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思想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的一生坎坎坷坷，但轰轰烈烈；他一生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光明磊落，廉洁奉公；他一辈子堂堂正正做人，正正派派做事的革命气节永远激励着后人。在亲人眼中，习仲勋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习仲勋夫人齐心女士的回忆：

忆仲勋——纪念习仲勋同志100周年诞辰

仲勋离开我们已11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间，与他相依相伴的往事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似乎仍像以往一样，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关心着我的冷暖，关心着儿女们为党为国尽忠、为人民服务的情况。在仲勋百年诞辰之际，我想写一些和仲勋共同工作、生活的往事，以此表达我对仲勋的无限怀念。

齐心习仲勋夫妇

仲勋在与我共同生活中，多次谈起他的家世。仲勋出生在陕西富平一个农民家庭。习氏和中国其他姓氏一样源远流长。1369年（明洪武二年），习家这一脉始太祖习思敬携家带口由江西新淦（今新干县）逃荒要饭到河南邓县（今邓州市）落户。仲勋为该族西户习魁之后第九代人。仲勋的曾祖父习玉策生子三人：习永盛、习永山、习永厚。习永盛为长子，是仲勋的祖父。习永盛与张氏夫人在河南邓县育有一儿一女。1882年（清光绪八年），因家境贫寒，习永盛不得不再次举家逃荒，来到陕西富平淡村落户，后相继生下仲勋的父亲习宗德、叔父习宗仁。在淡村定居下来后，全家除靠租佃土地生活外，仲勋祖父还挑着货郎担赶集串乡挣钱补贴家用，终因贫病交加，冻饿而死在富平城郊的圣佛寺塔下，被埋在附近的乱坟场内。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在外当兵的大伯回到家乡，给了家里一锭银两接济，加之祖母及仲勋父亲、叔父日夜辛勤劳作，家境才有所改善。不久，仲勋父亲和叔父这两房子女陆续降生，仲勋为习家迁至富平淡村后的第三代长孙。仲勋的父亲于1928年40岁时病故，母亲柴氏也在次年去世，年仅35岁。苦难的家史对仲勋一生产生极大影响。“我是农民的儿子”，是他在家里常说的一句话。

　　在民族危亡和家庭苦难中出生成长的仲勋，从小就向往光明进步，立志改变旧中国面貌。13岁的仲勋，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15岁时，因参加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被关押。在狱中，他立场坚定、斗争坚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2年4月，仲勋和他的战友们组织发动“两当兵变”。之后，他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一道，投入艰苦卓绝的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工作。1933年4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仲勋当选为副主席。1934年11月，仲勋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他才21岁，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娃娃主席”。1935年春，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统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这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成为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抗日战争时期，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仲勋先后在关中、绥德地区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把守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和“北大门”。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才能和作出的贡献，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认可和赞誉。1943年1月，毛主席为他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我第一次接触仲勋是在1943年。当时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简称绥师）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我是主要带队人（党支部书记）。在我经西北局到绥德地委转党的组织关系时，在绥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观大院里，看到墙上贴着崭新的标语，上面写着“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主持工作”、“学习习仲勋同志的优良品质和作风”等，这时我才知道仲勋是新任绥德地委书记。由于绥德地区是1940年刚开辟的新区，加之绥师一些学生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政治思想比较混乱。那时，我被编在绥师思想最活跃的秋三四班级学习并担任党支部书记。当时，学校发生了“贴黑头贴子”（写匿名信贴在校内墙上）、“打石头”（教员杨典被石头打伤）等案件。而此时正值陕甘宁边区开展防奸运动，绥德地委对案件十分重视，不仅派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同志来学校蹲点，作为地委书记的仲勋还亲自来绥师作相关报告。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仲勋。我和仲勋的直接相遇是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雕山书院女生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来，突然看到迎面走来的仲勋，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我，微笑着点了点头，便走了过去。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受“抢救运动”的影响，一时间，“特务如麻”的阴影和“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笼罩着绥师，全校学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学生家长对此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这引起了绥德地委和仲勋的重视，决定把绥师作为领导绥德地区整个部署的重点来抓。为了加强领导，调原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来校任党总支书记，党总支派学生党员代表到地委请示汇报工作。这时，仲勋亲自接见了我和白树吉。在仲勋宿舍兼办公室的窑洞里，我第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给他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题词是用毛笔写在漂白布上的。谈话中，仲勋用深入浅出的话语提醒我们，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他循循善诱地对我们说：“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几位也会被怀疑。”他让我们协助党组织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帮助党组织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仲勋的话使我豁然开朗，明确了方向。同时，仲勋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独特的语言魅力，令我十分敬佩。

　　为了安定人心，挽回不良影响，仲勋邀请学生家长到绥师，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并召开有学生家长参加的校内外3000人干部群众大会，进一步宣传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从那以后，绥师的运动逐步走上了稳妥健康的轨道。随后，顺利地转入审干整风阶段。

　　在仲勋的直接领导下，绥德地区审干整风的甄别工作进行得扎实、果断、有力。仲勋在作整风报告时说：“对党要忠诚，不要说假话，说假话就会起到破坏运动的作用。”他还说：“我们党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他写报告给中央和西北局，建议立即停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实属不易。

　　在绥师防奸运动中，我经常作为学生代表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运动后期参加绥师党总支工作，担任总支委。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接触的机会就增多了，彼此增加了了解和信任。这年冬天，他正式向我谈起婚姻大事。他写信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他请李华生、宋养初和我谈话，介绍他的情况。仲勋还告诉我，何长工同志（我在太行抗日前方抗大一分校学习时的老校长和抗大总校工作时的教育长）曾写信向他介绍我。仲勋让我写了一份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用我姐姐齐云的话说“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写得相当简单。有趣的是，当仲勋看到我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都被父亲追了回去的叙述时，笑着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在当时，我对仲勋的历史还不了解。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是陕甘边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在绥德结婚了。

