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近代史,简直就是一部充满屈辱的血泪史,令人愤慨不已、振腕不已、叹息不已。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门大开,沦为西方列强争夺利益的掠食场。
网上一直有种说法,声称之所以打不过八国联军,是因为对方太强大,对方有22万人,远超清军主力,所以清军在军事上败北实属正常。
其实,这只是一种障眼法,用来迷惑世人眼睛的。
八国联军由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沙皇俄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奥匈帝国八个国家组成。最开始的一场战争在天津爆发,最初八国联军集结的兵力仅有2000人,在与清军激战的过程中,联军的兵力不断补充兵力,最后在天津八国联军的兵力增长至2万人。
有人说,不是两万,得把海军和后勤全部算上。行,即使八国全部兵力都算上,打杂的都算上,有一个算一个,也不过大约五万人,其组成大致如下:
日本:陆军20300人,海军540人,战舰20搜。
俄罗斯:陆军12400人,海军750人,战舰10搜。
英国:陆军10000人,海军2020人,战舰8搜。
法国:陆军3130人,海军390人,战舰5搜。
美国:陆军3125人,海军295人,战舰2搜。
德国:陆军300人,海军600人,战舰5搜。
奥匈帝国:陆军100人,海军294人,战舰4搜。
意大利:陆军5人,海军80人,战舰2搜。
还有人分析说,当时为了牵制清军位于东北的9万余主力,沙俄还派出了17万大军攻打东北。所以,没了勤王的援军,在敌人军力强大、清军武备废弛的情况下,落后挨打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实际上,这样的分析非常片面,根本没有触及问题本质。
这些军事上的表象都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也非决定性的因素。
真实的历史被人刻意掩盖了。
1840年,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前,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实力也好,还是工农业产品的竞争力也罢,都吊打全世界,远远领先于英国。
否则,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众国家,还有美国,就不会全盘抄袭中国的各项制度了,比如三省六部制,内阁制,谏议制,文官制度,教育和考试制度等等。
这些国家都是从明朝开始不断剽窃和盗取华夏各种科技知识,并不断篡改文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您看,这是16世纪的海图,这个时候,大明的舰队就已经驰骋在世界各大洋了。下图中凡是带十字架的白帆船舶是西班牙舰队。
如果只看图,您是不是以为郑和舰队的动力来源只靠风帆?
其实,并不是。
除了风帆,还有蒸汽机。
蒸汽机?!
是不是很惊讶?
虽然,西方极力篡改各种华夏典籍,恬不知耻地伪造各种历史,还“毁尸灭迹”,但万幸的是,郑和舰队动力系统的蛛丝马迹被1595年的《冬官记事》保留了下来,原文如下:
“派顺天等八府民夫二万,造旱舡拽运,派同知通判、县佐二督率之。每里掘一井以浇旱舡资渴饮。”
“造旱舡拽运”和后文的“用骡子拽运”并列,都是动力源。
经过详细考证,李约瑟《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三本书都论述蒸汽机源于中国的事实。
鲜为人知的是,蒸汽机早在530年的《洛阳伽蓝记》就有记载。
