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又称烟花、烟火、焰火、炮仗、爆仗。

爆竹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已存在“炮祭”。所谓“炮祭”，是指燃烧柴火以“敬神驱邪”的一种祭祀行为。

《周礼》（四部丛刊明翻宋岳氏本，第30-35页）卷第六“春官宗伯下”记载有“九祭”，其中的第三祭便是“炮祭”：

“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绝祭，八曰缭祭，九曰共祭。……杜子春云：……炮祭，燔柴也。尔雅曰：祭天曰燔柴。”

截止目前，爆竹一词，始见于春秋末年范蠡所著《陶朱公书》。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第95卷“除夕部杂录”记载：

“《陶朱公书》：除夜，烧盆爆竹，与照田蚕看火色,同是夜取安静为吉。”

除夕夜，在盆中烧火，照看田蚕火色，盆中的竹子燃烧哔啵作响，故称“爆竹”。

“除夕部汇考”中记录有《事物原始》，并注明除夕日有“除日驱傩”、“烧松盆”这样的传统。“除日驱傩”由来已久，《事物原始》曰：“《吕氏春秋》：岁前一日，击鼓驱疫疗之鬼。亦曰：驱傩。……《周礼》有大傩，岁终命方相氏率百隶索室驱疫，以逐之，其事始于周也。”

西汉时期，相声、算命行业公认的祖师爷东方朔在《神异经》中记载了“烧竹以惊山臊（即山魈、山獠鬼）”的做法：

“西方深山中有山臊，长尺余，犯人则病。长爆竹声。”

[唐] 释道世 撰《法苑珠林》（四部丛刊景明万历本，第21页）卷第四十二“妖怪篇第二十四”亦有记载：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其长尺余，袒身，捕鰕（虾）蟹，性不畏人，见人止宿，喜依其火以炙鰕（虾）蟹，伺人不在，而盗人盐以食蟹，名曰山㺑。其音自叫。人常以竹箸火中烞熚，音扑毕。而山㺑皆惊，犯之令人寒热。此虽人形亦鬼魅类耳。所在山中皆有之。右出神异经。”

从烟花的溯源情况来看，西汉的百戏表演中已有“吞刀吐火”的节目。

据[前秦]王嘉撰 ·[南朝梁]萧绮辑录的《拾遗记》卷四记载：“《淮南子》云：‘含雷吐火之术，出于万毕之家。’方毳羽于洪炉，炎烟火于冰水……”

这段文字描述的是炼丹家万毕与他发明的烟火之术。此处的“含雷”，描述的是爆竹的声音；而“吐火”则描述了喷火的效果。显然，西汉已有吐火的幻术（杂技），而这种“吐火”的幻术表演就是烟火的雏形。不过，可惜的是，《拾遗记》中引述的这段文字在今本《淮南子》已佚。笔者特意查阅了四库全书本的《拾遗记》，发现这段文字也失去了踪影。

经过对比发现，四库全书本的《拾遗记》是直接删除了有关“录曰”的最后一段，其卷四最后四个字为“万世一时”。

而原本《拾遗记》卷四末尾在“万世一时”之后，还有“录曰”一大段文字。

古人发明火药以后，以竹筒为外筒，内里填充火药，后来逐渐演变成使用泥土、纸、竹炭等材料制作，逐渐告别“烧竹”，迈向“新式爆竹”。

南朝[梁] 宗懔（lǐn） 撰《荆楚岁时记》（四库全书本，第3页）地理类八记载：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谓之端月。按史记云：「正月为端月。」春秋传曰：「履端于始。」元，始也。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

东晋葛洪《抱朴子·仙药篇》中有使用雄黄、硝石、猪大肠油和松脂共炼丹药的记载。其中，雄黄含有大量的硫，硝石是强化剂，猪大肠油和松脂含有炭，而硝、硫、炭是火药的基本成份，由此可见，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早期的火药了。

