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新四军，通常存在感并不大，有印象的事件好像只有“皖南事变”。完全不像八路军那样，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玩着花样地打鬼子，出镜率非常高。

包括在后来1955年授衔中，八路军出了9位元帅，新四军只有一位，同样是“军”，也都是我党领导下的部队，区别为什么这么大呢？

真实的新四军会超乎你想象。

我们从长征前说起。1934 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当时的苏区是不能待了，打算转移到湘西去找贺龙的红二军团，重新开辟新的根据地。但是需要留下一部分人继续战斗，好让大部队顺利转移。

留下的是哪些人呢？一共留下了 1.6万人，其中有 2000 多是重伤员，还有就是拿着刀叉的非主力部队，这些人根本没法随大部队突围。

但留下的人中也有几个大佬。项英，翟秋白，陈潭秋，贺昌，何叔衡，刘伯坚，古柏，陈毅，方志敏和毛泽覃。

上面这些人大部分牺牲了，包括教员的弟弟毛泽覃，最后也只有少数人成功突围，其中就有项英和陈毅，还有日后威震中原把国军打的哭爹喊娘的粟裕。

苏区剩下的1400 多突围出去的红军，跑到各个山区里，开始了艰苦的游击战。

01，新四军的成立

转折在1937 年，卢沟桥事变之后，陕北的红军已经有了好几万人，老蒋再有想法也不可能去剿灭了，全国上下都要求一致抗日，如果再去打红军会被全国人民骂死。

于是，西安事变之后谈谈停停的国共谈判一下子有了突破，两方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被老蒋穷追猛打十几年的红军一下子成为了南京政府的合法军队，还有了番号：

在西北方的几万红军主力整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就是咱们熟悉的八路军。

刚刚成立的八路军主要由三个师构成：第一个是115师，朱毛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改编而成，第二个是120师，就是原来贺龙、萧克领导的红二方面军，第三个129师，则是由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改编过来的。

但南方8 省还有些散落的红军，一直坚持在深山老林打游击，我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抛下这些当年留守苏区的同志们。

事实上，一开始蒋介石没有改编这部分人的想法，但在延安的坚持之下，作为谈判的条件之一，最终同意了，把南方游击队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其实新编第四军这个番号还有一番来历，是一个神秘的大人物（后面说反复提到）跟老蒋建议的。

蒋介石认可“新四军”这称号，是因为当年他任总司令北伐的时候，他部队里就有一个第四军。

而教员也对“新四军”这个番号认可，是因为他创建红军时的第一个军就叫红四军。

于是，南方游击队的番号就这样在两党的认可下定了下来。

新四军成立时共10300人，下辖4个支队，4个支队和八路军的6个旅级别相当。新四军支队司令，建国后级别都很高。

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皖南事变后出任新四军军长，开国元帅。

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建国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司令粟裕，解放战争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开国大将。

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新四军副军长，开国大将。

副司令谭震林，解放战争华野副政委，建国后担任副总理。

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后被杀，并且成为项叶二人不睦的重要原因之一。后文会着重说一下“高敬亭事件”。

1、2、3支队源于中央红军留守部队，活动在长江以南。

4支队源自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边红28军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组建，活动在长江以北。4支队人数最多，成立时3100人，辖第7、第8团。

但是，新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八路军由红军主力改编，因此实力要比新四军高出一大块。单从人数来看，八路军成立之初三大主力师加起来超过四万五千人，也就是说一个师平均都到了一万五千人，都是标准的“国防师”，每个师下辖旅，旅又下辖团。

再就是作战环境上。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沦陷区，国民党部队早跑了，形成了一个相对简单的敌我两方的对峙环境，也就是说，我党只需单纯地打日伪军即可，可以在鬼子手里抢根据地、物资，不用担心受到猪队友国军的坑害（包括无意和有意）。因此能推行三三制和经济上的二五减租，给根据地填充民主血液，提高经济和税收，保障了游击战和运动战，所以八路军发展的特别快。

新四军就不同了，规模上只有4个主力支队和一个特务营。而且建制也不那么“标准”，比如四个支队中，每队的人数都不一样，陈毅的一支队一千人出头，而高敬亭的四支队却有近四千人！全军人数总共加起来也不过一万多点，也就是说，新四军全军人数加起来还不到八路军的一个师。

