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是一个英雄，他以自己的牺牲激励了无数后来的革命志士。

临刑前，他在狱中写下一首绝命诗《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此诗耳熟能详，妇孺皆知。

就这样一位革命义士，网上却有不同的声音说，谭嗣同是个“卖国贼”，他曾向光绪提议把新疆卖给俄罗斯，把西藏卖给英国，以此来偿还2亿两白银的战败赔款。如若不够，满洲和蒙古也可以卖。

看到这里，估计不少人都惊呆了，这是真的吗？

这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翻阅《谭嗣同全集》，可以看到这么一段话：

“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

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贅，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统计所卖之地之值，当近十万万。”

谭嗣同在一封信中提到，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然而，彼时的大清在屡次割地赔款后，已经步履维艰，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一腔热血、年仅32岁的谭嗣同天真地认为，新疆与西藏不过是大清的一个附庸，此时的朝廷势微，根本缺乏足够的能力去控制边疆地区，与其花费大量财力物力去平叛，倒不如把边疆土地割让出去。卖地的收入一部分用来偿还甲午战争后的赔款，剩余的就用来发展教育，兴办洋务，开展君主立宪。

后来，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光绪开展维新变法时，谭嗣同再次提出了这个馊主意。

当时，康有为正为变法缺乏财力支持而绞尽脑汁，苦恼不已，一听谭嗣同提出此法，顿时眼前一亮，马上跑到光绪面前进言：

“英国想要西藏却得不到，朝廷要是把这个蛮荒之地放弃，能得到一大笔钱来开展新政。”

不得不说，在此等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事情上，谭嗣同终究只是一介书生意气的文人，想法太过天真，缺乏政治智慧，还企望卖地后让英国和俄国来保护大清十年。

列强本就对华夏虎视眈眈，这不是与虎谋皮、引狼入室、饮鸩止渴么？

宋太祖曾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想当年，左宗棠抬棺出疆，纵然赔上性命也要把新疆从阿古柏手里夺回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边疆安全。

左公曾言：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这才是有战略眼光的国家栋梁，有大局观，有历史的洞察力。

谭嗣同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思想天真，在所难免。

戊戌变法中，此前并没有从政经验的他身为四品军机章京，从事的却是宰相的工作，突然要辅佐帝王治理国家，能力一时跟不上，也实属正常。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康有为等人的身上。

康有为曾经向光绪提议迁都，把首都迁往上海。

是的，你没有看错，他真就是这么说的。

光绪忧心忡忡地问道：“如果大臣们不同意怎么办？”

康有为答：“那您就秘密出京，说到上海巡视，然后就不回去了，带着我们几个人在上海办公，随后直接宣布北京的首都作废，立上海为首都”。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哪里是治国，这分明是在玩小孩子的过家家好么？

也正因为如此，袁世凯告密、戊戌变法最后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当然，一码归一码，作为戊戌变法期间的领军人物，谭嗣同慷慨赴死，警示国人，其精神仍旧是值得褒扬和永久流传的，不能因此抹杀他为国家命运抗争、勇于赴死的光辉形象。

不过，话说回来，戊戌变法六君子和光绪之所以会有上述想法，绝对不能忽略幕后隐藏着的一个身影，——耶稣会传教士、英国浸礼会成员李提摩太。

1890年5月，李提摩太出席上海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全国会议，在会上作《基督教差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报告，提出将传教重点转移到清政府上层官吏和士大夫中间并加强出版活动。

根据何新、林鹏、诸玄识、董并生等学者的研究，以及李提摩太的在华回忆录《亲历晚清45年》：

同治九年（1879）到光绪十二年（1886），李提摩太在这16年中的活动身份为英国浸礼会传教士；

光绪十六年（1890），李提摩太受北洋大臣李鸿章之聘，担任天津《时报》的主笔，是其正式涉入中国政治的开端。

光绪十七年（1891），受上海‘同文书会’之聘，担任督办。同文书会原为长老会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所创办的图书出版机构，李提摩太接任督办（后改称总干事）之后，将之改名为‘广学会’，主张‘广西国之学于中国’。