两晋之后，由于南朝梁陶弘景(元始452-536年)已经记载了使用“焰色反应”法来鉴别硝石，而宗懔（元始502年-565年）亦为梁人，且晚于陶弘景，考虑到硝石在彼时已广泛应用、人们对其燃烧性质业已熟知，故据此推测，当时的竹筒内很可能已经尝试着加入了些许硝石与雄黄。

据清人顾禄所撰《清嘉录》（刻本，第18-19页）序卷一“开门爆仗”的记载，三国时曹魏发明大师马钧就已经开始制作“爆仗”了，其云：

“岁朝开门放爆仗三声，云辟疫疠，谓之开门爆仗。案：唐高承事物纪原云：马钧始制爆仗。吴俗纸裹硫磺曰爆仗。是其名巳见元魏。然范石湖（范成大）村田乐府云：截筒五尺煨以薪，当阶击地雷霆吼。则是时又以竹爆也。今纸者亦谓之竹，如九县志皆载元旦爆竹三声，然后启户是也。又云：相传以驱疫疠。考爆竹辟鬼，其说始于东方朔神异经：西方深山中有人长尺余，犯人则病寒热。名曰山㺑，人以竹著火中，烨州有声，而山澡惊惮。六朝时已用之。岁朝见宗懔荆楚岁时记：正月二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㺑恶鬼，俗有兼用之。除夕者，谓之封门爆仗。”

从上述记载可以发现，“马钧始制爆仗”的说法并非清人顾禄信口开河，而是来自唐代高承撰写的《事物纪原》一书。

网上却铺天盖地把高承说成是宋人，为何？

而且，按照吴地风俗，用纸包裹硫磺就叫“爆仗”，此名在南北朝时的北魏就已经出现了。所以，若以“爆仗”的角度来看，“爆竹”的始制者可以追溯至三国时代，而不是唐代。

作为华夏古代科技史上最负盛名的机械发明家之一，马钧改进了织绫机、诸葛连弩，发明了龙骨水车，还制造了轮转式发石机，创造了“水转百戏图”，其发明多不胜数，若是他发明了“爆仗”也毫不稀奇。毕竟，硝石、硫黄在西汉《三十六水法》中便已记载，而炭、纸、竹的条件在那时也悉数具备的。

明代张岱《夜航船•卷十•兵刑部·军旅》的记载也可以证明三国时曹魏马钧制造了“爆仗”：

“蚩尤始火攻。孙子制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五法。魏马钧制爆仗起火。隋炀帝以火药制杂戏，始施药铳炮。黄帝始制炮，吕望制铳，范蠡制飞石用机。”

明代董斯张(1586-1628年)编纂的类书《广博物志》卷三十二中也有上述辑录。

清人福格所撰《听雨丛谈》卷五亦记载了“魏马钧制爆仗，隋炀帝益以火药杂戏”：

“愚以为（三国）魏马钧制爆仗，隋炀帝益以火药杂戏，是火药先行于中国七八百年之久，而后乃有火炮，已恐未信。”

清代流行的“火炮之制”说法是，“元以前皆机车发石为炮，有元而下始得其法”，导致“魏马钧制爆仗，隋炀帝益以火药杂戏”的记载恐怕已经没什么人敢相信了。然而，清人福格认为，《宋史》分明记载有火炮、火炝、火箭之制，“子发出，如炮声远闻云云，直与今之火枪无异”，所以应是“火药先行于中国七八百年之久，而后乃有火炮”，张氏（张维屏）之说未必确切。

古时的爆仗与爆竹，是否相同呢？

宋人施宿《会稽志》卷十三对此有记载：“除夕爆竹相闻，亦或以硫磺作爆药，声尤震厉，谓之爆仗。”

这种爆仗起初用竹节灌入火药点火引爆，后来则用纸裹火药，两头扎紧，点燃发声。

从《夜航船•卷十•兵刑部·军旅》的记载“隋炀帝以火药制杂戏，始施药铳炮”可以看出，华夏古人在隋朝时期就已经确立了硝石、硫磺和木炭三种主要成分的火药。

恰好隋炀帝《元夕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一诗可以作为佐证：“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

