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生平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县人，18岁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与同学曾国藩、刘蓉结为“金兰①”。道光十八年(1838年)乡试中举，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二年(1852年)，加入曾幕，参赞其事，助创“湘军”，参与镇压太平军。郭为“湘军”及其水师筹措粮饷，在奔走上海期间开始结识西洋人，接触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因对清廷固步自封深感遗憾，于咸丰六年(1856年)，辞职回湘阴县城主讲仰高书院。咸丰七年(1857年)，奉诏赴京，以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咸丰九年(1859年)随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办理天津防务，因功赏戴花翎。不久，奉旨赴山东沿海稽查税务，以裕饷源。郭在京供职3年，咸丰帝先后5次召见，详询军政治乱之道。郭嵩焘深感国事衰败，帝王大臣“去百姓太远，事事隔绝”，遂于咸丰十年(1860年)再次辞职回湘阴，开始撰写《绥边征实》一书，坦陈国家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内忧外患。同治元年(1862年)，郭嵩焘任苏松粮道，旋即调任两淮盐运使；次年，任广东巡抚，因捕盗、筹饷、清理积案有功，被赐二品顶戴。后因督抚交恶、粤绅诋毁，再加上郭(嵩焘)左(宗棠)构怨，于同治五年(1866年)3月被开缺(免职)回到故里，主讲长沙城南书院，主编了《湘阴县图志》。

郭嵩焘一生数度辞职归乡，又数度被朝廷召回并委以重任，最突出的是对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刻影响。

郭嵩焘是中国最早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早在鸦片战争期间，他就曾在浙江亲自参与抗英斗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又在天津亲自参与海防事宜。通过这些事件，他认识到“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即中国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历史趋势。他不仅利用一切机会，虚心了解和体察西方情势，而且通过对现实和历史经验的研究，认真总结“驭夷之道”。加上他早年接触西洋人的阅历，到了19世纪70年代，他成了朝野公认的最“精透”洋务的人。他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再次奉诏入京后，于次年以敏锐的目光明确提出：“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权，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于光绪二年(1876年)，调任礼部左侍郎，先出使英国，任中国驻英公使，继而兼任驻法公使，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公使。

此前，由于中国尚无派遣驻外使节的先例，郭嵩焘被遣使时，朝廷群臣视为奇耻大辱，撰联讽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湘籍绅士们更不愿与其为伍，亲朋好友也纷纷劝他推卸，郭皆不为所动，决心忍辱负重，毅然出使。光绪二年(1876年)9月，郭嵩焘与副使刘锡鸿等一行近30人，由上海启航赴英，途经东海、南海、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等18个国家和地区。他认真考察沿途各地的政教、军事、民情、风俗、物产贸易等情况，并在香港、新加坡、锡兰、马尔他等地逗留，参观游览，开阔视野，与船上的西方人士交谈，多方了解详情，提出了新的“夷夏观”，并写成《使西纪程》一书，由伦敦寄回总理衙门刊刻。书中有对西方制度的称赞和对中国“虚骄”、“闭塞”的批评，有关于学习研究西方治国之道和科学技术及引进先进设备的建议，多为开明之举，却遭到国内守旧派的群起攻击和弹劾：“中洋毒”、“有二心”、“桧党”等罪名不约而至。但他不为所动，在英法期间，积极开展外交工作，广泛接触学者及世界名流，精心考究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国防、民俗、教育等得失情况，向清廷提出效法西方修铁路，设电报、开矿山、办工厂；当见到英国新闻机构关于中国吸鸦片者众的图片和报导后，光绪三年(1877年)连续2次上疏朝廷，阐述吸鸦片的危害及禁鸦片的具体措施；在频繁的外交活动中，他坚持《万国公约》准则，有力地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尊严，为加强中国对世界的交流与了解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为此，当时《西国近事汇编》载他“……不失汉宫威仪，不愧‘国使’两字”。慈禧太后也说：“郭嵩焘是个好政事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光绪政要》（卷十七）载：“郭嵩焘在西洋三年，考究利病，知无不言，其品望最为西人敬服。”

光绪五年(1879年)郭嵩焘卸任回国，托病径回故乡。船抵长沙时，然自巡抚以下，均对他冷漠无礼，无人邀迎。此后，郭嵩焘愤然退出官场，在长沙城南书院专事讲学、著述，度过晚年。然他忧国忧民之心不减，归隐后仍向朝廷提出了驳斥《里瓦几亚条约》、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解决伊犁争端和对法战争的主张。光绪十七年（1891年）农历六月，郭嵩焘病逝于长沙。

郭嵩焘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礼记质疑》、《大学中庸质疑》、《订正家礼》、《周易释例》、《毛诗约义》、《绥边征实》、《养知书屋遗集》等。