这个李提摩太，到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组织人手开始调查中国上层社会究竟有多少人可以作为同文书会的读者对象。

他把从中央到地方的高级文武官员、府学以上的礼部官员、举人以上的在职和在野的士大夫以及全国的秀才和应试的书生全部作了一番统计，得出结论是4.4万名。

县和县以上的主要文官 2289人

营级和营级以上的主要武官 1987人

府视学及其以上的教育官吏 1760人

大学堂教习 200人

派驻各个省城的高级候补官员 2000人

文人中以5%计算 30000人

经过挑选的官吏与文人家里的妇女和儿童，以10%计算 4000人

小计：44036人

注：上述数字是将“经过挑选的官吏与文人家里的妇女和儿童”考虑在内，其目的是着眼于帝国未来的领袖人物，希望通过其家眷和亲人对这些未来的领袖人物施加影响。

李提摩太认为：

这4万多人看着不少，其实平均到每个县，仅有30人左右。影响了这一小部分人，等于影响了整个中国。因为，“少量的发酵剂，可以发酵一大堆东西”，对这些统治阶层的人物进行教育，“实际上就是教育了3亿5千万中国人。“

“‘如果要影响中国整个国家，我们就必须从这些人开始。……这些人当了大臣的时候，要负责和外国订立条约，打交道。”

李提摩太提议，要把这批人作为我们的学生，我们将把有关对中国最重要的知识系统地教育他们，直到教他们懂得有必要为他们的苦难的国家采用更好的方法时为止。

……

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期间，出版了不少书刊，对中国存在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曾对当时出版的一些西学书刊作过详细介绍，如下：

欲知各国近今情况，则制造局所译《西国近事汇编》最可读；

癸未、甲申间，西人教会始创《万国公报》；

通论中国时局之书，最先者林乐知之《东方时局略论》、《中西关系略论》。近李提摩太之《时事新论》、《西铎》、《新政策》；

西史之属，其专史有《大英国志》、《俄史辑译》、《米利坚志》、《联邦志略》等；

通史有《万国史记》、《万国通鉴》等；

《泰西新史揽要》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

说实话，这种干活的劲儿，令人有点不寒而栗。

李提摩太担任此职务一直到1916年，长达25年之久。

光绪十二年到民国五年（1916），李提摩太的身份是冒险家与政客。争取中国士大夫有势力者，开启中国皇帝与政治人物的思想，是李提摩太的格言与指导原则。

他利用广学会总干事的身份，主张“广西国之学于中国”，鼓吹改革，将所谓西学系统地引进中国，在深入调查和精心筹备后，以中国的帝王将相及士大夫精英为其学生，不断通过各种手段施加影响。

李提摩太并且以广学会所发行的《万国公报》，作为鼓吹变法维新的政治性刊物。因此，“戊戌变法”的幕后总策划师是李提摩太，而包括思想家梁启超在内的所谓六君子，只是站在台前的人物而已。

光绪也深受其李提摩太和《万国公报》的影响。

根据朱维铮《导言》所载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版），以及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第19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经理汪康年以及主要撰稿人，关于西学西政的知识，起初都来自《万国公报》和江南制造局、广学会的西人译著，因而刊物创办初期的言论，从内容到风格，都时时流露剥取《万国公报》的痕迹，也不奇怪。这曾引起林乐知等人的不满，……《时务报》初期的取向，与《万国公报》如出一辙。”

实际上，维新派还山寨了《万国公报》。

“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刊即仿其名，取名《万国公报》。1895年强学会成立，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传教士都参加了这一旨在推动中国变法的组织。强学会出版自己的《万国公报》时，广学会为它募捐，筹集银子一万两。1895年12月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83册，用大量版面刊登了《强学会序》、《强学会记》、《上海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章程》，积极推动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