唐朝时期，多位炼丹家记录了“伏火硫黄法”、“伏火硝石法”、“伏火矾法”。

中唐[题郑思远]所撰《真元妙道要略》（正统道藏本，第7-10页）“黜假验真镜第一”记载：

“凡生八石一斤，不如伏火硝石一两。伏火硝一斤，不如伏火硇一两。伏火硇一斤，不如伏火四黄一两。……凡硫黄伏火，有制药之功，无独点化之能。雄雌二黄、砒黄等伏火，皆有用处。……有似硫黄夹石，熏烧为假顽伏火硫黄者。此等皆无用处。”

“硝石宜佐诸药，多则败药。生者不可合三黄(即硫黄、雄黄和雌黄)等烧，立见祸事。”

此书第3页“黜假验真镜第一”又云：

“有以硫黄、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起烧手面，及烬至舍者。”

唐元和三年（元始808年），相传为清虚子所撰的《铅汞甲庚至宝集成》成书。此书（正统道藏本，第7页）卷之二中则记载了“伏火矾法”，其云：

“硫二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右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熟火一块弹子大，下放里面，烟渐起，以湿纸四五重盖，用方砖两片，捺以土冢之。”

马兜铃是一种草药，烧焦即为炭。

由此可见，彼时的唐人已然熟知火药燃烧和爆炸的性能。

至于孙思邈在去世之年（即唐高宗永淳元年，元始682年）著《丹经》，并在书中明确记载产生火药的“内伏硫黄法”，则属于“引述错误”：

“硫磺、硝石各二两，令(合)研。右用销银锅或砂罐子入上件药内。掘一地坑，放锅子在坑内与地平，四面却以土填实。将皂角子不蛀者三个，烧令存性，以钤(钳)逐个入之。候出尽焰，即就口上着生熟炭三斤，簇煅之。候炭消三分之一，即去余火，不用冷取之，即伏火矣。”

上述这段文字并非出自《丹经·内伏硫黄法》，而是宋人孟要甫辑录的《诸家神品丹法》（正统道藏本，第11页）卷之五“伏火硫黄法”（如下图所示）。这一段记录并未注明是引述自孙思邈或孙真人。

当然，尽管上述文字出现了作者讹传，但内容记载却是真实的，也充分体现了华夏古人对于火药配方和特性的认识。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取二两硫黄、二两消石，研成粉末，置于银锅内，将三个皂角子（含炭素）逐一点燃。把皂角子“烧令存性”，就是让它在高温下焙干并炭化，但不成灰，再夹入锅中，把硫黄与消石烧起焰火。火止，再取生熟木炭三斤炒之，待炭消三分之一退火，趁未冷时取出混合物，此即“伏火”的具体过程。

所谓“伏火”，是一种外丹炼制法，即炼丹家对于硫黄、硝石、砒霜等具有毒性的金石类药物，采用加热烧灼的办法祛毒，即“降伏”药物毒性，使其失去或降低毒性。

据北宋路振《九国志·吴臣·郑璠传》记载，唐天佑元年（元始904年），杨行密围攻豫章（今江西南昌），部将郑璠命令士兵“发机飞火”,烧毁该城的龙沙门：

“（郑）璠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

北宋许洞《虎钤经》对此注解云，“发机飞火”是用火药做飞行动力的火炮或火箭一类武器。而北宋《武经总要》对上述武器做了详细的描述：

火箭：“放火药箭，则加桦皮羽，以火药五两贯镞后，燔而发之。”

火炮：“入前药末，旋旋和匀，以纸五重裹衣，以麻缚定，更别熔松脂傅之，以炮放。”即将火药做成球状，通过抛石机抛掷出去，向敌人发起攻击。

从上述文献的记录可以看出，有硫磺、硝石、（木）炭三种主要成分的黑色火药在唐代是真实存在的。

隋炀帝都“以火药制杂戏，始施药铳炮”了，唐承隋制，且唐代有更好的黑色火药的条件，会不用于制作爆竹吗？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元始772-842年）《畲田行》诗云：“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

