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曹州（今山东菏泽）一带的老百姓经常听闻大侠刘士端的名声。

刘士端乃山东单县人士，自幼随白莲教徒赵金环学习武艺，好打抱不平，被推为曹州大刀会的首领。刘士端以“保卫身家”相号召，大刀会众纷纷拜他为师。他们手持红缨枪往来各县，口念咒诀，画符吞饮，自称不畏刀枪棍棒、洋枪洋炮，所学的功夫被称为“金钟罩”、“铁布衫”，听起来很唬人。

1896年3月，大刀会成员已多达十万众，分布于苏鲁豫皖的十余个县。刘士端邀请各地大刀会众，来到单县城关火神庙聚会，以武会友，唱戏四日，一时热血激荡。

刘士端这种豪侠式的人物，往往不为朝廷所容。山东官员很快发现，大刀会的集会不仅仅是秀肌肉、唱唱K，他们与教会、教民冲突频发，是个大麻烦，于是将刘士端诱骗至曹县县城杀死。

刘士端虽死，但以他为代表的新势力正在悄然崛起。19世纪末，底层人民的集体无意识与仇洋排外的民粹主义情绪汇流，在华北掀起了澎湃的怒涛。

▲晚清时期，民间拳教组织盛行。图源：网络

01

秘密结社

甲午战争后，山东成为中外矛盾最剧烈的地方。

原因有二。

一是人祸。随着德国强占胶州湾、英国强租威海卫，洋人在山东大肆开矿山、造铁路，大量外国商品涌入中国，冲击着旧式手工业，原本依靠运河经济谋生的从业者大批失业，沦为流民。与此同时，很多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与当地传统的宗教民俗不断发生冲突。据统计，德国侵占胶州湾仅过一年半，山东省内因铁路、矿山及教案所引发的外交纠纷案件，就有1000余件。

二是天灾。那几年，黄河决口，受灾面积不断蔓延，山东又逢严重的旱灾，本地农民颗粒无收，哀鸿遍野。

天灾人祸之下，老百姓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

在清代，底层民众遭受劫难时，总会自发地抱成一团，形成民间社会古老而隐秘的组织——秘密结社。自明清易代起，民间秘密结社常以“反清复明”的旗号暗中活动，伴随着清王朝的治乱兴衰，在下层社会形成盘根错节的网络，其成员包括流民、和尚、道士、拳师、术士等，大多游离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之外。

每当社会动荡时，民众四处流浪，秘密结社更加活跃。到19世纪末，北方地区分布着白莲教、大刀会、天地会、梅花拳、神拳、武圣教、如意教、八卦教、混元门、红拳等各式各样的秘密结社组织。后来席卷华北的义和团，正是源自这类“拳教”组织。

“拳教”组织带有浓厚的民间信仰元素，他们在各个村设立坛口或拳场，通过揭帖、坛谕、传言等方式组织活动，号召信众习拳练武，兼习法术，宣扬所谓的 “劫变”观念，声称他们受神佛护佑、可脱离苦难。

刘士端的徒弟们之所以愿意追随他，起初也是为了“保卫身家”，他们中的很多人文化知识匮乏，真的相信“金钟罩”、“铁布衫”能刀枪不入，当然也有些人本就是为了乘乱搞事。正如史料记载，当时“海疆不靖，民间以此教可避枪炮，传习愈多，几乎无处不有。其愚者以为可保卫身家，其黠者遂借以逞其凶暴。兼以外来游匪从而煽惑，渐至聚众滋事”。

随着外国资本、传教士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反清复明”已是过时的口号，流离失所的民众更恨洋人、洋教，他们集结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

02

扶清灭洋

除了大刀会的刘士端外，比较知名的“拳教”领袖，还有梅花拳的赵三多、神拳的朱红灯等。

赵三多是河北威县沙柳寨梅花拳第十四辈传人，他作为拳师开坛授徒，先后招收弟子二千多人，又和梨园屯“十八魁”首领阎书琴等一起组织拳会组织，后将梅花拳改为“义和拳”，又称“神助义和拳”。

“义和团”的名称，就是取自该组织，而在反洋教的斗争中，赵三多和他的梅花拳走在前列。

1897年春，赵三多、阎书琴传帖召集直隶和山东多个县的梅花拳成员三千多人，到山东冠县的梨园屯“亮拳”三日。原来，梨园屯玉皇庙有块地基长期被当地教会霸占，用于建造教堂，民众不满已久，于是求助于梅花拳。拳民来到此地亮了亮拳，向教会示威，结果发生了武力冲突，把教堂工地上的一个教民打死了。