家人合影

　　1944年4月28日，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我和仲勋举行了婚礼。这天上午各方人士来了不少，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其中有我们的证婚人、抗大总校副校长兼教育长何长工，抗大总校负责人李井泉，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署专员袁任远等。时任绥德地区保安处长、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布鲁同志，还为我和仲勋拍了两张照片留念。婚礼上，我和仲勋及以上几位来宾同桌吃了一餐饭，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了。婚后，仲勋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在艰难的岁月里，作为革命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过多关照。这一年夏天，我从绥师毕业后，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仲勋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6年任西北局书记，主持西北局工作。我后来除在中央党校六部学习一段时间外，都在农村基层工作，并在那里经历了全国解放战争。我参加了绥德县1946年至1948年“义合会议”前后几个时期和延安老区的土改工作，对西北局正确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土改方针政策，抵制“左”的干扰，有了切身体会。仲勋领导土地改革的正确做法，得到毛主席的赞同，他在仲勋提出的关于纠“左”意见的报告上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和各县的土改工作。”

　　仲勋高度重视党群关系，经常回顾当年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斗争中党和群众之间建立的鱼水之情和血肉联系，说：“没有群众的支持，就没有我们的一切。”他经常鼓励我，要我安心基层工作，深入联系群众。在给我的信中，他写道：“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他还以自己过去开辟陕甘边根据地时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我，让我重视基层经验，并说：“如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仲勋的教诲，使我更加坚定了在基层工作的决心。这个阶段，我和仲勋虽然多是分居两地，但我们的感情却日益深厚。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陕北发动进攻后，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同志和仲勋的指挥下，正确运用“蘑菇”战术，在取得延安保卫战胜利后，又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使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陕北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

　　1949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儿。我母亲给她取名“桥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以后，仲勋跟随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并参加了入城式。这一次，他还见到了刚刚起义过来的我的父亲以及我的姐姐齐云。回延安后，仲勋为我带来了姐姐写的家信。那一天，我高兴极了。

　　1952年秋，仲勋奉调中央工作。他在中央工作的10年里，先后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等职。我带着桥桥和二女儿安安于1952年底来到北京。来京后，我又生下两个男孩儿近平和远平。他们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城里家中，由仲勋照顾的。当有人称赞仲勋是一个好爸爸时，仲勋便得意洋洋地笑着说：“我不仅是个好爸爸，还是个好丈夫。”当时我在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较远，所以和家人总是离多聚少。我们的孩子都住校或全托，家里也没有请保姆。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仲勋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管孩子们一些。他甚至要给孩子们洗澡、洗衣服。他把此视为天伦之乐，尤其是当孩子们与他摔打着玩时，仲勋总是开心极了。也许是仲勋打心眼儿里爱孩子的缘故，所以他特别重视从严要求和教育子女。我们的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过的衣服和花布鞋。记得近平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仲勋总是哄他说：“染染穿一样。”在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我们的家风。

齐心及其子女合影

　　50年代末，在参加一次晚会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穿着怎么那么土啊！”回家后，我说给仲勋听，他哈哈一笑对我说：“土比洋好！”我工作在颐和园附近的党校，家住东城区，只有在每周末才能搭乘公交车回家一次，到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星期日晚上还要赶回单位上班。这样，我就不能和仲勋一起参加周末的文娱活动，常常是他独自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周末活动。周总理十分关心仲勋的生活，每当见到仲勋独自带着孩子们参加活动时，就问：“怎么见不到齐心同志呢？”后来，在一次节日晚会上，我见到了周总理。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这么年轻，哪里像35岁，四个孩子的妈妈呀！”他决定让我参加外事活动。但此后，我只陪同仲勋在北京参加过接待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夫妇和在广东接待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夫妇的活动。直到今天，我还未跨出过国门。

　　1962年秋，康生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仲勋搞突然袭击，诬陷仲勋授意李建彤炮制《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在会上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在大会上念了这个条子。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犹如晴天霹雳一般。仲勋看到我难以承受的样子，反而安慰我要正确对待，尽管他自己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不白之冤也毫无心理准备。关于仲勋与《刘志丹》小说创作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有关部门的调查，已经有了明确结论：仲勋曾参加过小说创作组的两次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他了解了小说的写作过程；在第二次会议上，他明确表态说，陕甘根据地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据我所知，仲勋连这部小说的初稿都没看完就交给秘书田方了，后来发表的一些章节，他根本没有看过。

　　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但他内心却倍受煎熬。当小女儿安安看到爸爸一个人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厅中默默思忖时，就问：“爸爸，你怎么啦？”小儿子远平也问：“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年幼的孩子们还不知道，他们的爸爸正在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我也深深地陷入痛苦之中。

　　1963年，仲勋受隔离审查期间，组织上安排他在中央党校（独居在西公所）学习。在此期间，他认真阅读马列、毛主席著作，并利用空余时间在住地后院的空地上种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等。当然，收获多半是交公的。他曾对我说：“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他还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到农村去当农民。毛主席让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回复说，农村太艰苦，还是到工厂去。1965年，组织上安排仲勋到洛阳矿山机械厂担任副厂长。我当时正在北京海淀区搞“四清”，只请了一天假回家给仲勋拆洗被褥，为他送行。不想，从此一别就是8年。回想起来不禁让我潸然泪下，感慨万分！

　　1967年1月3日深夜，西北一所大学的红卫兵突然闯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冲进仲勋的宿舍，强行把他带走。1月4日，仲勋在这所大学受到红卫兵的批斗。在被批斗中，仲勋不畏强暴，不仅自己坚持真理，而且为其他受株连的同志澄清事实。他还写信给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尽管身陷磨难，然而，值得欣慰的是，仲勋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保护和关照。当他被押到富平老家批斗时，那里的乡亲们说，我们不是来批斗习仲勋的，多年不见，我们想来看看他。要不是他三年困难时期的关心照顾，我们早都饿死了。乡亲们还自发地给仲勋做了一顿家乡饭。可是，造反派在康生的操纵下仍然不肯放过仲勋，准备把他拉到兰州、延安继续进行批斗，最终还是被周总理制止了。此时的仲勋，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了。1967年4月5日，他写信给周总理说：“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现在只是陪人挨斗了。”1968年1月3日，周总理派飞机将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采取特殊保护方式，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