①金兰：谓友情契合，有深交。语出《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后引伸为结拜兄弟。

郭嵩焘，一位砍树者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至亲好友，与曾还是亲家，但没有曾、左、李三大人物的功勋。郭曾中进士，成为翰林院编修，在学问上颇有心得，但也没有阮元、王闿运、张之洞的学术声望。然而从历史长河看，他的“远见”，远非乾嘉学者、咸同将相可及。所谓远见，指能超越前人之所思，敢挑战传统之权威，能与主流意见相左，指出正确的前程。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以“砍树者”与“爬树者”作比喻。人们习于在大树下纳凉，不仅讨厌“砍树者”多事，甚且谴责妨碍其纳凉。郭嵩焘在他的年代成为具有高度“争议”的人物，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砍树者”。

郭嵩焘的远见使其深刻体会到三千年变局的到来，并提出应变之道，他认识到西方列强有异于古代的夷狄，并无征服中国的意图，可有和平共处的余地。外国以通商牟利为要，中国只有面对已难改变的通商局面，更没有轻启战端、自取其辱的必要。所以他提出“战无了局”的结论。然而鸦片战争以后，接着英法联军之役，中法马江之役，以及于其身后发生的甲午战败，八国联军入侵，一再重蹈覆辙，每次战争的结果，贻患一次比一次凶恶。他直白指出：“国家办理洋务，当以了事为义，不当以生衅构兵为名。”战争只会使中国割地赔款，屈辱更深。郭嵩焘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并非天真无知，只是看准列强重商，为了商业利益，也不想轻启战端，中国正宜维持和局，争取时间自强，所以郭氏战无了局之说，绝非虚言。郭颇能在外交战术上有所掌握，但战略掌握在朝廷之手，无奈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士大夫又多浮嚣不实，无可行的战略。郭有战术而无战略依靠，难有作为。郭在当时守旧的中国，不讳言自家的弊端，因而遭遇到唾骂、讥讽与谴责。他受到极为无理的毁谤，虽感气愤，但并未动摇他的见解。他走在时代的前面，是寂寞的引路人，要引中国走向世界，却被拒绝，他的远见不容于强大的顽固势力。他个人的挫折，也是晚清中国的挫折。

当时最了解郭嵩焘的人，不是曾国藩，而是曾国荃，“居今日而图治安，舍洋务无可讲者。仅得一贾生，又不能用，此真可以为太息流涕者也。”国荃心目中的贾生，就是郭嵩焘，以郭与受屈于长沙的贾谊相比，说出郭所遭遇的挫折，端因其见识超越时代，且直言不讳，很容易被时人视为用夷变夏，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甚者视他为奸人。当时即使略知洋务的人，亦仅知洋人可畏，而不察与洋人周旋之道。洋务派领袖如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在郭嵩焘看来，也仅能考求富强之术，如枪炮船械之类，而昧于本源。他曾有诗云：“拿舟出海浪翻天，满载痴顽共一船。无计收帆风更急，那容一枕独安眠？”出海浪翻，象征中国面临三千年的变局；一船痴顽，隐讽昧于中外情势的朝野保守派；风急而无计收帆，说明他内心的挫折感；不能独眠，正是他不能默而不言的写照。

郭嵩焘常被视为洋务派，唯洋务派的视野限于船坚炮利的物质文化，而郭则重视西学。他无疑惊羡洋人的武备，但认为只是洋人的末务，其本包括政制、法律，以及学术，尤其是西学，他曾说：“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学问才是根本。他一到伦敦，就参访各种学校，探明学制，认为斯乃西洋人才之所以盛。他知道英国大学之中，以牛津与剑桥最佳。他曾于1877年11月28日，赴牛津大学访问两日，印象极为深刻，体认到“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以学问思力得之！”于此可见郭独具慧眼，窥得近代文明背后的学术原动力，所以一切莫急于学。相比之下，中国士子习为虚文，所学唯取科名富贵而已。为了矫虚征实，他建议先在通商口岸开设西式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

郭嵩焘办理外交，知道国门已经洞开，事情日繁，与列强交涉日广。国际交涉唯凭条约，但条约几皆由洋人拟定，而地方官不知洋法，遇到事故，每生争议，予洋人要挟的口实。他认识到法律原是双方的，然而列强却以法来束缚中国，使郭益知法律的重要性，所以当他在伦敦，见到伍廷芳，就十分欣赏他懂西洋法律，要揽为己用，惜伍氏不肯屈就而前往美国。他到法国之后，立刻将法国通律寄往总署备用。足见他深知法律的重要性。但他并不一厢情愿认为法律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他警觉到西方霸权的蛮横，他曾与英使威妥玛交涉，常受其辱，认识到若不能以其法还诸其身，全无置喙的余地。

郭嵩焘开启出使外国之端，之后驻日、驻美、驻德、驻俄公使相继派遣。郭到任英国后，在伦敦闻悉数十万华民没有法律保障，乃积极设法在华民较多的外埠，建立中国领事馆。不过，华民较多的地方，多是英国的殖民地，设置领事需要殖民地政府的同意，所以郭的构想并不顺利。几经交涉之后，通过当地殷商胡璇泽的协助，仅在新加坡设立了领事馆，总理衙门于1877年10月31日同意后生效。即使如此，华民实同英民。中国向世界其他各地派遣领事，异常缓慢，到清朝灭亡时，才逐步完成，这已经是郭氏身后20年以后的事了。