（详见：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第20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由于《万国公报》的畅销，北京维新派也出版了同名刊物，每隔一天出版，随同京报分赠给京师各官员阅读。维新派出版的《万国公报》是从1895年8月17日创刊的，共出了45期，时间只有3个月。”

（详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你以为真的是康有为提出的变法？

可他提案的具体内容为何与李提摩太所提建议的一模一样？

“李提摩太直接与维新运动领袖接触，是在1895年10月17日与康有为的会晤。据李提摩太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惊奇地发现，几乎我以前所作的种种建议，全都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无怪乎他来访问我时，我们有那么多共同之处”。

（详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再来看看戊戌变法时，伊藤博文此人是如何“出山”的。

逼李鸿章签下《马关条约》的人就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此人出生于长州藩，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长州藩人)的小弟，他能当选首相、背后是“长州-萨摩”圈子的权力传承暗线。明治维新发源于长州和萨摩两藩，明治维新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均来自长州和萨摩。

根据伊藤之雄《伊藤博文——创造近代日本之人》一书（李启彰、钟瑞芳中译本第365-366页，台湾广场出版远足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4月1版2刷）记载，伊藤博文经过韩国到中国觐见光绪的行程如下：

“7月26日，伊藤终于从大矶出发，途经京都、大阪等地，8月16日由神户港起航，18日抵达长崎，之后则经由韩国仁川，25日到达汉城（今首尔）。

抵达仁川时，一名皇族受命迎接伊藤。……

9月8日，伊藤一行从仁川启程抵达天津，14日进入北京。……

即便在天津，伊藤也受到清朝上下‘笔墨不能详尽的款待’，日夜忙于出席宴会，也有许多中国客人络绎不绝登门拜访，希望伊藤能为中国尽一份心力。

在北京时，9月20日伊藤被允许觐见光绪皇帝，受到几乎前所未有的礼遇。”

就在伊藤博文赶往北京时，李提摩太也同时行动，前往北京，且两人到北京后下榻同一处。

“伊藤博文是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抵达天津。在此前两天的七月二十四日（9月9日），康有为也邀请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自上海赴京。李提摩太则向康有为建议，聘请伊藤博文为中国变法的顾问。”

（详见：李提摩太著、林树惠译《中国的维新运动》，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3册，页563）

究其实质，戊戌变法的内容不过是以英国（即坤图上的谙厄利亚）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和实践为基础，仿造印度模式对中国进行兼并，美之名曰“中美英日”合邦。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让外来的和尚高高在上，统治中国，譬如，邀请日本首相共济会成员伊藤博文来担任总理大臣（首相），而身为英国传教士、共济会成员的李提摩太则出任该政府的最高顾问。

按照《中国的维新运动》书中第2章、第3节的介绍，李提摩太曾于甲午战争后撰《新政策》一文，主张中国应该将外交、新政、铁路、借款、报纸、教育等权力，皆交由西人掌管，想要以聘用西方人才之名，行夺取中国政权之实。

李提摩太向光绪提出的变法方案的前两条为：

其一，皇帝应聘用两位外国顾问；

其二，成立内阁，由八名部长组成，半数为满、汉族人担任，另外半数应聘请懂得世界进步事物的外国官员担任。

李提摩太提出的“四国合邦”计划拟定的内阁名单中有不少外国阁员：

1、两位外国顾问：

李提摩太（英国传教士，在中国的西学“总教头”）

伊藤博文（卸任日本首相，曾发动甲午战争并签署马关条约）

各位可以自行比较一下这二位的装束，都是共济会成员

2、四名外国阁员：

清朝总税务司赫德（英国人）

汇丰银行大班艾迪斯（英国人）

李鸿章的顾问科士达（美国前国务卿）

天津税务司德鲁（美国人）

（详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当时，广学会充分发动舆论机器，在民间营造氛围，与朝堂遥相呼应，试图让百姓相信吞并中国乃是不折不扣的自然之理。