　　在仲勋受审查、受迫害的日子里，我和孩子们也受到了株连。“文化大革命”中，我因没有同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受到审查。仅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我就被审查了7年之久。3个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了建设兵团劳动或生产队插队落户。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远平也被剥夺了升学上高中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去工厂当上了一名车工学徒。这段时间，对我和孩子们来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庆幸的是，我们全家人都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

　　1972年冬，姐姐给我来信说：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希望能见上一面。于是，我向干校请假回京探亲，得到批准。我的孩子们也因此有机会从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团聚了。我和孩子们商量，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见仲勋。我们在信中提了几点请求：（1）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仲勋了，请求总理让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2）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请求解决居住问题；（3）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周总理很快作了批复，满足了我们的请求。于是，我们终于见到了监护中的仲勋。我早有思想准备，心里一次次地嘱咐自己“一定要坚强”。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仲勋见到我和孩子们时，一生坚强的他流下了眼泪，连连说：“这是高兴的，这是高兴的。”由于多年分离，他分不清哪个是桥桥哪个是安安，更认不出已经长成小伙子的近平和远平了。在临回干校前，经我请求，组织上又批准我们见了仲勋一面。借见面的机会，我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换成了新的。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勋，和孩子们也有团聚的机会了。

　　1975年5月，仲勋被解除监护，组织上同意我陪伴他一同去洛阳。他被安置在洛阳耐火材料厂“疗养休息”，居住在工人宿舍区。在这里，我们度过了近3年的时光。这段日子里，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群众的温暖，仲勋的心里也得到莫大的安慰。每天早上，仲勋都要去郊区散步两小时，然后读书看报，下午又到郊区水库边散步。时间久了，他同看护水库的邓老头儿及郊区的一些农民都交上了朋友。他们凑到一起的时候，总是谈笑风生，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在得知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层的工作后，仲勋希望恢复工作的心情更加急切。党的十一大召开后不久，仲勋便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与此同时，我在女儿桥桥陪同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也多次找王震同志反映情况。王震同志非常关心仲勋的“问题”，为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这期间，我们也找过胡耀邦同志和叶帅（叶剑英同志）。我第一次见到胡耀邦同志时，他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几个方面称赞了仲勋，叶帅也坚决支持仲勋出来工作。在大家的关心和推动下，仲勋于1978年2月24日出席了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4月初，仲勋恢复了工作。之后，中央决定派仲勋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胡耀邦同志原话）。

　　对于仲勋同志的历史问题，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说：《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的历史书。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集团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为仲勋彻底平反。仲勋和我终于放下了沉在心底多年的包袱。

　　初到广东，仲勋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任务非常艰巨。他深知重新工作的机会来之不易，做好广东工作责任重大，所以，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都要到凌晨后才肯休息。1978年7月，仲勋到沙头角考察，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显得繁华热闹，而我们这边却荒僻冷清。这对仲勋触动很大。为了进一步掌握情况，这一年盛夏，最怕热的仲勋竟冒着酷暑一连跑了23个县。我心里明白，仲勋是在拼命。但是，作为他的妻子，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夺回来，尽量为党和人民多做些实事。为了不辜负党的重托，为了让广东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仲勋和广东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拥护党中央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地抓紧开展落实政策工作，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标本兼治抓源头，认真妥善解决“逃港潮”问题，积极推行搞活工农业的一系列灵活措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率先向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邓小平等同志的赞同。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创办出口特区（后更名为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实行对外开放抉择提供了宝贵经验。

　　1980年9月，仲勋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1月底，仲勋调回北京，先后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协助胡耀邦同志工作期间，仲勋白天在勤政殿工作，很晚回家后，还要继续接待来自各地的要求落实政策的同志们。他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制定，处理了许多重大、复杂的疑难问题。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简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这段时间，仲勋总是工作到深夜。即便如此，他还时常关心在中央纪委工作的我，嘱咐我不要熬夜，保重身体。

　　值得回顾的事情很多很多，令我始终不能忘怀的还有仲勋在统一战线方面所做的工作。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横山起义”，就是仲勋在任西北局书记时，在党中央的支持下，直接领导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成果。青海解放初期昂拉地区发生叛乱，仲勋正确运用党的民族政策，经过反复细致的工作，成功争取藏族部落头人项谦投诚，平息了叛乱。事后，毛主席对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毛主席还称赞仲勋政治思想修养和工作水平是“炉火纯青”。新中国成立前后，仲勋与张治中、邓宝珊、傅作义等党外人士都建立了良好关系。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曾撰文称习仲勋与张治中是“党与非党交往的典范”。黄正清是甘南著名藏族代表人物，在仲勋的感召和影响下，为解决当地民族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他夫人策仁娜姆患病时，仲勋专门派人把她接到北京治病。文艺界人士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也都是仲勋的好朋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仲勋总是热情相助。梅兰芳的家人，程砚秋、尚小云的夫人，都是在仲勋的直接关怀下落实了政策。荀慧生的夫人生病，仲勋还让我代表他去探望。仲勋与十世班禅大师情谊很深，两家人经常相聚。仲勋到广东工作后不久，班禅来广东休养，两人一见面，班禅就对仲勋说：“我是奔着您来的啊！”

　　1998年4月28日，在南方休息的仲勋给我打来长途电话，庆贺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他在电话里问：“我们结婚多少年啦？”我回答：“55年啦！”他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激动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啊！”他听后急了，说：“你怎么这么说呢？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的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这次通话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明白事理……”通话之后，仲勋对陪伴在身边的桥桥说：“你妈妈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我按照仲勋的嘱咐，记下了这次通话的内容，并把它抄给儿女们留作纪念。

　　2000年春夏之交，受仲勋嘱托，我赴陕甘宁老区，沿着仲勋战斗过的地方作了一次考察。这次考察历时40天，行程4000多公里。回来后，我向仲勋报告了考察的情况。仲勋满怀深情地表示，想亲自回延安看看！但仲勋竟在2002年5月24日与世长辞，他的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成为一大憾事。

