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设立乌鲁木齐都统的目的，是把乌鲁木齐地区（包括东疆）的八旗军和满人事务，从伊犁将军治下分离出来。

伊犁将军的事权范围，直接关系到新疆在清朝时期的国家行政地位。军府统治区域，一般为藩属区，也就是今天认为的殖民地区，这是西方势力和境外分裂势力长期制造新疆话题的理由之一。伊犁将军权力大或者小，都不是新疆应有的荣誉，而是新疆问题的一个创伤。南疆有参赞大臣节制下的办事大臣管理体制，北疆有甘肃行政管辖下的郡县体制，这才是历史事实。清朝在全国设立了十四个将军府，伊犁将军只是其中一个，没有无限拔高的必要。

至于军府，整个清朝都是军府统治下的国家机器。十四个将军府，是满清皇帝对全国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实施国家监管的军事机构，湖南湖北，福建新疆，概莫能外。

收复新疆初期，在新疆各地驻扎的八旗军和绿营军，都不是驻防军，定期从内地选派换防。每支部队的换防期限为三年，军费开支浩大，仅士兵俸银一项，每人每年发放白银20到30两，另外发放盐菜银、口粮、跟役、马匹、帐篷、锅口等多项费用。“以介于满营和绿营之间的索伦换防兵为例，每营一千名，仅整装银、盐菜银及马价等项，即需支出五万四千一百余两”。步马时代，从内地到新疆的平均行军时间一般在四个月左右，路线长，行军疲劳，战斗力下降。

随着南北疆局势稳定，清政府也发现了军事换防的缺陷，取消新疆驻军换防制度，从内地调拨精锐兵源，永久驻防新疆。“国家驻防之兵，最为良制，精选虎贵劲旅，屯戌四方，督其操练，严其律令，有四方稍有不靖，自可驱除，不须远方调拨，以误时日”。乾隆皇帝认为，新疆统一后，原来的驻兵重镇如凉州、庄浪（兰州）、西安等地区的战略地位已经下降，哈密和巴里坤以东地区不必再由八旗军驻防。

—— 伊犁八旗

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乾隆皇帝向军机大臣们阐述新疆驻军思路，“朕意于派索伦兵二千名，察哈尔、健锐营兵各五百，共二千名，令纳木扎勒、三泰驻伊犁。再北路之塔尔巴哈台，亦宜防守，所余索伦兵一千，拟令阿桂带领驻”。随后，军机处制订了向伊犁地区移驻索伦兵的具体计划，从黑龙江将军统领的各城满洲、索伦、达斡尔兵营里，挑选出1000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官兵，携带家属，西迁伊犁。索伦营被安置在霍尔果斯河两岸驻防，设索伦营领队大臣1员，总领军务。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驻扎在凉州、庄浪的3200名满蒙八旗军，全部携带家属迁往伊犁，永久驻防。又命令驻扎在热河喀河屯、桦榆沟的1032名满蒙八旗军，携带家属迁往伊犁。两支部队于1766年全部抵达伊犁驻地，合兵一处，共计4200名，整编为新八旗，由40名佐领统辖，驻防伊犁惠远城，称“惠远满营”。

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根据军机大臣傅恒奏请，从黑龙江将军、察哈尔都统两处，征调察哈尔兵1000名，索伦兵1000名，携带家属西迁伊犁。两部军兵于1764年到达，与凉州、庄浪迁驻伊犁的八旗军合编，“惠远满营”共计兵力5200人。

八旗驻防军伊犁后，塔尔巴哈台由伊犁派军换防，每期换防3000名军兵。

1765年（乾隆三十年），军机大臣傅恒上疏，伊犁区域辽阔，大部分兵员派驻塔尔巴哈台，如果南疆地区发生战乱，伊犁无法抽调兵力增援。傅恒建议，从西安抽调部分八旗军移驻伊犁。乾隆指示，从西安挑选两千名有专业特长的军兵驻防伊犁，最后确定人数2088名。部队准备启程，伊犁方面送来急报，称军需不够，暂时养活不了两千多名官兵。“伊犁查现在仓储米足敷移驻兵二千名支放之用，但年岁丰歉无常，应筹备留余，请暂将西安兵一千名移驻，余一千名，俟三十七年再行遣往”。所以，西安八旗军分两批进疆，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5月，第一批到达；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3月第二批到达。西安八旗军驻防惠宁城，称“惠宁满营”，专设领队大臣1员，为领军统率。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清政府命令驻扎在东北盛京的锡伯营1000人，携带家属，共3275名，分两批迁驻伊犁。伊犁将军明瑞认为，锡伯人原来是游牧民族，如果“兵丁驻在城内，于农牧皆无裨益”，将锡伯营安置在伊犁河南岸屯垦，拱卫伊犁各城的同时，负责驻守辖区内的台站和卡伦。