广学会出版的所有书籍中影响力最大的有两种：

1）《泰西新史揽要》：由英国人麦垦西著、李提摩太翻译并作序，梁启超评论其为“西史中最佳之书也”；

2）《中东战纪本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年—1907年）编译。“中”指中国，“东”指日本，“战”指甲午海战，全书共有16卷，刊载了中日甲午战争大量的史料并附有多篇传教士撰写的论说。

但是，这个林乐知却利用它来散布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论调。

他在译序中恬不知耻地写道：

“余美国人也，而寓华之日多于在美之年，爱之深，不觉其言之切。……各国之鹰瞵而虎视者，非尽欲侮中华也，弱肉而强食，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也。

林乐知把日本侵华之战称为‘义战’，战争的责任在中国而不在日本。他劝中国应速降日本：

中日之战，人皆曰，中败而日胜，是天之败中国也。〔中国宜〕迅速行成于日本，无论有无兵费，不妨悉索弊赋以应之，急则治标，别无良策也……”

（详见：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初编第6卷，第15-19页）

……

凡此种种，若不是袁世凯告密、慈禧及时察觉，一锤砸碎了他们的计划，这个计划就差点成功了。

那袁世凯为何要告密呢？

说到底，是被维新派密谋“诛荣禄，擒慈禧”的命令给逼的。

除此之外，袁世凯在朝鲜为相时，伊藤博文为小日子驻朝鲜公使，两人本就不对付。

1882年，朝鲜大院君（朝鲜国王的父亲）策动壬午兵变，清廷和日本争分夺秒，想抢占先机。

吴长庆率清军入朝，张謇协助，袁世凯强行抓捕了大院君，平息了朝鲜兵变。

日本人介入朝鲜的良机，被袁世凯的扼杀在萌芽状态。

1884年，清法战争爆发，中国南方形势危急。吴长庆率兵回国。朝鲜内部再度出现混乱迹象。朝鲜当时有两个党派，保守党亲华，开化党亲日。清军回国，让开化党逐渐占据优势。

1884年12月4日，甲申政变爆发，设下鸿门宴，帐后埋伏“三百刀斧手”，摔杯为号，想要趁机伏杀袁世凯。

袁世凯嗅到了不同寻常的危险气息，没有赴宴，最终逃过一劫。

当日军和开化党人控制皇宫后，袁世凯得知消息，于1884年12月6日在没有得到上峰命令情况下，果断攻入皇宫，身先士卒，大获全胜。

1884年，伊藤博文在与李鸿章交涉时，提出惩办袁世凯问题。日本对袁“憾之刺骨，百般排陷之”。

所以，在日本人眼里，袁世凯屡次破坏“皇国大计”，对日本的态度一直不好。

由于李提摩太在中国的“卓越表现”，引得无数后来的传教士景仰不已，所以，后来有个叫司徒雷登的传教士，也写了一本在华五十年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是一本司徒雷登著作，北京出版社1982年出版）

司徒雷登于1876年6月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后来的之江大学）。1908年任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

一个在华45年，一个在华50年；一个在华创办了山西大学，一个在华参与创办了燕京大学，并任首任校长。

有鉴于此，能在教材中看到有关传教士真实的另一面吗？

怕是有人会故意忽略阴暗那面，忽略本质那面，而流于表面，高唱赞歌吧？

17世纪中叶的清代内阁秘档系统完整地反映了清初西洋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情况，其全称为“清代内阁秘本档中有关17世纪在华西洋传教士活动的档案”，共24件，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但它却只有满文档案，没有中文档案，现在懂满文的人越来越少，何时能解读翻译成中译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了大部分清代档案，约1000余万件，其中很大一部分为满文版，国家能否制作一本满汉电子词典，以人工智能的方式来协助翻译、提高效率？

1999清代内阁秘本档

何时能把传教士影响中国历史的所作所为，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写进历史教科书中去？

有生之年，我们还能等到吗？

来源：昆羽继圣

延伸阅读：戊戌政变前夕，袁世凯和谭嗣同谈话细节以及袁告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