中国在十九世纪走向世界充满挫折，到了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不仅由“一带一路”走向世界，互惠双赢，而且经由上海合作组织，引领世界的走向。郭嵩焘若地下有知，会不会一扫当年的阴霾而笑逐颜开？

出洋内斗

在驻英大使任内，郭嵩焘还面临着与自己的副手刘锡鸿愈演愈烈的“窝里斗”。刘锡鸿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员的支持，暗中监视郭嵩焘的一举一动，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如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连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想学外语等全都是罪过。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对于刘的陷害，郭嵩焘当然倍感愤怒，竭力为自己辩诬。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无法调和。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清政府于1878年8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 本来清廷还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郭嵩焘作为在首任驻英法公使，对欧洲仔细观察，不抱偏见，许多地方都抓住了关键，他认为在中国儒生一直期盼的“三代之治”在英国实现了，西学与儒教目标多有一致，也是的论。可惜当他想改变国人的偏见时，却被没见过世面的士人们和无知愚民的口水淹没，收效甚微。

洞若观火

郭嵩焘开馆伦敦，驻节英、法，以及驻日、驻美、驻德、驻俄公使的相继派遣，象征清廷已不得不从古老的帝国，走向世界列国之林。

不过清廷虽迈出一步，却心犹未甘，误将前进的一步视为向西方列强的退让，“心态”并不能与“行动”相配合。即使随同郭氏赴英的副使刘锡鸿，也竟认为“今日使臣，即古之质子，权力不足以有为”[1]。

但是郭嵩焘早已有“心理”准备，已经洞悉列国争胜的局面已不可能改变，必须在新格局中求生存、求自强。

西方人的坚船利炮，他于鸦片战争期间，即已领教。他默察中外情势，得出“战无了局”的结论。

他认为西方列强对华，主要在谋通商之利，至少一时之间不会鲸吞中国，中国更不可轻启战端以自取辱，而应师彼长技以图自强。作为使臣，明察沟通，正大有可为。

郭氏抵英之后，置身于西欧文明之中，不仅加深了对列国情势的了解，而且积极参与，留心观察，很想探求西方富强之源。

他不懂外语，却无碍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心理上也无障碍，甚至不讳言泰西文明高于中华。像刘锡鸿之辈虽也置身于西方世界之中，耳濡目染，有时也感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宏伟，但总觉得彼邦虽好，非吾可学或应学，仍然是望门止步的态度。

即使美才如曾纪泽，能通英语，接触西洋文化的条件较郭嵩焘好得多，但到英国后仍谓：

或者谓火轮舟车、奇巧机械，为亘古所无。不知机器之巧者，视财货之赢绌以为盛衰。财货不足，则器皆苦窳，苦窳则巧不如拙。中国上古殆亦有无数机器，财货渐绌，则人多偷惰而机括失传。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国，亦可以知后世之泰西。[2]

且不论中国上古多机器固无以证实，那种机械的宿命论即难以真正向西方学习。

然而郭嵩焘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是颇为积极的，只恨老大帝国之举步维艰。他本人已走向世界，只是他所代表的古国，不能随他前进而已。

水晶宫之盛

郭嵩焘所目击的伦敦与巴黎，乃当时西方文明的中枢，备集一时之盛。

伦敦的水晶宫（The Crystal Palace），半圆式屋顶，由三十万片玻璃、五千根柱子筑成。宫中展出1851年英国博览会的科技成果，而水晶宫本身就是新科技的一个里程碑。

大清使节被水晶宫吓尿了

郭嵩焘于1877年5月24日，应水晶宫总办之邀，率同黎庶昌、张德彝（德明）等驱车往访，归后记道：

入门皆玻璃为屋，宏敞巨丽，张架为市，环列百余。其前横列甬道，极望不可及。中列乐器堂，可容数万人列坐。左为戏馆，就坐小憩。又绕出其左，为水晶宫正院。巨池中设一塔亭，高可数丈，吸水出其顶。旁为海神环立，所乘若龙，两眼吸水上喷，高约数尺，张口吐水，日夜渀湃。大树环列数十株，水晶宫最胜处也。曲折相接为巨屋，模仿各国形式……[3]

印象至为深刻。是夕，他们在水晶宫外还看了烟火，“见起火五彩，光焰熊熊”[4]，尽兴而返。

郭嵩焘兼使法国前往巴黎时，又适逢“炫奇会”，也就是万国博览会。他以头等公使的身份，与法国总统同座，饱览西方科技文明之盛。[5]

郭之身份使他的接触面比一般人既广且深。西方人士也尽力介绍西方文明给这位首任中国公使，希望借他能改变中国人的视听。

举办茶会

郭在西欧，虽无前人的踪迹可循，但他积极参与伦敦、巴黎的社交，略无沮滞。

他经常出席茶会、宴会、舞会、化装舞会，与上层社会各界酬酢，从英国女王、法国总统到英、法两国首相、外相、议员、学者，以及各国公使，来往无忤。

他还在应酬场合晤及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巴西皇帝、波斯国王，以及英国前任首相勒色与格兰斯敦，尤钦佩格兰斯敦的学问和才辩，可知并非泛泛的交谈。[6]