唐代诗人来鹄《早春》(《全唐诗》卷二）有诗亦云：“新历才将半纸开，小庭犹聚爆竿灰。”

“爆竿”，即“聚竹数十根于庭焚之”，可使爆破声连绵不绝，或是用一串竹节挂在长竹竿上，在火盆上燃爆。若竹筒中加入火药，成为“爆仗”，那“爆声”就更加响亮了。也许，这便是鞭炮创意的由来吧。

宋代火药用于诸军马戏的杂技演出（如抱锣、硬鬼、哑艺剧），木偶戏中的烟火杂技“药发傀儡”，以及利用火药来表演幻术（如喷出烟火云雾以遁人、变物）等等，极有可能是“宋承唐制，而唐沿隋制”。

之所以认为唐代已产生充填火药的“烟花爆竹”，还有如下佐证。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曾有一幅降魔变绢画（现藏于巴黎集美博物馆），在释迦牟尼像的左上方，有一头上长着3个蛇头的恶魔手持1件武器，其后部为细长的杆，前部呈圆筒形，正冲着释迦牟尼喷射火焰。这一图像引起了学界高度关注，李约瑟等学者认为这是喷火兵器。

唐代诗人苏味道（元始648-705年）《正月十五》诗云：“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想想《淮南子》中被删除的“含雷吐火”、“炎烟火于冰水”，想想三国马钧制爆仗，想想隋炀帝“以火药制杂戏”，想想唐朝炼丹术士们“焰起烧手面”、“候尽出焰”等记载，还会认为此处的“火树银花”只是彩灯吗？

据清人顾禄所撰《清嘉录》（刻本，第40页）序卷一“放烟火”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明确说明了烟火的性质，也详细解释了何为“火树”。注意，这不是清朝的内容，而是辑录的唐朝内容，是唐人高承（？-827年）《事物纪原》中写的：

“唐高承事物纪原云：火药杂戏，始于隋炀帝，孟襄阳谓即火树也。瞿宗吉烟火戏诗：天花无数月中开，五色祥云绕绛台。沈榜《宛署杂记》云：燕城烟火有响炮、起火、三级浪地、老鼠、沙砣儿、花筒、花盆诸制，有为花草人物等形者。花儿名百余种，统名曰烟火。赵瓯北有西厂观烟火诗云：晚直郊原月未斜，廾平乐事览繁华。九边鹿静平安火，上苑春催顷刻花。”

上述记载，再次清晰地证明了隋炀帝与“火药杂戏”高度相关，并明确指出这种“火药杂戏”就是孟襄阳所称之“火树”，即火树银花的“火树”。

孟襄阳是谁？大名鼎鼎的孟浩然也。

孟浩然（元始689年-740年），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世称“孟襄阳”。

令人遗憾的是，清代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都曾引用、辑录唐代高承的《事物纪原》一书，但同样的问题出现了，类似于“火药杂戏，始于隋炀帝，孟襄阳谓即火树也”这种记载就莫名不见了。

唐代诗人张说《杂曲歌辞·踏歌词》诗云：“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龙衔火树千灯艳，鸡踏莲花万岁春。”

如果说火树仅仅是花灯，那又如何理解白居易《山枇杷》诗云“火树风来翻绛焰，琼枝日出晒红纱”？这种情况恐怕只有当天放了烟火，第二天日出时落红满地，才能做到吧？

唐代诗人王諲《十五夜观灯》亦有诗云：“暂得金吾夜，通看火树春。停车傍明月，走马入红尘。”

王諲生卒年不详，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登进士第。天宝初官右补阙。唐芮挺章《国秀集》选其诗二首，《全唐诗》存其诗六首，《全唐文》存其文六篇。

唐代，陈去疾（约789—?）《踏歌行》诗有云：“鸳鸯楼下万花新，翡翠宫前百戏陈。夭矫翔龙衔火树，飞来瑞凤散芳春。”

