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诗词作品解析：

叶先生诗词中最突出的表现手法就是“移情”与“寄托”。

诗人最初的创作往往是从咏物开始的，叶先生的咏物诗体现出生动传神的效果，比如作于1939年的《小紫菊》：“阶前瘦影映柴扉，过尽征鸿露渐稀。淡点秋妆无那恨，斜阳闲看蝶双飞。”一株长在柴房石阶旁的雏菊，被赋予了征鸿过尽的失落和晚秋的凉意，叶先生将露水想象为雏菊的秋妆，落日余晖中两只蝴蝶围绕雏菊飞舞。这首诗之所以传神，是因为写作时移情于物，即王国维先生所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七七事变”后，叶廷元先生南下，五年后才与家里频繁通信，此前家人翘首以待，却“过尽千帆皆不是”（温庭筠《望江南·梳洗罢》），叶先生将等候父亲归来的心情赋予雏菊，才有“过尽征鸿”的想象，而“淡点”“闲看”这样看似随意的词语与“秋妆”“斜阳”这样的意象搭配，显得更加寂寥、无奈。《迦陵诗词稿》中最早的作品《秋蝶》也是一样：“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虽然“写境”更多一些，但孤冷凄清的愁绪却更加浓长。

写实中融入真切的个人情感体验，这是叶先生鲜明的创作品格。叶先生后来作品沿用这一手法，达到了更加纯熟的境界。例如作于1980年的《鹊踏枝》：“玉宇琼楼云外影。也识高寒，偏爱高寒境。沧海月明霜露冷。姮娥自古原孤另。 谁遣焦桐烧未竟。斫作瑶琴，细把朱弦整。莫道无人能解听。恍闻天籁声相应。”这首词写嫦娥独自居住在月宫，高寒凄冷，却创作出天籁歌声，看似全是想象，却暗合了叶先生在回国后更高远的学术志向：把古典诗词精微的要义播撒到中华大地并扩展到全世界。

王国维先生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在那些辗转难眠的日日夜夜，叶先生写作诗词自我排遣，在传统的意象和手法中注入新的主题、情绪与意趣。从这个角度讲，认为叶先生的个体生命与古体诗词的当代发展相互成就，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学者：知性与感性的兼长并美

叶先生是名满天下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她的主要学术著作收录于《迦陵著作集》。这些著作形成于古今中西的交汇点上，不仅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在观念和方法上也体现出鲜明的示范性。

民国时期，文学研究大抵可分为两派：一派继承清代桐城派选学的风尚，擅长评赏；另一派继承乾嘉考据传统，擅长考据。辅仁大学恰是这两种传统融合的重镇，叶先生受到的学术训练，借用她评价王国维先生的话，可谓“知性与感性的兼长并美”。

叶先生的考证文章以《谈〈古诗十九首〉之时代问题》为代表。刘勰、钟嵘、徐陵以降颇有学者主张《古诗十九首》中存在西汉时期的作品，叶先生从争议最大的《明月皎夜光》入手，指出唐人李善注释此篇时存在三点历法、星象错误，推翻了主张此诗为西汉作品最有力的一条证据，证明了此诗和其他被疑为西汉的篇章均为东汉所作。这篇文章不避繁难，注重诗歌文本内证，博采历史文献中的天文记载，体现出扎实缜密的考据素养。

显然，叶先生更擅长诗歌评赏，最能代表早期风格的论文非《从“豪华落尽见真淳”论陶渊明的“任真”与“固穷”》莫属。据说，当年《中外文学》杂志的主编对这个题目并不十分感兴趣，但读完文章，顿觉精妙，决定立刻刊出。这篇文章以知性的考察标举陶渊明性格中“任真”与“固穷”两个特点，对陶渊明其人其诗作出了系统合理的解释，见赏于学林。

上述这样的文章，叶先生还写过很多，然而真正体现叶先生学术功底的，当属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版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彼时，叶先生正遭遇飘蓬乱离之苦，对杜甫深广博大的情怀和沉郁顿挫的诗才情有独钟，遂选定杜甫在题材与体裁上贡献最大的《秋兴八首》组诗，汇辑历代注释内容，一一校勘、厘正，完成了这部40万字的鸿篇巨制。