　　2001年10月15日，家人为仲勋举办88岁寿宴，习家三代人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为他祝寿。这是习家人难得的一次大团聚，惟独缺席的是时任福建省省长的近平。作为一省之长，他公务繁忙，实在难以脱身，于是抱愧给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他深情地写道：“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四十八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从父亲这里继承和吸取的高尚品质很多”。“一是学父亲做人”，“您是为人坦诚、忠厚”，“您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和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一以贯之”。“二是学父亲做事”，“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我辈于父亲相比”，“实觉汗颜”。“更令我们感动的，是父亲从不居功，从不张扬，对自己的辉煌业绩视如烟云。这才是成大事者的风范，永远值得我辈学习和效仿”。“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您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您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您用自己博大的爱，影响着周围的人们，您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这封信，既是近平本人并代表儿女们对父亲真实感情的流露，也是一个革命后代继承先辈精神的誓言。当桥桥向大家宣读这封信的时候，她不禁热泪盈眶，我和在场的人也无不为之动容。仲勋听完来信，非常理解儿子，向家人、子女和亲朋们说：“还是以工作为重，以国家大事为重”，“为人民服务，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仲勋在最后的日子里多次对儿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这就是仲勋留给儿女及子孙后代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教诲儿女们如何做一个纯粹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我和仲勋相伴的日子里，他教导我“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年轻的时候我对这三句话不能完全理解，有时甚至感到太抽象。当我步入晚年的时候，才深深地领悟到这些话的含义，并把它当作了我的座右铭。仲勋生前曾豪迈地说：“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正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成为我与仲勋相伴一生的人生感悟。我把他这句话，敬录并镌刻在仲勋的墓碑上，以期自勉自励、启迪后人。

　　在仲勋离开我们的这11年里，无时无刻不在的思念，使我和孩子们从来就不曾感到与他分离。他爽朗的笑声、谆谆的教诲时常萦绕在耳畔，我们悉心地倾听着、温暖地感受着。仲勋百年诞辰的日子到了，我，很想念他！我们，深深地怀念他！

习远平回忆父亲习仲勋

父亲走了11年了。今年10月15日，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

　　作为他最小的儿子，站在他的墓前，对着他的雕像，我想说些什么呢？我能说些什么呢？他老人家走过的这百年，是中国扭转乾坤、翻覆天地的百年。这百年的中国历史太丰富了，他的人生历程也太丰富了，我看不尽，听不够，也享用不完。我只能在我的思念中寻找，寻找他老人家在我一生中留下最深烙印的东西。

　　少儿时，父亲就教育我们说：对人，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他还不止一次写给孩子们：“雪中送炭惟吾愿。”“雪中送炭”的待人情怀不但贯穿了他自己的一生，也从小给我们子女树立了一生待人的准则。纵观父亲一生，在党内生活非正常期间，历经冤屈、坎坷、磨难，却从来无怨无悔、顾全大局，一生都在“雪中送炭”。该谦让的，他谦让了；该忍耐的，他忍耐了；该承担的，他承担了；该挺身而出时，他都挺身而出了。他由衷地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人所共知，在党成长的漫长岁月中，无论是在“左”的或“右”的错误发生时，“没整过人”，就是在人一生最艰难的时刻帮了人。在那些蒙冤岁月里，父亲对污蔑不实的所谓“问题”，能揽过来的就坚决揽过来，宁可一个人承担责任，也绝不牵连他人。他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别人身上就是西瓜；别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许多人听了这话落泪。“没整过人”应该是他老人家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雪中送炭”的事情。

习仲勋和习远平

　　小学课本里有一篇《孔融让梨》的故事，一字一句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父亲从小对我——他这个小儿子的特别家训。父亲不止一次拿着课本，给我念这一课，拉住我的手，给我讲这一课。谦让，是父亲教给我最重要的人生课程之一。在家，谦让父母，谦让兄弟姐妹；在外，谦让长辈，谦让同学同事；谦让荣誉、谦让利益、谦让值得谦让的一切。谦让，既意味着自己对个人荣誉、利益、所得的放弃，也意味着自我人格的升华。我感谢父亲，走入社会以后，我终于明白，父亲让我从小养就的谦让习惯，在面临复杂社会关系，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家庭与国家利益时，获益良多。不仅使复杂关系、棘手难题的处理容易获得公平、公正的结果，同时容易赢得群众的普遍认同和普遍尊重。

　　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了不起的英雄。13岁上初中时，父亲就因参加进步活动，进了国民党陕西省监狱。1962年，他因小说《刘志丹》遭遇康生诬陷，蒙受不白之冤16年，其中“文革”冤狱7年半。“文革”期间，家人包括我们这些孩子无法探望他。当时，社会上传说很多：有说他提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马克思了；有说他一次批斗以后重病而死了；还有说他自杀了，或失踪了，众说纷纭，杳无音信。我们一家人心上阴云笼罩：父亲可能早已走了，早已不在人世了。

　　直到1972年，我们一家人利用春节千辛万苦聚首北京，打听到罗瑞卿伯伯的孩子们通过给周总理写信的方式与罗伯伯重逢相见，全家人才重又燃起希望，一起商量说：我们也给周总理写信。给总理的信发出时间不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人了，其中两位还是父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候的老人。来人传达总理的批示说：你们的父亲还健在，不久会安排与家人见面。我们既兴奋又激动，相约见到父亲时，谁都不许哭，不让父亲担心。

　　1962年，父亲蒙冤时，我才6岁，离开父亲时，我才9岁。在我心里，父亲早已是一个遥远的、可思而不可见的梦。梦里的父亲一头乌发、身材伟岸，既威严又慈祥，可当他一旦走近，我扑过去要抱住他时，他却消失了。7年后，得知他还在人世，我悲喜交集，见父亲的前夜，竟一夜无眠，浮想联翩：父亲的形象一次又一次被我重新描摹，父亲见我的第一句话一次又一次被我反复猜测……

　　见到父亲时，我震撼了。父亲与我幼小心灵中的父亲形象已截然不同：一头乌发已然不见，瘦了，苍老了，两鬓斑白。他凝视着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谁都没想到，父亲与全家人相互打量着，见到我时，他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听到他这样问我，大家都哭了，父亲的泪水也夺眶而出。他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说：“我高兴！这是我高兴的眼泪！”唐朝诗人贺知章有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7年生离，我识父而父不识我，真是彻底颠覆了诗人的语境。一家人最大的欣慰是父亲依然健在。与父亲团聚，长相厮守，是此刻全家人唯一的期盼。一家人感到最振奋的是：虽然岁月无情，但父亲依然是一派壮心不已的气概，我们放心了。