1313年,中国古代四大农书(《氾[fán]胜之书》《齐民要术》《农书》《农政全书》)之一的《农书》中就已经画出了详图,请记住这个伟大的名字:元代王祯。
1601年-1610年,中国出现了第一辆以蒸汽为动力的汽车雏形。
是的,您没有看错,一点儿都没有看错。
但是,遗憾的是,这样的成果却被英国人詹姆斯·皮卡德摘去了。
此人于1780年新瓶装老酒,换了个包装,坦然地申请了专利。
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提到:
“不但这种风箱和瓦特的蒸汽机‘外形近似’,而且在17世纪晚期,中国人还发明了蒸汽涡轮。
有趣的是,彭慕兰根据尼达姆和王铃的论断,作了说明:中国人很久以来就知道蒸汽机所用的基本科学原理——大气压力的存在,并且早就掌握了和瓦特的发明很相似的双重运动活塞/汽缸(作为风箱的一部分),还掌握了把旋转运动转换为直线运动的系统。”
满清大兴文字狱,大肆焚毁明朝各种科技典籍,还把很多宝贵的东西赠予法国、赠予欧洲,却不让国内继承、研究和发展。它以为如此一来,就一劳永逸解决了“愚民统治”问题,殊不知不进则退,让整个国家的文明和科技倒退了三百年,被海外那些原本落后的地方有时间、有机会反超天朝。
等到他们翅膀变硬、成为列强的那天,满清蓦然惊觉,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
这是大的历史背景,也是发人深思的背景。
其实,即便如此,渐渐落后,清朝与列强的差距也远远没有传说中那么夸张的。
与法国并称世界第二的英军,制式武器与清军相比,根本就没有绝对优势,而且战斗力也不太强。这恐怕有点让人意外,但实际情况便是如此。
英军袭扰广州周边地区时,竟然能被当地百姓干掉几百人。
这可不是瞎说的,此事记载在《清史稿·英吉利志》中:
英人以撤四方炮台兵将扰佛山镇,取道泥城,经萧关、三元里,里民愤起,号召各乡壮勇,四面邀截,英兵死者二百馀,殪其渠帅伯麦等。义律驰援,复被围。亟遣人突出告急於广州知府余葆纯,葆纯驰往解散,翼义律出围登舟免。时三山村民亦击杀英兵百馀。佛山义勇围攻英民於龟冈炮台,歼英兵数十,又击破应援之杉板船。新安亦以火攻毁其大兵船一,馀船遁。
看看,这就是号称列强的英军。
英军攻打镇江时,以数倍优势兵力攻城,镇江守将以寡击众,在实力悬殊巨大的情况下,英军赢得也不容易。
1842年6月14日,英军以陆海军万余人围攻镇江,投入陆军7000余人攻城。镇江守将海龄,尽管是临时得知信息,手下官兵仅1500人,但决意应战,坚守城池。
英军花了4天时间才占领该城。海龄因城破而自杀殉国。
此战,英军死伤165人(其中海军死3人,伤17人),清军死伤493人。
所以,列强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它们的实力被刻意拔高了。
按理来说,清廷有地利,本土作战,装备悬殊也没有那么巨大,只要调配及时,作战意志顽强,是完全可一战的。
可惜,朝廷昏聩,指挥无能,抵抗意志不坚决,摇摆不定,有人里应外合,内外勾结,导致乱象丛生。
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抬棺出征,出兵西征,准备收复新疆。
李鸿章表示强烈反对,坚决主张放弃新疆。
《清史稿·左宗棠传》:
“光绪元年,宗棠既平关陇,将出关,而海防议起。论者多言自高宗定新疆,岁糜数百万,此漏卮也。今至竭天下力赡西军,无以待不虞,尤失计。宜徇英人议,许帕夏自立为国称藩,罢西征,专力海防。鸿章言之尤力。
宗棠曰:‘关陇新平,不及时规还国家旧所没地,而割弃使别为国,此坐自遗患。万一帕夏不能有,不西为英并,即北折而入俄耳。吾地坐缩,边要尽失,防边兵不可减,糜饷自若。无益海防而挫国威,且长乱。此必不可。’
军机大臣文祥独善宗棠议,遂决策出塞,不罢兵。”