平准战争时期，善于骑射的蒙古军兵被编入满洲八旗作战。战争结束后，乾隆皇帝命令蒙古各部落抽调1000名军兵驻防伊犁。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蒙古地区抽调1000精壮战士，组成察哈尔营，带领家眷西迁伊犁。其中，150名官兵留驻在乌鲁木齐，50名军兵派驻库尔喀喇乌苏，其余843名官兵全部屯驻在赛里木湖。

厄鲁特部的兵员组成较为复杂，主力部队1000人，从热河的达什达瓦部和北京的厄鲁特营部抽调过来，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抵达伊犁，是第一批到达伊犁的清朝驻防军。第二年，清政府从哈萨克地区花钱赎买500名战乱出逃的准噶尔旧兵，编入厄鲁特营，共1500人，被安置在特克斯河、察林河、塔玛哈一带屯防，派领队大臣1人统领。

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跟随土尔扈特东返的原罗布藏丹增旧部、沙比纳尔部落约1200余户归降。不久后，又有1408名准噶尔旧兵从哈萨克地区回来归降，全部编入厄鲁特营。随着准噶尔旧部不断归来，厄鲁特营实际上已经成为“准噶尔营”。平准以后清朝不再使用“准噶尔”这个词语，清军对厄鲁特人重新整编，“定左翼厄鲁特（达什达瓦部）六佐为上三旗，右翼厄鲁特（投诚准噶尔部）共十佐领为下五旗，以投诚之沙毕纳尔人等归入下五旗厄鲁特，增设四佐领统之”。

整编后的厄鲁特营，全营兵丁共3100余户，在伊犁驻防四营中人数最多，任务最重，承担了伊犁大部分台站、卡伦的防守任务。

—— 伊犁绿营军

伊犁绿营军由陕甘总督调派，从陕西、甘肃两省派出，从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陆续开拔，驻守屯田，到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结束。

伊犁绿营军仍然是换防军，“向例三年更换，嗣改为五年一换”。从过去三年一换防，更为五年一换防。1778年，伊犁将军伊勒图上奏，“伊犁屯田绿营兵，俱由陕甘各营军派往，五年一换，徒滋繁华扰。查伊犁满洲蒙古兵，俱系券兵，请将绿营兵亦改为眷兵，其管理之官员等，合兵数出派”。

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清政府颁布谕令，陕甘地区在伊犁换防的绿营兵家属可选择自愿随军，家属不选择随军的绿营官兵返回原籍，伊犁绿营军不再换防，“携眷永驻”。

整编以后，共有3098名绿营官兵选择驻防，随军家属被安置在塔尔奇沟口以外的乌可尔博尔苏克、东察汗乌苏、霍尔果斯、巴彦岱等处驻兵点，安家屯垦。绿营军分别屯驻在绥定城、广仁城、瞻德城、拱宸城、熙春城、塔勒奇城。绿营军军制不变，仍然沿用参将、游击、守备、都司等职务，不再受陕甘总督节制，直接划归伊犁将军统领。

伊犁绿营军改制前，伊犁将军府设在绿营军驻防的绥定城。绿营改制后，伊犁将军府迁入八旗军驻防的惠远城。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甘肃向伊犁派驻同知、通判等官员，设伊犁直隶厅，厅府衙门设在绥定城，没有跟随伊犁将军府搬迁，一直保留到新疆同治暴乱。