　　只是，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疑团：这么多年，没人探望，没人说话，远离亲人，与世隔绝，“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后来，听他慢慢谈起往事，我们才知道，对父亲那些沉重岁月的表述，用“熬过来”这个说法是个天大的谬误。

　　身在冤狱，父亲对人民、对党的信念没有过丝毫动摇，他一直准备着为亲爱的人民、敬爱的党继续工作。他说，马克思的晚年，不是背诵拉丁文的诗歌，来保持敏锐的思想和记忆吗？没人说话，我就对自己说话！他开始背诵《矛盾论》、背诵《实践论》、背诵“老三篇”，不但磨砺思想，也磨砺语言。慢慢地背诵如流，昼夜不舍，晨昏无辍，本应度日如年的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悄悄流走了。

习仲勋和习近平

　　为了保持一个好身体，父亲坚持了长年锻炼，把枯燥的身体锻炼做成了一天最愉快的事情：每天，他先是做一日两次的斗室转圈，先迈步正着转圈，从1数到10000，然后退步倒着转圈，从10000倒数到1；接着，他用肩膀撞墙，用后背撞墙，用拳、用掌击打全身；最后，仰面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仰面躺着，是当时监管方要求的睡觉姿势。监管方固执地认为，侧身睡不易观察到自杀行为，坚持要求被监管人仰面睡。为了这个“奇葩”规定，父亲仰睡了多年，上千个日夜，这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啊！我想，父亲的身体锻炼中奇特地增加了“仰卧起坐”的情节，肯定是为了对这个“奇葩”规定“以毒攻毒”。

　　还是为了有可以持续作战的身体，父亲对自己多年抽烟的习惯也实行了“严格管制”。他原来每天要抽两包烟，逐步减少到每天只抽一支烟。早饭后，点燃烟，只抽上一口就掐灭；吃完午饭，点燃再抽，这次，抽到一支烟的一半，又掐灭，放在一边；晚饭结束，才是他真正享受抽烟愉悦的时间：这次点燃烟后，可以抽完余下的半支烟，直抽到手指掐捏不住烟卷的时候。

　　沉冤得雪的父亲回到战友们身边时，大家都十分吃惊。小平和叶帅当时就愣住了，叶帅说：仲勋同志，你16年备受磨难，身体竟然还这么好？！毫无疑问，父亲在逆境中长年砥砺的敏捷思维和健康体魄，对他后来主政广东，大胆施行改革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及至年齿渐长，阅世日深，我对父亲蒙冤人生中锲而不舍的身心砥砺有了更深的理解。16年蒙冤，父亲为什么能够天天如一地无畏面对，是因为在他心里，人民至上，党至上，为党和人民而战斗、奋斗，是他心里的无上快乐。“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16个字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顺境如此，逆境亦如此。在这样无私的精神世界里，个人荣辱得失毫无位置。无私方能无畏，父亲蒙冤生涯中的无畏，正是源自他的无私。

　　父亲一生，参与完成了党的两大历史使命：一个，是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创建了众所周知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而另一个，则是在邓小平、叶剑英的亲自支持、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创建了广东经济特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红军抗日的出发地；而经济特区的创建“杀出一条血路”，对此后中国的经济腾飞，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起到了“先行一步”的引领作用。参与完成这两大历史使命，父亲都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没有无私无畏的政治胸襟，这两大使命的完成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广东经济特区的建立，我亲历其时其事，有一点集体记忆中的个人补充。改革开放至今35年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老经济特区日新月异，带动浦东、前海、横琴、南沙、上海自贸区等一批新的经济特区成批崛起。父亲要是还在，看到他在中央支持下亲身参与决策、参与实施的特区建设事业发展得这么快，他该多么欣慰啊！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你父亲甫一复出，临危受命，主政广东，《光明日报》第一天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广东媒体第二天就全文转载，并在全省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不久，又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放权，要广东的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他的政治灵感是从哪里来的？我总是从不犹疑地回答说：“无私无畏！”

　　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政治禁区比比皆是，冲破禁区的政治勇气首先来自无私无畏的政治胸襟。要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实实在在“杀出一条血路来”，没有无视安危、不怕犯错、责无旁贷、义无反顾的无私无畏精神，就不敢大胆颠覆禁锢思想的政治教条，也无法提出任何新观念、新政策、新办法，去面对和解决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如我父亲者，当时有一大批老同志，由于无私无畏，变得有识有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复出履新后的历史贡献。

　　1978年，我已考入洛阳外国语学院。因为是部队院校，管理甚严，暑假只有7天假期，我匆匆去广东探望父亲。没想到一见面，父亲就给我出了题目，要我陪妈妈到深圳去，一路多看看，了解第一手资料，要大胆谈看法——一个年轻大学生的看法。沿途，我看到地里干活儿的几乎都是妇女，当家男人多数跑了，逃港了。我看到被抓的浑身湿漉漉的偷渡者，被铐着，武警牵狗押送着，因为当时偷渡是“敌我矛盾”。我看到深港两地的白昼：深圳这边，沉寂渔村，香港那边，繁华闹市；而两边的夜景，深圳这边，渔火昏暗，香港那边，灯光辉煌。强烈的反差，让我有了强烈的诉说冲动，父亲鼓励年轻大学生说看法，我是“匹夫有责”。

　　我回到父亲身边时，带去了所见所闻。我说，明摆着，这边贫穷，那边富裕，谁不向往美好生活呢？这边姓“社”，那边姓“资”，老一辈革命一生，要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还不如500多万人的香港呢！这类议论，也是当时社会上的私下话题。父亲听着，记着，沉思着。