环境上，由于所在地区是苏浙皖国民政府核心控制区，当地驻有大量的成建制国军部队。还有以“地方士绅”为主的基层政府，这票人是不可能对我党领导的部队有好脸色看的。

再就是新四军成立前和中央以及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没有根据地、没有物资援助，一下子成了没娘的孩子。而且是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内活动，面对的不仅是生存问题，更多的是如何躲过围剿和搜索。在这种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绝境面前，南方 8 省的游击队同志居然足足坚持了三年。

致敬！

新四军战士

接下来，国共双方又为军长人选问题干了起来。

按照老蒋的意思，必须是由国民政府派人担任，这样的方案延安肯定不同意。因为军长人选关系到新四军的控制权问题，绝不能让步。但是蒋介石也不同意由我党指派军长，这个事就僵住了。

还记得前面提议新四军番号的神秘大人物吗？登场了——叶挺。

本来留洋德国回澳门隐居的叶挺，因抗战爆发，打算为国效力出山了。

蒋介石对自己这个曾经的部下很欣赏，决定派叶挺担任新四军的军长，并在没和中共通气的情况下单方面发布了委任状，这让延安很恼火。

但是叶挺毕竟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我党人员，在延安上层有一定的人缘，后来又应教员之邀去了趟延安，受到了热情的欢迎。这让叶挺非常感动，也向延安拍胸脯保证，以后新四军的军权交由我党控制。

经过国共双方的协商让步，最终军长一职由国民政府指定的叶挺担任，副军长由中共方面指定的项英担任，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班子搭建完成。

02，叶挺和项英

先说叶挺。

叶挺资历很深，孙中山爱将，是个牛人，当年北伐时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有“北伐名将”的美誉。后来在南昌起义中任前敌总指挥，参加起义时主力部队中就有叶挺的 5 个团，作用巨大，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

叶挺还利用自己的影响，一方面和国民党当局交涉，在编制、经费、防区等方面争取了不少好处。另方对爱国华侨、国际友人等进行抗战宣传，募集大量物资枪支经费。

他老婆李秀文也到处筹钱，又从娘家拿出父母的养老本，从广东、香港等地买了3600支枪，直接送给新四军。

叶挺将军为抗战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叶挺

但是他也有犯了糊涂的时候，做了一件蠢事。

广州起义失败以后，1928年叶挺再次去苏学习。期间被李立三、王明等人无端指责，说叶挺指挥不力 ，把广州起义失败的责任扣在他头上。叶挺不堪忍受这些无理指责和污蔑，愤怒地离开苏联出走欧洲，从此他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脱党达10年之久，最终失去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其实叶挺内心是非常痛苦的，组织上不理解，国民党那边也不待见他。一个昔日北伐名将，落得个隐居在澳门岳父家的窘境。脱党事件也严重影响了后来他在新四军中的地位和工作开展。

再说项英。

叶挺项英，这两个人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项英早期是搞工人运动的，资格老，在中央苏区的地位也很高，被外界称为和教员、朱德并列的苏区三大领军人物。美国记者斯诺曾经评价他：项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

平时项英理光头，日晒雨淋，大大咧咧，对外表从不讲究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普通老农民，属于土包子类型。但他平易近人，说方言，成天和战士一起端着碗蹲在地上吃饭拉呱，打成一片，很受士兵的爱戴。

叶挺则完全不一样，属于小资类型，对外表和生活极其讲究。他是正规军校出身，整天手戴白手套，身着将军服，出行携带副官、警卫，爱骑马不愿步行。另外他在国外居住多年，喜欢摄影，对食物也比较讲究，简直就是一个贵族军官的形象，跟新四军战士有点格格不入。

按理来说，一位是为人正直的名将，一位是艰苦奋斗的领袖，两人合作，新四军的前途会不可限量。但滑稽的是，他俩人配合并不默契，谁也看不上谁。项英看不惯叶挺身上他认为的国民党将领的不良风气，而叶挺也瞧不起项英土包子气。