—— 塔城驻军

塔尔巴哈台原来是蒙古卫拉特部落的牧地，“与伊犁相接，若不筑城驻兵，设卡巡查游牧，则西北两路声势不能连属”。平准战争结束后，清军在雅尔筑城屯防，设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1名。雅尔今属哈萨克斯坦，冬季漫长，风雪大，人口稀少，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清军在楚呼楚另建新城，驻军屯田，改名塔尔巴哈台，这个地方是今天的塔城市。

塔尔巴哈台驻军仍然是换防军。换防八旗军来自伊犁，从锡伯营、察哈尔营、索伦营、厄鲁特营抽调，每期700人，三年一换防。换防绿营军由陕甘总督派出，从凉州、甘州、肃州、西宁等地调派，每期800人，五年一换防。

塔尔巴哈台新城建设完成当年，清政府设参赞大臣1名，负责民事和屯田事务；设领队大臣1名，负责八旗军和满人事务；设专理游牧大臣1名，协助参赞大臣处理牧民事务。

—— 乌鲁木齐八旗驻军

清朝平定准噶尔时期的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设在巴里坤。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时，巴里坤不再是战略后方，军事支援基地向西移动，派兵300名八旗兵进驻乌鲁木齐，从甘肃向吐鲁番调集绿营军5000名。清政府要求绿营军在吐鲁番就地屯田，听候兆惠调遣，如南疆战争用得上，即刻开拔参战；如南疆战争用不上，则开荒种地，支援前线。所以，这个时期的吐鲁番发挥过南北疆军政中心的作用。

1711年（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蒙古回归，清政府在安置问题上疑虑重重，“此次投诚之土尔扈特情形，不可深信，请由喀尔喀、赛因诺颜、阿尔台、乌梁海、杜尔伯特、扎哈沁等部落内选派二万兵备用”。为保证北疆安全，清政府决定在北疆地区驻军压制，巴里坤位置偏东，不在考虑范围。乌鲁木齐帮办大臣徐绩建议，玛纳斯位于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之间，地势辽阔，南北通达，建议在玛纳斯驻军，向西可应援伊犁，向北可支援塔尔巴哈台，向东可以压制天山北路各个节点。

伊犁将军舒赫德认为，玛纳斯过于偏西，和东疆军事重镇巴里坤之间的距离太远，建议在乌鲁木齐驻军，中间相济，两头相应。

玛纳斯和乌鲁木齐，权重差别并不大。乌鲁木齐之所以成为今天新疆的政治中心，只因为一个原因，临近的南山地区盛产煤炭，在物资贫乏的清朝，这样的地方更适合屯兵久住，更适合大量人口迁入居住。

乾隆皇帝最终决定，将留在西安的2000名八旗军全部移驻巴里坤，将留在凉州、庄浪（兰州）的3000名八旗军，全部移驻乌鲁木齐，新疆行政中心就此诞生。

1711年10月，清政府发布命令，凉州、庄浪两地八旗军移驻乌鲁木齐。1772年6月，庄浪八旗军500名，凉州八旗军900名、正红旗蒙古牛录90名，抵达乌鲁木齐。1773年7月，凉州驻防八旗军14牛录共编14队，1500多人，全数抵达乌鲁木齐。

八旗军驻防乌鲁木齐后，原庄浪八旗军序列被裁撤，并入凉州八旗序列，增补满人协领6人，每人辖4佐领，共24队，官兵总数3300人。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清军在“乌鲁木齐旧城（迪化城）西北六里，西山迤东三里格色地方”筑造巩宁城，由八旗军和家属屯兵驻防，乌鲁木齐八旗军又称“巩宁满营”。

—— 巴里坤八旗军

清朝收复新疆后，巴里坤战略地位逐年下降，驻军数量相应减少。为压制东归以后的土尔扈特人，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清政府命令西安八旗军移驻巴里坤，原驻扎在宁夏地区的八旗军与西安八旗军汇合整编，共2000人，携带家属，由西安将军福僧阿率领，当年抵达巴里坤。巴里坤老城有绿营军屯防，巴里坤清军在老城东面另建城池一座，居住屯防。这支从西安、宁夏过来的八旗军，是新疆同治暴乱期间威名赫赫的“巴里坤铁军”。