　　后来我慢慢知道，父亲为了了解第一手资料，不仅跑遍了广东的23个市、县，还与秘书经常悄悄上街买菜，碰见谁，不管认识与否，就家长里短地与人聊天，多方面了解了广东当时的穷困：5500万人，1000万人吃不饱，“鱼米之乡”的老百姓几乎既没鱼吃也没米吃；粤北的主食是红薯，而吃的主菜是空心菜。这可不是今天我们吃的又细又嫩的空心菜，那时的空心菜，又粗又长，产量很高，却难以下咽，号称“无缝钢管”。同时，他也了解了“逃港潮”的一时泛滥，不只是沿海人觉悟出了问题，更是我们的经济出了问题。父亲希望从不同方面得到最真实情况的印证，以形成自己的政治思考、政治决策。我探望父亲的假期之行，恰好被他抓了一个“飞差”。

　　今天，特区已经发展变化得认不出来原来的模样了。谁能想到，今天深圳第一家上市酒店深圳新都大酒店，当年只是贵州生猪出口基地；而处于更中心位置的深圳五星级阳光大酒店，当年则是湖南生猪出口基地。今天，“那边”，香港人络绎不绝迁居深圳，在深圳安家落户；而“这边”，美丽富足的深圳令民众乐居，“逃港潮”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当时，许多优秀企业家参与了改革，一批国有企业、股份企业、民营企业，现在都已成为享誉世界的企业航母。父亲的百年诞辰，他们纷纷表达哀思之情，共同的心声是：广东的先行改革开放，使他们和他们领导的企业提前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而改革开放的红利也给南粤大地带来巨变，无数年轻人享受了伴随巨变而至的稳定工作和舒适生活。我相信，父亲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面含微笑，注视着这一切。父亲当年实施广东先行开放的壮举，遭受过多少无形的政治压力，经历了怎样艰难的政治选择，父亲没有说过，我们亦无从猜测。但有一条是肯定的：父亲内心的使命感来自人民，人民的追求就是对父亲的命令，父亲只是又一次听从了人民的召唤而已。

　　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人民是父亲的根。50周年国庆大典，父亲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焰火十分壮观。当璀璨的光彩一次次照亮父亲面庞时，陪同的领导同志说：“江山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打下来的！”父亲感慨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父亲一生，始终对得起毛主席给他的评价：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父亲对人民的那个亲，人民对父亲的那个好，我有特别的记忆——

　　1975年，父亲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结论，在洛阳耐火材料厂“休息”。组织上安排了一套三室的房子给我家，在工人宿舍区。当时，家里热闹，不断人，“谈笑有乡邻，往来皆百姓”。工人们常来串门，谁家来客，我家里准多一份好吃的；我家里有了伙食改善，也短不了端给左邻右舍。至于厂里热气腾腾的大澡堂子，工人们喧哗嬉闹的声浪，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场景。当时，父亲有了一个泡澡的“癖好”：每天早晨9点，大澡堂子刚换上新水，他就下水泡着；只要我在他身边，就招呼我一起泡。一块儿泡着的，还有下夜班的几十个工人。我至今记得，父亲那时是最快活的：额上挂满汗珠和水雾，身子泡得红红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心底的笑，大声与工友们说着工厂的事、家庭的事，还有国家的事。现在，改属中钢集团的洛阳耐火材料厂旧址还在，印象中，大澡堂子还热气腾腾地开着呢！回想起来，父亲的泡澡“癖好”其实是与人民“泡”在一起的“癖好”，是与人民坦诚相见、交流无碍的“癖好”。

　　我能感觉到：父亲鼓励、敦促乃至命令他的孩子们走近人民、与人民不离不弃、与人民同甘共苦，似乎是他内心本能的呼唤。无论什么时候，孩子们只要与最底层人民贴近了，他就特别高兴。记得父亲在洛阳耐火材料厂时，我19岁，在北京服务机械厂当工人，先当翻砂工，后来改变工种当车工。当车工时，起先干16车床，后来“进步”了，干18车床、20车床，直至干30车床。30车床加工大部件，走刀时间稍长，走刀间隙，师徒俩够时间互相点颗烟。记得我节假日回到洛阳看父亲，很得意于自己的“进步”，告诉父亲说，终于干上30车床啦，我可以不那么累啦！父亲沉默半晌，语重心长地说：我看你去干翻砂工更好，在最脏最累的岗位上，才能与工人的心贴得更紧，知道幸福来之不易！

　　父亲的话，对我影响至深：当工人4年，一天没敢懈怠。师傅见我干活踏实，可每天只吃一盒白饭、一勺猪油、一撮盐加白菜，就常常把卷着大葱猪头肉的烙饼塞在我饭盒里。那4年，我几乎每年都评上先进生产者、师徒模范，至今，妈妈还珍藏着已发黄的当年的奖状。

　　为了让我这个小儿子离人民近些、再近些，父亲还对我提出很严苛的要求：1975年秋天，我和哥哥都回到洛阳看望父亲，待了没几天，父亲就撵我，说：“远平啊，让你哥带着，去他插队的梁家河看看吧。你当了工人，工资虽然低，比起你哥呆的地方，可幸福多了，陕北农村才是最苦的！顺路，去你大姑那儿看看，别忘了大姑一天一碗羊奶的情意！”大姑是父亲的亲妹 。1968年，哥哥15岁，因父亲问题的牵连，被有关部门多次关押审查，出来时，身体非常虚弱，全身都是虱子。哥哥到关中富平老家大姑家里休息很长时间，大姑一天一碗鲜羊奶喂着，他才慢慢调养好。

　　我和哥哥先到了富平县城关镇大姑家，我至今不能忘记，见到父亲的亲妹妹大姑时心里的震撼：大姑一辈子在老家当农民，虽然才50多岁，但头发已经灰白，苍老得让人心酸。家徒四壁，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富平地处八百里秦川，曾是汉高祖的粮仓，是陕西的富庶平安之地，当时也处于困厄之中。我们当时过得苦，可老家的农民更苦。这时，我也才理解了为什么父亲临行前，亲自张罗那么沉的礼物带给老家，好几瓶河南当时的名酒，都是父亲一点一点攒下的：鹿邑大曲啦，宝丰大曲啦，张弓大曲啦，林河大曲啦。他在对大姑表达救回哥哥生命的感激。同时，也是在尽自己当时能尽的最大努力，力图犒劳一下在我们一家艰难时伸出援手的老家乡亲们。父亲的礼物分给大姑和乡亲们的时候，真的激起了一片欢腾。可吃饭时，酒可不是一人一杯那么奢侈，而是倒在一个小盅里，一人一小口，转着圈喝。

