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传教士与东林党复社勾结，联合了中国周边的日本、后金、海盗等所有势力……

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教廷制定了《马尼拉备忘录》，派遣传教士来到中国，通过收买官员、刺探情报等方式，准备消灭明帝国。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相继在中国传教，其中葡萄牙派遣的耶稣会势力最为强大。

耶稣会传教士的誓言：我声明我没有自己的意见和意愿，但是我会毫不犹豫的遵从来自教皇和耶稣基督军事团上级的指令，我承认并声明当机会到来时，我将秘密地或公开地对整个地球上的异教徒、新教徒和自由主义者进行一场无情的战争，正如我被指导的那样，来消灭和摧毁他们，我不会在意他们的性别年龄阶级，我将吊死烧死煮烂这些可耻的异教徒，把他们孩子的脑袋在墙上撞烂，摧毁这些可耻的种族，直到永远。……

利玛窦在大明朝京城居住了近十年，他广泛结交官员和社会名流，如沈一贯、叶向高、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声名显赫。利玛窦以传播西方知识为手段，将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伦理观念相融合，秘密进行传教活动。他成功地使包括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官员及其全家皈依天主教，使北京的信徒人数达到了两千多人，局面得以打开。

《利玛窦书信集》“利氏致罗马马赛利神父书”中说：“不知是否您已经知道，西班牙人在吕宋或菲律宾（马尼拉）用计屠杀了约二万经商的华人，这件惨案在北京引起震动。

因此我们担心中国人也许会对我们采取报复。托天主的洪福，无人找我们的麻烦。对这件事我只告诉了徐光启，他给我们帮了大忙，他告诉中国人我们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信仰的宗教不同。我们称天主为Deus，而西班牙人称天主为Dios可知。”但是，在利玛窦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却说：“刚好当时菲律宾群岛总督在召开马尼拉大主教管区和评议会的大会，决定给予我们在中国的传教以某些支持。作出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打开西班牙人和中国人之间的贸易往来......鉴于他们（西班牙）的共同宗教信仰，他们亟愿提供可能有助于教团发展的一切援助。”因此，利玛窦等中国传教士毫无疑问是同样得到吕宋大屠杀的西班牙的“一切援助”支持的。

徐光启要求大明政府承担传教士的资金支出，传教士就不用花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钱了。利玛窦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说：

“在刚刚提到的那次考试之后，全国共颁发了三百零八名博士学位。在这之后不久，还有另一次考试，用以选定皇家学院的成员。顺利通过此项考试的候选人随后就被安插在叫做翰林院的这个皇家学院之内......如果他们奉命担任一个政府职务，他们都是直接被委以最高职位，而不需晋升。纯粹由于缺乏信心，徐保禄（即徐光启）并不想尝试此项考试，但他在神父们以及教徒们的请求下让步了。他们提醒他，取得更高的荣誉将增进基督教的利益。”

利玛窦等外籍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得到了制造菲律宾大屠杀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势力的全力支援，他们在中国境内既不乞求施舍，也不从事生产，却能拥有巨额财富并自由支配。这些财富被用于收买和要挟明朝的诸多官员，其影响之深足以动摇明朝的国本。由此就可以理解徐光启等这样的明朝大臣，为何甘为西洋服务了。

乌鸡变凤凰

徐光启自幼便踏入教会门槛，从二十岁至三十五岁，屡次尝试通过举人考试却未能如愿。在此期间，耶稣会意欲在大明帝国拓展其影响力，寻求培养更多的本土支持者，于是采取了疏通考官的手段，使徐光启实现了由平凡至显赫的转变，铺设了一条通往国家权力机构的晋升之路。他乡试高中之事，尤为富于传奇色彩。1597年，历经多次考试失利的徐光启赴南京参与乡试，其文稿初时并未引起评卷官员的特别注意。然而，主考官焦竑在复审被弃之卷时，偶然发现了徐光启的试卷，深感其才华横溢，因而破格提拔，使之荣登榜首。这一飞跃式的提升，难免让人联想背后是否存在不正当的助力。