—— 古城子八旗军

清朝平定准噶尔初期，在天山北麓中段设置奇台堡，屯兵驻防。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在今天的老奇台镇建设新城，附近有一个唐朝遗留下来的烽火墩，当地人叫“唐朝墩子”，新建的满营驻地依据这个遗址，取名“古城子”。

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瑾上奏，巴里坤八旗驻防军2000名，事务不多，军需粮料消耗巨大，每年仅军粮运输费用就要开支白银两万多两。勒尔瑾建议，将巴里坤八旗军分流一半，在古城子驻防，就近筹粮，就近吃粮。军机处照准同意，从宁夏合并过来的八旗军1000人移驻古城子。

勒尔瑾在兰州，不了解古城子情况。八旗军是驻防军，每个人都带着家眷，古城子规模太小，根本容纳不下这么多人。中央命令已经下达，宁夏八旗军只能就近筑城，“于新堡之西南里许堪得，地势平衍，井泉柴薪足供取用，实堪建城驻兵”。新建成的古城子满城取名“孚远城”，按照清朝惯例，设孚远领队大臣1名，负责八旗事务。“古城官兵，仍为乌鲁木齐所属，仍遵前办理”。

—— 吐鲁番八旗军

吐鲁番是从内地到南北疆的交通要道。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平准战争开始阶段，清军已经收复东疆的哈密和吐鲁番地区，实行扎萨克制度，吐鲁番由维吾尔郡王苏赉满管辖。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在鄯县鲁克沁设辟展办事大臣，驻防屯田，为平定大小和卓提供支援。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乌鲁木齐参赞大臣索诺木策凌上疏，“吐鲁番系居中之地，田肥水足，请建城，拨满兵驻防，裁辟展大臣。请旨另放领队大臣一员，驻吐鲁番”。此时的乾隆皇帝，对新疆人口分布情况已经有了一些了解，认为吐鲁番是哈密到乌鲁木齐的咽喉位置，维吾尔人众多，应该对吐鲁番郡王实行监管。乾隆皇帝批复照准，辟展办事大臣改制吐鲁番办事大臣，移驻吐鲁番。从乌鲁木齐满营抽调500名八旗兵丁，移驻吐鲁番，由办事大臣统领。

—— 陕甘总督节制下的新疆绿营军

相比于八旗军在新疆的兵员数量和中心布防策略，陕甘总督节制下的新疆绿营军，人数更多，防卫区域更广，是维护新疆稳定的主要武装力量。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安西（甘肃）提督阎相师率甘肃西部地区绿营军移驻巴里坤，改制“巴里坤提督”，统领新疆境内绿营军。1762年（乾隆二十六年），新疆全境收复后，设乌鲁木齐总兵、伊犁总兵两处，统辖当地绿营兵，受巴里坤提督节制。

1765年（乾隆二十九年），乌鲁木齐驻军数量日益庞大，新疆绿营军最高统帅常驻巴里坤，已经有了小马拉大车的感觉，军机处命令巴里坤提督移驻乌鲁木齐，改制乌鲁木齐提督；命令乌鲁木齐总兵移驻巴里坤，改制巴里坤总兵。增设阿克苏总兵一处，统领南疆各地绿营军，受乌鲁木齐提督节制。

至此，新疆绿营军序列正式成形，由换防军逐步改制为驻防军，受陕甘总督节制，兵员主要来自凉州、甘州、延安、绥德、河州、固原等地区。

至乾隆末年，乌鲁木齐提督直接领兵情况为——
迪化城：
绿营驻防官兵约2000人。
巩宁城：
绿营协防官兵约300人。
济木萨（吉木萨尔）：
马队、步兵各一营，约900人。
玛纳斯：
马队、步兵各两营，约1600人。
喀喇巴尔噶逊（达坂城）：
马队、步兵共300人。
库尔喀喇乌苏（乌苏市）：
马队、步兵共300人。
宁边城（昌吉）：
马队、步兵各一营，约900人。
绥来（玛纳斯）：
马队、步兵各一营，约1000人。
晶河（精河）：
马队、步兵共400人。
以上绿营军主力作战部队，约7700人。

绿营军屯田兵人数为：乌鲁木齐约500人，昌吉约500人，呼图壁约500人，库尔喀喇乌苏约200人，晶河约60人。屯田兵总数1760人。
乌鲁木齐提督直接管辖的总兵力，约10000人。

