个人的丰功伟绩。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钱三强(1913-1992)

2.钱骥 (1917-1983)

3.姚桐斌 (1922-1968)

4.赵九章 (1907-1968)

5.邓稼先 (1924-1986)

6.王淦昌 (1907-1998)

7.彭桓武 (1915-2007 )

8.程开甲 (1918- 2018)

9.黄纬禄 (1916-2011 )

10.屠守锷 (1917-2012 )

11钱学森 (1911-2009 )

12.周光召 (1929-2024 )

13.杨嘉墀 (1919-2006 )

14.陈能宽 (1923-2016 )

15.陈芳允 (1916-2000 )

16.吴自良 (1917- 2008）

17.任新民 (1915- 2017)

18.孙家栋 (1929- )

19.朱光亚(1924-2011 )

20.王希季 (1921- )

21.王大珩 (1915-2011 )

22.于敏 (1926-2019 )

23.郭永怀 (1909-1968)

钱三强

（1913-1992）

浙江湖州人，1913年10月16日出生于浙江湖州。原名钱秉穹，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他是第二代居里夫妇的学生，又与妻子何泽慧一同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他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人称他领导的研究所“满门忠烈”。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 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何泽慧），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钱骥

(1917-1983)

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中共党员，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空间技术的开拓者。

1943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室副主任、主任，中国科学院“651”人造卫星设计院技术负责人，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五研究院卫星总体设计部主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科技委副主任，中国宇航学会理事，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

钱骥作为我国空间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领导卫星总体、结构、天线、遥测、电源、环境模拟等卫星关键技术研究，提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的报告，是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方案的总体负责人；参与制订星际航行发展规划，提出多项有关开展人造卫星研制的新技术预研课题，为我国空间技术早期的发展做了很多开拓性工作，同时为返回式卫星的研制做了大量技术和组织领导工作。

1964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姚桐斌

(1922-1968)

江苏省无锡市人，冶金学、航天材料专家、火箭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

1941年姚桐斌高中毕业后考入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 ；1945年以全校第一的总评成绩毕业，获得工学士学位，同年8月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46年10月被录取为公费留学生；1947年10月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攻读研究生；1951年获得伯明翰大学工学博士学位；1953年6月获得伦敦帝国学院皇家矿校冶金系文凭；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1956年9月在中国驻瑞士使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4月在联邦德国冶金厂实习，9月回到祖国，转正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8年1月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工作，历任一分院第七研究室工程师、室主任、第六研究所所长；1965年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后，他仍任材料与工艺研究所所长；1968年6月8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无端毒打，不幸逝世，年仅46岁  ；1983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85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姚桐斌早年主要进行冶金铸造方面研究；回国后开始从事导弹与航天工业的工艺、材料技术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