当时西方社交场合，早已是男女同席共舞，虽与中国国情相距甚远，但郭也让夫人梁氏出席英国格非斯夫人的家宴，并拟由梁氏发请帖开茶会，唯经德明力劝而止。[7]可见郭氏诚心要扮演近代公使的角色。

他也仿效西方外交礼俗邀宴外国使节，并举行大型茶会，招待各界来宾。

他于1878年6月19日在伦敦中国使署，邀请了英国外交部各官员，英国社会绅商、学者，以及德、俄、奥、意、丹、荷、葡、土耳其、波斯、日本、海地各国使节，共七百余人。自5月28日即开始筹备，预算是五百英镑（合银一千七百五十两），并于6月2日议定邀请名单。

茶会那天，使署自大门至二层楼收拾陈设妥当，左右分置灯烛与鲜花，中间铺红色地毯，楼梯栏杆覆盖白纱，挂上红穗，并分插玫瑰、芍药和茶花。客厅与饭厅也悬挂鲜花与灯彩。

厅中横设长筵二桌，一桌置茶、酒、咖啡、冰乳、点心；另一桌置热汤、冷荤，以及各种干鲜果。桌上刀叉杯盘，罗列整齐；玻璃银瓷，光耀夺目。

客厅的对面，鲜花作壁，后面有红衣乐队。饭厅旁边的小间，作为宾客存放外衣之所。楼上第一层客厅两间打通连为一室，铺放红地毯，壁挂灯镜。窗外有鲜花台，搭上五彩冰塔。第二层郭嵩焘住屋五间也装饰得极为华美整洁。

从早晨到晚上，整天悬花结彩，鼓乐喧天。门外还搭了帐篷，雇巡捕六名守护。[8]郭嵩焘谓五百余人，一千四五百金，应是约数，德明经办此事，故其数字应较正确。[9]

中国驻英使馆在郭公使领导之下，刻意经营此一茶会，而且全部西式布置与招待，也可谓开风气之先。茶会开得十分成功，来宾莫不以受邀为幸。[10]

郭公使应酬之繁，连他自己都感到有些吃不消。但他理解到“宴会酬应之间，亦当于无意中探国人之口气，察国中之政治”[11]，应酬非仅消遣娱乐，也是外交上的一种工作。

郭氏及其僚属当然也有真正的消遣与娱乐，如游观宫殿花园、观剧看戏、听音乐会、水族馆夜游、参观画廊、欣赏赛马或花会，至于餐馆小酌，更不在话下。[12]

然而即使这些游观，也使他们浸润于近代西方文明之中。因于游观之际，自然目击西欧都市文明之盛，如伦敦的十二层高楼，四万辆马车，以及房舍的坚固、市肆的整洁，足使郭嵩焘感叹西洋物质文明之盛，远胜中国。[13]

检阅水师

西洋物质文明中，最得中国有识之士垂青的是武器与军备。坚船利炮与弓石矢矛，优劣立判。李鸿章就是一意经营军备以图自强，托人采购枪炮、铁甲、水雷等，并派遣留学生到英、德诸国学习军事。

郭嵩焘抵英后，一直与李鸿章保持联系，也为李照顾这一方面的事务。他既关心留学武生的学习与生活，也经常访问炮厂、船厂，参观赛洋枪会，并亲自升炮以及试演鱼雷大炮，考求西洋兵器和水雷图式，亦登军舰看操。[14]

他曾经跟随英国女王大阅水师，以及陪同法国总统阅兵。器械之完备、军容之盛大、规模之宏伟，当非李鸿章能够想象，在郭嵩焘心目中，自然留下难忘的印象。

郭嵩焘跟英女王谈笑风生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大阅水师，时在1878年的8月13日，地点是英南波斯穆斯（朴次茅斯Portsmouth）海口。郭应英国海军部之邀，率同武生林泰增，以及张德彝、罗稷臣、马格里四员同往。

他们在维多利亚站上火车，沿途“山势绵亘，树木丛密”，行数十里，抵达海口巨镇，“隐隐若城”。镇后有炮台数座。郭与荷兰公使、日本公使、希腊公使，以及外国参赞数人，共登费飞尔座舰。

舰长为一具有三十年经历、曾到过中国的军官，他设席款待各使。中午时刻，驶出江口，两旁有二十六艘铁甲船（Ironelads），以及不同式样的水雷船两只环列。

至江口迎接女王座舰。海军总司令座舰前导，各国公使船、上下院议员与士绅座船，以及机械学校学生船队随行。议员所坐船为一运兵舰，载有千余人。

女王座舰从中道直上，驶出江口，二十六艘兵舰同时鸣炮，官兵一一升立桅端。女王座舰每驶过一船，左右皆升炮送之。驶出数里后再折返江口，各船亦随之而返，最后进船坞上岸。本来舰队还要出大洋操练检阅，因风大而从简。[15]