巴里坤绿营于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设立。1765年（乾隆二十九年），巴里坤提督和巴里坤总兵驻地互换，巴里坤镇标营重新建制，设绿营1镇，辖左中右3标步兵和4营马队，驻军共1500人，总兵节制兵力约5000人。

至乾隆末年，巴里坤总兵节制兵员为——
哈密协营：
马队、步兵各一营，约800人。
木垒营：
马队、步兵共300人，屯田兵150人。
古城子营：
马队、步兵共400人，屯田兵500人。
吐鲁番营：
马队、步兵共300人，屯田兵700人。
巴里坤屯田兵：500人。

伊犁绿营改制驻防军后，由伊犁将军直接管辖。
陕甘总督节制的新疆绿营军总兵力为15000人。

—— 南疆地区驻军

建省以前，清政府在新疆长期采用北路压制南路的策略，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北疆，南疆驻军以维护常态化时期的社会维稳为主。清朝在南疆实行军府统治下的伯克制，地方事务交给当地少数民族头领管理，“因俗而治”，也就是今天所谓的“高度自治”。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将南疆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范围，设“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统管喀喇沙尔（焉耆）以南的广大地区，正式官称为“总理回疆事务大臣”。回疆，专指今天的南疆地区。

清朝绝大部分官职都有明确的事权范围，如：办事大臣，是中央政府特派到地方的钦差大臣；都统和副都统，是八旗军统领，也是旗下民政事务的管理人；领队大臣，是都统、副都统下属，既负责八旗军务，也负责八旗事务。都统和领队大臣，听上去很大，却都管不了满人以外的事，除有朝廷的专门授权。

参赞大臣是个例外，最初设立的时候，只是一个领兵打仗的临时头衔。后来转为地方职务，品级高低不固定，事权范围也不固定。比如驻防将军，全部从一品以上；都统和副都统，全部从二品以上；领队大臣，全部三品以下。参赞大臣既没有绝对明确的事权，也没有固定制式的官阶，一切根据事权需要确定，从正一品到三四品都有。比如，道光时期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那彦成，从直隶总督调任过来，是妥妥的正一品大员。而负责地方性事务的多数参赞大臣，只能是三四品官员。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是清朝中央政府在南疆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南疆八城（喀什、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所有行政、军政事务。南疆各地的行政、民政事务由当地少数民族伯克管理，但伯克的选拔、任用、升迁、调动、奖罚、废除等，是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的事权范围。驻扎在南疆地区八旗军、绿营军、地方雇佣军，受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统辖。

清政府在南疆的驻军全部是换防兵，不带家眷，轮换更替，五年轮换一次。八旗军主要从伊犁、乌鲁木齐两个地方调兵换防，绿营军由陕甘总督调度换防。

南疆八旗军主要驻扎在喀什、叶尔羌、阿克苏、英吉沙尔、乌什，这些地方是白山派和黑山派长期动乱地区，是重点防控区。“所定各城满洲、索伦兵数，喀什噶尔二百一十名，叶尔羌、阿克苏、英吉沙尔等处，各一百四十名”。八旗驻军总数共770人，全部是骑兵队伍，“非尽驻扎本城，兼有台站卡伦差遣”。也就是说，善于骑马的八旗军除了日常防卫，还要承担台站和哨所的书信传递等任务。

南疆绿营军驻防区域更广大，基本延伸到了每个地区。绿营军固定换防有两处，喀什驻防600人，乌鲁木齐提标和西宁镇标负责换防；英吉沙尔驻防200人，由河州镇标营负责换防。其他地区，由陕甘总督从陕甘各提、镇标营调度换防，叶尔羌驻防700人，和田驻防220人，乌什驻防700人，阿克苏驻防700人，库车驻防300人，喀喇沙尔（焉耆）驻防600人。另外，在乌什设换防屯田兵250人，在喀喇沙尔设换防屯田兵150人。