同时,英国与李鸿章遥相呼应,在民间频频利用自己控制的《申报》不断发声,散布收复新疆的种种弊端,宣扬“中国不能收复新疆、收复新疆要花很多钱、收复新疆将带来生灵涂炭”等等,开启“舆论干政”模式。
《申报》创办人是同治初年来华经营茶叶和布匹的英国人安纳斯托·美查(Ernest Major)。1860年到沪,最初从事进出口贸易,后来采纳买办陈莘庚的建议,于1872年4月30日与朋友伍特华、蒋莱亚、麦基洛商量,3人各出资白银400两,在汉口路西设立了报馆,由美查担负报馆全责,一起筹资创办了《申报》,先定名为《申江新报》,习惯称为《申报》,后径直改为《申报》。
万幸的是,好在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在左宗棠的武功和曾纪泽的外交努力下,沙俄终于将新疆伊犁归还给了中国。
……
再说说八国联军中的另一列强:法国。
收复新疆的事情刚刚落定,法国就开始在中国南方的附属国——越南,开始闹事,入侵了越南。
《清史稿·德宗本纪》:
(光绪八年三月)法、越构兵,谕李鸿章、左宗棠、张树声、刘长佑筹边备。乙卯,筑浙江海口炮台。是月,俄人归我伊犁。
此时,各路有识之士纷纷建言献策,均一致认为:必须力保越南不失,以为中华边疆之屏障。
曾国藩的之弟曾国荃力主抗法,一边调兵遣将,一边支持唐景崧前往越南说服刘永福共同抵御法军。
根据《清史稿》记载:
光绪八年,法越事起,自请出关招致刘永福,廷旨交岑毓英差序。景崧先至粤,谒曾国荃,韪其议,资之入越。
(光绪八年)三月,移曾国荃督两广。……曾国荃至粤,命提督黄得胜统兵防钦州,提督吴全美率兵轮八艘防北海,广西防军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相继出关,所谓三省合规北圻也。
左宗棠也上表请战,清廷念及年事已高,未予批准。
左宗棠便力荐跟随自己多年的部将王德榜前往越南。王德榜不负众望,后来果然立下大功。
《清史稿·左宗棠传》:
“(光绪)九年,法人攻越南,自请赴滇督师。檄故吏王德榜募军永州,号恪靖定边军。”
张之洞也是主战派,耻于言和。
《清史稿·张之洞传》:
(光绪十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复奏遣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皆宿将,於是滇、越两军合扼镇南关,殊死战,遂克谅山。……之洞耻言和,则阴自图强。
就在朝廷终于决定放手一搏时,声望正隆的李鸿章使了个手段,被委以重任,成为抗法前线的最高司令。
然而,这家伙压根儿没去越南,而是掉头跑去上海,找法国人议和去了!
《清史稿·越南传》中是这样记载的,这点不会冤枉李大人:
(光绪九年)三月,法军破南定。帝谕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出关会商,黄桂兰、赵沃筹防。李鸿章丁忧,夺情回北洋大臣任,鸿章恳辞。至是,命鸿章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粤、滇、桂三省防军均归节制。
鸿章奏拟赴上海统筹全局。
法使宝海在天津议约久不协,奉调回国,以参赞谢满禄代理。
刘永福与法人战於河内之纸桥,大破法军,阵斩法将李成利,越王封永福一等男。徐延旭奏留唐景崧防营效用,并陈永福战绩。帝促李鸿章回北洋大臣任,并询法使脱利古至沪状,令鸿章定期会议。
脱利古询鸿章:‘是否助越?’鸿章仍以边界、剿匪为辞,而法兵已转攻顺化国都,迫其议约。鸿章与法新使德理议不就,法兵声言犯粤,广东戒严。
法国人的心思很简单,想以武力威胁,换取好处,稍有小胜之后,就梦想逼迫中国签署不平等条约。
可是,在越作战的清军不断与法军交战,且愈战愈勇,而法军太不争气,偶有小胜之后便是遭遇大败,导致议和之事一波三折。
当法国人发现清军战斗意志顽强,且坚决作战到底时,他们绝望了。因为再打下去,根本就没有任何胜算。这可怎么办?