集注、疏证是最传统的学术撰著范式，不仅要求作者有耐心搜集、整理历代注本，更要求疏证者拥有宽阔的知识和严密的逻辑。全书正文除凡例、引用书目外，分类汇集了前人关于这组诗编年、解题、章法大旨的评论，并对八首诗分联作了集说，书中校勘性质内容标为“莹按”，分析性质内容标为“嘉莹按”，结构细致、严密。叶先生为此书撰写了一篇五万字长文《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前启后之成就》作为代序，不仅厘清了前人评注中不少误解，解决了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更对作品与史事的关系、文本的多义性、历代评注涉及的“读者接受”等问题多有观照。该书一经出版即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如周策纵曾撰文高度评价该著杰出的考证成就，高友工、梅祖麟受此书启发合撰了语言批评的经典之作《分析杜甫的〈秋兴〉》。

对叶先生来讲，漂洋过海到北美长期任教，本非她的初衷，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不幸，却成就了一段沟通中外文学研究观念与方法的佳话。

叶先生擅长将自己对文学的感受以精细的方式表达出来，暗合了英美“新批评”派所谓“文本细读”的方法。例如，宋末张炎在《词源》中称吴文英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这在近代学者推演下几成定评。叶先生的《拆碎七宝楼台——梦窗词之现代观》从“传统评价和两点现代化特色”“释例”“为人”三个角度对吴文英词作出系统考察，通过拆解具体词例，提出吴文英词在语言上“时间与空间为交错之杂糅”，在修辞上则“但凭一己感性所得，而不依偱理性所惯见习知的方法”，因而搭建起精致如“七宝楼台”的词句。这篇文章发表后，成为欧美研究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学术典范。

中国学者到海外，面对的是迥然不同的文学传统。比如西方有史诗的传统，当中国学者向西方学者讲述我们的诗时，西方人就怀疑，这么短的篇章，不讲述故事，翻译后也不押韵了，这还是“诗”吗？因此王德威、陈国球等学者就提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用以区别西方诗歌的叙事传统。

叶先生也遭遇到同样的困境，不过，叶先生致力于与历代注家和国内学者对话，而并不希求融入西方学术主流，因此想到从前辈学者那里汲取智慧。《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先生在叔本华哲学和其他西方思潮影响下撰写的经典著作。叶先生赴美后，花费数年潜心写作《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在阐释王国维文学批评观念时提出了自己对文学活动的核心理解：“能感之、能写之”和“兴发感动说”。

“能感之、能写之”是对文学活动动态过程的系统总结：“凡作者能把自己所感知之‘境界’在作品中作鲜明真切的表现，使读者也可得到同样鲜明真切之感受者，如此才是有境界的作品……作者须对所写之对象有鲜明真切之感受……有些作者自己虽有真切之感受，然而却苦于词不达意……所以有了真切的感受以后，还要能用文字将之真切地表达呈现出来。”这一观念既彰显了中国古典诗学观念，又与西方结构主义文论注重诸要素间内在关联的思维方式相暗合，为解释中国文学的心理发生机制，尤其为中国文艺理论走向世界提供了值得重视的方案。

如果说“能感之、能写之”是对文学活动的总体把握，那么“兴发感动说”则是对文学评价标准的重点关怀。叶先生主张衡量作品艺术成就的标准在于其感发读者的能力。相比于西方学者关于文学本质各执一端的表述，“兴发感动说”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修辞立诚的核心要义，是深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中的文学本质论，具有鲜明的文化诗学意味。

叶先生不仅与陈世骧先生等一道，成为最早引入西方理论阐释旧诗的中国学者之一，还积极将西方理论著作引介到国内，如20世纪60年代曾翻译发表了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部分章节；改革开放后，又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之邀撰写专栏，其中不少篇章是介绍西方当代文艺思潮的。看到有些学者缺乏对诗歌传统的理解，生搬硬套心理学、现象学、新批评等西方理论讨论中国古诗，引发了较大争议，叶先生发表长文《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为现代批评风气下旧诗传统所面临的危机进一言》，列举古今学者对古典诗歌的误读，详细分析中西方诗歌表达手法和情意思想的异同，提出“要养成对中国旧诗正确的鉴赏能力必须从正统源流入手，这样才不致为浅薄俗滥的作品所轻易蒙骗，再则也才能对后世诗歌的继承拓展、主流与别派都有正确的辨别能力，如此才能够对一首诗歌给予适当的评价”。可见，叶先生虽然致力于搭建中外文艺理论交流沟通的桥梁，目的却始终在于挖掘中国文学传统，更好地诠释古典文学的艺术特质。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是叶先生学术研究的鲜明品格。20世纪80年代，叶先生与前辈学者缪钺先生合作撰写了《灵谿词说》，这部书不仅提出了词在唐宋之际由“歌辞之词”向“诗化之词”至“赋化之词”的演进路径，展示了词体感发质素由“直接的物象”向“思致之物象”至“象喻之物象”的转变。此书每篇文章在正文之前均用一首诗概括文旨，彰显了两位学者深厚的旧学渊源和他们对传统诗文评体例的继承。