梨园屯教案发生后，山东东昌府知府洪用舟急忙前往冠县调解，决定将玉皇庙的地充公，并给教会赔了钱，另外再找一块教堂用地。

洪用舟提出的解决方案，充分照顾了洋人和民众的分歧，在当时已经颇为难得。但洋人不买账，次年，受法国保护的天主教方济各会向东昌府索要原地基，致使梅花拳和教会再起冲突，一名拳民因此被击毙。

冠县周边的拳民闻讯，迅速集结，并不断传布“要来洋兵”的流言。东昌知府洪用舟这才知道，赵三多是个不好惹的狠角色，劝告赵不要再利用梅花拳聚众闹事。

赵三多还挺“老实”，不再以梅花拳为名，而是联合其他“拳教”，打出“义和拳”的旗号，号召各地拳会赶往梨园屯反抗洋教，“自是以后，各路拳民间或聚会亮拳，遂讳言梅拳，仍旧立义和名目”。

山东方面起初受制于法国公使的谴责，派兵镇压义和拳，并和方济各会妥协，欲赔款2万两了事。可法国人不依不饶，坚持要求要捉拿义和拳首领归案，才肯作罢。

山东的拳民是没饭吃，但绝不是吃素的。1898年10月，赵三多在2000余名拳民的拥戴下，于冠县蒋家庄起事，公开与洋人为敌，并打出旗号——“扶清灭洋”，随后率领队伍焚毁附近教堂。

赵三多起事后，神拳首领朱红灯也在山东长清等地打击洋教，并树立起“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旗帜。

朱红灯这人很有意思，他自称是明朝皇室后裔，取名“红灯”，也有暗示“反清复明”的寓意。朱红灯本是一介流民，为避黄河水患，来到长清县投靠舅父，以卖药为生，业余时间招收门徒，练习神拳，逐渐集结了一大帮反教会的拳民。

1899年9月，平原县杠子李庄神拳和当地教会爆发冲突，遭到该县知县的镇压。朱红灯收到平原拳民的求援后，联合高唐、茌平、长清等地的拳民前去支援，不仅击退了前来镇压的官兵，还转战各地，接连攻打多地教堂，人数扩大到数千人。

▲描绘义和团运动的漫画。图源：网络

吊诡的是，从1897年到1899年，义和拳从初露锋芒到席卷山东的三年间，山东历任巡抚的处理方式耐人寻味，他们一边采取有限的镇压措施，一边却有意利用反教会的拳民。

山东巡抚李秉衡在任时，同情流民的遭遇，曾建议朝廷对流民进行招抚而不要镇压。1897年，德国强行进入胶州湾，李秉衡以“土地不可自我而失”为由，派兵与其相争，因此被罢免。

到了张汝梅在任时，他提出了“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主张，即把拳民纳入体制，交给当地政府管理，仿照咸丰、同治年间设立的“乡团”，后来清廷正是采纳这一建议，所以“义和拳”改称“义和团”。

毓贤上任山东巡抚后，继续推行“改拳会为乡团”的政策，对拳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朱红灯的神拳起事时，毓贤有意为拳民开脱，说：“山东民情强悍，因屡受教民欺侮，积不能报，多习技勇自卫身家，其事容或有之。至于聚众逞凶，只是外匪乘民教不和，从中挑衅生事。”他在处理拳乱时把责任推给外地人，宣称他们是打着义和拳名义的外地游匪，并非真正的义和拳成员。

毓贤在官场上有“屠户”之名，经常镇压民变、滥用酷刑，他之所以默许义和拳抗击洋人的活动，不过是认为“民心可用”，想利用义和拳来捞取政治资本，借助民间的力量来对付洋人，他说：“当此时局艰难，外患纷沓之际，当以固民心为要图。”不久后，毓贤也受到外国的压力，被清廷撤职。

地方大员都是千锤百炼的人精，不会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无缘无故地偏袒拳民。事实上，历任山东巡抚对义和拳的姑息，与清廷上层对外政策的变化也有关系。

03

己亥建储

戊戌变法之后，慈禧太后对洋人愈发忌惮。

1898年，历时103天的百日维新被慈禧叫停，变法如昙花一现，“戊戌六君子”被押至刑场，从容就义。事后，变法失败的光绪皇帝和康、梁得到了外国的同情。老外可不是爱心泛滥，而是看在维新派对外温和的份上。列强认为，维新派上台，不会威胁他们在华的利益。

维新派的变法，对内是大刀阔斧的改革，希望学习西方，用改良的方法挽救中国，对外却做出了诸多让步。

在领土主权上，维新派的认识十分落后，甚至提出将一些领土卖给英、俄两国，以换取变法的资金，以及两国对中国的保护，这无疑会加深当时中国的殖民地化。

在通商问题上，维新派天真地想采用修订条约的方式，和列强平等贸易，“设立公司，振兴商务”，使“我通商于彼国之轮船，亦当阑入彼之腹地”，并对列强加征关税，“必加其税，不出十年，中国税则不亚于欧洲各国”，但通商贸易是列强通过战争强夺之利，他们不太可能坐下来和中国谈判。