法国总统麦克马洪（Mac Mahon）于1878年9月15日校阅马步各军。郭嵩焘应法国军部之邀，由马建忠（眉叔）陪同，前往参观。

法国总统约郭使至其帐殿相见，各国公使以及法国各部首长与高级军官俱在。总统帐殿朝南而设，高约九级，铺毡褥，设几，如宫殿式样。右边设二、三等行帐，逶迤而下。校阅各军面向帐殿整队而立，然后经东边沿围场环转向北，行十余里。

马步各军俱设方阵，总统骑马而至，由阿拉伯军一队作前导，二十余骑军官随之。再后则为各国武官，约二百余骑，中国的陈敬如也佩刀骑马相从。

总统由南边出于各军之前，绕东而北，转返帐殿之前，群皆起立并脱帽为礼。此时跟随总统的二十余骑迅速南驰，再北向而立。总统则南面东上立，各国从骑者依次而立，军乐队五十余骑稍偏西北而立。中间形成一甬道，宽六七十丈。

最前马队、炮队、步队依次而立。最后又是马队与炮队。凡马队都以二十骑为一行，以八行或六行为一营。凡炮队以八骑或十骑为一行，连三行用三匹马拖一炮车，又连三行拖一弹药车，每车必载炮车车轮二具，以备损坏时更换。每车两行之后，有炮兵一队随之。

步兵队则以五十人为一行，两行相连为一队，八队为一营。马队中又有救护车，连两行用马二匹拖一车，车大，有围，可载运伤兵。步队中有各类工兵，各按队伍前进，毫无喧嚣之声。

最后的马队、炮队连为一长蛇阵，奔腾踏蹴，尘埃飞扬。

受阅者共计五万多人。所有军官都有骑马，步兵的队长也骑马。总统在阅兵台上看到诸官兵即免冠为礼。官兵中执旗者，经过总统之前时则垂旗敬礼，总统答礼。

阅后马队千万骑仍北向而立，号声三响，万马奔向帐殿，距总统前约十丈许始勒马而立，统领数骑趋总统之前致敬而后折返大队。于是各军向左右撤离，总统也驰马离去，众骑随之。[16]

郭嵩焘详记这两次随同阅兵的经过，可见他观察之细微，以及印象之深刻。

他目击到了当时世界上最精壮强大的海军与陆军，对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当然心中有数。李鸿章亦一再嘱咐留意西方的武备，曾寄郭长函托购铁甲船、水雷、马提尼枪支等等，以备海防之需。

郭曾亲眼见到英国海军中最新、最先进的铁甲船，十分雄伟，并加详细描述：

“其样式与各船异：前后两旁中通间道，上有飞桥，通船一副机器，两炮台左右犄角为铁房，回环周转，炮二尊随以转动。房壁铁厚二尺，多为铁叶障其外，以御炮弹。船宽八丈二尺，长三十六丈。入水四丈，重一万三千吨，载八十吨大炮四尊。”[17]

留心制度

郭嵩焘虽惊羡西洋的武备，但他认为李鸿章积极购买兵器，派学生学习西方利器，“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18]。

什么才是本呢？他由西洋军队与军火的背后，更深一层看到西洋的政制、法律，以及学术。

郭嵩焘一到伦敦，就留心观察西洋的制度，亲自赴议院旁听，从中理解到两党政治的意义与长处，有谓“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因而剂之以平”[19]，亦就是两党政治能够达到制衡的效果。

他亦亲自前往参观英国的监狱，其规模之大，设施之完备，又远远超过在香港所见。

他的感觉是，西方人不轻易用刑。并注意到狱政，至于在监狱中一切工作，都由犯人们自己为之，令他尤有新奇之感，不免感叹：

“观其区处犯人，仁至义尽，勤施不倦，而议政院犹时寻思其得失，有所规正。此其规模气象，固宏远矣。”[20]

英国的财经制度，也获郭氏的注意。曾往观皇家制币厂（Royal Mint），细察制币的经过，极为严格，“稍有轻重，皆废而不用”，感其“精益求精如此”[21]。

也曾往观内地税务署（Inland Revenue）印造信票（以传递书信）、税票（以完税），以及存款票（票本）。[22]还去参观了英国银行（Bank of England）与英国税务局（England Revenue），对其运作，考求至细。[23]

也注意到西洋的专利之制，认识到西洋以营造为本业，“出一新式机器，得一营造方法，及所著书立说，则使独享其利，他人不得仿效窃取之”[24]。而西洋制造大都委之于民，官府征其税，实为国家生财之道。[25]

他已颇全面地接触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

郭嵩焘观察入微，见解卓越

郭嵩焘对西洋学校制度也一意考究。访问参观了各种各样的学校，探明其学制、学科、学分，知西洋人才之所以盛。

他知道英国大学之中，以牛津与剑桥最胜。1877年11月28日，曾应里格（理雅格James Legge）之邀，赴牛津访问二日，印象深刻。

是日，他乘汽车经类丁（雷丁Reading）到达牛津城，住入兰多甫（Randolph）客邸。得知牛津大学有二十一个学馆，住读生共二千零九十一人。每生都有卧房、书房，二房相连，极为精洁。选择天文、地理、数学、律法，以及科学各门，必先经考试合格才得录取，各科有专师督导，大约十多人一导师。