总体来讲，早年的专著和论文为叶先生赢得了广泛的学术声誉。海外任教经历扩展了叶先生的学术视野，提供了深入思考中国文化和文论特色的契机，传统、综合、模糊的文学观念和批评话语在叶先生的精细阐发下得到了真切可感的解释。叶先生以宽正、持中、平和的学术风格推动中国学术在古今、中西维度上的融合，不断给予后继学者和读者启发和深思。

2000年，叶嘉莹在澳门国际词学研讨会上

教师：投注了大部分的生命

从“老三届”到“90后”，在当代中国人文学者中，叶先生具有重要影响。人们印象中，叶先生是讲台上素朴、古雅的教师，用混有北京方言的普通话讲授传统诗词。确实，叶先生从1945年至今的近80年间，一直坚守在讲台上。

1987年叶嘉莹在南开开设的唐宋词系列讲座

刚从辅仁大学毕业时，叶先生在北平志成中学任教，因讲课生动而颇受学生欢迎，遂被另外两所学校聘去兼课。当时叶先生同时教五个班，每周要讲30课时之多。抵台后，叶先生又在中学任教十余年时间。1954年，叶先生到台湾大学任教，同时在淡江文理学院和辅仁大学兼课，开设《国文》《诗选》《词选》《曲选》《杜甫诗》等课程。

叶先生称自己的讲课风格是“跑野马”，这显然源自顾随先生的风范。据叶先生回忆，顾先生讲课时，先在黑板上写几个关键词，随后便从这几个词生发开来，“全以其诗人之锐感独运神行，一空依傍，直探诗歌之本质”。由于初入讲坛时面对的是中学生，需要兼顾培养兴趣和传授知识两方面，因此在讲述一句诗时，叶先生会把主题近似的诗句进行比较，或梳理这一文学现象在不同时代的流变，通过对大量作品的详细分析，揭示对诗歌的细微感受。例如，叶先生从形象与情意的关系角度比较虞炎、谢脁、李白所作的《玉阶怨》，分别摘出“紫藤拂花树，黄鸟度青枝”“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三句，细致讨论诗句从选取意象到动词选用的差别，阐释和分辨了三首诗引发读者感动的质素，用详尽真切的比较将自己的阅读感受和理解诗词的路径清晰地传达给学生。

南开大学迦陵学院

到了北美，叶先生讲课就需要用英文了。叶先生写诗自嘲说：“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地行。”（《鹏飞》，1970年）——原本叶先生讲课时是任由思路在“天上飞”的，用英语讲课就只能在地上匍匐而行了。尤其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给本科生开公选课，学生完全不懂中文，叶先生只好提前准备讲稿，把授课内容逐字对译成英文。不过，她的课仍引起不少学生对中国诗词的兴趣。

叶先生在海外任教时读了大量西方文艺理论，这成为她分析诗词的利器。评论者谈到叶先生的诗词阐释方法，总是很粗略地说“引用西方理论阐释古典诗词”，殊不知，叶先生虽然经常借用西方文艺理论，却并未把西方理论嵌套在诗词上，也不是用理论直接解释作品，而是意在征引以分析见长的西方文论概念向学生和读者传达自己对作品微妙的感受，以补传统文论概念（如“格韵高古”“文体超妙”）过于笼统宏观之不足。很多学者模仿叶先生征引结构主义、新批评、接受美学、女性主义理论阐释古典诗词，却始终不得要领，根本原因是对诗词的意涵缺少像叶先生那样深刻和精微的体会。

其实，叶先生不仅教中学、大学，带硕士、博士，培养博士后，还非常重视对幼儿和小学生的传统文化熏陶。20世纪90年代中期，叶先生曾呼吁在幼儿园开设“古诗唱游”课，最终促成了赵朴初、张志公、叶至善、夏衍、冰心、曹禺、吴冷西、陈荒煤、启功九位先生联名签署政协提案《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同时，叶先生与田师善先生合作编著《与古诗交朋友》，其中收录了由叶先生亲自读诵的导言和吟诵示例。此外，叶先生还应电视台邀请，录制过儿童学古诗的课程。

近年来，叶先生又精心选择了最能代表古典诗词创作水平且适合儿童理解能力和学习兴趣的作品，亲自审定注释并录制音频课程，即《给孩子的古诗词》，该书一经出版，即广受孩子和家长好评。