在领事裁判权问题上，维新派也没有主张废除外国人的治外法权，而是要在通商口岸设立“理案衙门”，由各省遴选干员及聘请外国律师主持，处理案件时“参用中西律例，详细酌核；如犹不能行,即专用洋法亦可”，对外态度仍显得懦弱。

在教案问题上，维新派不反对传教，主张“各国传教，载在条约”，各省地方官员应保护教堂，要“开导百姓，毋以薄物细故，轻启衅端”，这与民间的反教会浪潮背道而驰，没有民心的支持。

因此，历史学者徐绪典将戊戌变法称为“君子们的幻想”。列强对维新派的同情是有条件的，是建立在不影响其对华侵略的前提下。

维新变法失败前夕，维新派曾通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英国求助，也曾请求访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为新政提供帮助。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通过英国和日本的庇护，逃出中国，继续在海外开展活动。

慈禧再度临朝训政后，对外态度有所改变。她一心想巩固自己的权力，痛恨维新派的变法，埋怨对维新派有所袒护的洋人。

1899年11月，慈禧对各省做出训令，摆出对外强硬的态度：“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以中国地大物博……又何强敌之可惧。正不必化干戈为玉帛。专恃折冲尊俎也。”这与她在一年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被动讨好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此同时，清廷上层的排外情绪动摇了光绪皇帝的地位。

▲光绪帝画像。图源：网络

光绪帝被夺权后，失去人身自由，很多反对变法的守旧派（如刚毅、徐桐、崇绮、载漪等）得到慈禧重用，充斥朝堂之上，而流亡海外的康、梁等将光绪皇帝视为精神图腾，打着光绪帝的旗号在国外宣扬变法，不断抨击慈禧，要求太后归政。

于是，慈禧动了废立的念头。

戊戌政变的数月后，1899年1月，慈禧接连召见皇族中溥字辈的幼童十余人，想要从中挑选合格的继任者。这场废立阴谋，持续酝酿了一年。

慈禧的亲信荣禄收到风声，在一次罢朝后，独自询问慈禧太后：“传闻说有废立之事，这是真的吗？”

慈禧太后装作一脸无辜的样子，说：“没有呀。话说废立真的能行吗？”

荣禄毕竟是慈禧的铁杆拥护者，便说：“太后要实行，谁敢违抗？不过，今上的罪过至今尚未对外讲明，个别王公大臣想不通倒没啥，倘若外国公使出来干涉，那就麻烦大了。”

慈禧接着问道：“那废立的事情万一暴露了，为之奈何？”

荣禄跟慈禧打包票，说：“无妨。今上已经到了壮年，尚无皇子，从宗室中选个孩子立为大阿哥，将其养在宫中就好了，俟有机会再把他立为皇帝，这样自然名正言顺，洋人也不便从中作梗了。”

慈禧沉吟良久，说：“汝言是也。”

1900年1月24日，慈禧通过诸亲王、贝勒及大学士、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等重臣的讨论，发布上谕，宣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过继给已去世的同治帝为子。时为农历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此事件被称为“己亥建储”。

建储同一天的另一份上谕宣布，自明年正月初一起，大阿哥将代替光绪帝出席一些礼仪活动，“恭代行礼”。溥儁当时已有16岁，他被立为大阿哥后，实际上拥有皇储的地位，随时可能取代光绪帝。

己亥建储的消息一传出，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大为震惊，在维新派的煽动下，上海甚至发起了数千地方名流的签名运动，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列强也怕慈禧把清廷的政策带回鸦片战争时期的顽固保守局面，因而极力阻止废光绪立新帝。

至此，太后一党更加“仇洋”，尤其是大阿哥的生父端王载漪，一直梦想着做摄政王，生怕煮熟的鸭子飞了，父以子贵的算盘也砸了，于是和刚毅、徐桐、崇绮等极力鼓吹排外情绪。恰好，民间有一股声势浩大的力量可以利用，那就是，从山东兴起的义和团。

▲“大阿哥”溥儁。图源：网络

04

义和团进京

1899年冬天，义和团的炽烈盖过了北风的严寒，这股热潮从山东、直隶席卷华北平原，乃至东北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很多在华洋人已经知道要避开拳民，保住身家性命，但身在山东的英国传教士卜克斯偏不信邪。卜克斯是个狂热的宗教分子，他不听当地官员劝告，执意“在骚乱的情况下到乡间去旅行”，从泰安前往平阴的途中，正好碰见了几个流民。