绿营军在南疆地区兵力部署，共4000人。

到乾隆中晚期，新疆常备军力总数约45000人，国防经费绝大部分从内地省区调拨，全国十四省区按地方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向新疆提供固定“协饷”，并且形成制度。中央政府每年调拨到新疆的财政开支约合白银300万到400万两，约占国库收银（全国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还不包括战争经费。平准战争、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战争费用没有数据，平定张格尔叛乱，共花费国库白银1200万两。新疆同治暴乱，共投入战争费用8400万两。据粗略统计，从1750年（乾隆二十四年）平准战争起算，到1911年（宣统三年）清政府结束为止，清朝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全部经费投入，约合白银4亿两左右。

5、清朝在新疆的国防建设

—— 台站和卡伦

清朝初年，康熙皇帝准备向准噶尔用兵，从北京到新疆的军台、驿站等军事设施建设依次展开，从蒙古和甘肃两个方向，伸向新疆境内。“溯有清驿传之制，起于康熙年间用兵西域，大学士甯安奏设巴里坤、哈密军台”。

清朝台站分军台、营塘、驿站三种，入疆台站又分北路、西路两条。北路从北京出发，向西北出张家口，经蒙古地区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翻越阿尔泰山，进入新疆北部。西路从直隶出发，经山西、陕西、甘肃，进入新疆。一般来说，北路是传统的军事行军路线和情报传送路线，西路是传统的后勤物资供应路线，和书信传送路线。

从西路进入新疆，嘉峪关是分流点。嘉峪关往西，进疆路线再分两条，一条出玉门，到巴里坤。另一条出安西，到哈密。从内地到新疆的物资调运，主要通行在安西到哈密这条线上，沿途设7个军台，中转到哈密。

—— 哈密到乌鲁木齐23台，1530里：

哈密、头堡、三堡、鸭子泉（雅子泉）、了墩、一碗泉、七个井子（七角井）、黑山子、白山子、色壁桥（色皮口）、大石头、戈壁头（乌兰乌苏）、三个泉（阿克他斯）、木垒河、奇台（老奇台）、济木萨（吉木萨尔）、三台、滋泥泉、大泉、阜康、甘泉堡、古牧地（米东区）、乌鲁木齐。

—— 哈密到吐鲁番，17台，1440里：

哈密、头堡、三堡、鸭子泉（雅子泉）、了墩、橙槽井、肋巴泉（拉巴泉）、陶来（套来泉）、陶来井子腰台、胡桐窝、惠井子（灰井子）、盐池（从伊吾县境内转道进入今天鄯善东线，沿路台站目前无任何记录可查）、七克腾木（鄯善县七克台镇）、苏鲁图（苏勒图）、辟展（鄯善）、连木沁、胜金、吐鲁番。

—— 乌鲁木齐到伊犁，20台，1600里：

乌鲁木齐、洛克伦台（昌吉）、呼图壁、图古里克（土葫芦）、绥来（玛纳斯）、乌兰乌苏、安济海（安集海）、奎墩（奎屯）、库尔图（乌苏）、布尔噶齐（普尔塔）、敦木达台、固尔图、托多克、精河、托里、托霍木图（五台）、四台、三台、二台、头台、惠远城。

—— 乌鲁木齐到吐鲁番，5台，400里：

乌鲁木齐，昂吉尔图（柴窝堡）、喀拉巴尔格逊（达坂城）、哈必尔罕布克拉（三个泉）、根忒克（坑坑）、吐鲁番。

—— 吐鲁番到喀喇沙尔（焉著），9台，820里：

吐鲁番、布干台、托克逊、苏巴什、阿哈尔布拉克（甘沟）、库木什（库米什）、河色尔（榆树沟）、乌沙克塔尔（乌什塔拉）、特伯尔古台（清水河）、喀刺沙尔北台和南台。

—— 喀喇沙尔（焉耆）到库车，10台，960里：

喀喇沙尔、哈拉哈爱曼（老塔什店）、库尔勒、喀拉布拉克（苇子墙）、库尔楚、策达雅尔策大雅）、洋萨尔（今阳霞）、布古尔台（轮台）、阿尔巴特（二八台）、托和奈（托克乃）、库车。