又对大学行政制度，如校长（Chancellor）为名誉性质，副校长（Vice Chancellor）乃实际校长等，询问得很清楚，并一一记入日记。

他于28日下午二时，赴纽科里治（新学院New College）。由副校长苏爱尔（Sewel）接待，二十几位学正（院长）与教师来见。

同日还访问了马克得林（莫德林Magdalen）学院——初创于1458年，故郭谓“学馆建立三百年”——学院正楼柱上有石雕人像，“形状诡异”；

阿勒苏尔士（万灵All Souls）学院，有一大藏书楼，曾与图书馆总管（馆长）谈佛经。

至克来斯觉尔治（基督教堂Christ Church）学院，参观其教堂和厨房。

又走访波里安（贝利奥尔Balliol）学院，此院藏书五十余万册，当时名列第三（仅次于巴黎国家图书馆与大英博物馆），其中各国图书分藏，中国书亦别藏一处。阅览室为一圆屋，上下两层皆由石块建成，列有数十橱藏书。圆屋最上一层可以远眺，牛津一城皆在郭氏眼中。

之后，他又赴舍尔多里安剧场（Sheldonian Theatre）听里格讲康熙圣谕十六条，郭坐于上席，讲者特先致欢迎中国钦差之意，听讲者男女共三百人，寂静肃穆，但听至佳处，则鼓掌唱喏。晚上，郭出席里格的茶会，再与学院人士见面。

翌日，里格又陪同郭嵩焘前往波里安（贝利奥尔Balliol）学院观看考试及格学生受冠服，以及未试学生口试与笔试。考试有三级：学士、硕士、博士。郭氏视博士如翰林，必经三年始得考翰林。博士亦重前三名，郭氏比诸鼎甲。

不过，与翰林不同的是，所有考生，仅限于牛津学生，外人不得参与。毕业生或留任教师，或出仕，或终其身以所学自效。

郭氏见此，不免感叹：“此实中国三代学校遗制，汉魏以后士大夫知此义者，鲜矣！”

中午时郭与副校长午膳，饭后参观出版社，然后访阿阿客难德博物馆（艾希莫林博物馆The Ashmolean Museum），见金石、鸟兽、虫鱼各部。次至天文台（Observatory），台长为著名天文学家，殷勤接待介绍，并观察金星。下午六点钟，驱车返回伦敦。[26]

郭氏日记中邀其访牛津大学的里格即理雅格，苏格兰传教士，曾在华传教，王韬曾助其翻译儒家经典。

郭嵩焘盛称英国学制，实“中国三代学校遗制”，实由衷赞美之词。

三代学校遗制去古遥远，难知其详，但三代素为中国士大夫心目中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的良法美意竟见诸于英国，他的惊叹可知。

他已认识到，西洋学校制度的完备精当，乃促使西洋人才辈出、西洋学术昌明的最主要原因。

学术为本

学校既为西学之本，而西学乃西洋科技与文明的泉源。

郭嵩焘已洞悉西洋矿电兵艺，莫不有学，故彼邦有格致算学学堂、矿务学堂、船机学堂、枪炮学堂、兵学堂、建造学堂、教习学堂（师范学校）、政治学堂、水师学堂、陆军学堂、军医学堂、女子学堂，不一而足。

而且无论学矿务、船炮、建造，必先入格致算学学堂立下基础，两年之后再视性向分门专习。[27]此即他已认识到的，“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意学问思辨得之”[28]！

因而他也尽力考求各种学问，诸如电学、矿学、光学、化学等基本科学，即其所谓的格致算学。

他深知“格物致知之学，寻常日用皆寓至理，深求其故，而后知其用之无穷，其微妙处不可端倪，而其理实共喻也”[29]。

他也出席学会，参观博物馆，更探究英国学术的源流。罗丰禄（稷臣）在皇家学院习化学，郭从罗处听到化学的原理与方法，并得知英国讲实用之学实肇自培根。

培根卒于1626年，二十年后英人始追求培根之学，创立学会，英皇查理二世尤崇信其学，加敕名于其学会为“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他亦听说天文学家伽利略，有地动新说；与伽利略同时还有英人牛顿，也穷天文窍奥。

郭氏认为二百余年来“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30]。

他不仅注意科学与实用之学，认识到西洋机器出鬼入神都有学问之本，而且也能欣赏西方经济学、哲学以及文学。

他从日本公使处得知亚当·斯密与约翰·穆勒，认为“所言经国事宜，多可听者”[31]。他于参加卡克斯顿纪念会（Caxton Celebration）时，得知莎士比亚为英国最有名的剧作家，与古希腊诗人荷马齐名。

郭嵩焘置身于西欧文明中，独具慧眼，窥得近代文明背后的学术原动力。他渴望理解西学，求知欲极强，只恨不通西文，仅赖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的译介，意犹未尽之情，呼之欲出。[32]

但此时郭嵩焘对西方的认识，对西学及其重要性的理解，已远远超过包括李鸿章在内的自强运动健将。

他于光绪四年十月（1878年11月）间致沈葆桢函中，所谓“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绝非一时兴会之言。