在长期的古典诗词教学尤其是对儿童的启蒙中，叶先生强调，吟诵是理解诗词情意和韵律的最佳方法。近些年，叶先生把大量精力放在古典诗词吟诵的整理、传承和教学上。2010年，叶先生主持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吟诵传统”，通过大规模调研和音像资料整理，留下了重要的文化记忆，还亲自参与吟诵教学活动，将之录制整理出版。在叶先生的积极倡导下，古典诗词吟诵教学正在幼儿园和小学逐步推广。

叶先生自称：“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诗人，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那是因为我在这两条道路上，也都未能做出全心的投入。至于在教学的道路上，则我纵然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确实为教学的工作，投注了我大部分的生命。”这当然是谦虚之辞。无论作为诗人、学者还是教师，叶先生的成就都足以让我们仰望，其中体现出的文化传承理念，值得我们珍视和学习。

下面分享的是叶先生的《谈我与荷花及南开的因缘》，文章首发于2013年7月12日《南开大学报》，后作为序章收入《为有荷花唤我来——叶嘉莹在南开》一书。

谈我与荷花及南开的因缘

叶嘉莹

马蹄湖小景

我出生于荷月，故小字为“荷”，因此平生对于荷花情有独钟。自少年时代即写有咏荷之作。对于荷之出泥不染、中通外直之美质，尤为爱赏。考入中学后，未几就发生了“七七事变”，父亲随国民政府迁移后方，母亲又于不久后因病弃养。沦陷区之百姓生活极为艰苦，当时偶读李商隐《送臻师》之作，诗云：“苦海迷途去未因，东方过此几微尘。何当百亿莲华上，一一莲华见佛身。”盖以在佛书中往往以莲花为超渡苦厄之象喻，我虽得名曰“荷”，然自愧有愿而无能，所以当时曾写有《咏莲》小诗一首，诗曰：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

如来原是幻，何以渡苍生。

其后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从顾随先生受读“唐宋诗”课程。先生每以禅宗佛理说诗，而当时我家中长辈自幼只以儒学教子弟，与佛教禅学殊少接触。一日偶见报章中刊有北京广济寺将讲授《妙法莲华经》之消息，心焉好奇，遂往聆听。当时自惭愚昧，并未有深入之所得，只记得说法人所举出的“花开莲现，花落莲成”的一个话头。听讲归来后遂写了《鹧鸪天》一首小词，词曰：

一瓣心香万卷经。茫茫尘梦几时醒。前因未了非求福，风絮飘残总化萍。 时序晚，露华凝。秋莲摇落果何成。人间是事堪惆怅，帘外风摇塔上铃。

马蹄湖小景

我当时对佛学禅宗原为门外汉，但因我既小字为“荷”，因此乃对“花落莲成”之喻，颇怀警悟之心。不知此莲此荷经秋摇落后之终有何成也。当时青春年少偶读古诗，见有“涉江采芙蓉”及“采之欲遗谁”之句，又读大晏词，见有“莫将琼萼等闲分，留赠意中人”之句，于是乃于此莲终有何成之证悟的追寻后，又有了一种终将向何处投赠的反省和寻思。于是遂模仿乐府体又写了一组《采莲曲》，诗如下：

采莲复采莲，莲叶何田田。

鼓棹入湖去，微吟自叩舷。

湖云自舒卷，湖水自沦涟。

相望不相即，相思云汉间。

采莲复采莲，莲花何旖旎。

艳质易飘零，常恐秋风起。

采莲复采莲，莲实盈筐筥。

采之欲遗谁，所思云鹤侣。

妾貌如莲花，妾心如莲子。

持赠结郎心，莫教随逝水。

1997年，叶嘉莹在加拿大温哥华为少儿讲古诗

大学毕业后于1948年春赴南京结婚，时已为国民党败退之前夕，南京市乱象纷呈，遂于是年11月底随外子工作调动迁往台湾。时外子在海军士兵学校任教职，我则经友人介绍在彰化女中任教职。一年后，我产下一女，3个月后乃遭白色恐怖之厄，外子既被海军监押，半年后我携哺乳中之幼女亦与彰化女中之校长及其他几位教师同时被彰化警察局所拘捕，其后我虽幸获释出，而生活上则备经艰苦，久不事吟咏。其后曾偶于梦中得句，杂用义山诗足成绝句3首，诗如下：

其一

换朱成碧余芳尽，变海为田夙愿休。

总把春山扫眉黛，雨中寥落月中愁。

其二

波远难通望海潮，硃红空护守宫娇。

伶伦吹裂孤生竹，埋骨成灰恨未消。

（按：义山诗原句作“恨未休”，为押韵之故改为“恨未消”）

其三

一春梦雨常飘瓦，万古贞魂倚暮霞。

昨夜西池凉露满，独陪明月看荷花。

1969年因种种机缘，乃于无意中竟然落足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此一城市地近太平洋之暖流，气候宜人，百花繁茂，而独鲜植荷者。而我既以“荷”为小字，终身对荷情有独钟，遂对温哥华之不见荷花未免心有所憾。上世纪70年代初归国探亲，其后又应邀在国内各地讲学，每睹新荷辄思往事，遂写得《木兰花慢》一阕，词曰：

