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国无外交，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03、轩然大波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普遍抗议。

中国人曾经对巴黎和会充满了无限期待，期待着和会能洗刷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耻辱，但和约内容无异于给中国人泼了一盆冷水。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多次遭到西方侵略，被迫签订了上千份不平等条约，但这一次，中国是作为战胜国参加国际会议的，依然受到宰割，这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顾维钧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和会，却要被瓜分领土，已经沦为与战败国德国等同的地位。

1919 年 6 月 28 日，对德和约在凡尔赛宫镜厅签订 威廉·奥宾 / 绘

列强的欺凌极大刺激了中国人，中国人对外人的欺凌和领土丧失，从未如此痛心；对日本的飞扬跋扈和狂妄野心，从未如此仇恨。巴黎和会激起了全体中国人的一致抗议，以北京学生为先锋，中国各个城市的市民、工人、商人各阶层在反帝爱国上达成了高度一致，举国上下声讨卖国贼，反对签署和约，给北京政府和中国代表团施加了很大压力。

中国留法学生和在法国的社团，也到中国代表团驻地请愿，反对中国签署《凡尔赛和约》。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之下，曹汝霖辞去交通总长职务，陆宗舆辞去币制局总裁职务，章宗祥辞去驻日公使职务。大总统徐世昌批准了三人的辞职申请。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是迫于压力主动辞职，而不是被北京政府罢免，这一点与中学历史课本叙述并不一致。

中国代表团继续奔走，联络各国代表，希望能够修改和约。英国外相白尔福和法国外长毕勋对于中国代表呈递的函件一贯地含糊其辞。白尔福的回应是：“彼取阅一过，先称大致均无不合，彼稍支吾，旋又阅一过，又称大致确系如此，但照所记录之口气，似三国会议即向日本施行一切，殊于日本面子不宜。”白尔福以维护日本面子为理由，拒绝中国的请求，以拖延战术敷衍中国代表。

国内舆论一边倒地倾向于拒签和约，这是基于爱国之情，但是如果拒签和约，也会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

中国以弱国的地位参加巴黎和会，根本没有能力跟日、英、法抗衡，中国的命运实际上取决于英法日等国。

如果中国签署和约，日本占领山东将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很难再收回山东。如果中国拒签和约，在一定程度上就会被日、英、法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甚至直接影响到中国加入国际联盟。

这样不但公开与英法为敌，在国际社会上陷于孤立，也不能改变日本实际占领山东的现状，“盖签字，山东将无收回之日，若不签字，又恐开罪列强，且虑不能加入国际联盟，此后益无向国际说话之资格” 。

况且《凡尔赛和约》中已经写明：只要三大国同意批准就能实行，中国政府签字与否，不会影响到合约的执行。撇开感性的爱国之情，国家利益和国际关系也是中国代表团不得不慎重考虑的问题。对于当时内外交困的中国而言，外交关系处理得是否恰当，会产生全然不同的国际影响。

徐世昌

04、中国代表团的抗争

尽管中国代表团奔走联络，尽管中国民众举国抗议，但英法等国已经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了。

接下来摆在中国代表团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签字接受，要么拒签抗议。到底该何去何从，中国代表团内部也发生分歧。王正廷反对签字，陆徵祥多次致电中国外交部，请示是否签字。

整个形势异常错综复杂，想要在国内民众和国际列强之间做出恰当的选择，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北京政府国务院经过反复磋商，同时发出了两条指令：一面命令中国代表“相机办理”，一面通电各省，主张签字，并阐述了签字的理由，如果不签字，会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加入国际联盟，也无法改变日本实际占领山东的现状。但是当时北京政府国务院对中国代表团的指示还是带有很大的灵活性的，指示他们“相机办理”，并没有明确指令他们是否签署和约。

在 6 月 28 日下午 3 时《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之前，为了挽回中国权益，中国代表团作了最后的努力。

代表团再次致函和会最高会议，提出了“保留签字”的方案。

该方案指出，《凡尔赛和约》第一五六、一五七及一五八款将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这是非常不公正的。中国代表团严正声明，《凡尔赛和约》并不会妨碍将来在适当的时机，中国政府重新提请讨论山东问题，改变这种不公正的结果。和会拒绝接受这封函件。

顾维钧等人始终没有放弃争取保留签字的努力。在和美国代表团的讨论磋商中，顾维钧发现，通过其他途径，中国也可以成为国联成员国，而不会被彻底挡在国际社会之外。这个发现犹如黑暗中的一丝光亮，让顾维钧等人下定决心：如果和会不允许保留签字，那就断然拒绝签署和约。

和约即将签署时，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称病住进了医院。顾维钧前往探望，希望能和陆徵祥一起到和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向列强表明拒签和约的态度。但陆徵祥的回答含含糊糊，模棱两可。

此时的陆徵祥只能采取这种态度，虽然他屡次向政府发电请示，但政府复电却说新的训令早就已经发出去了，可是代表团却没有接到政府明确的训示。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能独自做主呢？

针对列强咄咄逼人、逼迫中国就范的艰难处境，基于对日本的强烈愤慨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中国代表团最终毅然做出决定——拒绝签字，并将决定通报给和会。1919年 6 月 28 日，《凡尔赛和约》签字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

各国代表陆续进场后，惊讶地发现：中国代表团的座位是空的，中国代表拒绝出席。顾维钧在中国代表团驻地吕特蒂旅馆静静地坐着，团长陆徵祥去了教堂。在顾维钧看来，这一天是黯淡无光、前途未卜的。