头疼的是，（两人关系）这个问题无解。

为了新四军的正常发展，周恩来曾多次协调项英和叶挺的关系，没办法，这两个人都是重量级人物，你谁也不敢动。

叶挺不用说了，北伐名将，在国内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是国民政府指派的，如果把叶换掉，会引起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应和舆论压力，破坏统一战线的大帽子就扣到延安头上了。

项英更不用说，当时南方的游击队都在深山老林里这封闭的环境和国军战斗，现在突然跟他们说，以后和国民党是一家人了，很多人思想根本就转不过弯来。是项英凭借自己巨大声望，在短时间内把这些人整合到一起，是新四军的最大功臣。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他俩根本的矛盾并不是个人性格和生活爱好的不同，而是理念和思想认识，特别是对军队控制权的矛盾。

前面说过，新四军前身就是从 8 省 的游击队集结起来的，和中央失去联络很多年，在残酷的环境下，很多游击队实际上跟土匪差不多，对延安的许多方针政策的变化都不理解。

所以像这样一支并非完全由延安控制、国共两党都想取的队伍，对于担任正副军长的叶挺和项英两个人来说，就很尴尬了。

正因为叶挺不是我党人员，对于项英来说，保证我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是延安交给他的任务，也是他的底线，自然不能放松。其实在1939年周恩来到云岭调解项英和叶挺的矛盾时，也再次强调了中央给项英的任务。这点上项英没有错。

叶挺则更尴尬。

因为像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人，那都是根正苗红我党的人员。而自己却是党外人士，光杆司令一个，新四军很多人甚至包括延安部分人对他不是很信任。加上叶挺在生活习惯和作风上与大家格格不入，在新四军中反而成了客人一样，很难打成一片。

再就是叶挺曾经是国党人员，又是北伐名将，跟国军上层很多人熟悉，甚至直接能和蒋介石说上话，但这是一个双刃剑。

一方面可以通过这层关系为新四军争取利益，但另一方面，由于他和国民党的亲密关系，更加导致了我党同志对他的不信任感。

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建军前期，中央发给新四军部的一些电报，大多都是发给项英，指名发给叶挺的很少，由项英口头转述，更加增加了叶挺是个外人的感觉。后来中央发现问题逐步改正，但项英和叶挺的关系，依然是很难调和。

军事行动上，很多时候项英这边决定好了，再派人去通知叶挺，这还怎么玩？

综上，因为感觉自己不被尊重和信任，加上后来发生的叶道志事件，叶挺忍无可忍，一怒之下——

离开新四军直接出走，要到广东去组织打游击。

蒋介石听到叶挺出走后，不失时机地要下令要裁减新四军的编制，同时打算从黄埔系中抽调一人前往新四军，接任军长一职。

紧要关头，周恩来同志亲自出面调解。

项英先向周恩来提出了对叶挺的两点不满，一个是生活作风问题，另一个是叶挺不是我党人员问题。

周恩来对项英的回复是：

“叶将军在生活作风上并无问题，不过与你艰苦朴素的作风相悖而已，这完全算不上问题，至于叶挺为何不是共产党员，那是我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左倾错误思想主导下犯的错误，这也不能怪在叶挺同志身上。”

周恩来继续对项英说：

“…要有大局观……党的命令说得很明白，由叶挺主军，项英主政，你现在大权独揽，对于新四军的发展没有好处。更何况，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挤走了一个叶挺，又来一个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你将何以自处？”

经过周恩来这次调解后，项英做出了一些改变。首先，他对叶挺的个人习惯保持了尊重，比如在党内生活会上，有不少人对叶挺骑马挎枪、带着照相机的小资行为提出了意见，项英均表示这是叶军长的个人习惯，不必干涉。

另外，当时叶挺是非党员身份，按理说不能参加党内的一些会议，但项英为了尊重叶挺，经常让其列席会议发表意见，还下令所有的军事电报和指示，都一律让叶挺过目。

叶项之间的和睦共处取得成就，在云岭反扫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939年，鬼子集结一万多人进犯云岭新四军军部，项英让叶挺放手指挥，叶挺利用云岭地区的地形地势与日军周旋数天，最终在运动战中全歼日军一部，取得了一场重大胜利！