比观中外，他早已发现中国士子“习为虚文以取科名富贵，即学之事毕矣”，而泰西则“大抵规模整肃，讨论精详，而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

为了矫虚征实，他建议先在通商口岸开设西式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行之有效，渐次推广至各省以达县乡，以广益学校之制”[33]。一切莫急于学，正是他观察泰西的最主要心得。

法治文明

他也能理解到，如果西学乃西洋文明的动力，其文明程序的维持则有赖于法治。

郭嵩焘明确掌握到英国政治之善在于法治，而法治经由教化，浸淫人心，成为一种风俗习惯，故能行之不悖。若谓：

国家（英国）设立科条，尤务禁欺去伪。自幼受学，即以此立之程，使践履一归诚实，而又严为刑禁，语言文字一有诈伪，皆以法治之，虽贵不贷。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深矣。世安有无政治教化而能成风俗者哉？西洋一隅为天地之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34]

西洋治民以法，治民者亦不外于法，即张德彝所理解的“英主不尊，律例为尊”[35]。英主非不尊，而实是律法较君主更尊，一均按照法办。

国与国之间则有公法，也是办事的准则。郭嵩焘在出洋之前，已感觉到可与洋人讲理，而讲理的依据即在于法。他到英国之后，实际经验更使他深信法之重要。与英国外交部交涉，亦唯有据法力争，别无依傍。

如镇江趸船一案，商民肆意抗拒，久不能决，即因中国方面没有通商章程可据。郭氏致总署第七信，署六月初十日（未刊）。

自鸦片战争以来，通商口岸渐开，交涉日广，事情日繁，国际交涉唯凭条约。但条约均由洋人拟定，而中国法律与西洋各国相距太远，地方官也不知晓西洋律法，以至遇到事故，徒生争议，并让洋人据为口实，作为要挟，甚至连条约内订定的权利，也一并失之。

法原是双方的，然而外国却以法来束缚中国，“其法日修，即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36]，故他力请纂成“通商则例”，以应付不得不改变的通商之局。

他在奏疏中要求朝廷，“明定章程，廓然示以大公，不独以释各国之猜疑，亦且使各口地方官晓然于朝廷用法持平，明慎公恕，遇事有所率循，庶不致以周章顾虑，滋生事端”[37]。

如果再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参核各国所定通商律法，分别条款，纂辑《通商则例》一书”，审定之后，颁发各省，颁送各国驻京公使，共资信守，庶几办理各方面的洋案，都“有所依据，免致遇事张皇，推宕留难，多生枝节”[38]。

他于致总署第九封信中，再度强调：

窃以为与洋人交涉，万不能意揣求合也，必应参核西律，纂辑《通商则例》一书，以使有所依循。光绪三年七月初十日函（未刊）。

足见郭嵩焘深知法律的用处及其重要性。他到伦敦后，闻悉流寓外国的数十万华民没有法律保障，乃积极设法在华民较多的外埠，建立中国领事馆。他在奏片中说得很明白：

窃揆所以设立领事之义，约有二端：一曰保护商民，远如秘鲁、古巴之招工，近如南洋、日国所辖之吕宋，荷兰所辖之婆罗洲、噶罗巴、苏门答腊，本无定立章程，其政又近于苛虐，商民间有屈抑，常苦无所控诉。是以各处民商闻有遣派公使之信，延首跂望，深盼得一领事，与之维持。揆之民情，实所心愿，此一端也。一曰弹压稽查，如日本之横滨、大阪各口，中国流寓民商，本出有户口年貌等费，改归中国派员办理，事理更顺。美国之金山、英国之南洋各埠头，接待中国人民，视同一例。美国则盼中国自行管辖，英国则务使中国人民归其管辖，用心稍异，而相待一皆从优。领事照约稍联中国之谊，稽查弹压，别无繁难，准之事势，亦所易为。此一端也。[39]

设置领事，固然于法有据，但华民较多的地方，多系英国的殖民地，非得殖民地政府同意不可。郭氏的想法并不太顺利，几经交涉仅设立了新加坡领事馆，主要还是因为领事人选胡璇泽为当地的殷商，虽系华裔，实同英民。总理衙门也欣然同意，于1877年10月31日生效。[40]

然而中国向世界其他各地派遣领事，速度仍异常缓慢，到清朝将灭亡时，才逐步完成，已是郭氏身后二十年后的事了。

郭嵩焘对世界的认知远在李鸿章之上

由于知道法律的重要性，郭嵩焘一到伦敦，见到懂西洋法律的伍廷芳，就十分欣赏，欲揽为己用，惜伍氏觉得官小职微，不肯屈就而往美国。[41]

他注意到印度人专程来伦敦学习法律，十分留心《万国公法》，曾与日本公使畅谈。到法国后即将《法国通律》寄往总署，关心马建忠（眉叔）在巴黎政治学堂专习公法，并详细询问其学习情况。[42]

郭氏虽然明白法律乃西洋文明中的重要支柱，以及中国要走向世界必须要了解西洋律法，制定中国自己的法律，但他并未一厢情愿，天真地认为法律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万灵丹。