做出这个决定，很艰难，不过一旦做出，顾维钧反而很轻松，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到底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代表团做出了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的决定？依据双方的电报资料和《顾维钧回忆录》，我们可以断定：是中国代表团最终做出了拒签和约的决定，而不是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在讨论签署的过程中，开始是同意签署的，并向全国通电说明同意签署的理由。后来，随着国内舆论压力越来越大，以及代表团反复申明其中利害，中国政府指示代表团“相机办理”，对陆徵祥的请示不置可否，敷衍塞责。

一直到 6 月 28 日下午，签字仪式即将举行，代表团始终没有收到北京政府拒绝签署和约的指示。在陆徵祥的反复催问下，北京政府电令陆徵祥，由他“自行决定”。

6 月 28 号下午签字仪式结束后，代表团终于收到了北京政府拒签和约的指令。考虑到北京政府在签约问题上顾虑重重，我们可以看到北京政府企图协调国内和国际关系，希望在处理《凡尔赛和约》的问题上既不想落下骂名，又不想得罪列强。

其实，早在和约签字前，中国代表团就做出了拒绝签署和约的决定，这无疑是代表团一致的意见。顾维钧指出代表团最后的一致意见和决定是自己作出的，并非北京训令的结果。

05、高潮过后

中国代表团做出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的举动，对当时的国内外局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大致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

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这是近八十年来中国屈辱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极大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次遭到侵略，丧失了大量权益。1895 年李鸿章在跟伊藤博文商讨《马关条约》时，伊藤博文曾经傲慢地宣称：“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日本政府的这种傲慢态度，是列强仗势凌人的真实写照。对于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基本照单全收。

李鸿章

但是，这一次，中国代表团拒绝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拒绝参加签字仪式的方式表达中国代表团反对西方侵略的明确态度。

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也是中国人民族意识觉醒的标志。

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曾经这样评价道：“从巴黎和会的决议的祸害中，产生了一种令人鼓舞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使他们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对日后解决山东问题提供了契机。中国代表团违背了西方列强的意志，拒绝签署和约，此举引起了西方列强的不满和敌视，但从长远看，也起到了维护中国权益的作用。日本企图通过联合英法，逼迫中国接受和约，“合法”地占据山东。但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和约，阻止了日本妄图通过和会将侵略权益“合法化”的图谋，将日本置于尴尬境地。

正如顾维钧的分析：“中国此举使日本处于微妙境地，没有中国的签字同意，它在对德和约中获享的权益就不能合法继承，虽事实上日本由于它对德武装干涉，已经通过军事占领行使了它在山东的特权。日本当然急于在巴黎得到各国对其特权的承认，但不仅如此，它还亟盼中国接受和约，以便取得中国对其享有的特权的同意。”

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也为后来解决山东问题创造了条件。中国从未公开放弃对山东的权益主张，并不断在各种公开场合反复声明。中国政府的努力最终产生了效果，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上，在中国代表团的强烈要求和英美等国斡旋下，中日两国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规定：“第一条 日本应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第九条 日本军队，包括宪兵在内，现驻沿青岛、济南铁路及其支线者，应于中国派警队或军队接防铁路时，立即撤退。”该条约正式恢复了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收回了胶州湾租借地。从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和约，是中国代表团在当时的形势下做出的最有利于中国的选择。

华盛顿会议

事后证明，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的后果，也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中国代表团为了捍卫中国权益，在巴黎多方奔走，联络各界，竭忠尽智。在他们的努力斡旋下，中国虽然因为山东问题没有参加《凡尔赛和约》的签字仪式，但中国外交还是取得了很多成果。

中国代表团反复声明，并非否定《凡尔赛和约》的全部内容，而是声明承认《凡尔赛和约》中除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三条之外的其他和约。1920 年 6 月 29 日，在国际联盟成立之后的第二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联盟，王正廷、顾维钧等担任委员。

中国并没有因为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

在中国代表团做出拒绝签署和约的过程中，美国政府的态度起了一定作用。在巴黎和会过程中，美国总统威尔逊支持中国的主张。1919年 5 月 20 日，陆徵祥和顾维钧拜访了美国国务卿蓝辛，双方讨论了中国是否该签署和约。

蓝辛的态度比较明确，如果和约中不能保留中国的态度而导致中国拒绝签字，那么咎不在中国，同时他也表示，如果将来山东问题提交给即将成立的国际联盟，美国政府将支持中国的主张。

中国代表团最后做出了拒签和约的决定，各国舆论都报以同情的态度，其中以美国的态度最为强烈。美国参议院甚至为此事展开辩论，有的激进议员甚至声称要与日本开战，陆徵祥在 7 月 18 日致外交部电文中说：“近日美国上议院关于山东问题争辩甚力，前日开会，某议员至谓与日本宣战亦所不惜，断不能因日本以不入国际联合会，一再要挟，遂将中国数百万友邦人民，让于日本。”威尔逊总统不得不从巴黎赶回华盛顿解释原因。

参议员罗基随后提出保留案，要求美国“对于德约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三条，不与同意，且保留美国对于中国与日本因此项条件所起争端之完全自由行动权”。该保留案最终于 8 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当然，美国不会为了中国的利益与日本宣战，参议院态度激烈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日本在远东势力膨胀，妨害了美国利益，美国要对日本进行限制；二是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原则”被和会抛弃，失去了主导和会的权力，被排除在和会核心圈之外。不过，美国政府的态度，也为后来解决山东问题提供了相对较好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