　　接下来的行程让我体会了父亲催我陕西之行的深意：他老人家是要让他未到过黄土地的小儿子，认识陕北农民，认识陕北农民的生活。那时，从富平到铜川，坐两小时火车；从铜川到延安，坐一天长途汽车；从延安到延川，坐大半天汽车；从延安到文安驿公社再到梁家河大队，几十公里，徒步。这样的行程让我累得精疲力竭，早早睡下了。可一样行程的哥哥，到达梁家河的当晚，就召开大队党支部会议，直到深夜。陕北农时晚，7月麦收，正是农忙，也正是陕北农村支部书记们最忙的季节。

　　第二天，哥哥投入紧张的农活，我也上了“火线”。陕北土地贫瘠,广种薄收，村里最远的地远在10里路外。这时，我才发觉，与陕北农民相比、与哥哥相比，我差得太远啦！他们力气可真大啊，近百斤重的一捆麦子上了肩膀，10里山路要一气儿走下来，中途不能落地休息，一落地，麦子就散了。就这样，在黄土高原的山路上来来回回，扛着一捆捆麦子，像是小跑，一扛就是一天，直到天黑，衣服被汗湿得能拧出水来。

　　晚上，哥哥特意把窑洞里他的铺让给我睡，因为他的炕席下面撒了六六粉，可以防虱子、跳蚤、臭虫。可是第二天，我还是被咬了一身水泡，痒得没处抓挠。我问哥哥怎么样，因为他睡的炕席下面没撒六六粉。哥哥笑了，说：“我的皮肉已经被咬结实了，现在，任什么东西再咬，也咬不动啦！”

　　在梁家河乡亲们眼里，我是远道来的稀客，又是陕北“老革命”的亲子、本大队支部书记的亲弟，由此，我获得了最高礼遇：一家一家派着吃饭。乡亲们用白面馍款待我，而这是他们成年累月也吃不上一次的东西。我清楚地记得，即便是全村孩子最多、最穷的那一家，也用酱油膏煮了汤,下了十几个荷包蛋，做了白面饸饹来管我的饭。只有一件事，家家都是共同的：不上桌的老人妇女后生，吃的全是黑黑的糠馍。我心里流着泪，享受着陕北农民的崇高礼节和深厚情义。

　　父亲吩咐我的这次陕西之行，既让我终身难忘，也让我终身受益。此后，我不止一次回到陕西农村。我慢慢认识了陕西农民和他们的生活，再没有什么苦和难，能在我的眼里称得上是苦和难；也再没有任何障碍，能分离我与陕西老家乡亲们的血肉之情。父亲的葬礼上，我记得一个让我永难忘怀的特别画面：他静卧在鲜花丛中，遗体正前方安放着陕甘的小米、家乡的黄土，送他最后一程。

　　父亲晚年，守望深圳，守望广东，守望这块他付出心血汗水的南粤大地，默默注视、关心着它的变化。他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只是每年国庆、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在《深圳特区报》上发表一篇“祝辞”，表达他对这块热土的期待和对这里人民的挚爱。新世纪的2001年国庆，父亲对深圳市的“祝辞”这样写道——

　　“今年以来，深圳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重要工作部署，把握大局，大胆开拓，科学决策，调整产业结构，以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带为新的起点，在把深圳建成高科技城市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为在2005年深圳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力争在2010年左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方面开了好头。我在深圳近十年，对广东，尤其是深圳有很深的感情。对深圳前进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个成绩，我打心眼里感到十分欣喜。”这是他老人家对南粤人民最后的祝福。234天之后，2002年5月24日，父亲安然离去。

　　2000年时，父亲在深圳兰园种了一棵榕树。如今，父亲走了，榕树还在，它在兰园长大了，根深叶茂，它在父亲的第二故乡，吮吸着故乡人民给予的雨露甘霖，郁郁葱葱地生长着。我一见到这棵榕树，就想起了父亲，在我心目中，这已成为他老人家扎根在南粤大地人民中的一个象征，他没有离开广东，没有离开深圳，他还和南粤大地这片热土上的人民在一起。

　　父亲离开工作岗位以后，诸多方面不止一次请求他写回忆录。父亲说：“我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的一生，个人是渺小的，个人没什么东西要写的，由历史、由后人去评说吧，我什么也不写！”当然，他确实不必写什么，他服务于党和人民事业的赤诚，几乎是“存乎于心，发乎于情”的一种天然，不必刻意记载。他不希望被人记住。

　　父亲百年诞辰，家里陆续收到一些各方面送来的纪念文稿，情浓意挚。文章叙说父亲一生中参与完成党建立陕甘边根据地和建立广东经济特区两大历史使命的光荣，寄托着对百年父亲的哀思，也告慰父亲：人民想着您呢，您在人民中是受到尊敬的。我想，父亲如果天堂有知，党和人民继续着改革开放的事业，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他老人家一定会含笑欣慰的。

从“群众领袖”到“人民的勤务员”，习仲勋的作风和家风对习近平的影响

习仲勋曾嘱咐儿子习近平：“不管你当多大的官，不要忘记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真真切切为百姓着想，要联系群众，要平易近人。”

这番话，是父亲对儿子的要求，是两代共产党人间的传承。

“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5年10月，毛泽东在向党内同志介绍习仲勋时说：“要选择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就是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出生于民族危亡时刻，这位由农民后代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体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常说：“我是农民的儿子。”

曾和习仲勋从绥德一路赶往延安的美国学者李敦白回忆：“他走到哪里，好像每一个村庄都有认识的人，他碰到这个人说，你婆姨的病好了没有，碰到那个人说，你爸爸的腰疼好了没有。”

“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一份保存在习仲勋档案中的组织鉴定材料生动反映了习仲勋同群众的鱼水情深。

在中共绥德地委旧址的展厅里，一行字格外醒目：“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这是习仲勋说过的话。