花前思乳字，更谁与、话生平。怅卅载天涯，梦中常忆，青盖亭亭。飘零自怀羁恨，总芳根不向异乡生。却喜归来重见，嫣然旧识娉婷。

月明一片露华凝。珠泪暗中倾。算净植无尘，化身有愿，枉负深情。星星鬓丝欲老，向西风愁听佩环声。独倚池阑小立，几多心影难凭。

马蹄湖小景

而在祖国所见的各地荷花中，则以南开大学马蹄湖中之荷花予我之印象最为深刻。盖因南开大学所建之专家楼与马蹄湖相距甚近，我当年在专家楼居住时，最喜在马蹄湖边散步，曾写有诗词多首。

写到此处，我就不得不将我回到南开来教学的前后因果略加叙述。原来1970年加拿大与中国建交后，我就曾申请回国探亲，1974年获得批准，我遂于是年暑期经过旅行社的安排，得到了回国探亲旅游的一次机会。当时我曾写有《祖国行》一首七言长古，诗长有两千字以上之多，就时间言既包括了二十余年的生离死别的经历，就空间言则包括了我离开祖国大陆后二十余年来飘转于台南、台北、美国、加拿大各地的经历和生活。由我少年时所经历的抗战沦陷之苦到当时看到中国的崛起壮大，内心中自然是充满兴奋之情。只不过当时尚在“文革”之中，我心想以后我大概只能回国探亲旅游，而再也没有回到祖国来贡献我自己之所学的机会了，所以此诗开端所写的虽是“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的欣喜之情，但在结尾处所写的则是“雕虫文字真何用，聊赋长歌纪此行”的自我失落之感。谁知世变无常，1976年就发生了巨变。先是周总理去世，天安门前民众自发的对于周总理的悼念竟然汇成了一片诗歌与联语的海洋，这使我极感兴奋，以为祖国虽历尽诸多艰危苦难，而只要诗心不死，就大有可为，所以内心乃极为激动。继之又有“四人帮”的倒台，国内很快就恢复了大学的招生考试，而也就是在这一阶段中，我自己家中却发生了一件绝大的不幸之事。就是我的长女言言与女婿宗永廷在一次外出旅游途中竟然发生了车祸，夫妇两人同时去世了。我于悲悼之余，写了10首《哭女诗》，最后两首写的是：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

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从来天壤有深悲，满腹酸辛说向谁。

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

叶嘉莹先生在“叶嘉莹教授九十华诞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场

正是这一次悲惨的巨变，使我当年辛苦持家的个人一己为家庭劳苦牺牲和工作的个人之梦觉醒了。当我于1977年再度回国探亲旅游时，就动了申请回国教书的念头。1978年当我写好了申请信步行到街口去投寄这封申请信时，曾经写了两首绝句，题曰《向晚》，诗如下：

其一

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余金。

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其二

花飞早识春难驻，梦破从无迹可寻。

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

李霁野先生致信滕维藻校长，信中提到叶嘉莹时说：“她是我推荐，大任同志批准邀请的”

叶嘉莹先生致李霁野先生的信札

申请信寄出后不久，我就从海外版的《人民日报》看到了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说，原先在南开大学任教的李霁野教授在“文革”中一度被批判，现在已经复出任教了。李先生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好友，台湾光复后，李先生曾应台湾教育部之邀与其好友台静农先生同赴台湾大学任教。当我随外子工作调动赴台时，顾先生曾写信嘱我去探望李先生。我于1949年春天曾在台北与他见过一面，其后不久台湾就发生了白色恐怖，1949年冬外子被拘捕，1950年夏我携哺乳中的女儿也与彰化女中的校长及同事们一同被拘捕，从此遂与李先生断绝了音信。谁知现在我竟然在报纸上见到了他复出的消息，于是兴奋之余，我立即就给李先生也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现在正在申请回国教书，不久就接到了李先生的回信说祖国形势大好，我就又写了两首诗，如下：