这帮流民绑架卜克斯，想要勒索些钱财，可卜克斯年轻气盛，不肯就范。流民也不傻，话已经放出来，要是放走了这个老外，轻则要吃官司，重则会遭到洋人报复，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卜克斯斩首，尸体丢入沟里。

自从义和团运动爆发以来，山东已经出现多起流血冲突，卜克斯被杀并非个例。但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清廷正为己亥建储闹得不可开交。当英、法、德、美、意五国公使就卜克斯事件发出抗议时，清廷只是敷衍了事。

1900年初，清朝发布上谕，要求各省督抚在镇压起事的义和团时，不可将那些聚众习武的民众视为会匪，不要扩大打击面，误伤那些学习武艺、互保闾里的安分良民。在列强看来，清廷是在晓谕各省督抚，对义和团采取温和的态度。

4月6日，恼羞成怒的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再次照会清政府，要求清朝在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他们将派兵进入山东、直隶，代为剿平。

与此同时，义和团在端王载漪等清廷贵胄的支持下进入京师。

4月底，京城第一个义和团坛口在西裱褙胡同的于谦祠出现，团民四处张贴揭帖，写着“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彼等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

有研究表明，70%的义和团民是农民，北京的一名官吏回忆初来北京的义和团时也说，他们“多似乡愚务农之人”，“只仇东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在进军北京的一路上，义和团不断吸纳城市的下层市民，包括小贩、车夫、轿夫、衙役、工匠等，甚至有妇女也加入义和团，其中的知名领袖为女性组织“红灯照”的黄莲圣母，相传，她叫林黑儿，是一名船家出身的江湖艺人，也有人说，她是一名妓女。义和团民相信，林黑儿有非凡的法力，将她塑造成“圣母”的形象。

义和团民依靠民间的朴素信仰来维持组织的团结。他们的揭帖谴责洋教为邪教，宣称是洋人、洋教惹神仙发怒，带来了持续的干旱。他们以红黄服装为制服，扎头巾，在城里选择特定场所，当众表演降神附体、画符念咒等仪式。

据当时的目击者称，表演降神附体的团民们在坛口烧香起誓，接过师傅的纸符，听师傅念诵咒语，随后“其人先倒地如卧状，少时便起，向东南叩头，次目瞪口吹，气力提于上身，执兵刀乱舞，气力最大，一日练三次，法尽力完，则曰卸法，便委顿不堪，怯弱甚于常时”。这种癫狂的演出让义和团民深信不疑，他们相信，请神上身后便有金刚不坏之身。

▲义和团的揭帖。图源：网络

义和团进京后，在北京生活三十多年的法国传教士樊国梁写了一封信，随后交给各国公使传阅。信中竭力渲染北京的恐怖气氛，悲观地预言道：“最大的不幸事件即将来临，义和团在北京的同谋者正在等候他们到来，他们将从进攻教堂开始，而最后将攻击各国使馆。”

此后两个月，义和团在北京周边开展排外运动，仇视洋人带来的一切事物，大规模破坏京津铁路，拆毁车站、铁道、电线杆、桥梁及洋房，并焚烧教堂，杀传教士。

6月1日，正在保定修建铁路的36名欧洲工程师（多为比利时人），眼见局势动荡，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儿，想要逃往天津，半路上被义和团追上。这些欧洲人携带枪械，立马朝团民开火，意图突出重围，结果，团民更加愤怒，操起武器就打。

等到欧洲人抵达天津时，已有9人失踪。消息传到北京，比利时公使向俄国公使求助，希望沙俄派遣驻防在天津的哥萨克骑兵前去营救。俄国人派出25名哥萨克骑兵，从天津出发，搜救失踪者，行至途中，也遇上了义和团。

俄军见拳民中有额束铜箍、腰系红带者，以为是义和团的首领，于是拔刀杀之，并屠杀村民二三十人，随后准备撤离。其中一个哥萨克骑兵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义和团一拥而上，朝他刺了五六枪，另一个哥萨克骑兵想要来救队友，被团民包围，割了鼻子。

到6月初，义和团已经破坏了高碑店以北的铁道、车站，控制了自保定至长辛店的铁路。与此同时，列强不断向大沽口外集结军队，剑指北京。

▲一名高举旗帜的义和团民。图源：网络

请神容易送神难。民粹主义犹如一把双刃剑，端王载漪等利用团民的民族情绪，鼓吹骚乱、煽惑愚民，事态逐渐走向失控。

6月4日，慈禧太后得知列强已打算向中国调动军队，密召军机大臣议事，最终决定，不再镇压义和团，而是利用他们来对抗洋人，因“该团实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以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即可成为有用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

19世纪落幕之际，一场荒诞而残酷的战争即将洞穿帝国的心脏。

来源：最爱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