于是,他们主动提出签约。
这下,可把一直苦于议和而没有进展的李鸿章高兴坏了。
李鸿章想趁早完成任务,法国人要什么条件,统统答应,满足他们好了。
光绪十年四月,李鸿章与法总兵福禄诺在天津商订条款,谕滇、桂防军候旨进止。鸿章旋以和约五款入告,大略言:“中国南界毗连北圻,法国任保护,不虞侵占。中国应许於毗连北圻之边界,法、越货物听其运销,将来法与越改约,决不插入伤中国体面之语。
朝旨报可,予鸿章全权画押。
既而法公使以简明条约法文与汉文不符相诘,帝责鸿章办理含混,舆论均集矢鸿章,指为“通夷”。
根据清史稿上述记载,签约时,李鸿章立即要求前线停止进攻,然后与法国总兵福禄诺在天津订立条款,双方签字画押。
可是,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签约之后,法国人居然说,条约的中文版本与法文版本严重不符!
一时,舆论哗然,群情激奋,李鸿章被指“通夷”,里通外敌。因为条款不符,法国人也不答应。
眼见双方剑拔弩张,准备继续开战,李鸿章非常郁闷,不想重启战端。
他可是淮军领袖,门生故吏遍布天下。
他立刻给自己的老部下、时任广西巡抚的潘鼎新送去了一封密信。潘鼎新坚决执行李鸿章的旨意,想尽各种办法使坏,拖延战事。
哪怕是光绪下旨,潘鼎新也阳奉阴违,找各种借口推脱,一会儿奏报粮草不足,一会儿又说武器弹药不够充盈,无法作战。
这个狗腿子不仅自己大打太极,还设法阻止冯子材作战。潘鼎新不仅一路狂退,还在前线将领那里散布消极消息:
有什么好打的,很快就会议和,这些事最终还是要靠外交来解决的。
《清史稿·冯子材传》:
(冯子材要出战)潘鼎新止之,群议亦不欲战。子材力争,亲率勤军袭文渊,於是三至关外矣。宵薄敌垒,斩虏多。
当前线战事紧张时,张之洞被从山西巡抚任上火线提拔为两广总督。
张之洞到任后,首先支持唐景崧招募将士,整军备战,接着又恭请老将冯子材出山。上阵父子兵,冯子材亲率两个儿子冲锋陷阵,一路追杀法军,法国人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跟随左宗棠多年的楚军老将王德榜参战后,虽然率领的主力只是临时募集的士兵,并非精锐之师,但在高昂的士气下,仍旧打得法军屁滚尿流。
当时,英国海军称霸世界,法国陆军号称第一。
1885年(光绪十一年),清军大败法国的海陆军。
在镇南关,法军大败,被清军一路追杀;
在镇海,侵华海军司令孤拔被清军轰死;
在台湾淡水,法军的军旗,也被清军夺走;
……
这一仗,法国颜面扫地,所谓的强国光环也黯然无光。
在这样形势大好的局面下,谁都没有料到李鸿章竟会满足洋人各种无理要求,与之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李鸿章要这么做呢?
原来,李鸿章开办的“洋务运动”,其实就是逢洋必跪的运动(这也是崇洋媚外的开始)。
这一切得从洋务运动兴起的背景,以及一个名叫李提摩太的传教士说起。
如果给来华传教士列个排名,论对中国历史的深刻影响,李提摩太可能要超越利玛窦和他的继任者龙华民。
李提摩太拉曾国藩、李鸿章入会,还忽悠了光绪。
要厘清中国近代的历史认清一些真相,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一直无形的大手,——来自海外的资本财阀。而这是历史书中恰恰缺失的那部分内容。
1759 年末,瑞典东印度公司“卡尔王子号“抵达中国广东。船上的犹太商人是国际共济会成员,他们登陆后举行了庆贺集会,这是有史可考的共济会在中国活动的最早记录。
1768年,英格兰总会辖下的谊庐第407分会在广东举行集会。鸦片战争后,随着大量涌入的外国商人和军队,共济会也在中国沿海依照通商条约开放的港口城市逐渐建立起来:上海、宁波、天津、九江、青岛、威海、南京、北京、哈尔滨、成都……
曾国藩是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弟子,十年间被提拔了七次。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鉴于国库空虚,军备松弛,刚刚继位的咸丰下旨令回乡丁忧的曾国藩和湖南巡抚张亮基合作组织团练,镇压起义。
湘军由此成立,其后十年间不断壮大。
为了消灭太平军,曾氏家族齐上阵,并在军中担任要职。太平军其实并没有那么强,却因为“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拖着打了十年。太平军被消灭后,湘军怎么办?要解散吗?