—— 库车到阿克苏，6台，740里：

—— 库车、河色尔（克孜尔）、赛里木、拜城、鄂依斯塘、察尔奇克（临克其）、喀拉玉尔衮、栅木台（扎木台）、阿克苏。

阿克苏到乌什，3台，230里

阿克苏、察哈拉克（今恰格拉克）、阿察塔克（恰塔格）、乌什。

—— 阿克苏到叶尔羌（莎车），16台，1360里：

阿克、浑巴什台（今浑巴什）、萨克依里克（雅瓦力克）、沙井子、奇兰戈壁台（其兰）、色瓦特（十二台，）、雅哈库图克（十一台，牙喀库都克）、车底库尔（十台，色斯克库都台）、图木舒克（九台）、察巴克（八台，恰尔巴格）、巴尔楚克（七台，巴楚、皮产里克（六台）、阿克玛拉克（五台，阿克萨克马热勒）、阿郎格尔（四台，阿拉尔）、迈那特（三台，麦盖提）、赖里克（二台）、爱吉特虎（头台，艾力湖）、叶尔羌（莎车）。

—— 叶尔羌到和田，8台，780里：

叶尔羌、坡斯坎木（泽普县西波斯坎）、洛霍克亮噶尔（托格拉尔）、绰洛克（洛克）、固玛台（固玛镇）、木吉、雅尔满（皮牙勒马）、杂瓦台（扎瓦）、和田。

—— 叶尔羌到喀什噶尔，7台，480里：

叶尔羌、哈拉布扎什（阿拉阿瓦提）、和色热（克孜勒东南）、察木伦（乔木伦）、托布拉克（托甫鲁克）、英吉沙尔（英吉沙）、库森塔斯浑（疏勒县牙甫泉）、喀什。

清代文报传递分六百里、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不同等级，文报越急，动用人力越多，必须马不停蹄昼夜更换行走。一般来说，从伊犁到北京的六百里加急到达时间为二十天。为节省人力，对于不太紧急的文公，由各台站相互转送，从伊犁到达北京的时间通常为四十天。

清朝中央政府对各地公文传送十分重视，建立了严格的监察审核机制。1755年（乾隆二十年）8月13日，平准大将军班弟被阿睦尔撒纳叛军围困，班弟发出的六百里加急晚到四天，乾隆皇帝震怒，命令沿途的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各省逐站严查。新疆沿途台站的安全保卫工作，属于最高级别国防任务，各台站都有军兵守护。对战乱时期参与破坏台站暴匪，无论轻重，一旦抓获，必定处死。

在全国各地台站中，南疆地区的台站破坏最为严重和频繁。平准战争时期，准噶尔人袭击北疆清军台站，一般都是为了抢掠马匹和财物。到大小和卓叛乱，南疆暴匪袭击清军台站，则纯粹为了杀人和破坏通讯联系。为缓和矛盾，南疆各台站除了有八旗军、绿营军防守外，招募、配备一定数量的当地维吾尔人，一人入职，全家获养，俸禄极为优厚。

建设并养活一个台站的费用极其浩大。以辟展（鄯善）到喀喇沙尔（焉耆）为例，沿途共设11站，每两站设笔账式（文书）1员，“外委兵丁五员，回子十户，马十五匹，牛两双，车一辆”。各地情况不一样，人员和器具配备也不一样。比如同时期的阿克苏到叶尔羌沿线各台站，配备“牛十双，车三辆”。在嘉峪关到哈密沿线，则每人按两匹马配备。

新疆台站交通，对清朝统一新疆贡献巨大。在后来的反分裂、反侵略战争，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台站交通使新疆与内地联系更加紧密，促进了新疆社会转型和全面发展。

1893年（光绪十九年）7月15日，新疆电报线肃州至乌鲁木齐段建成开通；1894（光绪二十年）1月，新疆电报线乌鲁木齐至喀什段竣工开通；当年11月24日，新疆电报段乌鲁木齐至伊犁、塔城段竣工开通。

清末以后，新疆台站系统被邮电系统取代，退出历史舞台。民国以后，从内地到新疆的交通道路，仍然沿着清朝台站路线发展建设，从台站道路发展起来的商贸集市，是今天新疆县级行政区主要的城镇网点。

—— 卡伦

卡伦，是满语karun音译，原始含义是“营盘前面的防守哨所”。努尔哈赤时期，后金军队在前沿阵地前面设立观察哨，称“卡伦”。清政府在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设立的卡伦，有屯兵驻防、传递书信、监督贸易、查验边民等多重职能，并不设在边境地区，并不等于今天的边防哨所。