他在叹赏近代西洋文明富丽堂皇之余，未尝没有警觉到霸权与蛮横。事实上，他与英国外交部的一再交涉，特别是与威妥玛的争论，可说是身受其霸、其蛮。如果不能以其法还诸其身，根本无置喙的余地。

19世纪后半叶的世界秩序，大致靠经济上的自由贸易与政治上的霸权均衡来维持。[43]

关于前者，郭氏在出国之前即已洞察，通商已成定局，只有面对，无法逃避。至于后者，他到英国之后，日渐明朗，于注视俄土战争的发展时，看到英国防俄的策略。

他亦正确观察到欧洲列强的情势，英、法最富强，德国蒸蒸日上，俄国不如西欧。他还注意到1878年6月，英、俄、奥匈帝国、意大利，以及德国诸列强争权夺利的“柏林会议”（Congress of Berlin）。[44]

他更知道，面临列强与通商的新世界，中国必须改弦更张，以求自立，如果“中国甘心受役而不自为计”，那么真正是无可奈何了。[45]

今人凭后知之明的历史知识，可知郭嵩焘对他所置身的西方世界，看得甚是清楚，理解也大致正确，亦因而使他更能看清当时中国问题之所在。

胡刺史招饮东园

清 郭嵩焘

时事艰危国论深，壮心低就酒杯斟。

西风鼓角孤城远，细雨荼蘼小苑阴。

大邑名贤心洒落，清春雅集夜萧森。

何缘料理平生事，一卧沧江鬓发侵。

[1]见李鸿章，《译署函稿》，卷八，页6。

[2]曾纪泽，《曾惠敏公手写日记》，册五，页2111。

[3]《郭嵩焘日记》，册三，页211—212。

[4]张德彝，《随使英俄记》，页401—402。

[5]《郭嵩焘日记》，册三，页484。

[6]参阅《郭嵩焘日记》，册三，页153、156、159、161、166、223、230、235、237、238、250、255、260—261、410、418、442、446、505—506。

[7]同上，册三，页263—264；《郭嵩焘先生年谱》，下册，页760；张德彝，《随使英俄记》，页560。

[8]此据德明之记述，详阅张德彝，《随使英俄记》，页560—561、567—568。

[9]参阅《郭嵩焘日记》，册三，页547。

[10]见《郭嵩焘日记》，册三，页547。

[11]同上，册三，页611。

[12]参阅同上，册三，页153、170—171、174—175、196、205、244、280—281、383、409、494、535。

[13]参阅《郭嵩焘日记》，册三，页305、451、561、563、579—580、676—705；张德彝，《随使英俄记》，页401、453、531。

[14]参阅同上，册三，页151、185—188、198—199、250、253、259、263、265—266、279、326、495、575、714—715；张德彝，《随使英俄记》，页324、331。

[15]据《郭嵩焘日记》，册三，页601—602。

[16]据《郭嵩焘日记》，册三，页629—631所述。

[17]《郭嵩焘日记》，册三，页601—602。

[18]同上，册三，页647；参阅页455—457；李鸿章，《朋僚函稿》，卷一九，页6、31。

[19]同上，册三，页389；参阅页104。

[20]《郭嵩焘日记》，册三，页177；参阅页175—177。

[21]同上，册三，页167—168；参阅页432。

[22]同上，册三，页194。

[23]同上，册三，页168、205—206。

[24]同上，册三，页628。

[25]同上，册三，页462。

[26]郭氏牛津之行详阅《郭嵩焘日记》，册三，页343、348—353；《郭嵩焘先生年谱》，下册，页705。

[27]《郭嵩焘日记》，册三，页523—524；另参阅页190—193。

[28]语见同上，册三，页211。

[29]同上，册三，页518；参阅页172—173、182、204、221—222、323—324、431、454、570—571、673。

[30]同上，册三，页268、356。

[31]同上，册三，页169、267。

[32]见《郭嵩焘日记》，册三，页169、267。

[33]郭嵩焘，《致沈幼丹制军》，《养知书屋文集》，卷一一，页13。

[34]《郭嵩焘日记》，册三，页393—394。

[35]见张德彝，《随使英俄记》，页384。

[36]阅《郭嵩焘日记》，册三，页548；另参阅页538、691。

[37]《郭嵩焘奏稿》，页382。

[38]同上，页383；参阅郭致总署第七信。

[39]《郭嵩焘奏稿》，页384—385。郭氏对旧金山、澳洲（新金山）、古巴等地华民、华工之关心，可参阅《郭嵩焘日记》，册三，页160、509、566、599—600；郭与日本公使谈领事之重要，见页338。

[40]参阅Wong，A New Profile in Sino-Western Diplomacy，pp209—219。

[41]《郭嵩焘日记》，册三，页98、148；另参阅《郭嵩焘先生年谱》，下册，页576、579；张德彝，《随使日记》，页332。

[42]《郭嵩焘日记》，册三，页227、289—290、385、489—490、518—519、610。

[43]参阅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pxx。

[44]参阅《郭嵩焘日记》，册三，页170、383、466—469、489、649、701。

[45]同上，册三，页511。

本文节选自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

来源：文史宴、文/汪荣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