曾家靠战功获得地位,一旦解散,后果实难预料。树大招风,遭人忌恨,政敌也不少啊。
由于前路难测,曾家人屡屡向曾国藩进言举事。曾国藩当时也很纠结。平心而论,当时如果举事,成功几率很大。
但他为什么最后放弃了呢?
因为他意识到了一个关键问题。
在与太平军交战的十年间,双方都是靠着对外军购,靠着洋人输送的军备作战。所以,影响最终结果的,并不是交战双方,而是幕后的资本。
倘若举事,他也只是建立了一个类似太平军的政权而已。
下一个来打自己的会是谁?是李鸿章的淮军吗?
在没有展现出绝对的优势实力前,外国各方势力仍旧认为清廷才是最终可以谈判和获利的最佳对象。
有鉴于此,曾国藩彻底放弃了称帝的打算。
李鸿章与曾国藩处于相同位置,自然能感同身受。既然称帝不是出路,地方割据也毫无前途,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原有体系下继续做官,与洋人通力合作,逼退政敌,巩固地位了。
于是,洋务运动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了出来。
看到这里,也许你就明白了,疑古派和崇洋派是如何兴起的。
共济会到处建会馆,刻意营造了一种“精英文化圈”,但凡加入其中,就能与众不同,给人的感觉就是身份、地位、人脉的象征。
为了扩大洋务运动的影响,李鸿章相中了一个传教士李提摩太,加以重点培养。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英国国教浸礼会传教士、共济会员,23岁加入伦敦浸礼会后,自愿到中国传教。
他于1870年12月抵达上海,效仿利玛窦传教。他以中国士民乐于接受的方式传布新教,重点吸引中国知识分子和上层官员等社会精英,与李鸿章、张之洞等诸多官员皆有较深的私人交往,张之洞曾拨款一千两资助广学会。凡是社会各界有影响力的人物,李提摩太都积极结交,包括曾国荃、左宗棠、康有为、孙中山等等。
以下引用何新研究资料:
1880年9月李提摩太与李鸿章在天津初次会面,得到李鸿章支持,去当时遭受旱灾而富产煤矿的山西赈灾,同时为中国官员宣讲西方科技及传教。他为此花费1000英镑购买书籍及仪器,匆忙补课自修,而后向中国官绅宣讲哥白尼发现天心说的秘密、化学的奥秘、蒸汽机带给人类的福利、电力的奇迹等科普知识,并作示范表演,吸收信众。
1886年,李提摩太来到北京,主要进行演讲和著述。其后在上海出版了《七国新学备要》,介绍西方英法等各国的教育情况,他在书中建议清朝政府每年应当拿出100万两白银作为教育改革的经费。
1886年11月,李提摩太移居北京,受曾纪泽(曾国藩之子)委托,担任曾家私人教师,为曾氏子侄教授英文。
1890年,李提摩太应李鸿章之约,去天津任英文的《中国时报》的中文版主笔,该报经常发表呼吁和引导清朝改革的社论。
1891年10月,李提摩太到上海主持共济会基金在华设立的宣传机构“同文书会”。奉英国共济会指示,李提摩太接替韦廉臣担任该会督办(后改称总干事)。
同文书会又称广学会。此后李提摩太长期负责广学会的工作(1891年-1916年),他主持该会达二十五年之久,出版《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
广学会表面是一家宗教性出版机构,实际是一家兼具情报职能,为英国M5(军情5处)和共济会收集信息的情报机构。广学会先后在华出版2000多种书籍和小册子,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
李提摩太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这些著作对当时中国社会思潮变化影响很大,在相当程度上引导了19世纪末的改革思潮。
李提摩太本人中文很好,他的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回忆录)、《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20多种。
其中《泰西新史揽要》为英国马恳西所著,由李提摩太和蔡尔康(1851~1921)合译,1895年出版。内容是介绍19世纪欧美各国政治变法的历史,出版后风行一时,印行3万部。此书通过翁同和推荐给光绪帝,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帝手边榻前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李提摩太的传教方式类似于利玛窦。他接受“利玛窦规矩”,以中国士民乐于接受的方式传布新教。重点是吸引中国知识分子和上层官员等社会精英。他和许多政府官员,如李鸿章、张之洞都有较深的私人交往,张之洞曾拨款一千两资助广学会。李提摩太所结交的各界有影响的社会人物,包括如: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左宗棠、康有为、孙中山等,都曾经与他关系密切。