“端端地，这是关中话，稳稳正正地。”2021年9月，习近平在陕西榆林考察时说。

1943年，习仲勋刚刚就任绥德地委书记就提出“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的要求。他要求各级干部不当“官”和“老爷”，而是走出“衙门”，深入乡村，真正为群众想办法，办实事。

在《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上册）》（采访实录）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纪实：“他到过粤东、粤北、粤西、珠江三角洲和海南的许多县、市。很多地方不是一般的基层，是非常贫困的地方。像阳山县的东山、清远县的白湾等自然条件很差的贫困石灰岩山区，他都跑过了。”

在广东梅县调研时，他戴着草帽，挽起裤腿走在泥土地里。农民见到这么大的领导来，有时候会双手和他握手，习仲勋也会还以双手相握。他对当地干部说：“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让群众吃饱饭又有零花钱。”

习远平在一篇回忆父亲习仲勋的文章中写道：“父亲一生，参与完成了党的两大历史使命：一个，是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创建了众所周知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而另一个，则是在邓小平、叶剑英的亲自支持、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创建了广东经济特区。”

这两大历史使命，围绕的中心都是“人民”，前者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和自由，后者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

…………

正如习远平所说，“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人民是父亲的根”。习仲勋心里始终装着人民群众，这也深深影响着习近平。

“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

黄土的厚重与雄浑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伟大的劳动人民。在历史长河、时代大潮中，习近平与父亲习仲勋先后都在陕北这片赤诚的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1969年，不满16岁的习近平到陕北农村插队。

“一年365天，除了生病，几乎没有歇着。下雨刮风在窑洞里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还要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在陕北，习近平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种地、拉煤、挑粪、打坝、挖井、建沼气池……深入了解农民、了解农村、了解当时中国社会最基层最真实的一面。

七年知青岁月，锤炼了习近平坚毅刚强的性格，铸造了他志存高远的情怀。于他而言，这片土地不仅仅是他劳动过的地方，也是他心灵的故乡，这里不仅有朴实的老乡，也有精神的手足。

多年后，习近平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他还说：“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

对农民和土地的深深挂念，成为他根植内心深处的动力。“人民”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从黄土地生根发芽，也为他此后的治国理政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世纪80年代初，习近平走上地方领导岗位。他深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深入群众才能知道群众需要什么，才能更好地为民办事。

在河北正定，他骑自行车下乡调研，将桌子摆在大街上，现场处理、解答群众问题；在福建宁德，他沿着柴刀砍出的荆棘山路“三进下党”，扑下身子带头践行“四下基层”制度；到任浙江后，他带领省级领导“下访浦江”，主动倾听来访群众反映的矛盾问题，用一年多时间跑遍了全省90个县市区……

齐心曾在《忆仲勋》一文中这样回忆丈夫习仲勋初到广东工作时的情景：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都要到凌晨后才肯休息。“这一年盛夏，最怕热的仲勋竟冒着酷暑一连跑了23个县。我心里明白，仲勋是在拼命”。

父亲，是精神和力量的象征，更是榜样的激励和引领。

“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为群众办实事”始终是习近平与父亲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

2012年11月15日，世界目光聚焦中国。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庄严承诺，宣示了他带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

“千万要记住政府前面的‘人民’两字。”

“群众在干部的心里有多重，干部在群众心中就有多重。”

“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我们就不能安之若素；只要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憧憬还没有变成现实，我们就要毫不懈怠团结带领群众一起奋斗。”

…………

万千叮咛，饱含着人民领袖对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

“为人民服务，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16个字是习仲勋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习仲勋逝世后，齐心亲笔书写的这段话，被镌刻在习仲勋墓园的雕像背面。

在习仲勋离开的这些年里，齐心与子女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齐心在回忆习仲勋的文章中写道：仲勋在最后的日子里多次对儿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教诲儿女们如何做一个纯粹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习仲勋对儿女的影响，润物无声。在那封拜寿信中，习近平言辞恳切，“学父亲做人”“学父亲做事”“学父亲对信仰的执着追求”“学父亲的赤子情怀”“学父亲的俭朴生活”，纸短情长，言简意深。

“为人民服务，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这是习仲勋对儿子习近平的回应和期许。

从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从政经历遍及村、县、市（地）、省（直辖市）和中央党政军主要岗位。他常说，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要“常怀忧患之思，常念人民之托”。

2013年深秋，习近平总书记乘飞机、坐汽车翻山越岭来到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在村民的晒谷场上，面对围坐身边的父老乡亲，他第一次提出“精准扶贫”，摆脱绝对贫困的全新探索以此发轫，在全国各地铺展开来。

在陕西延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老区农村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确保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江西井冈山，村民拉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手激动地说：“感谢您来看我们，您可是国家的当家人啊。”总书记说：“是人民当家作主，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帮你们跑事的。”

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共产党给老百姓的承诺，一定要兑现！”

在甘肃省古浪县富民新村，习近平总书记说：“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让老百姓生活更幸福就是共产党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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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人民放在心中，将承诺落到实处，牢记父亲叮嘱，始终用实际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了，但“农民的儿子”习仲勋依然深深惦念着乡土。

2000年春夏之交，齐心受习仲勋嘱托，赴陕甘宁老区考察，历时40天，行程4000多公里。回来后，齐心向习仲勋报告了考察的情况。习仲勋表示，想亲自回延安看看！但遗憾的是，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同志与世长辞，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2019年5月，延安告别绝对贫困。

2020年5月全国两会期间，谈及往事，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这一代人有这样一个情结，一定要把我们的老百姓特别是我们的农民扶一把，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全面小康，大家一起走这条路。”

2021年9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来到陕北黄土高原。

一路上，山梁的稻谷沉甸甸，漫山的苹果红彤彤，层层叠叠的梯田、碧波荡漾的水库……在杨家沟革命旧址前，他说：“来这里看看，了却一个心愿。”

父子两代人，从“群众领袖”到“人民的勤务员”，一脉相承的是深厚的人民情怀和为民初心。无论何时何地，人民始终是他们共同的牵挂和力量所在。

来源：共产党员网，2013年10月。国际在线，202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