其一

却话当年感不禁，曾悲万马一时喑。

如今齐向春郊骋，我亦深怀并辔心。

其二

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

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

南开大学杨石先校长等欢迎叶嘉莹先生回国讲学

1979年我收到了原国家教委的回信，批准了我回国教书的申请，并安排我到北大教书，于是我遂于这一年春天回到了国内。先在北大教了一段时间，不久就应李先生之邀转到了南开大学。南开的老师和同学都极为热情，我曾为此写了在南开教书的纪事绝句，有24首之多。初到南开时正值“文革”之后，又正值唐山地震之后，操场上还留有一片防震棚，可谓百废待兴。但老师与同学们则莫不满怀热情，对一切事都充满了理想和期待。去年有1977级的南开中文系校友曾出版了一本纪念册，要我题诗，我于是为他们写了两首七言绝句。诗如下：

其一

春风往事忆南开，客子初从海上来。

喜见劫馀生意在，满园桃李正新栽。

其二

依依难别夜沉沉，一课临岐感最深。

卅载光阴弹指过，未应磨染是初心。

出泥不染、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马蹄湖小景）

当日的满园桃李如今都已各有成就，这当然是件值得欣喜的事。不过30年来国内社会也发生了不少变化，我所盼望的是我们仍都能保有当年那一份充满了理想和期待的纯真的本心，所以说“未应磨染是初心”。“磨染”典出于《论语·阳货》：“子曰：‘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而这种不磷不缁的风骨则正与我们在本文开端所提到的“荷”之“出泥不染、中通外直”的品性颇有相似之处。南开之吸引我的除了前面所叙及的李霁野先生之邀聘的一份殷切的情谊以外，南开马蹄湖的一片荷塘以及由此一片荷塘所涵育和影响出来的一种精神和风骨也都有其足以引人赏慕之处。更为难得的是，南开的校领导大多对于诗歌有着浓厚的兴趣。记得我于1979年初到南开来的时候，南开的校长是位著名的老化学家———杨石先教授，我初次见到杨校长，他就送给我一册线装的极精美的李清照的词集，据南开的友人告诉我说，杨校长对旧诗词极为喜爱，枕边案头经常置有诗词文集，甚至外出开会也会携带一册诗词集作为旅途中休闲的读物。另外吴大任校长与其夫人陈教授也极为喜爱诗词，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南开讲课时，他们夫妇常来班上旁听，还曾介绍我为他们的一位已逝世的好友石声汉先生的遗著《荔尾词存》撰写了序言。现在的龚克校长也是一位诗词爱好者，每次见面经常与我谈论诗词，而且有一次开会，他走在我的身边还竟然顺口背了我的一些诗作。我对理科出身的领导能对旧体诗词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和修养，实在感到钦佩不已。至于中文系出身的陈洪校长则更是博学多才，几乎可以说是诗文词赋无所不能。前两年有一位南开历史系的校友张候萍女士编写了一册访问我的文稿，曾将草稿呈交陈校长，请求指正。陈校长批阅后竟然写了3首诗送给我，诗的题目是《读叶嘉莹先生〈谈诗忆往>，夜半掩卷，久久不能释然，有感而作绝句三章》，诗如下：

其一

才命相妨今信然，心惊历历复斑斑。

易安绝唱南迁后，菡萏凉生秋水寒。

其二

北斗京华望欲穿，诗心史笔两相兼。

七篇同谷初歌罢，万籁无声夜欲阑。

其三

锦瑟朦胧款款弹，天花乱坠寸心间。

月明日暖庄生意，逝水滔滔许共看。

1982年1月叶嘉莹（右三）与南开大学部分教师合影

读了陈先生这3首诗使我非常感动，回忆1979年我初来南开时，陈先生那时还在中文系读研究生，而其文才与干才则已早为系内师长所共同知赏。我的课程结束后临行之际，陈先生还曾亲自到我住的饭店中为我收拾行李。30年来陈先生亲眼看到了我所走过的每一步足迹。而且我与陈先生还有一件巧合之事，就是有一次校方为了要为我办些手续，把我的护照取去填写我的生年月日。陈先生无意中发现我护照上的生日与他的身份证上的生日竟然完全相同，而且陈先生也知道我生于荷月，小字为荷。

陈先生所读的那一册访谈稿，原来还有一个别名，题为《红蕖留梦》，所以陈先生在赠我这3首诗的同时，还赠给了我几张他亲自在马蹄湖畔拍摄的荷花图像，还有他的一册论史说禅的题为《结缘》的新著，更有一篇他为天津写的题为《津沽》的长赋。于是我就也写了两首诗答谢陈先生，记述了这些情事。诗如下：