在戊戌变法发生前夜,李提摩太在北京结识梁启超、康有为,并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
李提摩太曾聘用梁启超担任他的私人中文秘书,并对其积极施加思想影响,甚至耳提面命,由梁启超撰写了大量影响很大的时论文章。梁氏《饮冰室文集》中许多热情宣传泰西政治经济制度的文章,实际都是受到李提摩太影响的。
在甲午战争、戊成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李提摩太积极活动于满清上层人士之间,多次建议将中国置于英国“保护"之下,聘请外国人参加政府。在他写给英国共济会和政府的报告中说:
“我们只要更多地控制主要的大学、主要的报纸、主要的杂志和一般的新读物,通过控制这些东西和控制中国的舆论领袖,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脑和背脊骨”。
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李提摩太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士之间,为英国政府收集和掌握动态,协调社会关系。李提摩太对19世纪末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及社会变动有很大的影响力。
1902年,山西发生教案,西太后请他协助处理。事件解决后,慈禧同意请他开办山西大学堂,聘他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可以自由往来于北京、上海、太原之间。清政府还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
【策划组建中美英日四国一体化联邦】
戊戌变法运动期间,甲午战争时期担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卸职后来中国访问。
(据日本共济会史料,伊藤博文也是日本共济会高端会员)
李提摩太向变法运动的舆论领袖康有为等人建议,请他们进言光绪帝,聘请伊藤博文为帝的私人顾问,付以事权。一些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即纷纷上书光绪帝,请求朝廷重用伊藤博文为顾问,帮助设计中国的新法和推进变法改革。光绪准备采纳。
荣禄等守旧官员知悉此事后,非常震惊。
御史杨崇伊将此事密奏慈禧太后,称:“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这引起慈禧太后的警觉,担心光绪此举会使得满清失去对政权的控制力。她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紧急赶回到紫禁城,当面了解光绪帝对伊藤的想法并阻拦,使得此事未果。
李提摩太还向康有为等人提议,由英国作为总领袖,中国与美英日三国合组高层政治机构,建立一个“中美英日合邦”议会——此为近年国内西化派再度提出的“中一美国”共治合体政治经济模式的前身。
康有为对组建这个政治共同体表示十分热情。在康有为的支持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遂于1898年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帝:
“臣尤伏愿我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也。”
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称:
“渠(李提摩太)之来华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
这就是说,这些重臣建议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拱手全部奉献于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外人之手。