项英这次作战中，完全站在了一个政委的位置，对前线指挥毫不干预，而且项英还专门组织了欢迎会庆祝叶挺凯旋，双方十分融洽。

但叶挺与项英和平共处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又因“高敬亭事件”而再次翻脸，后文我们详细说一下高敬亭事件，现在暂且不表。简单说就是在项英看来，叶挺在这件事处置上独断专行，项英再次收揽大权，叶挺又成了有力无处使的老虎。后来党史研究者经过详细研究后发现，这个事件对项叶二人来说是个误会，但当时二人并不知内情，且相互猜忌。

而这次叶挺干脆辞职，不当这个憋屈的军长，第二次出走。

后来经过恩来再次周旋、教员谈话后，叶挺才重新回到新四军，但与项英的关系更加无法调和了。

最后除了两人关系无解外还有一点，就是项英对路线执行的问题。国共共同抗日后，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方针，简单翻译下就是一切都听国民政府指挥安排。

看似政治正确，但教员早就看出了门道，如果真这样玩，按老蒋的一贯手法，铁定把中共军队调到第一线去跟日军硬拼，就我党那点家当几天就拼光了。

最终延安统一了思想，就是在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坚持中共的独立自主。这样灵活性就大了 ，也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没几年，八路军在北方由 最初4 万人发展到了 30 多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的时间，新四军成立时1 万人左右，到 1941 年皖南事变时只有 2.5 万人，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发展。什么原因？

一方面是位置的影响，前面说的新四军所在的地盘还没有完全沦陷，有国民党军队驻扎，发展困难可以理解，但是最主要的问题还是项英坚持王明路线，以服从统一战线为荣，对中央指示的东进北上的方针以各种理由推脱。

到了 1940 年，中央实在看不下去了，决心要把项英调回延安，让叶挺全面掌握新四军实权。但项英各种理由推脱就是不去，后来由于蒋介石也不同意项英去延安，最后不了了之。

但这个结果，最终导致了皖南事变惨剧的发生。

03，国共摩擦

先说这时候的大局势。

从国际背景来看。1940年9月，德意日三家组成了军事同盟，想瓜分世界，这样就损害了美、英的利益。美国开始放弃“中立”政策对华实施援助，到1940年底对华贷款达1.7亿美元。在此之前，为了解除日本对远东地区的威胁，苏联也开始援助国民政府。所以中国的抗日力量得到了加强。

国内局势。其实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打的激烈的就 1937 和 1938 这两年，1939 年之后鬼子忽然开始消停了。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兵力不足 ，另一个是没石油了。

先说兵力问题。日本侵华投入了 100 多万兵力，看似很多，但搁不住中国大。这一百万人平均到所有的沦陷区，就跟在河里撒几把沙子差不多，很快没影了。因此到了 1939 年时，日军除了已经打下来的地方，基本上不再打了，因为即使打下来也守不住，人不够。

再就是石油。日本用的是机械化部队，坦克汽车三蹦子都是用石油的。但日本自己不产石油， 基本都是从美国买的，后来外汇花的差不多了，就跟美国商量看看能不能先赊点。北美那帮子资本家也不是傻子，一看日本没钱了，拒绝。后来美国干脆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石油一下子成了鬼子最紧缺的物资。

日本人本来寻思着中国地大物博，使出吃奶的劲打下半个中国却悲剧地发现：中国也没石油，比我还穷！

没石油就省着点用吧。所以大战役没有了，日军基本上龟缩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了，因为出去就喝油。

于是竟然出现了奇葩的和平共处现象。铁路周围的城市是日军占着，离铁路远的城市国军占着，而广大农村地区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活动。大家谁也奈何不了谁，各玩各的，就这么耗上了。

教员早就预判到的抗战相持阶段开始了，伟人啊！

回到主题。

在抗战中随着中日力量趋于某种平衡，我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逐渐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所以国军和我军的矛盾也越来越大。新四军的形势就很不乐观了。

为八路军在北方，从日本人手里抢根据地，老蒋有意见也说不出什么。但新四军就不一样了，要想发展就要从国军手里抢地盘，那老蒋就不干了，开始准备对付新四军。

矛盾终于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