其一

《津沽》大赋仰佳篇，论史说禅喜《结缘》。

曾为“行人”理行李，高情长忆卅年前。

其二

《谈诗忆往》记前尘，留梦红蕖写未真。

摄取“马蹄湖”上影，荷花生日喜同辰。

关于研究所的成立陈先生也曾给予了大力协助。原来校方提出来想要成立研究所，并拟聘我为所长的一切经过也尽为陈先生之所深知。在最初我原不肯应承校方此一请求，盖因我自己深知除了教书以外，我其实别无所长，更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行政工作，所以最初我原持坚拒之态度，而当时南开外事处的逄诵丰处长则有他的一个理想，就是要把汉教中心从语言教学提高到一个科研层次，当时母国光校长也支持逄处长的设想。于是多方劝说要我担任此一名义，说校方会为我安排得力的老师作为副所长来担任实际工作。于是在多方劝说下，我就表示了同意。岂知其后不久母校长就退休了，逄处长也过世了。这个研究所就只成了虚挂在汉教中心下的一个空名。不久后幸得鲁德才先生来协助做了许多开拓的工作，最后才得借用到东艺系一间办公室，并配备了家具，安装了电话。但1995年初鲁先生赴韩国讲学，原来拟定要来担任副所长的几位先生都因故未能到位。在此时期幸而请得崔宝衡先生来担任了副所长，又请得安易女士来担任了秘书。是他们在既没有办公室，也没有教室，更没有经费的最为艰苦的时期开展了起步的工作。

1999年，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大楼落成（右三为叶嘉莹）

谁知就在极度困窘之中，居然结下了意想不到的善缘。原来温哥华有一位书法家谢琰先生，他原在UBC的亚洲图书馆工作，负责中文善本书的管理，我来UBC任教以后经常麻烦他为我检寻书籍。他的夫人施淑仪女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系，酷爱诗词，经常到我班上旁听一些课程，遂成为极亲密的友人。当他们夫妇知道了我当时困窘的情况后，适值温哥华有一位热心中华传统文化的实业家蔡章阁老先生，因在UBC成立亚洲研究中心的种种因缘与谢琰先生相结识。谢先生向蔡老先生介绍了我的情况，并安排蔡先生来听了我的一次讲演，蔡先生当即决定要为我捐资在南开大学兴建一座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的教学楼，于是事情遂有了急转直下的转变。而恰巧在此一时期陈洪先生做了中文系系主任，遂由陈先生提出愿意接受将研究所挂靠在中文系的名下，并且立即由中文系拨给了研究所两名极为优秀的研究生。其后研究所建成，一切遂得顺利进行。我在对蔡先生及南开校方表示感谢之际，也当即决定把我从国外所领到的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元（当时约合人民币90万左右）捐给研究所设立了奖学金。研究所大楼于1999年正式落成，次年我应澳门大学之邀去参加澳大举办的首届词学会议，并担任会议的首席主讲员。会后宴请席上又得与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先生夫妇同席，沈先生即席提出要为研究所捐款之事，不久就从澳门邮汇过来100万人民币作为研究所购买书籍及设备之用。于是从此研究所的一切工作遂得顺利展开。而在展开工作中，温哥华的友人，如梁珮女士及朱宗宇先生皆曾惠予协助，更有蔡章阁老先生之长公子在香港的蔡宏豪先生也在研究所设立了儒学奖学金。我对南开校方的支持以及蔡先生和沈先生以及诸多热心学术的友人们，实有不尽的感激之情。

其实本来早在1979年我开始回国赴各地讲学时，原曾写有一首小诗，诗云：

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

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

叶嘉莹先生手书“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

我原是抱着书生报国的理想回来的，因此多年来我都是自费回国在国内各地义务讲学，未曾收受过任何报酬，及至研究所成立，有了正式的研究生，而且当时国内各大学的经费也逐渐宽裕了以后，南开大学遂在我每年回国授课期间发给我每月的生活费，而旅费仍由我自己承担。如此直到我所教的较早的两位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学位时，都是如此。其后招收的硕博士学生渐多，校方遂开始提出愿为我负担往来机票旅费。近年又因我年事渐高，校方遂又将原来负担的经济舱的旅费改成了商务舱。我对南开校方多年来给我的支持与照顾一直深怀感谢。

叶嘉莹先生在马蹄湖畔散步

当研究所的大楼建成后，当时我仍住在专家楼，有一天我到马蹄湖边去散步，当时已是凉风萧瑟的秋天，面对着“菡萏香销翠叶残”的景象，我虽然也不免有自伤迟暮之感，可是想到研究所既已经建成，而且又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赞助，心中自然也不免有一种欣幸感激之情。于是乃即兴吟成了一首七言绝句，诗曰：