他最大贡献是把中国的东西变成西方的。

耶稣会在明朝做间谍从壬辰倭乱就开始了，当时的传教士已经潜入明朝，根据传教士发给丰臣秀吉的报告，虚构了明朝人不堪一击的假情报，怂恿日本说可轻松吞并中国，这给了丰臣秀吉相当大的自信。

日本的资料里面记载了耶稣会曾给丰臣秀吉提供了一份明军战斗力孱弱的报告。妄言说几十个日本浪人就能横扫南直隶。这份耶稣会报告正是葡萄牙籍传教士罗明坚发来的，罗明坚一边和明朝人谈笑风生，一边把明朝的详细军备情况发给日本，为日本攻打明朝做积极准备。

在万历年间之后，耶稣会成功地渗透进了明朝的皇室。通过耶稣会传教士的活动，明朝的诸多内部信息被传递给了李自成和后金势力共享。

耶稣会传教士基于对中华历史的研究，意识到王朝更迭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因此，他们在明朝各地散布流言，其信徒广泛宣传明朝气数将尽的说法，这无疑为各地怀有雄心壮志的人物提供了精神上的激励。无论遇到普通的还是罕见的自然现象，传教士们都倾向于将其与明朝国运的衰败相联系，这种做法导致许多普通明朝百姓渐渐接受了明朝可能走向终结的看法，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自然趋势。

在传教士的内外勾联下，原明建州卫指挥使努尔哈赤所部的反叛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在辽东战场上明军迭遭大败。

天启二年（1622年），刚刚在北京入教并考中举人的孙元化被保荐到辽东，在袁崇焕手下为官，与传教士一起负责与后金的方济各会教徒进行联络。

 1627年末，即天启七年，一场由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阳玛诺在嘉定孙元化家中秘密组织的会议悄然召开。会议遵循了罗马教廷的指导精神，强调在中国区域的传教活动应由耶稣会士和中国本土教士携手推进。会议的核心议题围绕着如何有效应对明朝朝廷及地方官府对 天主教传播的压制，并探讨了扶持受教廷影响的力量以期替代明朝、进而引领中国方向的策略。与会者包括龙华民、高一志、金尼阁、李玛诺、毕方济、郭居静、曾德昭、艾儒略、费奇规、黎宁石以及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等，他们共同参与了这次意义重大的密议。

《利玛窦中国札记》：“供给军队的武器事实上是不能用的，既不能对敌进攻，甚至不能自卫。”西方无法与中国正面作战而胜之，再加上觊觎中国科技，故派遣大批传教士来远征中国，施行木马计与东林党及中国商业资本勾结，终致颠覆明朝。

《利玛窦中国札记》原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远征”二字清楚地阐述了这个历史阶段的实质。中国王朝从未因为外敌而亡，均是因为内部中木马计而亡。传教士去美洲大肆杀戮，却到我们这边传播文明，也是类似匪夷所思的逻辑。凡是派来中国的传教士，都是动不动出版十几本科技著作，人均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到别的地方传教的则什么科技建树都没有！

明朝末年，朝纲失序，内忧外患，战乱四起。隐藏在中国的传教士们，大肆窃取中华文明的杰出成果，源源不断输入欧洲，供其精英吸收和消化。当时，国内的资本力量变得愈发骄横和肆无忌惮，他们毫无顾忌地将自己祖先的科技成就伪装成外国的产物（例如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官员的努力，具体可参见徐光启的奏章），公然祸乱朝廷，以此作为引入外患的契机，渗透到国家的核心机构中，不断削弱国家的内在力量。

与此同时，他们极力扶持洋教，盗用中国先贤的尊称（比如将“上帝”这一概念据为己有），传播宗教信仰， 使民心混乱，加剧社会矛盾，催生内部冲突，为清朝军队的入关铺设了前期的不稳定局面。满清初那些洋人都是人上人地位，汤若望还是孝庄的干爹，顺治称汤若望为“玛法”，这个词在满语中是对祖父辈的尊称。

通古斯满清、东林党复社、天主教传教士三方合作，灭亡明朝，洋人得到中国积累千年的科技文化成果。

来源：琉璃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