显然，这里的“翔龙衔火树”很可能就是翡翠宫前的百戏。这又与“火药杂戏”、“火树烟火”能够印证了。

窃以为，正是因为唐代火树即指烟火，所以宋代、明代才继承了这样的传统，继续用火树来指代烟火。

如宋代张先《鹊桥仙》词云：“星桥火树，长安一夜，开遍红莲万蕊。”其中的“星桥火树”，不就是唐代诗人苏味道的“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吗？这二者显然应该是同一个意思。

又如辛弃疾《青玉案·元夕》那句耳熟能详的词：“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 星如雨。”这燃放的不就是“火树”吗？

又如明代张九一《元夕同李伯承高伯宗赋得火树银花合》诗云：“火树排虚上，银花入暗开。”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仔细想想，华夏古人为何将烟火形容为“火树”？烟火拔地而起，冲向半空，在空中划出了一道树干一般的成长轨迹，然后凌空炸开，繁星万点，宛如华盖，清辉映夜；宛如树冠，璀璨夺目。其形，其迹，不正是一棵棵长成的大树吗？

故名：火树。神也！

此外，1935年编著的《中国实业志》也认为唐代有爆竹：“湘省爆竹制造，始于唐代，发达于宋末及逊清乾隆年间。”

所以，那种宋代才有爆竹烟花的说法值得商榷，烟花爆竹的真实历史更为久远。

至于民间传说爆竹祖师是唐人李畋（tián），那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原因大略有以下几点：

首先，关于李畋的生平有误。

网传《唐史》载：“李畋，江南西道袁州府上栗麻石人氏，生于唐武德四年（元始621年）四月十八日。”

可是，这段文字在有关唐代的史料文献中几乎遍寻不着，无法核实其出处。后来，才发现有人称这个说法源自于《万载县志》附录的《万载花炮起源考》。但是，《万载花炮起源考》也没有明确记载这段文字的出处，只是用了两个字“据传”。也就是说，是民间传说。

其次，相传唐贞观十九年（元始645年），唐太宗李世民患病，为山鬼迷缠，久治无效，遂诏书全国求医。时年24岁的李畋（tián）应诏揭榜前往长安。但是，根据史料记载，贞观十九年二月，李世民就已经御驾亲征高丽了。直到贞观二十年三月，才班师回到长安。

据[唐] 吴兢 撰《贞观政要》（四部丛刊续编景明成化刻本，第14-15页）卷第五“论忠义第十四”记载：

“贞观十九年，太宗攻辽东安市城，高丽人众皆死战……”

[清] 王澍 撰《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四部丛刊三编景清雍正本，第13页）卷第一“历代帝王书”记载：

“引高丽使帖，贞观十九年二月，帝亲征高丽。二十年三月，还京师。夏五月，高丽遣使谢罪。”

至于《贞观政要》（四部丛刊续编景明成化刻本，第21-22页）卷第八“贡赋第三十三”记载“贞观十九年，高丽王高藏及莫离支盖、苏文（高丽臣名金盖；苏文既弑其王武于是专擅国事）遣使献二美女”被唐太宗退还一事，书中有注更正，“按通鉴系贞观二十年”。

由此可见，贞观十九年李世民绝大部分时间都不在长安，显然李畋（tián）不可能应诏入京为其治病。那贞观十九年二月之前，有没有可能呢？其实也不太可能。如果彼时李世民患病久治无效，他又怎么可能拖着病体御驾亲征呢？

再次，有据可考的李畋（tián）不是唐人，而是北宋人。

李畋，字渭父，一作渭卿，自号谷子。年少时，经历了后蜀瓦解与北宋王朝的建立。生逢乱世，敏而好学，拜入隐居成都的著名学者任奉古门下。

据北宋黄休复《茅亭客话》记载，任奉古，一生“潜心于‘六教’（指诗、书、乐、易、礼、春秋），人称“乐安先生”，是宋代巴蜀易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史料文献中，关于北宋人李畋的记载俯拾皆是。