清朝在新疆地区设立卡伦，依据军事战争位置而定，多数在靠近居民生活区的交通方便地带，方便调动，方便给养。由于国家法理边界的认定差异，沙俄以卡伦为边界哨所，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纪》，侵占了新疆四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

卡伦是新疆近代史上一道抹不掉的伤疤。今天很多历史著作，仍然把“卡伦”描述为“边界防守之所”，这是新疆人身上的痛。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准噶尔蒙古进犯张家口，康熙皇帝命令前军首领车凌扎布，“尽力使其妇孺入卡伦内”。1730年（雍正八年），准噶尔叛军在阔舍图卡伦抢劫清军驼马，总兵官樊廷率兵两千，“救出卡伦两处官兵，驼马牲畜悉行夺回”。可见，在清朝的军事斗争中，卡伦是屯兵驻地，相当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碉堡。

1738年（乾隆三年），乾隆帝下谕旨给准噶尔使臣，“现在所设一伦，俱不必迁动。尔等卡伦及乌梁海等，亦不必向外挪移。果能以山河为界，一言即可以定”。可见，以山河为界，是清朝政府长期以来的边界认知。

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7月，定边将军兆惠命令，在伊犁的格根喀尔奇喇、特穆尔图淖尔等处构筑卡伦，并通知周边牧民，“伊犁有大兵驻防，若尔等游牧狭隘，惟抒诚恳请，恭候大皇上亲天恩指赐，不可私行迁徙”。第二年10月，伊犁参赞大臣舒赫德建议，在阿克苏到库车沿线，分两处安置卡伦，“一队在赛里木拜等处阿勒坦和硕要路，安置卡伦。一队在阿克苏之穆素尔要路安设卡伦，守护台站，照看往来行走之人”。从此以后，清军在新疆各地建造、设置的卡伦越来越多，到清末，共有230多处，成为清朝政府加强地方管控、彰显国家主权的重要举措。

清朝时期，一个建制完整的卡伦，兵丁15到30人不等。以察哈尔营管辖的索达板卡伦为例，侍卫1员，满营兵2人，察哈尔兵25人，共28人，这个配置基本上是清朝在新疆设立卡伦的人员平均数，大约相当于今天一个排的兵力部署。

新疆卡伦领队军官的来头都不小，从皇宫内卫部队中挑选，下派到基层历练。所以，新疆卡伦领队军官被称呼“侍卫”。

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9月，为增补伊犁办事大臣人员，军机大臣傅恒请求，派侍卫15人到伊犁任职。该批侍卫抵达伊犁，办事大臣阿桂将2人留在营务处，将13人派往各营卡伦带队。从此以后，新疆卡伦领队从皇宫轮流派出，三年一换防，形成固定制度。

内侍卫大臣派出人手不够的时候，也有从伊犁八旗军中抽调的情况，换防期满以后，要跟随领队官回北京皇宫当差。这是一种有效的激励办法，使卡伦带队人员一刻都不松懈，抓战备，抓训练，敢打敢冲。有清一朝，在新疆历次暴乱中，卡伦官兵集体牺牲者众多，但整建制投降的，没有出现过一例。

伊犁将军管辖范围内，共有166个卡伦，由伊犁驻防八旗军分片驻守。其中，锡伯营领队大臣16座，索伦、达呼尔领队大臣8座，察哈尔领队大臣36座，厄鲁特领队大臣17座，惠宁城领队大臣15座。其余为卡伦为巡防哨所。

南疆地区的卡伦由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统辖，由各地办事大臣具体统领。到新疆同治暴乱以前，遍布天山南北的卡伦，构筑成一道严密的防卫体系，“其卡伦、台站，自哈密西至辟展，北至巴里坤；自辟展西至库车，北至乌鲁木齐；自库车西至乌什，又西至叶尔羌，又西至喀什噶尔，其南至和阗。视卡伦之大小，定戍兵之多寡”。

到乾隆末期，南北疆地区的卡伦建设已经形成系统，在新疆辽阔的大地上，构建起一道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有力屏障。

【下期内容：治疆之路，清代新疆的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