慈禧太后于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觉得事态严重,担心光绪引入外人顾问一旦成立四国联合内阁后满清由此而失去对权力的控制。遂决议变政,削弱光绪的决策权,慈禧亲自训政,从而结束了戊戌变法运动。
变法失败,康有为在与李提摩太会面后,即在国际共济会兄弟们的暗助下,逃脱而出国流亡。
1901年庚子事变之后,李提摩太建议美国等西方政府用一部分中国的赔款,在北京、山西等地设立大学,培养具有西化思想的人才。
他在报告中写道,只要在这里更多地控制主要的大学、主要的杂志,还有一些新读物,通过控制这些东西,控制这里的意见L袖,那我们就等于控制了这里的头脑和脊梁骨。
1916年李提摩太回国,出版了《留华45年回忆录》,并于1919年4月20日在伦敦去世。
新教浸礼会与共济会一直关系密切,直到现代仍然如此。1993年6月15日至17日的南方浸礼大会(SBC)年会期间,承认"现在很多杰出的基督徒和南方浸礼会教友都是共济会成员”。
人们惊异地发现,曾国藩也加入了共济会和浸礼会。
李鸿章因为得到罗家的大力支持,才建立了淮军,与湘军一起消灭了太平天国。而淮军则是北洋军阀的基础,近代中国军队更是由此发展而来。
有意思的是,太平天国与传教士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洪秀全在自述材料中叙说了自己于1836年春第二次到广州参加科考时,得到中国传教士梁阿发散布的传道小册子《劝世良言》并开始信仰上帝的经过。
1847年春,洪秀全到广州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处学习基督教道,并请求为其洗礼。虽然因为误信谗言、在答辩时提出生活费问题,从而造成洗礼受阻,但两人此后仍有交集,并互相利用,具体如图所示。由于洪秀全坚持天父(上帝)高于耶稣,此后二人分道扬镳,太平天国也失去了JD教的支持与认可。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朝堂失势,袁世凯改投翁同龢门下。
这时,李中堂发现自己提拔上来的那些洋务运动骨干,竟然使唤不动了。
在此背景下,他筹划了一次欧洲之行,计划将国外的新力量引入国内,以此证明自己。
李鸿章在法国受到了罗家的高规格接待。
此后,就在同一年,隐身于东印度公司和沙逊家族背后的罗家开始独立以自己的名义进入中国。
1897年,犹大牧师罗沙第成立福公司(PeKing Syndicate Limited),注册地为英国,注册资金2万英镑,注册名为“福公司”,如前文所示,通过香港的一番操作,对方为李鸿章提供献金,李鸿章与罗家一起成为福公司的股东。
这个福公司的英文可以细品,辛迪加是什么?
间谍?刺客?还有什么?
玩过魔兽世界肯定不会陌生。游戏里面就有一个刺客组织,名曰辛迪加。
在游戏里,辛迪加是由人类组成的复杂的盗匪犯罪组织,占据着奥特兰克山脉与希尔斯布莱德丘陵的部分地区。
有了李中堂的保驾护航,刚刚成立的新公司顺利拿下了陕西、河南等多地的采矿权,业务涉及筑路、电力、基建。
清朝覆灭后,历经军阀、日据、民国大约60年,福公司的业务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直到1952才退出大陆。
美国曾以一国之力偷窃英国的纺织业技术,而英国的纺织业则是中国窃取而去的。
李鸿章有四儿两女,大儿子李经方并非亲生(从六弟李昭庆那里过继而来,娶四川总督的女儿为妻),弃政后在国外经商,留在海外。
三儿子李经迈英语很好,与洋人关系不错,在上海购置了大量的房产,藏品数量为上海之最。
就是这两个儿子,与伍秉鉴一起,都是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据说就是他们将天蚕丝的蚕蛹技术卖给了该公司。
期间,有多少家族和势力充当了代理人?不得而知,但也不难发现。
那个年代,放眼整个亚洲,除了中国是半殖民状态之外,其他地方已经全部沦陷了。
可萨犹大家族罗氏在中国:李鸿章、宋子文、虞洽卿等等都是其代理人。
恩格斯曾于1846年9月1日撰文指出:
“决定法国命运的不是土伊勒里宫,也不是贵族院,甚至也不是众议院,…… 而是路特希尔德先生、富尔德先生和巴黎其他的大银行家……”
这里提到的“路特希尔德”就是罗斯柴尔德“Rothchild”的音译。翻译的差别源于英德法语的不同读音。由英语发音译过来就是罗斯柴尔德,德语发音译过来就是路特希尔德、法语洛克希德。
来源:微众号昆羽继圣20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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