身为蜀士，李畋在当地颇有名气。由于北宋朝廷刚刚建立，急需人才，张乖崖知守蜀地时，便去拜访李畋，将其请出，然后保举送出。

《宋史·列传第五十二》记载：“初，蜀士知向学，而不乐仕宦。咏察郡人张及、李畋、张逵者皆有学行，为乡里所称；遂敦勉就举，而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劝。”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九·朱子六》对此记载：“祖宗时，科举法疏阔。张乖崖守蜀，有士人，亦不应举。乖崖去寻得李畋出来，举送去。”

（宋绍定钱塘俞宅书塾刻本《乖崖张公语录》）

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

“李畋渭卿，自号谷子。少师任奉古，博通经史。以著述为志，性静退，不乐仕进，士大夫多称之，为咏所器。少日，一出庭试。后隐居永康军白沙山，后生从之学者甚众。任中正荐，乞赐处士之号，诏以为试校书郎。凌策又荐之，召授试怀宁主簿、国子监说书，改大理丞、知泉州惠安县。久之，以先所着未成，再乞国子监说书，以终其业。着《孔子弟子传赞》六十卷，上之，得知荣州。秩满，以国子博士致仕。畋撰《道德经疏》二十卷，《张乖崖语录》二卷，《谷子》三十卷，歌诗、杂文七十卷。年九十。”

[宋] 张咏 撰《乖崖集》（四库全书本，第4页）卷十二记载：

“公问李畋曰：「百姓果信我否？」对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则未也，此一任应稍稍尔。秀才只此一个信，五年方得成。」公谓李畋曰：「大小之事，皆须用智。智犹水也，不流则腐。若凡百不用智，临大用之际，宁有智来？」”

[南宋] 朱熹 撰《五朝名臣言行录》（四部丛景宋本，第8-9页）卷第三之一“参政陈晋公”记载：

“张忠定公阅邸报，忽再言可惜许。门人李畋请问之，曰：参政陈左丞恕无也。”

宋代委心子所撰《分门古今类事》（四库全书本，第14-15页）卷十五“李畋两火”记载：

“李畋尝为国子直讲，欲求郡而未得。一日，晨登讲席，诸生皆见畋巾上有两焰火起，是日报得荣州。”

北宋李畋一生著述颇丰，其中有《该闻录》十卷。

《分门古今类事》一书中，引用了李畋《该闻录》的“自述”部分：“年十三有诗名，二十三丁先考忧。三十三值李顺叛，四十三校成都解，五十三直太学讲，六十三改大理丞、知泉州惠安县，七十三罢和议郡，赴阙致仕，八十三病革不死，今又五年矣，不知此去复何如也。”

“李顺叛”，即北宋初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李顺是王小波的妻弟。淳化四年（即元始993年），王小波率百余农民在青城起义，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十天内，参加起义者达到几万人。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淳化四年李畋时年33岁，故此推算其出生于北宋建隆二年（即961年）。

北宋晁公武（1105-1180年）的记载也可以证明《该闻录》的作者是李畋。他在《郡斋读书志·卷九·传记类·谱牒类·书目类》中写道：

“《张忠定公语录》四卷，右皇朝张忠定公咏守蜀，有善政，其门人李畋纪其语论可以垂世者。《该闻录》十卷，右皇朝李畋撰。畋，蜀人，张咏客也，与范镇友善。熙宁中致仕，归，与门人宾客燕谈，衮衮忘倦。门人请编录，遂以“该闻”为目。又有杂诗十二篇，系于后。”

《该闻录》很关键，因为有关唐人李畋的故事，就来自这本书。

明代程登吉在撰写《幼学琼林》时，为了注解“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就引用了北宋人李畋撰写的《该闻录》中的一则故事，其云：

“李畋居山中，邻人仲叟家为山臊所祟。畋令旦夕于庭中，用竹著火中，鬼乃惊遁。至晓，寂然安帖。故后人用爆竹，是其遗俗。”

现在，民间流传的爆竹祖师唐人李畋的故事便源自这里。但真实的李畋确实是北宋人，而不是唐人。不过，这并不影响上栗、浏阳、醴陵、万载四大烟花产区紧密相连，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花炮的发源地和聚集地。

来源：昆羽继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