萧瑟悲秋今古同，残荷零落向西风。

遥天谁遣羲和驭，来送黄昏一抹红。

又有一天我从住所的专家楼向新建成的研究所的办公楼走去的时候，蓦然听到了遥空的几声雁唳，举头望去正有一队排成“人”字型的雁阵由北向南自高空飞过，于是我就又顺口吟成了《浣溪纱》一首小词，词曰：

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凋尽我来迟。

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莲实有心应不死”（马蹄湖小景）

人生易老而情意长存，我虽然已如秋荷之即将摇落，但我也依然记得当年我听讲《妙法莲华经》时的那两句“花开莲现，花落莲成”的偈语。私意以为“花落莲成”盖可以有两层意蕴，一者为自己之证果，另一者则为传继之延续。记得多年前我曾读到过一篇考古的文字，记述说在一座汉代古墓中发现几颗千年以上的莲子，经人们尝试种植以后，竟然也生长出来了新一代的莲叶和莲花。夫禅宗有传灯之喻，教学有传薪之说，则我虽老去，而来者无穷，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岂不正在于是。又有一年九月既望之夜，我与安易及另一位友人在马蹄湖附近的校园中散步，提到了对研究生的期待和盼望，于是我就又写了一首小词《鹧鸪天》，词曰：

似水年光去不停。长河如听逝波声。梧桐已分经霜死，么凤谁传浴火生。 花谢后，月偏明。夜凉深处露华凝。柔蚕枉自丝难尽，可有天孙织锦成。

2004年，名家大师云集南开庆祝叶嘉莹先生八十华诞

其后不久，又占得绝句二首，第一首用李义山《东下三旬苦于风土，马上戏作》诗韵而反其意，第二首用旧作《鹧鸪天》词韵而广其情。二诗如下：

其一

一任流年似水东，莲华凋处孕莲蓬。

天池若有人相待，何惧扶摇九万风。

其二

不向人间怨不平，相期浴火凤凰生。

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

天池相待之人与天孙织锦之人都表现了我对同学们之深切的期望。

2017年，第七届海棠雅集在迦陵学舍举办，叶嘉莹先生致辞

一名青年学子在迦陵学舍前拍照

今岁我已行年九十，虽幸而身体尚未全衰，仍可乘飞机来往于大洋两岸，也仍能开筵授课，不过毕竟精力日减，于是乃有关心我的两位友人，温哥华的刘和人女士与澳门的沈秉和先生提出了要向南开捐献一笔启动资金，为我之晚年安排一个可以集科研、教学与生活居住为一体的住所，此一提议立即得到了南开校方的热情回应，而且因为我喜爱荷花，校方更为我选择了一处与马蹄湖相近的所在作为以后修建学舍的基地。我一生漂泊、半世艰辛，早岁写诗曾有“入世已拚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伐茅盖顶他年事，生计如斯总未更”的诗句。当我飘零在外时，一心想要归去的原是北京的老家，但我在北京察院胡同的老家早于10年前就已经被拆除平毁，我的两个弟弟也早已相继去世，现在我的故乡早已无家可归。乃今竟在迟暮之年蒙受到友人和南开大学如此关怀的厚爱，真是衷心感激难以言说。我自思我所能答报大家的只有继续为传承中华文化而努力。昔杜甫曾有诗句云：“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我愿为传承诗词中之文化生命而努力的愿望，盖亦有类乎是。目前刘女士与沈先生各捐出的100万人民币已经到位，校方正在从事进一步筹划中。日前接获南开校方正在筹办首届荷花节的通知，自思我与南开及马蹄湖的因缘可谓不浅，所以乃藉此机缘，撰写了这篇文字，以表示我对南开三十多年来给予我的一切支持和协助的感激之情。

最后，我愿以一首小诗来记写我与南开大学马蹄湖的一份情谊。诗曰：

结缘卅载在南开，为有荷花唤我来。

修到马蹄湖畔住，托身从此永无乖。

2020年，叶嘉莹先生在南开大学寓所

2016年9月，叶嘉莹先生与南开大学幼儿园小朋友们在一起

诗中所说的“永无乖”，就我而言，其实包含了三重意愿：其一自然是表示我将长久以此为家而不再远离；其次则也暗喻着我将以湖中荷花的君子之德自相惕励，永无乖违；其三则我还有更深一层的意喻，那就是我在前引诗文中之所说的“莲实有心应不死”“千春犹待发华滋”的对于继起青年学子们的祝愿。诗虽不佳，但那确实是我真诚的一片心意。

为南开大学首届荷花节而作

二○一三年六月十五日于温哥华

关于叶嘉莹先生与南开大学的因缘，在《为有荷花唤我来：叶嘉莹在南开》（沈立岩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2年出版）一书中有更加详细的记叙